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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丁是记录18-19世纪之交英国乡村生活的小说家，这一身份已经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崔硕庸通过对奥斯丁的六部小说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认为奥斯丁同样是远超时代的博弈论者。新近翻译出版的《简·奥斯丁的谋略》一书独辟蹊径、娓娓道来，为奥斯丁研究增加了精妙绝伦的一笔。

博弈论研究博弈中个体或者团队的预测行为和实际行为，是现代数学的分支，也是运筹学的重要学科。1928年，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在德国《数学年刊》上发表论文《社会博弈理论》，奠定了博弈论的数学基础。1944年，诺依曼与摩根斯特恩合写《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创立了博弈论这门学科。之后，共有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的研究有关，博弈论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应用。

奥斯丁生于1775年，卒于1817年，其生活的年代比博弈论这门学科的出现早了一百多年。但是，本书作者崔硕庸认为，奥斯丁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建立了策略思维的理论，并且成果丰富，对现代博弈论贡献颇多，值得任何对人类行为感兴趣的人进行阅读。

所谓的 “人情练达”与“世事洞明”，恰是奥斯丁在小说中对于博弈论思想的构建及运用

作者的这一观点并非空穴来风。熟悉《傲慢与偏见》的读者一定记得，在小说的开头，贝奈特太太鼓励简冒雨前往内瑟菲尔德庄园，并且提到这是“神机妙算的”好安排；在小说的结尾，当彬格莱先生前来拜访时，贝奈特太太又设法将其他人都支使开，只让他和简待在一起——她在为这一对恋人创造求婚的环境，这是非常明显的决策行为。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亨利对范妮展开猛烈的追求时，托马斯爵士、克劳福德小姐、埃德蒙，都以自己的角度和立场进行理解、沟通和策划，以促成这一对年轻人的联姻，而范妮则深信亨利并不能给她带来幸福，于是独自顶着巨大的压力去应对各种局面，从而委婉地拒绝亨利的求婚，也确保自己在庄园继续生存下去。如果以博弈论的角度去考察前因后果，这一事件绝非表面的平静如水，而是刀光剑影、暗流涌动。类似的例证可谓俯拾皆是。此外，正如作者所言，在奥斯丁的小说中，“洞察” “预见”“机灵” “方案” “设法”等词汇的应用，无一不闪烁着策略思维的光芒。

而在作者的研究之下，奥斯丁构建的博弈论体系不仅仅是碎片化的例证，而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奥斯丁的谋略框架包含了对于选择的探讨，如范妮在参加舞会时犹豫佩戴埃德蒙赠送的链子还是玛丽赠送的链子是选择行为；包含了对于偏好的研究，如《劝导》中的安妮羡慕默斯格罗夫姐妹的幸福，但是她“不想放弃自己那更优雅、更有教养的心灵”；包含了对于亲密关系的研究：“两个人有如协奏曲一样和谐地进行策略思考并相互呼应，才能构建出最亲密的人类关系。” 《爱玛》中的爱玛和奈特利先生以策略伙伴的形式多次合作，这为他们成为恋人铺就了最可靠的道路；包含了关于自我策略的研究，即一个人对于“监督的、觉知的自我” 和“难以驾驭的、欲望的、无意识的自我”的管理，《理智与情感》中的两姐妹运用不同的策略，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调整，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

奥斯丁的博弈论体系不仅包罗万象，而且新颖独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没有沉迷于运用博弈论解读奥斯丁。作者认为，尽管策略思维有别于 “诡计”或者“狡猾”，策略思维仍然有被他人的需求所累、错过他人的帮助、令自己感到痛苦、令别人难以信任等缺陷。相较而言，天真简单的人显得诚恳而可爱，别具一番魅力，典型例证即是《爱玛》中迷人的哈蕊丽特。作者的这一讨论体现出一位学者精微而周到的思考。

在该书的解读之下，浪漫的爱情故事充满了侦探小说式的迷思，小说中诸多看似不起眼、实则蕴藏着巨大信息量的细节浮出了水面，令人不禁反复玩味；奥斯丁不仅仅是18世纪英国乡间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不仅仅是是熟稔小说技巧的创作者、实践者，她更是人性的洞察家与思考家。我们再次看到，奥斯丁无比精通人性中可笑与荒诞的部分，又以悲悯之心体察生命本身的伟大与艰难之处，最终，她的智慧化作叙事的精巧布局、人物的精彩设计、思想的精微呈现。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所谓的 “人情练达”与 “世事洞明”，恰是奥斯丁在小说中对于博弈论思想的构建及运用。

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充满质感，奥斯丁本人的一生也可视作她对自己天赋的才华所采取的策略思维

当然，这是我读完此书才有的感受，阅读之前，我很难想到奥斯丁可以是博弈论研究的绝佳范本。奥斯丁本人的形象看似如此古典，博弈论又如此现代；奥斯丁的小说看似如此细腻，充满了人文特质，博弈论又是如此硬朗，是典型的科学理论——即便我认为奥斯丁的现代性和广博性是她得以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我也从未设想，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运用于奥斯丁小说的研究。在作者的解读之下，小说中看似简单的行动有了策略思维的加持，小说的各个场景成为策略情境，原本充满古典气息的小说即刻拥有了现代的立体感。每一个人物似乎都是我们身旁活生生的现代人，在“最优” “次优” “最差” “次差”的徘徊中审时度势，寻求着最优解。奥斯丁的作品与现代学科千丝万缕、如齿轮一般契合的联系，让人不得不惊叹于奥斯丁的现代性。正如作者所言，奥斯丁的博弈论思想“领先她的时代有150年之久”，甚至，“200年后，我们仍追赶不上她的见解”。

不仅关于博弈论的观点让我们看到奥斯丁的现代性，作者关于女性的讨论，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奥斯丁的现代性。首先，作者提到了奥斯丁对于女性选择权的捍卫。奥斯丁小说中女主角的一大闪光点就来自于她们对于自我选择权的坚定捍卫。不论是《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在面对凯瑟琳夫人无理要求时的宣言：“我不过是打定主意，怎么让我觉得幸福就怎么来，你管不着，与我无关的任何人都管不着”，或是《劝导》的女主人公安妮在默默坚守之后的清醒：“假如我嫁给一个对我无情无意的人，那就可能招致种种风险，违背一切义务”，都折射出一种现代式的坚决与果敢。当然，奥斯丁推崇的自我选择权，并不是随心所欲、独断专行，也不是忽晴忽雨、人云亦云，而是极具理性思维的坚定的选择，女性只有擅长作出这样的选择，才能够确保自身的幸福。

除此之外，通常令女性倍感烦恼的家务琐事，令女性感觉束缚的规约与承诺，在作者看来，完全可以成为有助于提升女性策略思维的优势。作者的这一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反观奥斯丁的作品和生平，作者的观点再一次得到了论证。尽管奥斯丁一生经历了诸多的磨难与波折，在奥斯丁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从来读不到一点苦大仇深、顾影自怜、孤芳自赏的痕迹，我们能读到的，永远是对于生活的热忱和对于他人的关心；奥斯丁生活中的奔波与挫折，她将其视为观察生活的绝佳视角。的确，再高明的男性小说家，也不可能如她一般在女性的世界中生存，具有绝佳的视角去观察、记录女性，这样看似劣势的视角，成为奥斯丁写作生命的优势，由是，奥斯丁的一生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满是分量与质感。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奥斯丁在礼教繁重的18世纪，对于自己天赋的才华所采取的策略思维呢？

作者在后记中指出， “坚硬与柔软，数学与人文，甚至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藩篱，都被打破”。在这本书中，科学精神在人文学科领域大放异彩，这不仅体现了奥斯丁小说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作者对于奥斯丁小说研究的创新，更令人看到，文学研究在科学的滋养之下再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文学是否有用” “文学学科是否会死亡”的争论时不时兴起的今天，科学为文学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而这样古典与现代、文学与科学的巧妙联姻，也许可以说明，并非文学失去了未来，而是我们对于文学顽强的生命力可能需要更深刻的认知与更强大的信念。那么回到奥斯丁，如此兼具古典与现代魅力的一位作家，是否还会呈现出更为惊人的广博性与现代性呢？对于她的批评，是否还会出现更多运用现代科学理论的例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