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新冠病毒肆虐，已经超过半年。记忆中，2020年春节前后，情况最为严重，然后情况一路好转。让我最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基本控制病情蔓延的态势之后，病毒的海外传播开始了，在全世界造成了极为可怕的染病规模。每天看看当日病毒感染情况的通报新闻，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在我置身的广州，时有感染者在海关被发现，然后隔离。尤其是所谓的“无症状感染者”字样，让不明医学机理的大众感到了恐惧。

但是，无论如何，对中国人来说，似乎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犹记1月22日，我乘高铁去洛阳，路过武汉之际，仍有人上下车，并且还有人坐在我身边，我对那个人的形象至今难忘。她戴着N95口罩，安静轻盈地上车坐下，然后掏出手机来看，全程一动不动，在下一站安阳就下车了。让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她没有任何行李，双手空空。第二天，1月23日，武汉封城了。情况比预想的要严重太多。原本还计划去西安看父母，随着各地纷纷封城封路，行程也取消了。这些年来，我与父母每年也几乎只是春节一见，今年因此变故，还不知何时能见。

春节后，我坐飞机回广州，全程不敢摘口罩。到了白云机场，也不敢乘坐的士或滴滴，只能乘坐地铁，据说地铁的消毒密度比较大。地铁上，每节车厢零零散散只有五六个人，戴着口罩，低头盯着手机一动不动，宛如雕塑。曾以每日人流量达到四十万人次而“称霸”世界第一的体育西站，也只有寥寥数人上下车，恍然有种乘坐深夜末班车的错觉。和我一样有外出接触史的，都得在家隔离。

我一开始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蔬菜，但蔬菜经不起放，发黄变质，隔几天还是得出门购买。广州的商业秩序还是不错的，小区门口的几家超市正常营业，纸巾、鸡蛋和水果被放置在门口的显眼处。随着疫情的持续，出门所能见到的人越来越少，包括冒着风险在小区散步透风的人也越来越少。小区门口的保安对每次出入的人用红外体温器测量体温，那姿势犹如近距离射击。人们被分隔，焦虑在蔓延，恐怖在激增。广东的感染人数在持续增长，确诊人数仅次于湖北，成为全国感染位列第二的省份。常规的时间流逝被装上了刹车装置，空间的封闭更是加剧了这一点。我们通过互联网不断地阅读着关于疫情的每一篇报道，朋友们会发信息、打电话，交流关于本次疫情的复杂感受，叹息和沉默不时出现，那是属于个人的不可沟通的部分，是这个部分在建构着一个人的真实存在状态，而非那些说出来的部分。

隔离时期的生活，幸亏有网络才得以保障日常所需，可也正是因为有了网络，让这场瘟疫的每一个细节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发达的信息网络，让我们迅速知道疫情的状况，大到每天的确诊人数，小到我们周围随时暴露出来的疫情位置，我们都可以迅速掌握。我们手持手机，GPS或北斗锁定了我们的位置，在电子地图上，距离我们最近的疫情爆发红点连成一片，如同喷溅的鲜血。假如距离我们一百四十八米的地方有了疫情，我们的心脏一定会紧缩起来。当我们说黑死病曾经杀死两到三千万人的时候，根本没有我们的邻居突然被杀死了更惊悚。网络延伸和扩大着我们的视野，这就像是望远镜的发明，让人类的历史视野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伽利略把望远镜对准月球，发现上面布满了环形坑，月球便从人类的想象中跌出，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像地球这样的行星，不是唯一的，而是遍布宇宙。如今，我们通过网络，把目光探进了瘟疫的内部，每个人都像是我们的邻居一般。

哲学家齐泽克便提醒我们，这次瘟疫带来的危机是三重的：“医疗危机（流行病本身），经济危机，外加（切勿低估的）心理健康危机。”他以自己为例，诉说着痛苦：“这些天来，我有时真盼着自己染上这种病毒——如此一来，至少那个令人惴惴不安的不确定性会消失……有清楚的迹象表明，我越来越忧心忡忡。这个迹象就是我与睡眠的关系。直到大约一个星期前，我一直热切地等待夜幕降临：最终，我能逃入梦乡，忘记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现在的情形几乎是完全相反：我害怕入睡，因为一入梦乡，即为噩梦所困，并在一团慌乱中惊醒。”齐泽克的这种心理绝对具备普遍性的体验。现代生活越来越同质化了，但瘟疫时期的生活，才让我们领略到什么叫真正的同质性。我们都被裹挟进去了，无论身体是否染病，我们的精神都是病态的，都已经感染了病毒释放出的恐怖信息。我在年初的时候，每晚也是要看完当天全部的疫情新闻才能睡去，似乎瘟疫有一种巨大的魔力将人卷入，即便你的生理尚未感染，但你的心理注定要感染。如果遇见心理没有感染的人，我可能还会不习惯，觉得此人怎么可以如此冷漠呢？如今沉下心来想，这真是一种病态心理。我们得允许人们与这场瘟疫完全无关，我们得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学习。当然，超然度外与蒙昧无知完全是两回事，我在这里说的显然是前者。

二

新冠病毒的肆虐重新唤醒了我对“非典”时期那些快要遗忘的记忆，我由此重新阅读了SARS的传播情况。一个感染者就可以导致一座城市的崩溃，那样的例子有太多。对SARS的恐惧彻底被唤醒，叠加进了本次的恐惧当中。我想，恐惧的记忆总是比防治的经验更加持久和深刻。“非典”与这次新冠病毒的季节非常类似。

2002年底，“非典”起源于广东河源；2003年初，在广州、香港和北京等地扩散开来。我当时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所在的宿舍楼有同学是疑似病例，被送往校医院隔离，我们宿舍楼也被隔离，几个穿着一身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来消毒。当时心中的恐惧还是极为锋利的。因为当时已有网络，知道这种病的致死率极高。不过那是学生时代，朋友们一起插科打诨，胡编乱扯，时间就过去了。现在居然都淡忘了期间的细节，比如当时是如何吃饭的？难道顿顿都是外卖吗？当时叫外卖，还得打电话，电话下面放着一沓子外卖单。按理说，这样的非常经验，应该会进入我的小说，但是没有。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潜意识里认为“非典”的发生依然是一次“非典型”事件，不会再有第二次，至少不是那样可怕的规模。但事实证明，我错了。

不仅是“非典”，不仅是这次“新冠病毒”，我进一步搜刮记忆，发现瘟疫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停过，其密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得多。比如2014年的时候，广州蚊虫泛滥，暴发了登革热，印象中仅广州一地，便有一万五千人染病。但是由于登革热的死亡率较低，才没有引发恐慌，只是掀起了全民灭蚊运动。登革病毒通过蚊虫的叮咬而传播，蚊虫比起空气中悬浮的气溶胶来说，要具体可感，这也降低了恐惧的指数。我的祖父若干年前就感染过登革热，当时他在陕西，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高烧长时间不退，令人揪心。所幸，他的身体硬朗，救治及时，才挺了过去。

“非典型性肺炎”的命名便隐藏着人类的某种侥幸，多多少少在暗示那是一次常态下的意外。可事实上，“非典”并非“非典型”的，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典型的：未来不知道人类还得遭遇多少“非典型”的未知病毒。我也彻底明白，“新冠病毒”瘟疫不会是我们遭遇的最后一次。“不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想法令人压抑和绝望，但同时对此刻陷入的困境也多了谦卑的理解。

这种收缩起来的敬畏状态，才应该是人类面对世界所应有的状态。“新冠病毒”的超强传染性，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开始加速向“云端”转移。这段日子里，我先是参加各种“云研讨”，然后是领受了一次“云颁奖”。最近看新闻，已经连续举办了一百多届的“广交会”，也放在云端举办。尽管中国的疫情情况缓和了许多，但境外输入病例几乎每天都有，这也让“新冠病毒”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全球化疾病，只要这个病毒还在世界上某处蔓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放松警惕，独善其身。

三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病毒是否也在跟人类一起进化？当然不是指的跟任何生物一样在经历漫长的自然选择，那是确定无疑的；而是说，病毒是否跟人类所取得的科技能力在较劲？病毒被人类真正认识不过才一百多年，在那微小的结构中，隐藏着难以置信的狡黠，甚至不得不承认，那其中有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智慧”。病毒并没有因为对它的种种认知（比如基因序列，感染方式）而降低它的神秘色彩，它反而展现出了更加强烈的神秘性。这个简陋的蛋白质大分子结构，完全称不上生命，但它怎么能像生命一般富有某种“智力”？它逼迫着我们思考，究竟什么是生命？也许生命比我们所理解的要广阔得多？

有人说病毒是地球免疫系统对于人类的攻击，这样的说法里边不仅仅有隐喻，而且有着一种新的神学话语。这让我们对生命这个概念有了更真切的反思，对生命所潜藏的尺度也有了更宽阔的想象。比如“盖亚假说”就把地球比作一个自我调节的有生命的有机体，生命体与自然环境——包括大气、海洋、极地冰盖以及我们脚下的岩石——之间存在着复杂连续的相互作用，生命体在维持地球可居住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换句话说，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构成了一个更大的生命，地球就是一个生命。

因此，那种稳固而传统的生命观念，是到了重新思考的时候了，我们应当持有一种更加包容的“大生命观”。那些被我们停留在口号中的“生态”，是如此真切地和每个人的性命息息相关。生态并不仅仅是关于遥远的巴西雨林的传说，生态就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在我们的呼吸当中，无数的微生物包括病毒将我们和巴西雨林紧密相连。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就由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微生物构成，如果失去这些微生物，我们的生命机能就会遭到破坏，无法延续。宏观层面的生态观讲究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保持生物链的稳定；而在微观层面上，人甚至没有办法让自己从自然生态中抽身而出，人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下面的子系统，我们要接纳这样的有限性。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科学技术，那高科技便是不断地拓宽人类的生态系统，从而让人类拥有更大的生命能力。反观文学，文学几乎是以人类的本能就感知到这一切的，人类与自我、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是文学的永恒母题。即便科技取得再大的突破，人类依然要面对文学的永恒母题，所以说，文学并非科技的对立面，文学是要以感性的方式容纳科技的进步及其现实结果。

作为写作者，肯定会思考瘟疫与文学之间的深层关系。首先，本次疫情让我们再次发现疾病对于文学叙事的重要性。疾病对文学来说是百分之百的隐喻与象征，文学不可能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正如没有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的人生。疾病会在任何层面上改变人生，正如疾病在文学的叙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阐释和转变的功能。在这个语境下，思考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也颇有意味，桑塔格作为一个批评家所解构的恰恰是疾病的隐喻性。那么，我们不能认为她要否定疾病的隐喻性，我们要认识到，她恰恰是想重建疾病的隐喻性，让疾病与道德脱离关系，回归到生命的本质当中。其次，我认为未来的文学话语面临着变革，科学话语会替代抒情话语，文学必须得容纳这样的话语方式，因为文学并非等于抒情话语，文学是一套复杂的艺术机制，是足够让科学话语在新的叙事与抒情中，呈现出新的文化可能性。

新冠病毒肆虐带来的末日感，也让一些人询问：荒诞的笔法、先锋的精神、想象的狂欢，是否会在浩瀚的现实素材面前失去继续的意义？这个问题，其实有很多种变体。比如，每当有个极为离奇的新闻出现的时候，作家就会被问：你看看，你们作家都编不出这么离奇的故事吧？还有一些灾难出现的时候，作家也要接受灵魂的拷问：作家为什么就没有书写这样的困难？文学怎么又缺席了？实际上，这些问题多多少少都误解了文学，文学的荒诞跟现实的荒诞，本来就是两回事儿。那种现实永远比小说荒诞的说法是一种巨大的误读。文学的荒诞是一种条件的设定，一种反思和探寻的路径。而现实的荒诞则是人类盲目和短视的表现，是文学反讽、反思的对象。当然，一个好的作家应该从现实的荒诞当中获得足够的智慧，从而呈现在文学的荒诞当中。一个好作家需要的不是编造离奇故事的能力，而是发现复杂意义的能力。他讲述一个故事，不是因为这个故事离奇，而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他基于他的生命经验而想要表达的，他赋予这个故事以独特而又普遍的意味。他的写作，便是一次话语艺术的建构。

在这里，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再一次凸显于眼前，不能回避。面对疫情，“话语”的方式成为文学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主要表征。如果说，科学话语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认知程度，那么，社会话语则显示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延续性。文学的取景器需要将形形色色的话语都纳入到视野当中，才能获得一种近似整体性的观察。

疫情和社会的关系自然是很复杂的，从个人防护、医疗水平到社会组织，每一个细节都会遭受考验，关于疫情的社会话语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乃至行动。比如说，这次的新冠病毒的命名就能看出端倪，美国某些政客别有用心称之为“中国冠状病毒”，而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中性化的COVID-19。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死亡人数巨大的“西班牙大流感”更具有戏剧性，最初的爆发地并非西班牙，而是美国，感染人数最多的也不是西班牙，只是西班牙透明地报道了疾病的大规模传染情况，反而被安上了“西班牙流感”的恶名，当然在西班牙国内，他们又将其称为“法国流感”。

对病毒的恐惧，人们需要将它具体化为现实世界中能够对应的具体敌人，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成为自己群体之外的另一群人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客观上，还是在话语层面，传染病的特征都要求着某种群体的关联性。传染病的攻击途径完全是借助于人性中的温情行为，比如交谈、聚会、抚摸、亲昵，因而防治病毒的方式是与人性的特质完全相反的，这也是人们对于“隔离”谈虎色变的原因。所以，有一点是可以预测的，就是在病毒的阴影下，除了生物学方面的探索研究，未来的人类社会肯定会加速向虚拟世界的发展和转移。人们的身体愈加远离彼此，但人们的情感与思想会离得更近，更近并非意味着亲密，甚至会v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彼此裹挟的困境。

四

相较于病毒本身，四处蔓延的社会话语其实影响力更大，几乎每个人都被那些话语所裹挟。甚至全世界的格局与走向也反映在话语的立场与讲述中。许多惊天动地的大故事，构成了人们对于疫情认识的基本背景。我在这里想讲几个真实的小故事，它们在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构成了我个人的记忆光谱。

第一个故事的结局我至今无从知晓。豆瓣网上有个网名叫小雨的年轻人，在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她便开始记录周围亲人的得病情况。都是些零零散散的文字，当时关注的人也并不多，后来，一家微信公众号将小雨的这些文字汇总整理后发出，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原来，小雨的父母也患病去世了，而在发布当天，小雨也检测出了阳性。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读完这个汇总的日记，心如刀割，久久不能入眠。朋友圈里边好几位朋友也在转发这篇文章，我知道，大家被一个遥远的陌生人的痛苦连接在了一起。第二天，这篇文章打不开了，原来这家公众号并未获得小雨的授权，而小雨因为这次发布而备受打扰，有些网友以关爱的名义频繁联系，若不能取得预期反馈，则忽然变脸大骂，人性之扭曲和丑恶让人出离愤怒。小雨选择了沉默，从豆瓣网销号了，就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我一直记得她，希望她早已痊愈，并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个故事的结局倒是幸运的。3月初，一则命名《河南一贫困户女儿因无法在家上网课吞药物自杀》的新闻刷屏。老李有三个儿女，大女儿上高一，二女儿读初三，儿子读小学六年级。老李是个修鞋匠，左脚跛行，妻子患有精神病，为了生存，他已经耗尽了力气和尊严。他在苦熬，若是再撑几年，只要有一个孩子步入社会，有了收入，家庭条件就会大为改观。可惜，遇到了新冠瘟疫，三个孩子争唯一的一部手机上网课。二女儿既没有姐姐年长懂事，又得让着年幼的弟弟。老师问她为什么不上课，同学们在直播群里找不到她，她一气之下，服毒自杀。经过长时间的抢救，这个孩子才保住了性命。她名字中有个“敏”字，我们权且叫她阿敏吧。阿敏的行为肯定是过激的，也许还有很多别的原因，但是，她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社会的门槛成本。尽管这个门槛成本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但终究还是有一个门槛的，总有些人会被阻拦在这个门槛之外。就像另外一则新闻报道的，有个老人家没有智能手机，因此没法出示证明自己健康的“绿码”，故而没法乘坐交通工具和住宿，只能风餐露宿，走了几天才回到家。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叫“松鼠”的网友。新冠病毒刚刚爆发之际，根本不知道什么药物有效，各种老药新试。2020年1月2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其中对于口服药物治疗一览中，增加了推荐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又叫“克力芝”。对这个药，松鼠一点儿也不陌生，他是个艾滋病患者，这种药他已经服用好几年了。当时，武汉的药物资源很快就不够用了，很多医护人员感染，松鼠开始联系别的病友，大家一起想办法捐药给武汉的医护人员以及急需用药的患者，前前后后有很多人得到了他们的救助。松鼠说：“如果这次捐药活动能够扭转大众对于艾滋病患者这一群体的偏见，当然好。如果不能的话，我们也不强求。我们其实就是想救一个人，尽一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非常不容易，跟各个方面交涉，有些人还污蔑他们“发灾难财”，他也无从辩驳。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我身边。我自读大学起，就时常出没于中山大学旁边的学而优书店，在那里购书不少。后来，网上购书很方便，但我还是喜欢去那里走走，买个一两本。成为作家后，在那里做过新书的宣传活动。今年瘟疫爆发后，学而优书店经历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经营困难，书店不得不暂时关停了大部分店面。据一份对一千余家实体书店的问卷调查分析报告，超过百分之七十的书店在疫情中撑不到三个月便倒闭了。北京有名的单向街书店还在网上发布了一封求助信，希望以众筹的形式征集书店资金，保证书店的持续运营。也有一些书店用线上售卖储值卡的方式，在艰难时刻寻求书友们的支持。学而优书店一直坚持着，每天都开门，做好消毒工作，即便来的人只有一两个。我知道，有些行业同样惨烈，比如旅游业、餐饮业、影视业，但随着疫情的好转，这些行业会逐步恢复的。可书店的倒闭也许是没有复原的那一天了，病毒加速了纸媒的衰败与转型。

第五个故事和我有关。我有个成都的朋友，他在办一个教学培训机构，因为疫情的影响，这个机构只能暂时关闭了。他为了早日开学，便从俄罗斯网购了一千个口罩，想作为礼物送给学生。他问我要不要，在那个时候，口罩是最为紧俏的物资，街上所有的药店门口都贴着一张纸：口罩已售完。我不知道疫情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便厚着脸皮说：“给我二十个就好。”并夸赞他是“雪中送炭，疫中送罩”。几天后，我收到口罩了，他居然寄了一百个，我在为他的友情感动之际，也发现这个口罩的包装盒上印着Made in China，有懂俄语的朋友还发现这个口罩的生产基地是湖北仙桃。其中的关联不免令人唏嘘一番，而这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小细节。今后，全球化的浪潮会退缩吗？有很多人说，此次疫情会阻碍全球化的进程，我对此并不认同，阻碍人类走近的从来都不是病毒或疾病，而是人类自己的观念。换句话说，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只是什么观念意义上的全球化罢了。

这几个小故事，可以获得多种多样的解读。但无论如何解读，我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处在这样的境地：各种话语始终在引导着我们。我们从各种话语中得到了建构主体的养料，但同时也必须要跟各种话语作斗争，这便是主体的判断与选择在持续影响着主体的生成。一个人认为自己成熟了，成长与己无关了，这是最为可怕的想法。人的境况竟然是如此的复杂、多变和琢磨不定，文学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五

有好几次，在漆黑的深夜，我闭上眼睛，朦胧的意识中浮现出来的竟然是戴着口罩的人群。他们没有面孔，只有一模一样的白色口罩，像是幽灵一般安静矗立在空间深处。他们用口罩的独眼在凝视这个世界，我感到了诡异的惊悚。在这里，我引述两位诗人的诗：

别人认不出戴口罩的我，我因戴口

罩也认不出自己。

我在心里一遍遍确认我是谁，但总

被口罩坚决否认。

但其实我摘下口罩时，它什么也不

是。

——西川《口罩颂》

是时候对伟大的口罩说出这句话了

我爱你

我的至爱

我的小监狱

封好我的嘴巴

——于坚《至爱》

口罩的意象被两位诗人敏感捕捉，并赋予复杂的况味。相对于直接表达的话语，由景观建构出来的话语是比较幽微的，但其丰富性实际上一点儿也不逊色。黑死病肆虐时期就出现了诡异的鸟嘴医生，他们身穿泡过蜡的亚麻或帆布衫，头顶戴着黑帽，戴上可过滤空气、状如鸟嘴的面具，眼睛由透明的玻璃护着，手戴白手套，持着长长的木棍，用来接触病人的物品。鸟嘴医生至今仍然是很多艺术家在表达的意象。鸟嘴面具、防毒面具、口罩，构成了一系列人类对于他者的恐惧景观。

从口罩和面具延伸到更大的具象，受疾病影响最大的物理景观非建筑莫属。人类从洞穴走出，开始搭建简陋的窝棚，便是基于保护身体的种种认知。这种观念随着历史进程越来越鲜明化。比如在达·芬奇的速写本中，解剖学图纸旁边出现了建筑体内部的剖面图。他从建筑学的角度理解着大脑和子宫的内部，只有将身体剖开才能洞察其中的秘密。也就是说，建筑与身体有着类似的结构特质。人们借助身体理解建筑，也借助建筑来理解身体。

建筑不仅仅抵御烈日、暴雨与飓风，也承担着抵御疾病的功能。在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人们认为肺结核的病因包括：不好的气候，久坐的室内生活，通风不良和光线不足。1907年建成的达沃斯疗养院，就按照这样的理解来规划建筑。托马斯·曼因为夫人患肺病住在达沃斯疗养院，他前往探望，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他的上呼吸道被感染，持续咳嗽。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块“湿斑”，建议他也留在疗养院，和夫人一起治疗六个月。托马斯·曼拒绝了，后来，他说：“我用写小说代替了。”这部小说就是《魔山》，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他笔下的汉斯·卡斯托尔普代替他在疗养院里住下去，住了整整七年。《魔山》充满了疫病话语，展示了为了抵抗瘟疫而形成的空间形态，其中专门有一节介绍二十世纪初的生物学和医学，这对今天的写作具有极大的启示：早在一百年前，文学对人的认识已经纳入了生物学和医学的内涵，而不只是来自于古典的人性观念。

从莎士比亚到托马斯·曼，从《红楼梦》到《白鹿原》，中西文学里边都浸染着疫病的阴影，这绝不是偶然的，文学要比传统的历史编纂学更加紧密地置身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核心地带。从托马斯·曼的《魔山》再到加缪的《鼠疫》，瘟疫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根本性隐喻，这其中包涵着现代性的精神焦虑。

其实，疾病的阴影早已被固化和强化到了惊人的地步，它不再停留在虚无的隐喻中，而是成为坚固的混凝土本身。现代建筑跟医学图像之间的关联度越来越鲜明。X射线的人体透视图与玻璃摩天大楼的结构图如出一辙。CT扫描图像出现后，当代建筑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景观。我们终于可以这样说了：“疾病塑造着我们。我们生活在疾病的塑造中。疾病是我们生存的重要结构。”

在所有的疾病中，瘟疫是最为残酷的。我们可以把疾病（不包括物理性伤害）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内在系统的衰败，每个人因为各自体质罹患不同的疾病；一类是无差别的外在攻击，主要是细菌和病毒入侵人体。传播力与致死率极强的病毒才能称之为瘟疫，其最可怕之处在于攻击的普遍性，跟个人体质几乎无关。病毒所过之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幸免，这与战争的暴力极为相似。而感染者像极了不自知的奸细，不断给病毒提供补养、繁殖和传播的途径。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不无偏激地认为，无论是雅典的衰落荒芜，还是罗马帝国的轰然倒塌，甚至整个美洲文明的彻底消失，都是因为瘟疫。确实，我们知道，作为“黑死病”的鼠疫曾致死过数千万人，动摇了欧洲的中世纪，让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出现成为可能。结合中国历史，比如明代的覆灭，就不仅仅因为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还因为席卷了北京的那场“大头瘟”，李自成率领了一支拼凑而成的农民军队，几乎没有遭遇像样的战斗就攻陷了京师，改写了历史的走向。

新冠病毒让我们再次深刻地发现人类历史的生物学基础。这是被过去的历史学有意无意忽视的部分。实际上，人类作为一种生物，必定受制于生物学的很多特征。这在过去由于生物学技术的不发达，而未能进入历史演变的视野之内。今天的历史学，理应获得这种生物学的自觉意识。人类的历史建构在人类这脆弱的血肉之躯上，本应是常识。在量子世界当中，之所以会“测不准”基本粒子的轨迹，就因为人类作为观察者会干扰微观粒子的运动。我们在文化层面也是同样，我们得理解我们自身作为观察者跟承受者的双重角色和身份。人类由血肉之躯构成，人类的历史便同样由血肉之躯构成。我们观察历史，不能觉得历史是远离了身体的抽象之物，这种观念才是危险的。

从文明演进的大尺度来看，这次的新冠瘟疫其实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但是，由于交通技术的发达，让染病规模在极短时间内就遍布全球，带来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由于科技的发达，让我们认为人类来到了许多关键技术即将突破的前夜，新纪元即将开始了，没想到被原始的瘟疫袭击到如此狼狈的境地，故而挫败感也相应有点大。硅谷的库兹韦尔就大胆预言：2045年人类将实现永生。他这样说，并没有受到多少嘲笑，因为他过去的许多预言都一一应验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很好的例子。1990年，二十世纪最宏大的生物学研究项目之一启动了，计划用十五年时间完全破译人类基因密码，绘制出基因组图谱；可直到1997年，仅有百分之一的基因被破译，很多人便开始质疑，但库兹韦尔说：“只要每年完成双倍的突破，从百分之一开始，七年之后，就能达到百分之百。”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时间证明了库兹韦尔的预言是正确的。因此，当库兹韦尔预测人类永生之际，带给人们的更多是一种震撼。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天堂的门槛在云端若隐若现。但是，新冠病毒横空杀出，带着古老的野蛮敌意，似乎遮蔽了通往那个门槛的路径。

我们还是得承认，面对宇宙和自然的法则，人类还是非常愚昧的。无比原始的病毒，隐藏着对人类的限制。我们要理解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身体，必然伴随着对整个世界的深入理解。通过宇宙奥秘的道路，与通往生命奥秘的道路，是同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壮丽的。对此，人类应当怀着无比谦卑的信心。

在科学认识的道路之外，科学伦理与社会伦理的问题，也许需要更加迫切地解决。科学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带来了混乱，它们无疑不可能完全贴合，总会存在着大大小小的罅隙。这种罅隙表现在今天就是人们的健康与自由（包括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每个人不得不成为潜在的“嫌疑犯”，病人既是受害者，又像是施害者，关于行踪与接触等隐私信息被不断公布开来，并进行追踪。健康与自由变成一道相互对立的选择题，给人们留下了一种负面的印象：仿佛为了健康，就要放弃自由。因此，便也有试图选择自由的，那就是“适者生存”（群体免疫）的论调，这又涉及到了文明底线的问题，一个抛弃老弱病残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健康与自由真的不能兼顾吗？也许，这只是眼下阶段的暂时性困局，我希望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会由此脱颖而出。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当中，健康与自由不再成为对立的选项。

六

苏珊·桑塔格晚年患病后，在一次访谈中真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她的话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应该跟每一个经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人分享。

“人们的确会对疾病抱有负罪感。人们说我写《疾病的隐喻》是一种超脱，实际上我一点都不超脱。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我经历了不折不扣的动物性的恐慌，但是也经历了无与伦比的狂喜。愿意迎接死亡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苏珊·桑塔格点燃了一根烟，癌症也阻拦不了她抽这支烟，她缓缓地吸了一口，吐出来，烟雾后边是她智性的眼神。她盯着你，用少有的迟疑语调说：

“你不能对大自然愤怒。你不能对生物学愤怒。我们都会死，虽然很难接受，但我们都要经历这个过程。”

王威廉，作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获救者》《内脸》《非法入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