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儿时读唐诗，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常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比如说，永远分不清李太白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和杜子美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稍稍长大些，在课堂上与这两首诗重逢，才发现，当年的苦恼并非我一人独享，“少年不识愁滋味”，多年后我才明白，《渡荆门送别》是李白青年时期离别家乡所作，而写作《旅月抒怀》时的杜甫已经垂垂老矣，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刚刚二十出头的蜀中才子满怀着理想踌躇满志的心态与阅尽世态炎凉、“官应老病休”的少陵野老自然有着天壤之别，微言大义都埋伏在字里行间。

年轻人大多热爱李白的“逸兴”和“壮思”，而对杜甫的愁和苦不以为然，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身为“互联网一代”的“90后”“00后”们，恰好于那种“凤歌笑孔丘”的年少轻狂心有戚戚焉；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热衷于在“B站”和社交媒体上谈论那部长期“霸占”各大卫视“暑期档”的《亮剑》，而对几乎与之同时问世的《历史的天空》（以下简称《天空》）不甚感兴趣，哪怕是剧版《天空》和它的原著小说在2005年同时拿到了国内各自领域的最高奖“飞天奖”和“茅盾文学奖”。

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在影视界，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徐贵祥的《天空》和都梁的《亮剑》并举。作为长篇小说，两部作品均初版于2000年；而作为由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天空》（2004）和《亮剑》（2005）也似孪生兄弟，一前一后接踵而来；再加上二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乃至细节上都有颇多相似之处，问世之初均曾在读者和观众中引发巨大反响。回望世纪之交的最初10年，类似的文学（文艺）作品喷涌而出，除上述最具代表性的两部，经常被人放在一起讨论的还有权延赤的《狼毒花》、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石钟山的《父亲是个兵》《父亲进城》（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原著）等，这些被冠以“新军旅小说”或“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名号，进而随着大规模的影视化浪潮而为人们所熟知的作品，成为彼时文艺领域现象级的存在，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其标志便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飞天奖、金鹰奖等国家级文艺奖项的授予。与其后10年泛滥于“抗战神剧”中的“戏说”等“娱乐化”创作倾向不同，徐贵祥、邓一光等作家秉持着严肃的创作态度，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历史主义”思潮洗礼之后，他们对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对时代社会语境、对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都有了崭新而深刻的认识。面对汹涌而至的市场经济大潮，以及世纪之交外交、军事等领域重大事件的发生，他们试图在新形势下通过文学艺术重构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重新整合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重建革命历史叙事、重塑充溢着“男性气质”的战争英雄形象。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政治策略：创造一套定期重演，以实现国家初创时期的‘创伤情境’的民族叙事，以便使国家回到一个特殊的时刻（刚刚建立自己的国家），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关头。它不仅是一种‘再确认’，而且是在不断地重述中重返那一时刻，‘藉此来定期地重新召唤国家创始时期的那股力量’。”（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另一方面，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对“阶级苦”“血泪仇”的极端强调大相径庭，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无不富有“人性”和“人情味”，“阶级仇恨”让位于“民族大义”和“儿女深情”，且处处以令人读来血脉偾张的行为（不只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于日常生活中）彰显战争年代男性荷尔蒙的弥漫。于是，梁大牙（《天空》）、李云龙（《亮剑》）、关山林（《我是太阳》）等迥异于传统革命英雄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他们继承了《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革命历史小说中主人公的豪迈性格，但更为恣肆放纵，甚至表现出以往罕见的野性或匪气，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草莽英雄”；那些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所极力摒除的性格因素，此时却被作为一种“新质”而大肆张扬。

于是，我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满嘴粗话、意气用事、好斗恋战且不乏农民式的狡黠的英雄形象，曾经作为英雄“标配”的光环消失了，甚至连之前反复强调的远大思想抱负、坚定政治立场、严密的组织纪律性都有退居品格次要因素的可能。他们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平凡”，只不过在特殊的时代境遇下，每个“凡人”潜意识中的某些人格因素得以彰显。正如邓一光所说，他就喜欢“男人”这个词表现的那些人格内容，勇敢、顽强、坚毅、韧性、侠义、大度、刚正、力量、智慧、宽容、风度、自信、自持、自尊、责任感、道义感、荣誉感等；同样，徐贵祥也强调，他写战争是为了写人，写中国人，中国男人，写压不倒、拖不垮、砸不烂、毁不灭的，有血性、有责任的中国男人，“这是一种英雄情结”。我就是想写出这样的一群。也因此，当这些人格因素与“快意恩仇”“个人奋斗”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姜大牙由一个误打误撞进入革命军队的米店小伙计一步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就更具有了引导人生的意义与寄托。在《亮剑》的主人公李云龙身上，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些人格因素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桀骜不驯和宁折不弯的性格特征贯串起了他人生的始终，自参加红四方面军和长征时代起，“对政治毫无兴趣”和“擅做离经叛道之事”就一直是他性格中最醒目的标志，立功由之，降职亦由之，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能够坚持几十年一以贯之。观其一生所作所为，乃是明人李贽所言“童心”的集中体现：“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不失童心，乃得真心；得到真心，便成真人。2005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和第25届“飞天奖”的评奖结果，既是对《天空》这一特定作品的褒奖，更显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此前十余年间以《天空》为代表的“新革命历史叙事”的充分肯定。然而之后，随着年青一代逐渐接过社会历史的接力棒，《天空》和《亮剑》两部作品的当下境遇却发生了微妙变化，其原因可以从作品本身的特质、读者/观众的接受心理两方面去综合探究。在笔者看来，如果说《亮剑》及其主人公李云龙身上体现了李太白及其诗作的气质，那么，《天空》和梁大牙（电视剧中改名为“姜大牙”）则多多少少带有杜工部诗的味道。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人物个性的塑造、情节曲折的程度方面，两部作品各有所长，两位作者甚至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似的细节来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丰满感人。但同时，两部作品的最大区别则在于，《亮剑》中的李云龙对政治“毫无兴趣”，而《天空》却始终都将政治斗争作为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加以体现。这些“斗争”既有发生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也包括国民党军队内部，以及发生在两党两军之间的。从小说开头梁大牙、朱一刀欲投国军却“误入”我军开始，读者便能嗅出政治斗争的“火药味”：杨庭辉认为“梁大牙先生同情革命，有正义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而一贯坚持原则、以“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张普景却“打从见到梁大牙那天起，就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同志”，认为“就算他参加八路了，也是一个投机分子”，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也没有“革命的理想”。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看法或许并不少见。于是，在《天空》的开头，我们体会到的不是李云龙式的杀敌“快感”，而是一种政治观念和路线方针上的对立，随着情节的推进又发展成为派系斗争的阴暗。张普景对“原则”的固执和坚守，屡屡被怀有强烈权力欲和报复心理的江古碑、李文彬所利用，更何况还有一个先后经历过几次“运动”、差点被对手清洗掉而信奉明哲保身、深藏不露的窦玉泉在骑墙观望。反观梁大牙，亦绝非李云龙式的“不问政治”，而是在与张、李、万的数次交锋后明确了一条原则，那就是他在经受了凹凸山地区“纯洁运动”的折磨后对东方闻音所说的：“革命二字，没有那么简单。……革命就是斗争，同鬼子斗，同汉奸斗，也同内部的坏人斗。……我要成为一个有思想有策略的革命者，找准斗争对象，把握斗争策略，选准斗争目标。”这样的感悟和表达是惊人的，断不会出现于李云龙口中。而事实上，梁大牙的抉择和成长才最符合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的真相；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顿挫老成、工于心计、勇于斗争，反映着历史与现实的悲凉感和沧桑感。可以说，李云龙的一生似李白，浪漫情怀无尽；而梁大牙的一生则似杜甫，是20世纪中国沉郁历史的写照。对于年青一代而言，自然易在心理上更亲近《亮剑》和李云龙，而主动与梁大牙保持距离。

然而，年轻人终究有长大的一天。是否也只有当一个人的人生阅历丰富了，才能够分辨出“山随平野尽”和“月涌大江流”背后的微言大义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是唐人，同是月夜，《春江花月夜》（张若虚）里说得好：“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天空》与《亮剑》、梁大牙与李云龙之间的距离，或许就像斜月映照下的“碣石”与“潇湘”那么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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