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拉，焚烧的记忆》：高尔基与穆拉
在20世纪的欧洲天际，俄罗斯贵族奇女子穆拉·布德贝格像一朵云彩般悠悠飘过。俄裔女作家尼娜·别尔别洛娃最早为她作传，译成法文由法国南方文献出版社于1988年在阿尔勒推出，题为《布德贝格男爵夫人传》（Histoire de la baronne Boudberg）。作者声称：“穆拉奉斯大林之命毒杀了高尔基。”
穆拉·布德贝格确是高尔基的情妇，但说她下狠手毒死高尔基却纯属传闻，说她奉斯大林之命行事更缺乏事实根据。许久以来，欧美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把穆拉与一战时放荡无羁的荷兰舞女玛塔·哈里相提并论，认定她是苏联和英国的“双面间谍”，还将她与喜猎女色的英国间谍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情事拍成影片《英国间谍》，由弗莱明执导，塑造出007形象。她遂成为影坛第一位“邦女郎”原型，据说，穆拉本人看了该片后视之荒诞，一笑了之。
穆拉曾致力于俄罗斯传统的严肃文学创作，将契诃夫的《海鸥》与《三姊妹》改编成电影剧本，分别由西德尼·鲁迈和罗朗斯·奥列维导演，于1968年和1970年搬上银幕。2016年，法国女记者兼传记作家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花费整整三年光阴，重踏穆拉全球足迹，在俄罗斯、爱沙尼亚、法国、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处的图书馆查询有关穆拉·布德贝格的史料，最后撰写出总共五部四十来章，长达百万字的传记巨制《穆拉，焚烧的记忆》（Moura，la mémoire incendiée），由巴黎弗拉玛里翁书局出版。
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所以将这部长篇传记题名为“焚烧的记忆”，是因为书中透露了有关高尔基部分著述，尤其是他本人的笔记，即他对俄国十月革命产生异化、苏维埃政权发生蜕变的见证和忧虑等文献，最后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而此一至关重要的历史情节在尼娜·别尔别洛娃所写的《穆拉传略》，以及其他诸多所谓当事人“见证”中都绝少提及。抑或，这恰是一些关于高尔基与穆拉传闻不足为凭，沦为“谜团”，不可据之妄下结论的缘由。
穆拉·布德贝格与高尔基的姻缘始于十月革命初期。当时，她跟英国驻圣彼得堡外交官、苏格兰血统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姘居。洛克哈特因涉女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杀列宁一案被契卡领导人雅各布·彼得下令逮捕，穆拉也受牵连入狱。后来洛克哈特被驱逐出境，穆拉出狱后生计无着，连爱犬卡里也失踪，陷入艰难困苦，经人介绍来到高尔基主持的“世界文学之家”工作，时年27岁。她觉得高尔基有典型俄罗斯灵魂的幽邃，受到一种新颖生命力的吸引，很快成了他的情妇。他们俩的关系几经波折，但精神上始终亲密无间。
21世纪初，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终于在欧洲的一些资料中心和博物馆查找到了关于二人密切关系的可信证据。她为穆拉·布德贝格正名，洗清“双面间谍”之冤，依据事实宣称：“自从穆拉去世之后，有关的文章几乎众口一辞，都称她是个‘可怕的女间谍’，声称她为苏联，或是英国，或是德国提供情报。法国反间谍机构断言她是‘契卡分子’，同时为俄罗斯和英国效劳。可我应该披露真相。在据传穆拉·布德贝格半个世纪里曾经服务，或曰背叛的三个国家的反间谍档案中，我没有发现她从事间谍活动的任何真凭实据。英国一些历史学家期望她写个人回忆录，或者采访她，企图找出破绽，最后均无果而终，不得不嗟叹：‘真是一部神奇的俄罗斯稗史！’穆拉·布德贝格确是个不容忽略的20世纪欧洲历史人物，悲剧性地反映出人类的境遇。”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强调：“将穆拉描绘成一个多面女间谍显然更富有传奇性，可我查阅的大量档案都无法证实这种猜测。贬斥穆拉的人声言她在1917年十月革命初期曾当过克伦斯基的情妇。我翻阅了保存在美国的克伦斯基历史档案，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迹象。”
相反，穆拉相继是英国驰名谍报人员洛克哈特、俄罗斯大文豪高尔基和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情妇，倒是不争的事实。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查到她与这三人的亲密通信，并亲自将穆拉跟高尔基，以及威尔斯的来往书信翻译成法文。她在《穆拉传》里写道：“我的叙述依据大量信函、报告和证据汇集，由此推断开来。我尽力将穆拉跟威尔斯的过往函件，和她跟高尔基彼此用俄语写的书信翻译成法文，衷心期望在移译中没有违背两位大作家的笔触风格和精神。”她在《传记》的结尾还特别提出：“我感激一些翻译界的朋友在错综复杂的文献和俄国的图书馆资料中给我的引导，特别是玛丽娅·切尔尼克-勒贡特不厌其烦地细查关于穆拉·布德贝格记载中的古斯塔夫语西里尔字母的晦涩含义，让我洞察到了穆拉与高尔基在相互通信里表达的深层情感。”
事实表明，穆拉与高尔基之间的确存在真情，有二人的来往信件为证。高尔基1925年8月2日从意大利南方的索连托港给穆拉写信示爱：“对我来说，您是我最亲近的、最可爱的人。在我一生度过的考验里，失去您将是最难以忍受的。”同年8月5日，穆拉从法国尼斯给高尔基回信：
我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我刚刚接到您的来信，不禁流泪…… 我再次重复，我对您的爱情，我跟您的“结合”，我对您的需要，这一切都没有变化。……当您收到这封信，请您至少要从柏林给我写几句话。我很痛苦。相信我，我是深深爱着您的。
同年12月30日，高尔基从那不勒斯再度向穆拉表示，虽然自己的年龄对女方不合适，但内心仍怀着一种真挚的情感：
我工作需要内心的平和，这是最基本的条件。考虑到我们的关系，在您身边，心灵的宁静是不可能的。因为，您知道，我是爱您的。
穆拉的精神境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称得上是使大文豪产生灵感的缪斯，故而他将自己最后一部巨作《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献给玛丽亚·伊纳捷夫娜”。这里，高尔基特意用上穆拉的亲昵姓氏，穆拉则在高尔基逝世之后致力于《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一书在欧洲出版。
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这样归结他们二人的姻缘：“无论在彼此‘情感平衡’，还是在‘精神宁静’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怎样都不会断绝。”可是，在国际环境下，他们的心路历程不同。穆拉向往伦敦，高尔基渴望的是回到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说自己“要死在那边”。这也是二人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
1920年5月，穆拉向高尔基透露，自己原是季诺维也夫派遣到“世界文学之家”来为契卡刺探动静的。这种真诚感动得高尔基落泪。她同时承认自己已爱上对方。穆拉从而成了俄罗斯革命文学泰斗的“维纳斯”。连天才诗人布洛克也将他最后一部诗集敬献给她。
在列宁关注下，高尔基于1921年秋天到欧洲疗养。其时，穆拉也在信中劝他：“的确，您应该去国外了。没有人能割断您跟俄罗斯的血脉……而我对您的感情也会永恒不变。”从1921年到1928年，高尔基再度流亡意大利，主要栖居在那不勒斯湾的索连托。1924年，他在异乡得悉列宁逝世的噩耗，十分悲痛，归心似箭，觉得自己应该回到俄罗斯民众中间。1928年，高尔基接受斯大林的召唤，以及他合法妻子叶卡捷琳娜·普什科娃的请求，启程回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玛利·鲁雅尔在其剧本《高尔基，卡普里岛的流亡者》里展示的就是高尔基与穆拉在索连托同居的最后时日，尤其是高尔基决定返回祖国，而穆拉不愿随行引起的矛盾。该剧由雅克·罗斯奈执导，于2006年12月1日开始在巴黎“皮尔·卡丹乐园”公演。
穆拉·布德贝格1892年生于乌克兰，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先是为了躲避返回匪患严重的老家，在柏林嫁给年轻的俄罗斯贵族本肯多夫，育有一儿一女。此君暴戾，虐待农奴，1919年4月在爱沙尼亚遭仇杀。之后，穆拉为了取得爱沙尼亚国籍谋生，当上该国男爵尼古拉·布德贝格的妻子，成了“男爵夫人”，并一生延用这个贵族徽号。尼古拉·布德贝格男爵是个庸碌之辈，婚后不久只身远赴巴西圣保罗另建家庭，二人遂离异，但仍长期保持通信关系。1929年，穆拉经柏林曾在高尔基邸宅里有过一夜情，同一跃而为“国际笔会”主席的威尔斯秘密会合，9年后重续昔日在圣彼得堡的情爱。那时节，威尔斯丧妻，但在法国养有一个名叫奥黛特的情妇。穆拉对男方生活放荡心知肚明，可仍在他资助下定居伦敦，同爱因斯坦、肖伯纳等诸多名流过往，过得如鱼得水。奥黛特从六角国赶到伦敦，竭力离间威尔斯与穆拉，威尔斯不为所动，甚至说：“穆拉一天比一天变得对我更不可或缺了。”他屡屡向穆拉求婚，均遭拒绝，有可能是因为她在伦敦还有另一个情人，赞同十月革命的康斯坦丁。穆拉对人说：“威尔斯风流成性，到处拈花惹草，艳遇不绝。高尔基却完全不同，他同一个女人在一起时非常专一，绝无他心。”她对威尔斯坚称，自己从来没有跟高尔基同床共眠。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认为，穆拉正是怀着这种精神上对高尔基人格的仰慕，跟他一起在意大利索连托的萨哈卡普里拉花园漫步，欣赏那不勒斯湾的日暮和维苏威火山远景的。
尔后，穆拉跟高尔基分别数载。1936年6月4日，穆拉在伦敦突然接到高尔基秘书克留奇科夫发来的急电，说高尔基患肺炎病危，渴望见她最后一面。为此，克留奇科夫为她订了经柏林飞往莫斯科的机票。穆拉急急赶到高尔基病入膏肓的莫斯科近郊乡间别墅。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这样描述二人的诀别场面：
“阿列克谢将她叫到病榻，紧靠自己身边。她紧握对方的手，附身去拥抱他。高尔基依顺着，低声对她耳语：‘把床头桌抽屉里的文稿取出来。’这是他最后几个月的日记，薄薄几页纸，写着他的政治遗嘱。穆拉将文件塞进紧束的衣裙腰带里。高尔基一直紧盯着她的动作，神志完全是清醒的。很难想象他次日夜间会再窒息……24小时后，到1936年6月18日上午11时，高尔基离世，享年68岁，临去紧紧握着穆拉的手。”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描述，高尔基逝世前，斯大林前往那座乡间别墅，到病榻前探望过他，送殡时亲自抬送灵柩。红场上的葬礼十分隆重，合唱队高唱《国际歌》。
高尔基并不赞成斯大林，感到斯大林时代的专制统治有违自己人道主义的革命理想，甚至在日记里诅咒他是一只“畸形蜢虫”，自我膨胀，令人厌恶。但传说斯大林从背后指使契卡负责人雅各达和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暗害高尔基应该是缺乏根据的。俄罗斯作家巴兰诺夫于1997年4月3日在《独立报》上宣称是穆拉奉命毒死高尔基更是一派谎言。至于1938年3月2日开始的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涉及三个医生谋害高尔基的案件，其因果异常复杂，真伪难辨。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违背历史事实，将高尔基之死归咎于穆拉。
1933年圣诞节前夕，穆拉在跟高尔基分离5年后秘密返回她热爱的俄罗斯，到高尔基的邸宅重叙旧情。彼时，高尔基沉浸在丧事的悲痛中。他的儿子，“苏维埃王子”彼什科夫莫名猝死在一个湖畔的草丛里。传说是秘密警察局长雅各达为夺其妻将他毒死的。穆拉短暂停留，安慰高尔基后又赶回伦敦。她于12月27日写信给高尔基：“跟您在一起的这四天如此短暂，给我留下了热切而多样的印象。我这次来感到万分幸福。我们之间的一切又显得这般单纯和温馨。”翌年2月，她接着又在一封信里说：“我特别想留在您身边。可是，您不会不知道，我欣喜地来看望您，却无法在莫斯科生活下去。自然，我还会回来，到您身边待更长时间。”
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领会到穆拉与高尔基在彼此通信中表达的感情，强调穆拉对高尔基的感情是“恒定不变”的。同样爱好文学，精神交流，情感默契，将二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并据实归结道：“归根结蒂，我可以跟威尔斯得出同一个结论，穆拉不失其本色。她虽不无缺陷，却是个富于人情味的女性。”确实，威尔斯承认：“穆拉对高尔基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不曾将高尔基托付她保存的，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信件和档案交给苏联国家安全部，更没向任何方面透露高尔基本人的秘密。”事实上，穆拉和高尔基的关系虽几经波折，但穆拉近六旬后，不顾契卡追索，仍牢牢保存着高尔基的大量文稿。迟暮之时，她于1974年投奔住在意大利托斯卡纳蒙特瓦尔图村的长子保罗（亦名巴维尔），随身带着高尔基托付给她的这批重要文献，装在11个用绳子紧紧捆扎的纸箱内。因她下榻的旅馆很小，保罗弄来一辆旅行车搁在花园里给她当书房，那11箱文件就堆置在里边，其中似乎有高尔基约9000封信。不料，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旅行车里煤气罐爆炸引起大火，熊熊烈焰将高尔基留下的大宗手稿和珍贵文献吞没殆尽，只留下了“焚烧的记忆”，永远难以辨明的是非曲直。
穆拉1947年获得英国国籍，在伦敦孤独生活，经常酗酒浇愁。上世纪60年代，这位女性从不畏途，多次返回莫斯科参加高尔基的诞辰纪念和逝世追怀仪式。她跟高尔基的发妻叶卡捷琳娜·普什科娃感情契合，始终保持着联系。1965年，叶卡捷琳娜·普什科娃去世，穆拉专程赶到莫斯科参加故友葬礼。她本人则活到81岁，于1974年10月31日在意大利辞世。
佛曰：“一花一世界。”在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笔下，穆拉·布德贝格本是一位樱唇杏眼，如花似玉，可亲可爱的“御风奇女”，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她却成为波德莱尔称谓的“恶之花”，或者希腊神话里一个水性扬花的“斯芬克司”。无论如何，确如亚历珊德鲁·拉彼埃尔所说，穆拉在尘世过往一趟，最终带走了人世的神秘。她是生活的象征，属于20世纪的社会历史，反映人类的境遇。她本人不愿留下自己生涯的任何痕迹，嘱咐亲人在她死后把其所有信件付之一炬。今天，读者能够看到的，多为“焰火焚烧的记忆”，无语怅问保守秘密的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