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镜映照出人类之本相
在瘟疫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危险分子”，但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轻弃的生命；同样，没有一个地区是瘟疫的孤岛，现代化与全球化已经剥夺了飞地的侥幸，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区域是注定毁灭的“索多玛与蛾摩拉”。
时至今日，瘟疫的阴云依然笼罩着这个命途多舛的星球，覆盖在这个和平与动荡并存的世界，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确知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是天灾的惩罚还是人祸的咎由自取，但可以确定的是，整个地球正在因瘟疫而连成一体，并且与每一个个体都休戚相关。一场瘟疫，正在将人逼迫到现代性的墙角，拷问人的现实生存与未来走向。但是，瘟疫又何曾只是在今天如此咄咄逼人呢？翻开马克·霍尼斯鲍姆的《人类大瘟疫——一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流行病》一书，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人类历史与瘟疫的缠绕关系，也能由此反思人类的现代性基调与全球化历程，更会见识人的“多面”。
由“病”向“疫”的现代潜流
在《人类大瘟疫》一书中，瘟疫历史的书写首先是知识考古学的实践，作者要呈现瘟疫的前世今生，尤其是个体的“病”如何扩张为群体的“疫”。但是，当我们潜入瘟疫的历史现场，获得的答案却是令人怅惘的无奈——我们找不到源头。疫情犹如从天而降的原子弹，只留下砰然巨响与人心惶惶。然而，当我们挥去腾起的烟尘，可以发现一条由“病”向“疫”的潜流，它流淌过人类的现代历史，浑浊的水面映照出人类的生存镜像。
无论是震惊全球的艾滋病，还是轰动亚洲的非典型肺炎，或者跨越国界的埃博拉与寨卡病毒，每一场瘟疫的爆发都可溯源至几名毫不起眼的病例或者一个见怪不怪的习惯，在它尚属苗头之时，并未有人意识到隐含其中的危险，更没有人想象过它会引起令人咋舌的蝴蝶效应。1980年12月，美国医生迈克尔·戈特利布突然遇到一位奇怪的病人，“他身上萦绕着一种免疫缺陷的气息”，从这位病人开始，戈特利布相继遇到有类似症状的病患，这种病症最终被命名为 “艾滋病”；2013年12月，在非洲几内亚东南部的村子中，一群孩子正在一棵空心的老树中搜捕一种被当地称为“洛里贝罗”的蝙蝠，准备大饱口福，但是此后不久，全球都开始关注一种名为“埃博拉”的病毒。
这就是几次全球性瘟疫的爆发点。霍尼斯鲍姆用舒缓的语调平静地叙述一场场全球性震动的前奏，一名名不起眼的病患暗藏了波涛汹涌的震荡。而当瘟疫逼近时，它已经成为“屋子中的大象”，是溢满眼眶的庞然大物，人们在惊慌与疑惑中走进瘟疫的世界，并对失控的现实茫然无知。诚如书中在谈及艾滋病时所说，“艾滋病开始被视为一场瘟疫，我们宛若灾难般地退回了旧时代——那个黑死病等流行病时常肆虐于人类社会的时代。”在瘟疫面前，今人与古人无异，我们以同样恐慌的心态面对未知却真切的死亡，也以同样的坚韧与侥幸期许瘟疫的终结。在时间维度上，瘟疫将人“打回原形”，让我们与祖先同列，共同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
瘟疫的爆发，正是自然再一次显示未知性的契机，而这与人类现代文明史的主调恰好形成绝妙的映衬。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正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历史。借助科学，人类破解了诸多自然现象，即使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之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足迹。森林、河流、海洋、高山、田野、村庄、城市，人类用自己的方式重塑了生存的地球，并在此孕育出文明的蓓蕾。但是，瘟疫的出现一次次地打破人类塑造的神话，并且，当它准备进攻时，从不给人准备的机会。当巴西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奥运会时，携带寨卡病毒的蚊子正在熟睡的人们耳边嗡嗡作响。
随着事态的日益严重，“身经百战”的现代人再一次从零开始，整装待发。现代的科技、药物以及治疗手段再一次揭开病毒的神秘面纱，与此同时，人类也开始重审与规范自身最基本的行为——吃与做。人类开始明白，即使发明出进入宇宙的火箭，一个不知命的基因序列也能将我们置于死地。在瘟疫面前，人类不再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类只是万物之一种，与飞鸟、走兽无异。这一事实提示出作为万物之一的人类所应遵守的最基本的伦理规范——敬畏自然。这条由“病”到“疫”的现代潜流，也应以此为起点，指明人类未来的方向。
瘟疫将我们统统还原为“人”——生命体
瘟疫之镜不仅映照出人类的生物学本相，提示出敬畏自然的必要，更透视出人类的社会学本相，构成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可以说，瘟疫打破了国界、种族、肤色、阶层、习俗等诸多因素的界限，将人还原为求生且乐生的生命体，让人类携手站在生命的起跑线上，在共同体的宫殿前叩响团结与尊重的大门。
在由“病”到“疫”的现代潜流中，现代化与全球化是最具能量的助推器。全球化促成了“病毒的旅行”，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瘟疫格局。在叙述艾滋病的传播时，霍尼斯鲍姆写道，“病毒最有可能是通过卡车司机和商务旅客从金沙萨传播到其他非洲城市，然后通过飞机蔓延至其他国家和大陆的”；即使是20世纪初的蓝死病，也是滋生于人满为患的军营，并随着军队的迁移而传播。可以说，20世纪之所以成为霍尼斯鲍姆书中所说的“流行病的世纪”，这和现代化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代化将人类聚集到超饱和的城市，而全球化则促使了人口频繁的迁移与流动，无形的病毒成为致命的杀手。擦肩而过的行人也许正是病毒的携带者，共进晚餐的老友可能就是病毒的温床。虽然城市和地域都对外做出“私人疆域”的承诺，但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共享”已经成为“私人”的前提。在排查“非典”时发现，公共电梯成为绝佳的病毒传染空间；在医院接受雾化治疗的病人所呼出的气体，也使数名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现代化所许诺的富人区、高级公寓、单人病房等私人堡垒已经在无孔不入的病毒面前溃败为残垣断壁；国境线虽然阻挡了难民的进入，却无法隔绝正常出行的本国公民。在病毒的视域中，世界是真正的共同体，无论是纽约街头的白人青年，还是非洲部落中的首领，他们都只是病毒的宿主。瘟疫将我们统统还原为“人”——生命体。生命是我们共有的持存，为资本、文化、民族、国家、政见等因素所造成的身份区分将因为生命的共有而弥合。我们并不仅仅是在救助他人的生命，更是在保障自己的命运，在病毒与瘟疫面前，团结是人类最低限度的自救。
人类需借由团结与尊重，克服瘟疫“后遗症”
团结所跨越的是身份的隔阂，但是，瘟疫也在创造新的身份。瘟疫将人还原为生命体，却也在此基础上形成患者与健康人的区隔。在瘟疫的阴云下，患者成为病毒的代称，被认作是死神的信使，他们将无形的病毒具象化为逼人心魄的病症反应，甚至是死亡的暗影。患者的身份成为最恰切的“疾病的隐喻”。对正常人而言，躲避患者就是逃避瘟疫的形式，远离患者正是隔绝病毒的手段。换言之，自保中暗含着对他人的漠视。正常人与患者的身份区隔会形成歧视与压抑，正常人对病毒与死亡的恐惧会演化为对患者的侧目而视，这也是瘟疫的“后遗症”。艾滋病的污名化正是典型的“瘟疫后遗症”。霍尼斯鲍姆写道：“据《每日镜报》报道，在布鲁塞尔，一名囚犯宣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法庭瞬间就空无一人，连法官、书记员和几名狱警都惊恐地逃走了。”对于患者而言，避之不及的躲离正是一种侮辱。它将“人”视作祸根，将“患者”聚焦为祸患的众矢之的，由此，理性的面对被置换为情绪的抵制，心灵的关怀被扭曲为逃离的冷漠，携手共进的勇毅被鸟兽散的胆怯所代替，在这种心理下，团结无从谈起。而要达成团结的自救，尊重则成为必要的基础。
尊重是对生命的体谅，因为在瘟疫中，没有人是可以全身而退的幸存者与局外人。面对无孔不入的病毒，每一个人都兼具患者、潜在病患与健康人这三重身份，至于命运的指针会偏向何处，这似乎已经成为玄学命题，逃避、冷漠与歧视也因此而显得格外狭隘与卑劣。只有尊重，才能筑就团结的基石，瘟疫之下的人类也才会显示出与“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自信相配的伦理自觉与责任担当。
借由叩响团结与尊重的大门，人类得以重新站在共同体的宫殿前，仰望生之幸福的可能。这正是瘟疫的伦理意蕴，它以极端的形式提示出对人而言“最低限度的道德”，并由此映照出人类的神性本相。瘟疫让我们见识到生命的脆弱，也考验出求生的坚韧；瘟疫透视出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诸多弊端，也映照出科技进步与精诚团结在人类应对危难时的重要作用。在求生的地平线上，乐生也成为“本能”，它使人类凭借智慧与勇毅走出瘟疫的窄门，以相携与互助的姿态走过现实的荆棘之路，直奔未来的单向街。它让人类以敬畏自然的心态遵守作为万物之一种的生存规范，也让人类以团结与尊重的态度彰显出对生命的爱惜与体谅，并借此校正天人关系，寻求人类生存的新的平衡点。
在瘟疫之镜的映照下，人类显示出坚韧与聪慧，也透露出傲慢与健忘，更觉察出反思与自省的重要。在瘟疫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危险分子”，但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轻弃的生命；同样，没有一个地区是瘟疫的孤岛，现代化与全球化已经剥夺了飞地的侥幸，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区域是注定毁灭的“索多玛与蛾摩拉”。共有的生命让人类重新携手站在新的起跑线上，以共同体的思维面对世界性的难题，在尊重与团结之中走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