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说教的男人》：被没收的女性声音
多年以前的一次派对上，一位强势、富有的男性向一位年轻的女士自信地大谈自己对一本刚出版的新书的看法，尽管他其实并没读过这本书，只是看了杂志上的书评。
“那是她的书。”直到有宾客提醒他，他口中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他眼前的这位年轻女士，他才停止了自己的高谈阔论，不过沉默也只维持了片刻，很快他又找到了新的话题，重新开始滔滔不绝。
以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的新著《爱说教的男人》（Men Explain Things to Me）中描绘的场景，故事中那位年轻的女性就是作者本人，正是这次经历驱动她写出了这本书。
何为”男式说教“？
严格来说，“男式说教”（Mansplaining）这个概念并不是作者索尔尼特创造的，而是她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作为女性被说教的经历后所产生的回响，是很多女性基于相似体验的共同创造：文章发表之后，先是一个叫“男学者向我解释事情”（Academic Men Explain Things to Me）的网站出现了，许多在大学就读或任教的女性分享了她们被轻视、被无视、被打断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故事。再后来，“男式说教”这个词被创造了出来，它被用来描述这样的一种现象：男性们居高临下地向女性解释或谈论一个话题，而往往被迫倾听的女性才是对这一话题更有发言权的一方。
那么探讨“男式说教”的意义何在？本书译者、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讲师张晨晨认为，“男式说教”只是性别暴力中最常见的、看起来最无害的一种形式，它根植于一种习惯于忽视女性声音的性别文化。“男式说教”的背后是一根没有尽头的链条：否定她们的声音，没收她们说话的权利，让她们噤声乃至消失。作者自己也很惊讶：她的这本书从一个好笑的生活故事开头，却以强奸和谋杀结尾，从微小的社交烦恼一直延伸到暴力的噤声与死亡。在这本新书中，作者从“男式说教”谈起，却不仅仅局限于此，她用明快而醒觉的文字向链条的远端试探：她谈到了各种针对女性的暴力，谈到了婚姻平等，也思考了女权主义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如果你被“男式说教”这个新词吸引而翻开这本书，你将会发现它的意涵远远不止于此。
沉默的同心圆与女性言说的可信度
索尔尼特在《与狼共舞的卡桑德拉》一文中提出了“沉默的同心圆”概念，这个概念揭示的是女性是如何变得沉默的，或者说，女性是如何“被沉默”的：首先是内在的压抑、自我怀疑、抑制、困惑和羞耻；然后是恐惧，担心由于发声而被惩罚和排斥；接着是外部力量，它们试图通过羞辱、霸凌或者彻底甚至致死的暴力让那些无论如何都要发声的人噤声；最后，最外层的同心圆是当故事终于被讲述，当讲述者没有被直接噤声，故事和讲述者的“可信度”却遭到质疑。
这里提到的“可信度”（credibility）也是作者在本书中常常论及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她看来，可信度是一种女性所欠缺的根本性权力，父权社会不仅质疑女性所说的内容，“女性在说话”这件事情本身就在被质疑，而这种对女性言说可信度的质疑从古典时期开始延续至今：希腊神话中的女先知卡桑德拉因为反抗太阳神阿波罗的强暴而被降下说话无人相信的诅咒；西方现代医学中的“歇斯底里症”则为厌女症披上了伪科学的外衣，这种被认为是专属于女性的病症的内里充满了对女性理性的否定，倾向于认为女性是失智的、不可信的。但讽刺的是，“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源自希腊语的“子宫”，人们曾认为这个词所指示的情感状态来自不稳定的子宫，可哪个男性不是在子宫中被孕育出来的呢？
女性的声音被否定，连带着她们的经验也不被重视：女性的疼痛被当作次要的经验，以“心肌梗死”这一病症为例，胸痛、呼吸困难等典型症状多发于男性患者，女性的症状往往更隐蔽、更多样，却更容易被忽视；再比如汽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女性制造的，在做安全试验的时候使用的都是男性身材的假人，直到2011年，当车祸发生时，女性有超过40%的可能性会死亡。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男人的经验被认为是共通的、典型的，而女人的经验被认为是特殊的，我们仍生活在一个女性被他者化的时代。
父权社会中的女性缺位
在这本书中，作者难得地展现出了厚重的历史眼光和鲜明的溯源意识，她用古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卡桑德拉说出真相却无人相信的诅咒引出当代女性言说缺乏可信度这一困境，我想这并非一个随意的引用，而恰恰说明了女性说话的权利被压抑是一个始于古典时期的历史性问题。这让人联想到英国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在演讲集《女性与权力》中的论述，通过回到《荷马史诗》，回到古希腊戏剧，我们发现女性的声音被限制在私人领域的传统自古有之。
面对时事，索尔尼特的反应敏捷，她的文章在新闻网站和报纸上大受欢迎，她不止关注现状“是什么”，而且进一步思考着“为什么”和“从何开始”，并从中总结经验、提取共性，这种意识在《祖母蜘蛛》一文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这篇文章从家谱中女性的缺位写起：“家谱上面没有女人，她不在上面，她的母亲不存在，她的祖母们也不存在……往前追溯更多的世代，更多的世纪，成千上万的人消失了。”父系社会的族谱就是一种由父到子的单线叙事，由于父亲需要确知“我的儿子是我的”，女性被禁锢在家务和生育的家庭领域中，她们的身体和欲望被视为丈夫的所有物。她们承受了孕育和分娩的痛苦，而家谱上却没有给她们的名字留下位置。
父权制下的血脉是通过排除女性而形成的一种线性叙事，作者认为这种排除不仅出现在性别领域，而且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模式，她将那些在叙述中被排除在外的影响笼统地称为“祖母”。面对如此精妙的比喻，我们不禁期待作者能将讨论扩展到性别以外的其他领域，将这种排他性的单线叙事在其他领域中重新网格化，但仅从这篇文章来看，作者似乎无意踏出性别话题的门槛，这似乎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女权的现在与未来：一场关于平等的革命
在敏锐的洞见之外，作者对语言的灵活调度也为这本书增色不少，例如在讽刺一些以为被男性身份赋予了说教权力的男人时，她写道：“但是智慧并不长在你的裆部。”而讲到女性在婚姻中的失语时，她的笔触又变得深沉，伴随着一种理解的痛楚：“他覆盖她，就像床单，像裹尸布，像帘幕。她没有独立的存在。”作者长于用尖锐和直截了当的语言声明自己的立场，为女性争取权利，但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她在极力避免让自己的观念滑向片面仇视男性的极端女权主义。比如，她对“男式说教”这个词是非常警惕的，她觉得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人引向“但凡男性解释的内容都是错误的”这一误区中。本书中作者呼求的是一种两性间的平等，以及人的解放。
索尔尼特认为，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彼此的敌人，不平等的现状和失衡的权力关系才是人类应该共同对抗的东西，危害女性的观念也让男性受害，而女权主义者们的抗争最终也将使男性受益；女权主义不该是一场只属于女性的狂欢，更不该跌入女权压倒男权的另一重深渊；女权主义不是剥削男人的阴谋，而是解放所有人的运动。索尔尼特对平等怀有极大的热忱，这本书里就有一篇讲婚姻平等的文章，她将婚姻平等称作一种“威胁”，它威胁到了传统婚姻的不平等，作者解构了传统婚姻中的性别角色，在更加平等、包容的婚姻关系中，人们能够获得自主选择角色的自由。
对于这场关于男女平等的革命，索尔尼特的态度是乐观的，她将平等的观念比作《一千零一夜》中魔瓶里的精灵，精灵一旦被释放，就无法再回到瓶中。革命首先由观念构成，保守派可以限制生育权，但他们无法再让大多数女人相信她们不应该有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关于家庭暴力的法案仍然很不完善，但是“一个丈夫有权打妻子”和“打老婆是家庭私事”这样的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这些观念有了生命，就像蝴蝶扇动了一次翅膀，有什么东西改变了，精灵不会回到瓶中，为平等而奋斗的女性不会投降。
索尔尼特的个人风格鲜明，许多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尽管作者在一些观点的论证上略显单薄和片面，比如，被不少读者诟病的“暴力没有种族、阶级、宗教或国籍，但是它有性别”，似乎有将两性差异凌驾于群体差异之上的嫌疑，但仍然不妨碍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思想的触角，是一本富有启发性的女性主义读本。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