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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虽然是网络文学，但却以现实主义手法，以苏明玉的原生家庭日常生活为叙述中心，将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聚集在一起，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及人生轨迹，进而揭示当下社会生活存在的问题。这让大众们以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将自身的生活经验、体验与作品碰撞，从中发现自身面临的困境，并不断地进行反思。《都挺好》从家庭伦理、人性、孝文化等方面，借生活“小家”的生活日常折射出当下存在的新旧文化冲突、女性需要减负、老人需要精神陪伴等问题，是一部良心之作。

一、错位的长子身份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说：“中国文化既不是个人本位，也非群体本位，而是将重点放在人际关系上，以伦理或关系为本位”[1]。中国的伦理是在父权、夫权的基础上形成的，而家庭本位的存在使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严格宗法等级制度，这些在儒家思想中都得以体现。儒家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尤其是“孝悌”观，孔子在《论语》中曾明确地提出了“孝悌”的主张，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将对父母尊敬孝顺与对兄长敬重并重，“长兄如父”是最直接的诠释。由于上述家庭伦理的存在及封建统治阶级对于长子继承制的认可，长子被称为“家督”，拥有较高的家庭地位与权力，与此同时，也需承担长子的责任与义务。

纵观现当代文学史，长子形象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巴金《家》中的高觉新，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这些长子在传统文化的熏染下，保持着孝顺长辈、爱护自己兄妹的优良品质。然而，当为了维护家族的平衡时，他们甘愿牺牲自我的梦想，回归樊笼，以便让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中正常的运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长子”身上所具有的品质与承担的家庭职能发展了变化。《都挺好》以苏明玉一家的“一地鸡毛”为叙述内容，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碎片化的生活片段，表现出当代家庭中的“长子”的新形象。

在《都挺好》中，对于“长子”形象的书写，阿耐与其他作家不同。阿耐以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三者在家庭中的位置以及彼此之间的矛盾关系线索展开书写，由此而引发出到底谁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子”的问题，而在这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传统的伦理文化在当下这个以物质利益为主的社会中出现分裂。

细读文本，阿耐将矛盾的中心集中在苏明成的身上，通过他与大哥，与小妹之间对长子位置的争夺展开叙述，出现了长子错位的现象。“长子”本是家中年龄最大的孩子，这本来毋庸置疑的概念，为何会出现长子错位的现象？这个问题可以从阿耐给人物安排的生活背景、生活环境、个人经验、家庭关系等方面得到答案。

阿耐将苏明哲定位于传统意义的长子（按年龄大小排序），这位苏家长子与高觉新、祁瑞宣不同，他只享受长子身份带给自己的各种资源，一味地索取而未尽长子应尽的责任，只享受身份而不履行义务是让他难以服众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作者还给他安排出国留学、在国外结婚生子的情节，这让传统意义上的长子在家庭的场域里缺席，不仅失去了话语权，而且其长子的身份沦为象征血缘关系符号，无实在意义，这种安排为长子错位提供了先决的条件。真正长子的缺席让苏家只剩下苏明成、苏明玉两人，身为次子的苏明成却理所当然的将自己看作是家中的长子，心安理得地占据家中资源，欺负自己的妹妹，对自己的兄长不尊重，啃老而不思进取。不被传统伦理认可的“长子”苏明成却依仗长子的身份占据一切资源引起苏明玉的强烈不满，这导致两者关于“长子”身份的论争。对于苏明玉，作者赋予了她商界“老大”的身份，她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获得现在的财富与地位，将这样的苏明玉放回到苏家之中，矛盾冲突更加明显，也为长子身份的争夺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除此之外，苏明玉也具备了承担长子责任的条件，这里可以通过两个家庭片段进行例证，如苏母去世，两个儿子都没有尽心尽力的操办母亲的丧事，反倒是苏明玉出钱出力；对于苏大强与蔡根花结婚问题，两个儿子也没有拿出很好的处理方案，反而将责任推给没有在家中享受资源的小妹进行处理。

作者将苏明玉塑造成长子的形象得以成立的原因在于，在当下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的社会中，金钱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掌握话语权的先决条件。凭借于此，苏明玉与苏明成放在同一个维度下进行对比是具有合理性的，作者将苏明玉的优点与苏明成的缺点对比书写，表面上书写出苏明成的无耻、苏明玉的勤劳，实际却书写出传统的伦理文化在当下出现了分裂，传统长子文化的优点没有得到发扬，如长子富有责任心、孝敬父母等等，反而将伦理中的等级顺序放大，违背当下倡导男女平等的思想。除此之外，作者也观察到当下处于物质文明的社会，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大家族变成小家族，而以小农经济为蓝图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在当下也应发生改变，不应盲目照搬。对待孩子，父母不应以权威压制他们，或宠溺他们，不应以陈旧的“重男轻女”思想来对待自己的孩子，而应公正的对待。如果不如此，孩子很有可能会像苏一样成为啃老族和妈宝男，不能完成自我分化的过程。

自我分化是由Murry Bowen提出的，是家庭系统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指“一种能够辨别和管理个人的情绪和理智，并将自我独立于他人之外的能力”。[2]而自我分化的核心是个体与原生家庭的分化，在个体分化出成熟的人格时，个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减少对家庭的情感的依附。苏明成无法将感情与理智做区分以完成精神上的分化，从而导致其被感情所控制，没办法做理性的思考。处理问题也比较极端，如自己面对投资失败的问题时，他为了释放自己的压力，不计后果的与周经理产生冲突，导致失业。没有母亲的庇护，他变得焦虑、抑郁、迷茫，正如Bowen认为的那样，“没有独立个体身份的人容易陷入紧张的人际关系中，周围的环境也能轻易影响他们的情绪，导致他们长期处于高度焦虑的状态，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疾病病症”。[3]

反观苏明玉在没有传统思想的的干涉下，顺应时代的规律，在现代文明的熏染下，逐渐成长为社会精英，与苏明成成为鲜明对比，这充分证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人们走出旧思想的围城，积极探索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因为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系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4]，因此，改变传统的伦理思想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作者在作品中不仅仅传达出伦理文化需要改变的信息，还揭示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都挺好》体现出中国人的代际关系，在这其中展现出了“杀子文化”。为何这样说？家庭是充满权威的地方，父母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减轻下一代对自己的威胁，他们会用“乖”或“听话”来选出符合自己条件的孩子，这导致孩子对其依赖性加强，使孩子丧失主体性，“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则是最好的诠释，在此情况之下，孩子成为父母为满足自己权威的牺牲品，苏明成就是那个牺牲品。

除此之外，文本还传达出人是工具，还是目的的疑问？作者通过苏家展现出中国文化倾向于把人当成工具，而不是目的的思想。苏母对两个儿子倾尽所有，用这种方式牵制自己的孩子，以便孩子为自己养老。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通过投资的方式将自己的孩子工具化，已达到自己养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会设计自己的孩子，如让苏明成成为妈宝男等等，就如孙隆基曾说：“在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程序中，由于一人之“身”被设计而成的单薄感、缺乏安全感、依赖感、开展自己生命的理性之微弱，在其处于能‘设计’下一代的位置上时，为了使对方不会过分的与自己分离，也会势必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做手脚’，去培养下一代的依赖感，以及‘后天性的无助感’”。[5]

以上显示出中国文化对人的个体性的抹杀，通过苏明玉的自强自立则映射出作者希望大众能像西方人那样有自我的意识，而不是通过“‘仁者，人也’，亦就是用‘二人’才能去定义任何一个人”[6]定义自己。

阿耐塑造的人物是真实、立体的，没有谁绝对好，亦没有谁绝对是坏人，苏明玉虽有优点，但亦有缺点。对于自己的哥哥苏明成，她采取鄙视、不尊重的态度，这违反了孝悌的传统文化，颇有在物质上弑兄的行为，这点不可取，作者意在指明优良的传统的文化还是不可以抛弃的。

作者对兄妹二人的矛盾书写揭示出，在多子家庭中，亲情倾斜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映射出，在当下二胎政策放开的时代，二胎家庭所面对的困境，为人们提供了一条参考的道路。

二、对女性生活的关注

自古以来，中国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社会，男性成员在家庭、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据着权威，女性则沦为边缘中的他者，成为男性们彰显自己地位与财富的附属品。在此种情况下，女性没有自主意识，她们遵循着“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囿于深宅大院，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长期的与世隔绝，不但让她们失去自我，丧失了话语权，而且还让她们失去了在历史舞台上展现自我的机会。直到20世纪初，西方的女权思想经由马君武等人译介进入中国，“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的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女性们开始寻找自我价值，倡导男女平等，秋瑾、吕碧城等新时代的女性就是在接受了西方的思想之后，勇敢地从深闺中走出，站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她们还积极地用诗歌、杂文的写作来唤醒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期望女性群体能逐渐摆脱被动的局面，从而真正地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女性不再做男性背后的小女人，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社会舞台的中心。但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是很难彻底被扭转的，加之女性先天性的生理因素，如体力不如男人、还要面临着生育等问题，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依然存在。

为了能让平等的天平尽量保持平衡，恩格斯曾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7]。当下的女性不仅回归社会劳动，还料理家庭事宜，照顾孩子等等，女人在做好自己本职的事情的同时，还做了男人的事情，能者多劳使女性在经济上、生活上获得自信和独立，由此而进入“她时代”。进入“她时代”的女性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大女人”，“大女人并不是指悍妻恶妇，主要是指女性在学历、收入、个人能力等综合素质上都强于男性”[8]，成为大女人的女性虽然可以与男性媲美，但自身的特性、性格等会产生变化。弗吉尼亚·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提出“双性同体”思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是由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一起和谐地生活、精诚合作的时候。”[9]大女人身上的女性力量显然被身上的男性力量遮掩，她们变得强势、果断，女性的独有的温柔气质被她们自己掩盖，展现出“男人婆”的气质。

女性气质的强大、自信、独立虽然让自己脱离了男性附属品的标签，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这种现象的出现本是可以看作男女平等的象征，但实际上是一种虚幻的假象。真实的情况是女性还是处于弱势，她们为了不被社会淘汰，牺牲了太多，如有的女性为了在职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她们选择当不婚主义者，丁克族，有的女性会牺牲陪伴自己孩子的时间。与此同时，她们承担的责任也比男性多，让她们处于被压缩的状态，而为女性解压减负是迫在眉睫之事。

《都挺好》虽然展现出大女人掌权的风光，如苏母掌握着家中的大权，苏明玉在公司中掌握大权，营造出“女尊男卑”的现象，但实际上苏氏母女还是没有逃脱弱势的定位。苏母虽然掌权，承担的责任远比苏大强要多，最主要的是要忍受与苏大强不幸福的婚姻，女性自古以来就是处于被呵护的个体，她们渴望美好的爱情，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没有爱，人类一天也不可能存在”[10]。当诸多压力压在女性身上时，她们会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减压或者弥补自己未曾得到的温情，苏母对明哲的溺爱在一定程度是对自己情感的一种补偿，苏明成的甜言蜜语满足了她被呵护的愿望，寻找到感情的慰藉，而这也是导致母子关系过于亲密的原因。

苏明玉虽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但与苏母一样，在感情上也是处于弱势地位，因父母之爱的缺失导致对情感的抗拒，导致自己孤身一人，孤独、痛苦是其长久的一种状态。

通过苏母与苏明玉，作者写出当下的职业女性生活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两种现实状态。在公共场域时大家都为了面子不断地伪装自己的窘迫的一面，到处充满着虚假。西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里写到：“也许这就是大城市的象征，充满了假面人和假面后面转动的眼睛。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巨型的假面舞会，在这里，一切的游戏规则被重新规定，你必须学会假笑、哭泣、热爱短暂的事物、追赶时髦。你必须要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转瞬即逝，再没有了永恒和停止不动的事物。连哭泣都成了游戏，以丧失了哭泣本身的深刻内涵。”[11]当公共空间对人的感觉、记忆造成侵占与控制时，“人们为了保持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而回归室内[12]，女性们还要面对家中的许多事情，如苏母不仅要面对自私的苏大强，还要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这些足以让其崩溃。因此，个体的私密空间（这里指摆脱家庭的私密空间）变得尤为重要，文中的苏母则是通过打麻将营造的麻将世界来营造自己的私人空间。

而私人空间并不是每个人都苛求，这是阿耐文中提到的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苏明玉这种情感缺乏的女性来说，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于她们而言都是痛苦的存在，她们渴望得到第三种空间——即两性和谐发展的温馨空间，如同苏明玉与石天冬那般，两者虽然不处在真正平等的状态上，但是却使女性的内心之处得到真正的安放，都有独立的人格，而在情感上又能得到滋润，是对当下女性最好的状态。

阿耐通过现实生活中苏氏母女的境遇折射出当下女性的现状，这可以让读者冷静地思考问题，这比单纯的女尊文更有意义。女尊文是网络作者在架空的女尊男卑的环境中，以女性的视角来构建故事，她们可以安排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情节，如让男性生育、女婚男嫁、或者没有婚姻制度等等，这些给女性读者们创造了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让她们在虚构与想象的乌托邦里发泄自己的苦闷，但这种方式只能让女性在感官上释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为一部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都挺好》写出了现实的深度，“通过细节和总体感触及历史的真实面，触及生活表象之下的‘规则’”，[13]改变了人们对网络文学难以出精品的认知，对网络现实主义文学的书写起到榜样的作用。

三、对孝道文化的重新审视

自古以来，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孝文化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部分，孔子在《论语》中曾明确地表达自己对孝的看法与认识，如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孔子·里约》），再有《论语·为政》中的“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随着社会的发展，孝文化在当代社会发生了变化，“色难”成为一种奢望，大多说数人只能做到“供养”，由此出现了养老不敬、弃老不养、啃老、虐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有多种方面，首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人们为了追求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实现自己的价值，忙于在职场中拼搏，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父母；其次，人们没有充足的金钱来支撑父辈的养老费用；再有，家庭结构的重心从传统的纵向亲子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上述原因削弱了传统的孝道文化。

孝道文化的消退会引起老无所依的恐慌，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养老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之下。《都挺好》将视角转向老人这个年长群体，虽然通过苏大强反映出当下老人的生活只能通过儿女赡养的状态，但是作者在叙事问题时，并没有一味地同情苏大强，而是站在中立的程度上阐述问题，并就以下问题产生思考：

一、父母对孩子未尽抚养的职责，在道德层面上孩子不尽赡养义务可以吗？

二、孩子未对父母进行赡养义务，一定是孩子自己的错误吗？

三、什么样的尽孝方式才是适合当下社会的？

针对第一个问题，作者在挣扎与矛盾中，最后给予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中国家庭伦理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双向反馈的模式”，[14]即父母抚养了子女，子女会赡养老人。基于此，作者在文章中写出苏明玉因苏氏父母未尽赡养义务，所以在道德上不想与苏家有任何关联的情节，作者为什么在文章最后放弃这种想法？原因在于苏大强夫妇给予孩子的创伤，在短时间内无法消除，为了使心理达到某种平衡，她会采取某种办法帮助自己，而这种方法就是报复。在这里，作者将苏明玉的缺点暴露出来，将其处在人性的阴暗面。她明知是父母对自己的做法是错误的，还要将自己的辛酸史在父亲身上上演，对父亲不闻不问。虽然明玉的做法情有可原，但是于大环境而言，尊老爱幼的传统文明源远流长，此举有背人伦，不利于和谐家庭的建设；于人而言，不符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网上网友曾将苏母的做法视为不仁义的做法，却将她的做法视为情有可原，这种一边倒的评价远不如作者客观。

作者给苏明玉安排了自我反思的过程，意在指明她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并不仅仅是网友所认为的想要放下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伤害，而是想要保持人性的良善，唯有如此，人才不至于被仇恨妖魔化，丧失自我。

对于第二个问题，作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在孝道退化的大环境中，老人的不安很正常，但是，像苏大强那样花式作妖的父母本身也是加速孝道消退的因素。传统的和谐家庭伦理关系是父慈子孝，而父不慈一味地要求子孝，是作者不赞同的地方。作者通过苏大强写出了“弱者道之用”现象，老子在“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胜强，柔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15]，阿耐将苏大强身上的那种中国人自我压缩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在逆来顺受方面。在苏母强势的压制之下，他学会了如何装柔弱来适应复杂的环境，在此时强大的子女面前，他懂用“曲则全”的方法保身。他在国外生活的儿子面前装柔弱，让多年在外漂泊因愧疚感想要尽孝的儿子更加自惭形秽，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弥补。而“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短暂时间外，极少达到满足的状态”[16]，得到儿子供养的承诺，却自私地想要得到更多，如买房子、买冰箱、还做假账骗钱，苏大强还在用传统的伦理来要求自己的孩子，而不知当下时代与以往不同，当下的新中产阶层虽然“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是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的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民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群体。”[17]但在社会这个熔炉中，他们经历着各种磨难，如升职、养家、租房子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需要同情的弱者，但自己的父母却一味的索取的话，对孩子而言，亦是一种伤害，要求他们做到供养也是很难的事情，犹如苏明哲对父亲的要求由原来的满足，到最后的置之不理，以显示出像苏大强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阿耐从双方的角度呈现出要营造和谐的家庭关系，长辈应减少对孩子的依赖，能自力更生的情况下，应学会独立。作者说明此问题其实暗含在文本中，那就是苏母在世时，一切都挺好原因基于老人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而苏母去世则展现出来，通过这种悲剧的方式才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具有极大的讽刺作用。

对于第三个问题，作者的回答是满足基本所需，但不能纵容，尽量关注精神世界。儒家提出的“色养”并不是无节制的听从父母的要求，对父母不合理的要求可以予以不满足，因为当下人处于各种关系中，人的伦理关系由纵向的父子关系转向夫妻关系，对自己的小家负责也与实行孝道是一样重要，对于苏明哲的愚孝，作家也采取不赞同的方式。但是，作者却反映出当下老人处于孤独的状态，陪伴是尽孝的最好方式。文本中，作者安排苏大强与蔡根花结婚的情节，像苏大强这样对钱极为重视的人，明知道对方在欺骗自己，却心甘情愿被骗。苏大强在作者面前虽然并不是令人喜欢的角色，但他的生活折射出当下老人需要陪伴的迫切性，就如格奥尔·齐美尔认为“即使最为普通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通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18]。

阿耐虽然在最后没有像文本潜藏的诉求那样与苏大强相处，而给苏大强放任自流，众叛亲离的悲惨结局，这是以“悲剧”的效果将隐藏的现实撕裂给人看，让人为之深刻，能对现下的家庭生活建设进行思考，这也符合习主席在2015年春节团拜年会上重要讲话提出的“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9v]的明确要求。

《都挺好》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做写作的主体，在人物塑造上，它改变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物进行“典型化”与“神秘化”的塑造，而是将普通人原来的生活面貌进行真实再现，以表现了人的生存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而表现出当下社会所出现的问题，作者以点及面的书写方式，体现出“人本主义”的思想。阿耐的创作带人们进入日常审美的状态，将人们从枯燥、压抑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体现文化的民主性质。

然而，当下的网络文学接受“世俗化”的观念影响较深，作家们会浸入日常生活的琐碎描写中而不能自拔，这样导致他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太近，而缺少自省意识，只为描写生活而进行创作，不利于网络文学在日后的发展，这点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注释：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中国文化要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2]央泉，周荷风：《原生家庭的创伤——Bowen理论视域下的<奥利芙，基特里奇>》，外语与翻译，2018年第4期。

[3]央泉，周荷风：《原生家庭的创伤——Bowen理论视域下的<奥利芙，基特里奇>》，外语与翻译，2018年第4期。

[4]王秀华：《经济发展与家庭伦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5]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57页。

[6]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30页。

[7][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卷4）》，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页。

[8]鲁鲁：《大女人来了》，温州人，2010年第19期。

[9][英]沃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页。

[10][美]埃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赵正国译，国际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1]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的表征——空间转向视域中的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12][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 魏文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页。

[13]周志雄：《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形态》，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7期。

[14]马瑾，李兆福：《夫妻与亲子的关系：中西方文化家庭伦理观比较研究》，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15]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232页。

[16][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17]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18][英]戴维·英格利斯著，张秋月、周雷亚译：《文化与日常生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9]王常柱，兰燕妮：《新时代面临的孝道问题及其应对机制建构探析》，云梦学刊，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