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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的新载体——“网络文学共同体”如何构建

来源:《人民论坛》 | 丛新强  2020年08月08日09:07

摘要:与全球化进程趋于同步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具有“民族性”特质,更具备“世界性”因素。达成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是“对话”,不仅要与“自我”传统对话,更需要与“他者”场域对话;不仅要反思“自我”,更需要尊重“他者”,进而获得并奠定全球“对话者”的地位。基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在一脉相承的意义上,中国网络文学的全球化进程及其根本路径在于实现“网络文学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网络文学 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中国互联网的起步和发展历程几乎同步,中国网络文学也经历了一个由外而内的转换阶段。1991年,公认的第一个汉语文学网站“中文诗歌网”在海外诞生。同年,公认的第一篇汉语网络文学《奋斗与平等》由留美作家少君创作发表。到1998年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台湾成功大学BBS上发表并风靡网络及其后续在中国大陆的出版,被视为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重要标志,这一年也被作为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起点。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中国网络文学恰恰契合了全球化的进程,正是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网络文学得以长足发展。时至今日,中国网络文学如何重新面对全球化大潮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问题。

与全球化进程趋于同步的中国网络文学不仅具有“民族性”特质,更具备“世界性”因素

1990年代以来的海内外文化发展轨迹,相对于此前的诸种对立思维模式而言,日益呈现出真正开放多元并逐步回归本位的正常状态。其中,关于“全球化”命题的发生及其研究构成显著的时代表征。根据旅美学者刘康的观点,“冷战”之后的跨国资本成为一种控制力量,由此带来的“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导致“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剧。同时,伴随着通讯技术革新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又带来多渠道的全球化整合与传播。在社会层面,全球化推动了固有社会结构的外在解体和既有社会阶层的内在分化。在文化层面,全球化的商品逻辑改变了文化曾经具有的精神属性。尤其受到大众传媒和媒介融合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是文化复制的一体化,另一方面是文化分离的多极化,表现为民族文化的重新崛起。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学界乃至中国本土历来特别注重“中国特殊论”的讨论和争鸣,并将其视为考察中国问题的某种决定性因素。其实在全球化语境中,所谓的“中国问题”已经不仅仅只是属于中国,而是天然地具有世界性因素,本身就属于“全球问题”。根据学者金惠敏的观点,一切问题都要置于全球化视域中,所谓的“中国特色”也不例外。中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与传播理应具有全球化眼光,如果不能提供富有价值的“全球知识”,就难以成为全球性大国。“我们”和“世界”本就一体,并非一分为二,如果不能对“世界”贡献意义,“我们”自身也就失去意义。显然,中国经验当然拥有人类属性。但在某些汉学家的视野中,不研究中国并不影响对世界的理解,理解世界精神也不需要从中国获取任何资源,因为中国过于“独特”。“这种‘特例观’中含有如下危险倾向:中国历史仅仅被当作‘民族’的,而不是全人类的历史经验。”如此自然地把“中国”和“世界”割裂开来,把“中国人”和“全人类”分离开来,其负面效应至今仍然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不能与“民族化”相提并论,而只能置于其上。“全球化运动中,根本不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所有的只是特殊性对特殊性。全球化是一种地方性对另一种地方性,强势的一方被错误地称作全球性或者普遍性。真正的全球性超越了所有的地方性包括强势的地方性,是各种地方性的可交流性。”面对“特殊性”和“地方性”之间的差异,“全球化”表面上呈现出彼此“压抑”或者“消弭”彼此的状态,而其本质却是“特殊性”与“特殊性”、“地方性”与“地方性”的相互对话。尤其在面对所谓的“中国问题”和“全球问题”的时候,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之“全球对话主义”思路也就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上述的“全球化”思维视野来看,与全球化进程趋于同步的中国网络文学,在本质属性上就不仅仅是“中国”的,其本身已经是“全球”的。也就是说,中国网络文学的存在价值不仅在于其“民族性”特质,更在于其“世界性”因素。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所要选择的基本路径就是“对话”。这既是网络文学面向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是网络文学走向全球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网络文学与世界网络文学的互动关系

在全球化所覆盖的多元主体关系中,任何主体都不能构成其中的主导性力量,而是相互介入、彼此依存,从而成就结构。多元主体之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立统一关系,而是创新思维基础上的对照成全关系。每个主体在实现“自我”身份的同时,也内在地作为“他者”身份而存在。“自我”与“他者”并非一体两面,而是两面一体,既是外在表现,更是内在对话,自然涵盖“与谁对话”和“如何对话”两个基本问题。中国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谓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同样构成永恒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相应地,其“对话”路径同样包含“与谁对话”和“如何对话”的基本命题。

如果从“对话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与谁对话”首先面对的是与“自我”一脉相承的传统精神,理解传统本身包含着理解自我。与此对应,其次面对的是作为“真理”和“方法”的“他者”资源。只有与“他者”相遇,以“他者”为参照,才能重新发现并确认“自我”。而且,“自我”与“他者”又总是处于不断相互转换中,进而形成一种总体的制衡状态。这种对话,既表现在历时性的古今层面,又表现在共时性的异己层面。

网络文学不仅呈现出一种快捷的传播方式,更属于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引起整个文坛结构的变化。中国网络文学首先要面向“自我”的文学传统,如学者白烨所说的一分为三的新格局,“基本上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文坛,已逐渐分泌和分离出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以网络媒介为平台的网络写作”。在这样的文学结构中,网络文学的位置如何确定,与既有文学传统的互动关系如何,其独特意义何在,都是需要加以厘清的问题。中国网络文学更要勇于面向作为“他者”的文学场域,充分意识到“自我”文化的“有限性”和“他者”文化的“优先性”,承认“他者”同时也是承认“自我”。“文本的可翻译性,即翻译所容易传达的东西,常常就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编码系统,而其不可翻译性则是起于不接受此编码的他者文化的他者性。翻译会聚因而也凸显了文化间的差异、距离和冲突,使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局限,于是一个文化间的对话成为必要,为着认识我们自己的必要,否则我们就只能在我们的内部做自体循环了。”真正认识到“自我”的局限,才能确保自我发展的无限;总是纠结于“他者”的局限,于“自我”又有何益而言。如果满足于自体循环,也就无所谓“对话”的需求,也就没有意义的延伸。只有强调“他者”的根本地位,才能实现“自我”的有效价值,其中的“对话”才有实质意义。在这样的开放性结构中,中国网络文学至少应该关注的是与世界网络文学的互动关系问题。总体而言,网络文学已经形成并继续向着类型化的方向进行拓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网络文学从世界网络文学中借鉴了怎样的因素?或者是否发生直接移植的现象?反过来对世界网络文学的影响力到底如何?诸如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

关于“如何对话”,首先要摒弃的是那种以“自我”为绝对中心的意识形态,反观自身,回归初心,寻绎出“自我”存在的来龙去脉,尤其正视并承认其中的“原罪”因素而选择并实现精神的转换。与此对应,其次摒弃的是那种以“他者”为绝对边缘的意识形态,直面对方,感同身受,寻绎出“他者”存在的来龙去脉,尤其尊重并承认其中的“普遍”因素而对照并借鉴思想的资源。“对话本体论”要求我们必须站在“他者”的立场,从“他者”眼界出发思考整体。“与他者的对话不是我们主观上情愿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根本上就处在对话之中。”只有每个“主体”都互为对话者,才能构成一个“对话者”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网络文学在发展中理应不断反思自身的问题,比如文学固有体制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娱乐化、文学的网络暴力、文学的消费者本位、网络文学的想象力问题、作家与写手的关系,等等。相应地,对世界网络文学发展中伴随的问题做出客观评价,不再情绪化地加以否定,而是“拿来主义”取其所长,充分吸收其普遍因素。如学者金惠敏所言,“‘他者’一旦进入对话,就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他者’了,对话赋予‘绝对的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这样,“主体”之间得以相互改变,并且这个“对话”没有终点,而是形成“对话”的良性循环。如此,中国网络文学才能在面对“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并奠定“对话者”的地位。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网络文学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力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并且突出讲到中国要为人类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性和坚定信心,“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超越性,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是关系文化自信和深层对话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华文化的转向,也是文化中国的转型。因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以“差异”和“对话”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特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可以互为基础、协同共进。而且,中华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这不仅仅是政治话语,也是文学话语。我们强调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关系中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以“差异”和“对话”为基础的全球化理论也涉及这一命题。

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与“世界”并非对照关系,而是平等关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基础。所谓“文明的冲突”,从“全球对话主义”的维度看,仍然是以“自我”文明为中心而对“他者”文明作出价值判断的结果。任何主体在其本质上都“互为主体”,任何“自我”在本质上都“互为他者”,任何“他者”在本质上都归结于“他者间性”。在这样的哲学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形成和实践,也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和有效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共同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开创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主张“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不言而喻,网络文学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最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形式。文学总是以其艺术形象、审美趣味和历史内涵而表现出其独特价值,同时又在本质上具有“情感交流”和“心灵沟通”的独特属性。网络文学也不例外,是网络时代的人性和社会的审美反映。让中国网络文学走向世界,让世界网络文学进入中国,也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一脉相承的意义上,中国网络文学的全球化进程及其根本路径在于实现“网络文学共同体”的构建。文学终究以其对人类命运的根本关怀而立于世界,网络时代的网络文学不仅已经构成其中的重要维度,而且其发展潜力也将愈益呈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人类文明全球化的今天,“网络文学共同体”的视野无疑具有相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山东大学莫言与国际文学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参考文献:

①刘康:《文化·传媒·全球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金惠敏:《全球对话主义:21世纪的文化政治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③白烨:《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文艺争鸣》,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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