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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实验文学作品《一百万亿首诗》（法语：Cent Mille Milliards de Poèmes）于今年三月由中信出版集团译介出版。这部作品由十首十四行诗构成。十首诗除严格遵循经典十四行诗的格律和规范外，各首诗的同一行还遵循相同的押韵。在作品的成书形式上，十首诗都单面排印，各行之间被剪开，左侧装订。在此押韵方式和书籍刊印形式之上，阅读此书变成了一种数学组合游戏：每一首诗的任意一行，不仅存在于本首诗之中，还可以与其他九首诗中除本行外的各行组合起来构成一首新诗。这种组合的数量是十的十四次方，即一百万亿。换句话说，这十首十四行诗最终可以组成一百万亿首诗。按照作者在作品使用说明中的计算，一个人一刻不停地阅读，读完这一百万亿首诗需要花费大约一亿九千万年。

面对这本令读者的既有阅读经验坍塌而束手无策的书，我们应如何阅读？笔者试图以此文来提供些许阅读的向度。这些向度不仅是思考我们应以何种阅读方式来打开、翻阅、理解这本书，它更是一部操作指南、某种策略的集合，以应对经验的坍塌、塑造新的审美可能。

游戏、几率与玩法

《一百万亿首诗》收录于“乌力波Oulipo”书系。同为该书系的已出版的书籍还包括了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故事集，以及格诺的另一本专栏合集。“乌力波”一词来源于由格诺和数学家弗朗索瓦·勒·利奥奈（François Le Lionnais）于1960年共同创办的先锋文学团体的名称，为“潜在文学工场”（法语：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英译：Workshop of Potential Literature）的缩写。乌力波团体倡导自觉发现文学创作中的“潜在”规则。他们定义潜在文学为“对新的结构与样式的探寻，并且写作者可以任何他们喜好的方式来应用这些结构和样式”。该团体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佩雷克，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法国诗人和数学家雅克·鲁鲍德（Jacques Roubaud），美籍法裔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等。

乌力波团体所倡导的潜在文学基于一种限制性写作（constrained writing），即写作基于规则意识和自我设限，来探索新的文学创作。限制在此被用于激发灵感与想法。常用的限制技巧除已有文学技巧（如漏字文[lipogram]，回文[palindrome]等），还包括许多对数学问题的探讨。《一百万亿首诗》由儿童图画书中的页面设计想法而来。在儿童图画书中，页面被分割为可以单独翻阅的平行页条，以使得不同的图画以多样的方式自由组合，如组合人物的头、肢体、腰部、腿部等。格诺将这一方法应用于诗歌。如上文介绍，该书收录了十首十四行诗，分布在十页上并单页排印。每首诗的十四行被分割为十四个平行页条。在此基础上的排版刊印设计，使得作为文学重要构成的阅读变为了一个数学组合游戏。

格诺创立乌力波团体时的1960年代，正是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受控制论影响、逐渐走向后结构主义的时代。与控制论紧密相关的游戏理论，可以说明阅读的游戏性质。学者刘禾在《赛博无意识：对拉康、坡与法国理论的再思考》（The Cybernetic Unconscious: Rethinking Lacan, Poe, and French Theory）一文中指出了游戏与玩游戏的分别。游戏由定义它的规则构成，而玩耍则暗示了一种从开始到结束的玩游戏的实际状态。更重要的是，游戏由特定秩序中的一组行动构成，而玩游戏则是由一组选择构成。这一解释可以说明阅读的一种悖论：阅读一方面被卷入了写作游戏所设置的规则当中，即需要一系列翻阅动作来启动和完结阅读，另一方面，阅读具有选择的自由，它在有限规则和程序中具有无限的组合可能性。

形式美学：分道扬镳的实验

在格诺的写作生涯中，他与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成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4年，格诺曾短暂地加入超现实主义，然而他却并没有受到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和极左政治理念的影响。格诺于1930年从对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的支持，转而与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等人一道开始了对布勒东的抵制。布勒东所发起的自动写作游戏、格诺的限制性写作和巴塔耶创办《文献》（Documents）杂志的文学实践，或可看作对于形式美学的三个分道扬镳的实验。这里所说的形式美学，并非指的是文学中的形式主义或形式化的实验，它指的是一种唯物过程论中对于形式、形成和去形的审美讨论。

1925年，布勒东及早期超现实主义主要成员们发明了一种自动写作游戏。它是一个通常由四位玩家合作完成的桌游。玩家们依次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个词语或短语，由前一位玩家写完后将纸张折叠，隐藏已写下的文字，并传递给下一位玩家，由下一位玩家打开纸张，根据之前所写内容继续完成造句，并重复折叠、传递纸张至下一位玩家，直到生成完整的句子或语段。这一游戏被命名为“精致的尸骸”（Exquisite Corpse），取自超现实主义成员们第一次玩这一游戏时所造第一个句子中的第一个短语（原句为：“Le cadavre exquis boira le vin nouveau.”英译：“The exquisite corpse will drink the new wine.”）。该游戏的规则由两部分组成：语法规则与玩家行为规则（即折叠、传递、打开纸张等）。

1929至1930年间，巴塔耶创办并编辑《文献》杂志。该杂志成为了挑战以布勒东为首的主流超现实主义的主要阵地。“字典”作为杂志的一个常规栏目，以词汇条目的形式来重新定义、阐释所选词汇。在杂志创刊第一期中，巴塔耶结合创立“字典”栏目的初衷与想法，重新定义了“无形”（法语：l’informe，英译：formless）一词。“字典的起源不再是赋予词汇以意义，而是赋予词汇以任务。因此，无形不再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形容词，而是一个服务于摧毁世界上的事物的术语，并且普遍来讲，它需要这些事物具有形式。”

1996年，文化理论家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和伊夫·阿兰·博伊斯（Yves Alain Bois）在法国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策划了名为“无形”的展览。展览的理念与巴塔耶的理念一致，揭示了“无形”可以作为生成创意的工具，它并非提升艺术，而是使得艺术回到其唯物过程当中来瓦解事物。这一展览亦收录了布勒东的自动写作。正如克劳斯指出，自动写作依赖于句子的结构，它是一种形式；这种基于句法规则的游戏规则过于结构化。克劳斯指出了布勒东和巴塔耶的分歧，即前者将形式的美学魄力囿于了形式决定论当中，而后者正是对这种僵化的形式的反抗，即以无形来冲破现有结构形式。

在布勒东和巴塔耶的分道扬镳之间，格诺的限制性写作并非是对布勒东的形式决定论的决裂、对巴塔耶的无形唯物论的全然赞同，他的实验更像是以结构形式为出发点，从结构内部转化结构。在《一百万亿首诗》中，十四行诗本身所具有的声韵、语法与句法结构，严格限定了作品的写作结构。而对于儿童图画书的设计技巧的使用，不单单是对翻阅的规则限定，即将阅读限定为有限可操作的程序步骤当中，这一规则打开了结构中的无限向度。这即是说，游戏将阅读的无限与潜能这一玩游戏中的动力因纳入了规则。具体来说，取自儿童图画书的排版刊印技巧作为一种结构，首先将十四行诗划分为有限句子，其次将阅读行为规定进翻阅句子的页条当中，最后这种规定又与诗的结构中的声韵排列规则相耦合。

《一百万亿首诗》区别于形式决定论的布勒东的自动写作，它并非将页面设计规则臣服于诗歌的语法句法结构。阅读的无限与潜能之所以可以和诗歌的写作结构相耦合，关键在于声韵的排列规则，即各首诗的同一行遵循相同的押韵。这一排列规则实际上是一种定位导航科技，它一方面将每一首诗的十四行句子固定在同一页面，另一方面将来自不同诗歌的相同声韵的句子固定在不同页面的同一行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这种方位的固定在阅读时便成为了一种导航科技，引导着读者翻动页面、诵读押韵。 

雷蒙·格诺

印刷术中的拓扑学

《一百万亿首诗》作为刊印文学实际上已具有了数字性。数字性不仅是一种只存在于数字与计算机技术中的特质，任何有限、离散系统都可以被认为具有数字性。《一百万亿首诗》的语言范畴既包括符号语法层面，也包括形式层面，即阅读语言的行为。我们可以将这一语言范畴称为语言行动。它的数字性可以体现于可操作型写作（operative writing）和赛博文本（cybertext）当中。

哲学家和媒介理论家西贝尔·克莱默（Sybille Krämer）于2003年提出了一种具数字性的可操作型写作。她认为数字性写作作为一种未来的可能性，可以作为另一种文化技术，来对自古登堡时代以来的传统写作和自图灵时代以来的基于编程与计算的操作型写作进行干预和互动。克莱默认为，写作是一种具有分离性和有限差异的象征媒介，它与空间间性（inter-spatiality）有关，并生成着一种空间可视性，它是一种结构可视化过程，一种符号的形象性（notational iconicity）。克莱默的论述旨在将以往写作理论中所欠缺的数字计算机科技中的形式语言和机器语言纳入考量。这种可操作的数字性写作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来思考诸如《一百万亿首诗》这类以印刷术为基础的刊印文学。正如上文提及，《一百万亿首诗》的语言范畴其实囊括了符号和形式。这种语言行动实际上改变着写作的技术系统。写作不再是一种基于印刷术、纸张的刻印技术，它还囊括了定位导航技术。这一定位导航技术使得文本平面具有了克莱默意义上的空间可视性，并且具有了可操作性。

在这一可操作的书写当中，语言行动中的符号也成为了一种赛博符号。在《赛博文本：遍历文学的视野》（Cybertext: Perspectives on Ergodic Literature）一书中，艾斯本·J·阿瑟斯（Espen J. Aarseth）提出了赛博符号（cybernetic sign）这一概念。阿瑟斯分析到，一些表意系统只存在于物质层级，如经绘画的画作和刊印书籍；而另一些表意系统存在于两层或更多层级，如被大声诵读的书（它的层级包括墨水-纸张和声音-声波）。在后者中，层级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物质层级总会主导其他层级。而基于数字与计算技术的赛博符号在多层级之间的转化可以被认为是任意的，因为被编码的内在层级只能通过外在的表达层级来被充分体验。在《一百万亿首诗》的语言行动中，定位导航技术已然将文本符号带入了另一层级，一层规制阅读行为的、被编码的内在层级，并且这一内在层级并非被物质层级所主导，即通过翻动纸张、诵读来实现。文本符号实际上成为了赛博符号的子集，赛博符号通过定位导航技术来统辖文本符号和阅读编码；反之，赛博符号的外在表达则是调动文本符号和阅读的物质过程。也就是说，是赛博符号在调动物质过程，而非物质层级来主导其他层级。

这种赛博符号的调动即是书写的可操作性的表现。它实际上也暗示了书写的数字性所具有的文学潜能。这种文学潜能将阅读卷入书写创造与语言行动。语言行动通过创造赛博符号来塑造结构，以支配文本符号与形式规则。然而文学潜能还蕴含在塑造结构、同时打破既有规则、使得既有结构崩解当中。

有限机器的无限：控制论的藏匿与文学的逃逸

作为乌力波团体的一员，卡尔维诺深谙数字性所带来的文学潜能。在收录于《文学机器》合集的《控制论与幽灵》一文中，卡尔维诺指出了看待世界的角度正在从连续的转变为断续的。他澄清道，断续指的是数学意义上的由几个分开的部分组合而成。进一步而言，断续的、可计数的和可终结的特点，适用于无法进行衡量和限制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概念。

在《美国讲稿》谈及文学的“精确”一文中，卡尔维诺对晶体与火焰的描述暗含了他对文学中的结构的理解。晶体具有精确的晶面和折射光线的能力，象征着表面结构稳定而规则；火焰的内部虽然不停地激荡，但外部形式不变。“晶体与火焰，是两种百看不厌的完美形式，是时间的两种增长方式，是对四周其他物质的两种消耗方式……”卡尔维诺清楚地意识到，他对文学中精确性的要求，是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表达事物中可感知的那一部分。反之，“文学的战斗，正是走出语言界限的努力，是努力向可讲述的边缘以外延伸，而使文学行动起来的，正是对词语以外的东西的呼唤”。出于这种对语言的有限与文学的无限的认识，卡尔维诺在格诺的身上看到了数学在文学结构上可能赋予这个世界以稳定性的可能，而只有到了卡尔维诺这里，乌力波的实验才具有了火的意涵，处于实验之中的文本获得了如有机体般自由生长、繁衍、甚至破坏的动力。

在评述《一百万亿首诗》中，卡尔维诺看到了组合游戏中的无意识所具有的美学张力。他援引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对诗歌和艺术创作与词语游戏的类比，强调了这种创作过程通过自主机制而获得组合，在独立于任何另一层面上对于意义或者效果的研究的情况下，获得了一种不曾预料的、意识无法通过主观意愿达到的效果。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意义，或至少是一个无意识意义的预兆。卡尔维诺所强调的自主机制正是赛博符号所具有的意义生成机制，即它既统辖又独立于任何它的其他层级（如文本符号和形式规则）。这是一台真正的文学机器，“一台自己能够感到需要进行无序生产的机器。”

为此，基于控制论的赛博符号必须将自身隐匿，以统辖并独立于其他的语言行动层级。而文学机器并非是一种机械生产，它是火中之晶体，或晶体之火。它裹挟着文本、语言与阅读，使得文学在自身的设限中逃逸，探索那些不可写：“那些我们通常十分珍惜，而且认为来自私密的内心世界、以往的经历、无法预料的情绪冲动、惊异、折磨和内心感悟的特性”。

对读书束手就擒

在这一文学的有限自动机器当中，作者“我”被分解了：作家的“个性”存在于创作行为的内部，是写作的产品和方式。那么读者呢？卡尔维诺仰赖于读者的阅读，认为那是文学生命的决定性时刻，一个将文学创作过程分解和重新组装、评判、破坏和被更新的时刻。他的出发点在于作为控制论机器的文学必须发生在作者-读者作为传者-受者的角色当中，以突显作者之死的魄力与丧礼仪式的意义。然而，文学机器自身早已将这种死亡之震撼纳入了结构瓦解的内在过程。当书籍越是变得可操作，阅读者越是变得束手无策，因为文学的边界正在被精确语言行动所拓殖。作者与读者早已被编程进这个囊括文本、语言与阅读的文学机器之中，成为了它的一部分。

然而，文学机器的拓殖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生产吗？文学生命的决定性时刻也许在于文学机器的暂停适用，一个其自身结构终于无法承载其拓殖能力而被其张力从内部瓦解的功能性停转。而读者的功能，也许并不是频繁的操作——即表面上追求上限的阅读组合，形式上将有限解读寓于无限阐释当中，而是学会像文学机器一样“思考”——跟从文学机器的精确与速度，跟从语言行动的控制限度，在经验文学张力对结构的瓦解逃逸中，对阅读束手就擒。

（李沐杰，写作者，数字与计算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