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院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研究论纲--文史--中国作家网

鲁迅文学院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研究论纲

来源：《南方文坛》　|　叶炜　　2020年08月21日11:32

一

文学人才尤其是文学新人的不断涌现是国家文学事业持续发展的保证。国家历来重视作家培养工作，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把文学新人培养作为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面。新时期以来，国家更是把文学新人培养工作作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手段，不断创新培养方法，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相对于这些成就，学界对于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的专门研究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与欧美国家的作家培养工作主要集中在高校系统（以创意写作专业为主，如美国爱荷华大学等）不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作家培养的任务多是由作协系统来完成的，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培养文学新人的任务主要由中国作家协会来承担；在地方层面，各地作协也各自承担了相应的文学新人培养的任务。为了实现系统、高效、大规模培养文学新人的目标，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作协专门成立了以培养文学新人为主要任务的作协文学院。其中，鲁迅文学院（前身为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导成立并负责管理运行的国家文学院。可以说，鲁迅文学院的办学实践是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的成功探索，是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体制的一个较为成功的重要实践。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以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为样本，并结合创意写作理论来探讨中国特色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的生成的研究并不多见。目前，对鲁迅文学院文研所时期专门研究的相关著作只有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一书。本书在材料的发掘、整理上下了很大工夫，特别是对当事人采访所提供的第一手材料，非常宝贵。这本书既有理论方面的探索，又有新的材料和评价视角，对于当代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研究很有一些启发意义。遗憾的是，这本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初期，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关系是此书的研究主旨，丁玲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命运沉浮是考察的重点所在。对于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期特别是新时期更名鲁迅文学院以后少有涉及，更没有从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生成的视角进行分析、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涉及了文学新人培养的研究。比如张柠所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再造文学巴别塔1949—1966》第四章就谈到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和作家的培养模式，其中从苏联作家培养模式的影响谈到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学员、师资和课程以及培养方式和教学成果等，对鲁迅文学院的早期办学有所触及。但其研究只是作为1949—1966年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所研究的范围也仅限于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讲习所时期，对新时期以后的鲁迅文学院则没有任何研究。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史》一书个别章节也谈到了文学研究所的创办背景及其意义，所论甚为透彻到位。惜乎此书也未涉及新时期特别是文学研究所更名为鲁迅文学院以后的研究。此外，关于鲁迅文学院（以下简称鲁院）的介绍，还多散见于个别作家的零散回忆，比如莫言、王安忆、徐坤、邱华栋等老、中、青作家均有这方面的介绍文字。

鲁院过去和现在的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学员在其回忆文章中也对鲁院教学情况有所涉及，但多以感性回忆为主，较为零散。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鲁院的教师何镇邦、郭艳和赵兴红曾经写过专门的访谈文章，可以说是鲁院研究的自觉成果。这些文章包括：何镇邦发表在2012年第2期《芳草》杂志上的文章《鲁院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前前后后》；郭艳发表在2008年4期《新文学史料》上的文章《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与50年代初的文学情境》；赵兴红发表在2011年第2期《芳草》杂志上的文章《鲁迅文学院建院六十周年访谈录》等。可惜，其数量太少，没能形成系统、深入的规模研究，鲜有将其纳入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的研究视野。

综合来看，全面、深入、系统研究鲁院从开始建立一直发展到21世纪的成果尚待完善，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视角对文研所尤其是对新时期以后的鲁院进行全面考察研究的成果，目前还尚付阙如。显然，这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所应有的文学地位和潜在的巨大研究价值不符。考虑到鲁迅文学院作为研究中国特色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研究的标本意义，它值得我们进行详细、深入地考察，完善和还原当代文学史叙述。

近年来，围绕鲁迅文学院文学新人培养，笔者陆续撰写、发表了《鲁迅文学院与新时期的文学生态》①，《创意写作视野下的作家系统化培养》②，《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和丁玲的左转》③，《从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对鲁院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的初步考察》④，《文学研究所与1950年代政治生态》⑤，《文化领导权语境下的文学新人培养研究》⑥等一系列论文，迫切感到需要对这一研究进行论纲式总结。

二

对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及其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形成的关系研究，需要系统考察鲁迅文学院（包括中央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和鲁迅文学院三个时期，分别简称“文研所”“文讲所”“鲁院”）六十余年来的培养文学新人的整体概况，在此基础上，探讨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制度的形成过程、发展和特征等，总结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家培养制度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笔者以为，目前的具体研究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鲁迅文学院创办背景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的萌芽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的创办，当然离不开新中国整体的文学环境尤其是政治气候。为了把对文学的控制和管理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新中国逐渐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在这一整套制度体系中，其对待作家（知识分子）的态度或手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为改造，二为培养。改造主要是针对旧知识分子（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培养的则是新知识分子（以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为代表）。可以想见，文学新人培养一旦上升到国家政治体制和巩固领导权的高度，创办专门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就成为一项极其重要且迫在眉睫的工作。鲁迅文学院的成立是共和国意识形态和文学制度精心设计的结果，文学新人培养是时代政治环境下即“文学大一统”时代的一种制度诉求。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的历代领导人十分重视文学的体制建设特别是文化领导权的掌控，而且他们总是站在巩固“新生事业”（政权）并与之协调的高度来讲文学，来看待文学新人培养工作，并以此寻求“安全”的体制再生产⑦。这种体制再生产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新政权行使“文化领导权”的现实需要。通过考察可知，这几乎已经成为新中国文学领导人的自觉行为。在这一时期，“什么都可以速成，作家也不例外”⑧。新政权对于文学新人的培养抱有极大的信心，《文艺报》在总结中国作协所编选的青年作家作品选集成绩时，指出“这些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成就将要证明：只要以后对广大的青年创作者加以切实的培养，并使他们继续在生活中把根扎得更深，我国文学界的队伍将绝不只是几百个人，而是几千几万个人”⑨。

正因为“文学大一统”时代的新中国文艺界领导人，相信新生的文艺力量是可以通过学校培养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的，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等专门培养文艺新人的学校才得以建立。而中央文学研究所则是其中最早有计划专门培养“文学新人”的学校。

无论是中央文学研究所，还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以及更名鲁迅文学院，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这三个时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了大量的卓有成就的作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都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包括作家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与此同时，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著的比重。鲁迅文学院的办学实践是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的成果探索，是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体制的一个较为成功的重要实践。如果把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为一种文学体制的发端和建设来看，它的创办是新中国人民文学体制形成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重要现象”⑩，标志着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制度的萌芽。

（二）鲁迅文学院溯源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的资源借鉴

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0年10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鲁迅文学院，至今已经走过了60余年的历程。溯源文研所的创办，首先离不开丁玲等文艺界领导人的推动和主导。无论是从文研所招生对象的选择，还是培养模式的建构，丁玲等文艺界领导人都作出了积极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丁玲确实为造就一支能够自觉实践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队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丁玲主政时期的文讲所主要承担了两个功能：一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确实提高了一部分文化水平较低的作家的艺术素质，典型的例子比如陈登科，他在进入文讲所之前差不多是一个文盲（当然他有着很好的艺术天赋），后来他在文化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二是文讲所为后来各地的作家协会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在20世纪50年代和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出身于文讲所的作家中有一批人成了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⑪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夸大丁玲个人的作用。文研所的创办更主要的还是立足于本土传统和借鉴苏联文学新人培养体制的结果。既立足本土传统——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又借鉴于友邦——苏联的办学模式，体现了当时的文艺界对新老解放区的传统以及苏联模式取舍整合的尝试与实践。具体来说，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过程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考察文研所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可以说是完全继承并发扬光大了鲁艺的特色。同样是理论联系实际，同样注重实践，注重与生产相结合；同样是自学为主、教学为辅，突出政治学习，注重专业技能知识培养。诸如此类的方式方法，皆有互相交叉重合的地方。

在立足传统的同时，文研所对以苏联高尔基文学院为代表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也有所借鉴。新中国文学作为一个“特定领域”，对苏联文学的学习与模仿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苏联文学对新中国文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为文学机构的一种，其在基本任务、管理模式、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等方面，与‘高尔基文学院’的模式十分接近。”⑫在此基础上，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办学形势的变化，文研所不再满足于既有办学模式和办学方法，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突破和创新。

当然，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文研所的领导人也有着自己的想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比如根据徐刚、毛宪文所编的《文学讲习所发展简况》介绍，当时确定文研所的单位性质和任务不能仅仅停留在教学，必须在做好教学的同时做好创作与研究。丁玲认为，到这里来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又认为学习不能离开创作。这样就使这个学习部门多了一层创作基地的功能；同时，丁玲认为文研所也应该是同志之间的切磋，老作家、文艺批评家批评指导的地方。于是便确立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任务为：教学、文艺创作和文学研究⑬。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高尔基文学院仅仅是作为教学单位的功能定位。而在邢野看来，在文研所的定位上，丁玲还有个意思，就是让文研所成为国际文学交流的地方。英国作家来了，让萧乾出面接待；德国作家来了，让冯至出面接代；苏联作家来了，可以接待的人就更多了⑭。所以，文研所一些有别于苏联高尔基文学院的办学格局和功能由此形成了。

总体来看，立足本土传统，借鉴友邦经验既是鲁迅文学院创办的两大源头，更是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制度形成的主要资源。

（三）鲁迅文学院的成立、发展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制度的初步形成

鲁院的成立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它的创办是时代环境使然，更是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现实需要。其前身文研所的成立，是各方互相妥协的结果。以现在的眼光和视角看，文研所的创办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作家的自发要求，他们迫切需要更新知识结构，提高文学素养；其次是新中国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改善和充实作家队伍；再次是需要新的作家自觉承载历史叙事身份与责任，承担宏大革命历史叙事；最后是苏联文学体制的影响焦虑⑮。从时间上来说，文研所的成立几乎与作家协会的成立保持了同步。

同样，文研所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众所周知，1952年前后，丁玲此时处境堪忧，文研所的前景也笼罩上了一丝黯淡。1953年7月16日，第一班第二期开学之前，文研所向文化部提交了关于“中央文学研究所改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报告。随后不久，文研所划归全国文协领导，文研所更名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更名办学后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教训。新时期以后，文讲所重新恢复办学，其办学方式更加多样化，但纳入国家教育体制的努力却受到了挫折——当时的国家教委没有批准其给学员颁发学位的请示。尽管如此，文讲所作为文学界的“黄埔军校”地位却不可动摇。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和各省市主席、副主席，各省市文联的主席、副主席，各地的知名专家、评论家，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不少都是文学讲习所的学员，这就足以表明文学研究所的历史贡献⑯。从文学研究所的成果方面看：学员们来所以后和在所里毕业不久又写出好的作品的有马烽的《结婚》等、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董晓华的《董存瑞》、梁斌的《红旗谱》，邢野在所里写的话剧《游击队长》后来拍成《平原游击队》，刘真的《春大姐》《我和小荣》《英雄的乐章》等⑰。可以看出，这些作家作品都是在当时文坛引起巨大反响的，其中多数作品成为当时乃至现在的“红色经典”。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文研所培养的一大批作家充当起了新中国文学的主力军。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文讲所更名鲁院之后，发展迈入快车道，开办了高研班，把文学新人培养工作重新提升到了至高的国家层面，由国家出资培养文学新人的模式更加完备。高研班的成功举办，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提高了鲁院在当代文学的地位。

从巩固文化领导权的角度看，在鲁院举办高研班，是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立足于新世纪国家文学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广大中青年作家，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确保文学队伍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通过以鲁院为依托，集中国内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为他们举办一种既带有学习性质，又带有研究性质的学习班，帮助和推动他们的文学创作，同时让他们对中国文学发展方向进行探讨和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政治意义。与文研所时期类似，这种举措让新世纪鲁院文学新人培养工作上升到了真正的国家行为，一种由国家出资培养文学新人的模式由此再度得以建立。

从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过渡，再到更名为鲁迅文学院的发展，六十余年来，鲁院的成立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制度初步形成的过程，二者互为表里，渐趋一体。

（四）鲁迅文学院三个时期办学特征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的特色形成

无论是中央文学研究所，还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以及鲁迅文学院，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这三个时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培养了大量的卓有成就的作家。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鲁院也在不同时期各自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特点。

从办学方式来看，文研所时期更加注重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所培养的作家也大多有过革命经历。这一时期有四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从学员的身份背景来说，大都来自革命队伍内部。这其中，有许多是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入党的，余下来的也多是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参加工作的⑱。二是从学员所担任的职务来说，有省市文联、文协的负责人，有剧院院长和大学讲师，解放军中团以上的军官，报社和新华社分社的负责人。其共同的特点是在青少年时期便投身于为民族生存和人民解放的战争中，读书的时间很少，渴望通过学习提高素质。三是从学员的创作经历看，大多数在报刊上发表过文艺作品，比如徐光耀和陈登科在来所学习之前就写出中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壮大嫂》《活人塘》。四是从教学方式来看，文研所时期教学比较特殊，这一时期是文研所第一次招生，办学处于探索阶段，办学不可避免地受当时政治形势所左右。这两条决定了其教学特色：在做好教学的同时，文研所紧跟政治运动形势，各种学习讨论活动不断。

到了文讲所时期，培养文学新人的方式更为灵活，趋向于政治培养与专业技能培养相结合。这期间，文讲所一直在谋求从训练班性质向正规化发展，并制定了《文讲所发展计划草案》。值得一提的是，文讲所不但培养了大量的卓有成就的文学新人，其教师也拥有很强的创作实力。丁玲、田间、公木、梁斌、张天翼、吴伯箫、蔡其矫，都是中国当代重要的作家、诗人，他们在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梁斌的《红旗谱》就是在文讲所完成的。

到了鲁院时期，在政治方面的培养更趋多样化，而把专业素养的提升作为更加主要的方面，培养时间和课程设置都比较符合学员实际，效果明显。在办学过程中，鲁院先后尝试过多种办班方式，既有文学创作专业班，也有文学创作进修班，行业系统进修班、函授班，更有与高校合作开办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研究生班等。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鲁院开启了高研班办学模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些可贵的尝试与探索，对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机制的形成意义重大。

从考察可知，鲁院这三个时期的培养目标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式方法上有所区别。同样，鲁院在不同办学时期对文学新人的培养方式和途径也有所区别，如80年代以办进修班为主，辅之以与高校联合办学；90年代延续80年代的思路，以举办进修班和文学创作专业班为主；到了新世纪则创造性地开办了高研班，进入鲁院办学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高研班学员在鲁院学习期间创作了大量作品，并有相当作品获得国内重要奖项。这些奖项的获得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高研班学员的水平，从而也说明了高研班的教学质量。

鲁迅文学院这三个时期的办学过程和特点，生动地反映出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的特色形成过程。

（五）鲁迅文学院新人培养的方法、课程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体系化发展

鲁院作为新中国唯一一所以培养文学新人为己任的特殊机构，其重要价值正是体现在不同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培养方法。这所已经存在了六十余年的办学机构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力”，让新中国的众多文学新人趋之若鹜？鲁院在培养文学新人方法和途径方面到底有什么“葵花宝典”，让新中国的青年作家都愿意去“镀金”？

考察鲁院课程设置会发现，鲁院是始终把政治理论课放在首位的，强调文学创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文学创作实践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在中国，文学创作不仅是个人的事业，而且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文研所时期，根据周扬在“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提出的“文研所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培养能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青年文学干部的学校”的指示，文研所在制定教学研究工作时，遵循了如下原则：

1.强调学习政治，学习理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强调学习历史，研究自己民族的与苏联、俄罗斯及世界文学的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优良的部分，发展我们的新文艺。

3.强调实践并发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人民文艺的伟大成就，加强思想改造，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进一步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

4.教学方法上不同于当时一般的高校中文系。主要体现于大文化课的开设，并不拘泥于狭隘的专业知识。

文研所教学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学员在课堂学习之余还开展了许多研讨、社会实践和其他活动。这是文研所的主要办学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原则上，鲁院依然承袭了50年代文讲所的一贯传统，又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创新，在教学计划中明确提出：教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和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总结、借鉴中国革命文学的经验，吸收和消化革命文学的丰富营养，正确贯彻党的“双百”方针。

如果说前期鲁院（文研所和文讲所时期）重在培养文学新人的政治素养和创作技能的话，后期鲁院更多的是开拓作家的创作视野，开设更加丰富的大文化课程。但这并不是意味着鲁院的新人培养忽略了政治素养的提高，恰好相反，鲁院对此是非常重视的，采取的方法也更加科学，所谓润物无声，培养的重点是作家对国家政治的认同感，确切地说是一种情感态度的培养。这种培养区别于早期的硬性灌输，无论是其效果还是其手段，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由鲁院不同阶段的培养方式可以看出，其新人培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在这种特色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课程体系。这套培养体系是自给自足的系统，依循这个系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文学新人培养的方法和路径。从这一培养方式和模式可以管窥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体系化发展。

（六）鲁迅文学院作家培养的丰硕成果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大一统”局面之形成

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新中国的文坛淬炼输送了一大批骨干作家。从1950年创办到现在，鲁迅文学院已经举办了近百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创作班。鲁院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著而又直接的影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当代文学重要奖项的获奖者中，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学员也占有显著的比重。

从1950年10月到1957年11月，文研（讲）所开办7年，先后开设4期5班，培养了279名学员。从1984年统计的这一时期所培养的学员情况看，在全国作协、文联的干部有18人，约占总人数的7%；任省文联、作协主席副主席的有61人，约占23%；任全国刊物、出版社正副主编的有19人，约占7%；任省级刊物主编、副主编的有38人，约占14%；专业创作人员36人，约占11%；教授研究员11人，约占4%；其余为编辑、教授、记者、离休干部、工人、农民等。从文研（讲）所创办的结果看，较为知名的作家不少，文艺干部较多，其运行结果和体制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文研（讲）所在建国初期的文学新人培养和作家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而在新时期之后，鲁院更是培训了大量的文学人才，对于中国当代作家队伍的建设产生了显著而又直接的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诸如马烽、唐达成、邓友梅、徐光耀、陈登科、玛拉沁夫、蒋子龙、叶辛、王安忆、张抗抗、高洪波、邓刚、刘兆林、赵本夫、朱苏进、乔良、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周大新、何建明、陆天明、张平、周梅森、何申、范小青、秦文君、叶广芩、王旭峰、谈歌、关仁山、徐坤、马丽华、柳建伟、孙惠芬、红柯、衣向东、石舒清、温亚军、邱华栋、刘亮程等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作家大多都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

正如雷抒雁所说，鲁迅文学院以她独特的教学方式，为中国文坛输送了数以千计的文学人才和数以万计的业务文学力量。他们广布于祖国的天南地北、各个民族、各个行业。在新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鲁迅文学院以自己的业绩，奠定了稳固的位置。⑲

当然，对于这种丰硕的成果也需要辩证地看，毕竟鲁院对文学新人的影响评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作。鲁院对作家的“塑型”与作家本身的“生长”关系是十分微妙的，需要做非常细致深入的研究。但不管怎么说，60余年来，鲁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形成的独特的机制，奠定了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的“大一统”局面，突出地体现于各省市地方对它的培养模式的认同和仿效。全国各地作协对鲁院办学模式进行了模仿与复制，纷纷建立了作协文学院。为此，鲁院还专门牵头成立了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并在鲁院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联席会秘书处，这可以看作是鲁院对全国文学院的一个整合和统领，以此为标志，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鲁院”格局日益完善，这也标志着中国特色文学新人培养的“大一统”局面之形成。

（七）鲁迅文学院的未来发展趋势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的发展前景

文学新人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作协系统和高校系统的配合。一段时间以来，高校能否培养作家一直存在争议，也曾有不少高校的负责人宣称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随着近年来高校人才培养定位和模式转变，尤其是欧美高校创意写作系统引进，这一局面已经得到根本改变。新时代语境下，传统的单一的以作家协会和宣传部为架构的意识形态书写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未来需要，不能完全担负起未来在现代意识之下对内和对外重塑中国梦，对内寻求共识，进行创造性书写的任务。在此新形势下，鲁院的未来发展无疑将面临一系列新挑战。而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的创意写作自20世纪30年代在欧美形成以来，影响力越来越大，近年来，国内对其关注度越来越高。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也相继开办了创意写作班，开始对文学新人的培养。从创意写作的视野来看，鲁迅文学院在新世纪以后的新人培养方面的实践，在某些层面上是和西方的创意写作体系不谋而合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院新人培养的许多方法举措是欧美创意写作中国化“非自觉”的实践。有鉴于此，鲁院今后的文学新人培养，完全可以大胆借鉴欧美创意写作的路子，建立一套中国特色的创意写作系统，探索学科化（授予学位）、制度化（作家工作坊）、系统化（创意写作系统）的文学新人培养之路。这是中国特色文学新人培养可以预见的未来发展前景。

未来的高校文学教育，应该以“创造性写作”（创意写作）为主要方向，这是中国文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比较西方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发展，同西方文学教育接轨，走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之路，是中国文学教育未来独立发展的重要方向⑳。因为，“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人才”㉑。创意写作学在中国高校的创生，可以承担为中国文学创意写作探索新体制的任务。未来文学创意写作人才的培养由高校进行，高校创意写作工坊（系）也可以提供作品创作和孵化支撑机制，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动机”，而这与作家协会体系是并行不悖的，作协可能更多地倾向于著作权保护、著作权买卖服务等，行使类似写作工会的功能。㉒

有鉴于此，鲁院今后的文学新人培养，完全可以借鉴创意写作的路子，像爱荷华大学那样建立一套创意写作系统，走学科化（授予学位）、制度化（作家工作坊）、系统化（创意写作系统）的文学新人培养之路。

三

鲁迅文学院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研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富矿”，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的重点难点有很多，择其要者包括：

（一）对鲁迅文学院不同办学时期办学特点和规律的总结和定位

鲁迅文学院的办学先后经历了三个时期，这三个办学时期的时代背景和办学情况都是不同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此需要科学定位、总结。同样，鲁院在这三个办学时期的培养方法和取得成效是不同的，如何对这些成效进行评估并进行深入分析，也是研究重点所在。

（二）对鲁迅文学院与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制度生成、发展、壮大的科学总结和深入分析

通过60余年的发展，鲁迅文学院在文学新人培养方面，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以说经由鲁院的探索与实践，一种新的文学新人培养机制已经形成。那么，具体到招生、教学、培养、评价等方面，这种新的文学制度特点如何？其不足之处在哪里？这些都是研究的难点所在。

（三）对鲁院从传统的偏重政治立场的培养逐步向现代的偏重专业特长培养的嬗变的认识

鲁院发展进入新世纪，处在政治与市场的夹缝当中，遭遇文学被不断地边缘化，意识形态不断趋于碎片化。此时的鲁院文学新人培养与传统意义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之间甚至出现了一种“断裂”：从传统的偏重政治立场的培养逐步向现代的偏重专业特长培养的嬗变。如何认识这种变化？不可否认，今天的鲁院新人培养更多的是开拓作家的创作视野和培养他们的创作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如今鲁院的新人培养忽略了政治素养的提高，恰好相反，鲁院对此是非常重视的，培养的重点是作家对国家政治的认同感，确切地说是一种情感态度的培养。这种培养区别于早期的硬性灌输，无论是其效果还是其手段，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尽管面临着诸多问题，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对于鲁迅文学院与中国特色文学新人培养研究，至少可以形成以下三点共识：

1.文学新人的不断涌现是新中国文学事业持续发展的保证，与此相应的作家培养研究是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察当代作家经典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国家历来重视作家培养工作，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都把文学新人培养作为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面。新时期以来，国家更是把文学新人培养工作作为繁荣中国特色文学的重要手段，不断创新培养方法，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

2.当代作家培养是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制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鲁迅文学院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对文学新人进行培养的最高机构，其培养文学新人所采用的方法，形成的规律和特点，是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的同步建构，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经验和教训。

3.对于鲁迅文学院和新中国文学新人培养的研究涉及文学和教育学等多个学科，为此应把鲁院的研究置于欧美创意写作的视野，运用文化领导权、历史分析等跨学科方法来探讨鲁院文学新人培养的方法、途径、特色和意义。在此基础上，探究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学新人培养的发展方向及其对策。

目前而言，以新文学的闯将鲁迅之名命名的国家文学院仅鲁院一所。鲁迅的品格，是中国文学尊严的守护神。在此意义上，我们祝愿“鲁迅文学院始终把中国新文化的先驱主将鲁迅先生作为先师和榜样，以鲁迅精神升华作家的人格和文学的灵魂，打造文学的尊严”㉓。

注释：

①《齐鲁学刊》2018年第4期。

②《当代文坛》2018年第1期。

③《南方文坛》2015年第3期。

④《当代文坛》2017年第1期。

⑤《齐鲁学刊》2015年第5期。

⑥《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⑦张钧：《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70页。

⑧丁东等：《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19页。

⑨《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文艺报》1955年第24号，第27页。

⑩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第1页。

⑪谢泳：《山西作家的文化构成》，《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3期。见丁东等：《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第320页。

⑫张拧：《再造文学巴别塔1949—1966》，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第73页。

⑬⑰⑱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第44、228、243页。

⑭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第192页。目前，鲁迅文学院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指导下，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国际写作计划”，可以说是赓续了这个国际交流的传统。

⑮郭艳：《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创办与50年代初的文学情景》，《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

⑯邢小群：《丁玲与文学研究所的兴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第145页。另见韩石山：《中国当代文学的高玉宝效应》，《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1期。

⑲雷抒雁：《文学的尊严和荣耀》，见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新星出版社，2011，第430-431页。

⑳㉑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丛书总序，见马克·麦克格尔著，葛红兵等译《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2、3页。

㉒许道军、葛红兵：《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5页。

㉓雷抒雁：《文学的尊严和荣耀》，见鲁迅文学院编《我的鲁院》，新星出版社，2011，第430-431页。

（叶炜，浙江传媒学院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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