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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要根据作者杨沫早年的感情经历撰写而成。但在小说中，女性并非“空洞的能指”，甚至不止于“可见的女性”。这表现在，在挪用“人在历史中成长”等叙述机制改写自己的情恋本事时，杨沫未将自我青春/情欲记忆予以删除或零散化，而是以革命的名义相对完整地记录了自己的隐秘经验，尤其是以“成长”机制将自己不宜公开的“莎菲”化的婚外私情翻转成了圣洁的“革命时代的爱情”。可以说，《青春之歌》是1950-1970年代并不多见的敢于挪用、利用乃至驯服革命为己所用的充满内在复杂性的症候性文本。

关键词：杨沫 《青春之歌》 莎菲 成长叙述 本事

阅读作家杨沫日记时，不知怎的，总想起《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主要因于她多少有点“混乱”的早年情爱生涯。她1931年底开始与已婚的北大国文系学生张中行恋爱、同居，1936年6月写信给张要求断绝关系，同月10日日记载“我和民（按：马建民）结合”。①与马建民婚后又与冀中十分区政治部的路扬发生“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②这些经历，与莎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已有论者将小说人物林道静指认为“莎菲型女士”③ 或“如丁玲笔下的沙菲一样”的“不安分”的“追求所谓个性解放的女性”。④不过，这并非要指责杨沫，“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早年杨沫在男女情事上所经历的惊心动魄也无须局外人的审判。有价值的问题在于，这世上有无数青春暧昧、意乱情迷，可又有几人能将之转换为“公共经验”乃至国家寓言呢？杨沫可谓独获成功。当然，也有学者从1950-1970年代文学“大我”掩杀“小我”的惯例出发，认为“《青春之歌》并非一部关于女性命运、或曰妇女解放的作品”，其中女性表象不过是“完美而精当的‘空洞的能指’”。⑤但杨沫肯定不这么认为。实际上，《青春之歌》还另存蹊跷：它之所叙，其实是杨沫“革命前史”而非革命史。杨沫真正的成长是在抗战，“（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⑥，但出现在小说中的却是“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的1932-1936年。其间杨沫生活主要由恋爱、同居、生子、出轨、情变等混乱情节构成，并未参加什么实质性革命活动。所以，杨沫撰写《青春之歌》内在的冲动，恐怕也在于甚至更在于纪念自己“莎菲”式的混乱青春。对此，以往研究多有疏忽。因此，贺桂梅的意见相当接近事实：“作为能指的‘女性’符码负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它在讲述阶级叙事的同时也在‘匿名’地讲述自身。”⑦这意味着，《青春之歌》是1950-1970年代文学的特殊文本：其间革命队伍中的“莎菲”在尝试驯服革命，而不只是被革命这只“怪兽”裹挟并吞噬。此种特殊性，可通过小说对作者杨沫自身情感本事的改写与重构深入考察。

一、重述初恋：大众、启蒙与革命

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情欲面对革命这只“怪兽”时，或落荒而逃，或束手就擒，《青春之歌》却有微妙不同。1959年，曾有读者愤然指出：“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感情好就合，感情不好就散，不受一点道德约束，在书里她曾经先后和4个人发生爱情。”⑧近年也有研究者认为《青春之歌》的重心在于爱情而非革命。⑨这少数意见未必正确，但它们反映出，《青春之歌》当年的轰动未必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而可能与其情欲表达有关。这意味着，在落荒而逃、束手就擒之外，情欲或有更具“性价比”的与革命的共存之道。

这涉及古已有之的中国文学的困境。一方面，文学作为生命的忠实记录，其所面对的最为深刻、丰富的生命经验即在于恋情。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中，单纯的直接发自身心的情欲又无法“自立”，它必须依附某种意义系统才可获得自身合法性，如源自礼俗的媒妁之言、源自政治权威的皇帝赐婚。此种情形在“五四”以后并未出现实质性纾解，《讲话》以后的革命文学尤其如此。其中，无论多么美好的情欲都无法自明，它们只能消失或被革命所“驯服”。这对要将自己“莎菲”式经历写成小说的杨沫来说无疑是巨大挑战。幸运的是，杨沫此前虽已出版小说集《苇塘纪事》，但其实仍处于文艺界外围，兼之不具备延安作家例常会有的强烈的自我检查意识，因此，她没有删除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也未将之零散化，而是自然地将之处理成了《青春之歌》本事来源，对革命意识形态更是为我所需、随时取用。因此，《青春之歌》不但未被革命这只“怪兽”所驭控，反而大有驯服革命、达成“‘匿名’地讲述自身”的客观效果。不过，在将自己与张中行的初恋本事转换为小说时，杨沫所取用的话语模式却并不限于革命，而是分涉大众、启蒙与革命三种叙述话语。

（一）挪用大众文化“英雄救美”模式来记述杨、张之恋的开始。严格说来，杨沫与张中行为时近5年的恋情，以张的婚外私情开始，以杨的见异思迁结束，其实不大宜于“推到前台”。但杨沫无疑很珍视这段初恋，问题在于怎么讲述。在此问题上，杨沫表现了极大灵活性：她不臣服于某种话语，而是因己之需、灵活挪用。在小说中，杨沫以“英雄救美”模式设计了自己“莎菲”之旅的起点：林道静与余永泽相识，是在林对家庭、前途失望而欲跳海自杀的瞬间。究之现实，此事不曾发生，杨沫与张中行的相识并不那么戏剧化：

有一天，于大哥来了，说他表妹李绍强住西城大乘巷，在温泉女中上高中，有个同学名杨成业，反对包办婚姻，离开也住在西城的家，决定不再上学，谋自立，不知道香河县立小学（我长兄是校长）是否需要人，希望我帮忙介绍……她十七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⑩

显然，和多数男女故事的开端一样，17岁的丰满少女吸引了已婚男子张中行。对此，《青春之歌》予以改写，不但增添了“英雄救美”的鸳蝴式情节，而且将张的乡下妻子改写为“过去那死了的黄脸婆”（《青春之歌》初版11，第93页）。其实，张妻一直生活在河北乡下张家（且一直由张提供生活费直至年迈去世）。应该说，杨沫与这样一位“有妇之夫”恋爱，实在是日常、平淡的，也是有违当时新道德的，但《青春之歌》一笔即将张妻变成“亡妻”，轻松跳出大众道德的阻碍，而危难之际“骑士英雄”的出现，又迅速将这个婚外私情或“第三者”插足的本事改写成了一个大众嗜爱的鸳蝴式情感故事。

（二）挪用五四启蒙叙述来讲述杨、张之恋的展开。显然，“英雄救美”式的开端并不能提供林、余之恋的全部合法性，更重要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众文化“旧路”也不符合杨沫在现实中的选择（因为现实中“美人”终弃“英雄”而去）。所以，《青春之歌》另行挪用五四启蒙话语。在启蒙视界内，两性爱悦起于反抗封建礼教的背景，而其展开也不依托于传统家庭价值的实现，而是寄之于男女双方人格的独立、平等与相互欣赏。在小说中，余永泽总是对林道静谈论《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茶花女》以及海涅、拜伦。这些，让林道静很感迷人而幸福。可以说，杨沫挪用五四“反封建”叙述为自己的初恋赋予了充沛意义。而为使这种挪用显得自然，她对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予以了实录、改写和删除，其情形，恰如哈布瓦赫所言：“按照一种符合我们此刻观念的秩序，在库存记忆中进行挑选，抹去其中一些，并对其余的加以排列。”12杨沫的抗婚出走、两人同居时的清贫多被实录进了小说，但他们的文学交流却有所“抹去”、有所改动。在小说中，余永泽向林道静谈论的多是欧美名著，但张中行自称“北京大学时期，主要是（读）古典”13，故下面这一场景可能更是杨、张之恋的日常：

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14

将赠乐府诗改为背诵海涅的诗篇，无疑符合五四新文化想象。此外还有个人生活史的重大删除，如小说只字未提杨沫未婚生子以及由此而生的嫌怨，“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挡，很快就怀了孕。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去”，并置之不问。15对此，杨沫终生耿耿于怀，但小说反而予以删除。推其原由，当在于张中行的缺乏担当，与启蒙主义反封建叙述缺乏实质性关联，不属于五四思想批判的范围。

（三）援用马克思主义“成长叙述”来记述杨、张之恋的结束。应该说，启蒙主义足以支持一场恋爱故事的始终（如《伤逝》《家》《北京人》等），但对于再度爱上他人的杨沫来说，她之弃张而去实在不可用追求自由来解释。因此，马克思主义话语就被适时引入文本：林道静离开余永泽被解释为对旧的“国家”话语中落伍者的抛弃。这在1950年代文学中无疑是自然的、有根据的。在现实中，杨、张之恋维持近五年，但从杨沫在妹妹白杨住所结识一群左倾青年以后，两人就逐渐出现思想矛盾：“他根本瞧不起我这个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学生。一谈话，总是话不投机”，有次“看我又在捧着一本《反杜林论》阅读，一气夺过我手中的书，扔在一边，含着讥讽吼道：‘马克思的大弟子！既然这么革命，怎么不下煤窑去呵？’”16在频发冲突之后，杨沫开始移情别恋：

（张中行）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张中行听从这个朋友的信，先是写信，然后亲自到香河劝说杨沫。母亲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但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母亲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 17

回津后，杨沫仍与马建民暗中通信，最终杨、张分手。不过，这场情变也不能完全用思想分歧来解释，因为在1936年6月杨沫曾向张提出分手，还未得到回复即与“马君”（马建民）“结合”了，且此时杨沫正怀着张的孩子。这种违反常情的举动，若无强烈性吸引而只有思想默契是很难解释的。若说杨沫遇见张中行是燃起了“熊熊大火”，那么她再遇马建民可能更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情欲的风暴”。然而，并非所有事实都可以被讲述，《青春之歌》启用马克思主义叙述对本事予以了进一步改写，将余永泽竞争对手从江华（以马建民为原型）改为卢嘉川（以路扬为原型）。其间，林道静离开余永泽的举动被目为革命视域中的“成长”，“和余永泽的分裂，正表现了林道静政治上的觉醒”。18在此，“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叙述机制就被援用：小说将这两个男人处理成了不同“国家”话语的代表者，林道静弃余就卢成了对自己政治归宿的追求。甚至，为夸大余永泽的落后，小说还虚构了余冷酷对待佃户魏大伯的事例（现实中无此事）。

可见，无论是分手、热恋还是初识，杨沫都未以自然主义方式处理自己的青春经验。相反，为使自己当年“身不由己”的选择获得情欲之外的充足根据，她灵活挪用不同话语模式，使她生命中的那些不可磨灭的青春和情欲记忆以家国叙述的方式留存。当然，研究者多数认为，不是杨沫利用革命言说了青春，而是“政治话语开始介入爱情，并开始控制爱情的展开过程”。19这种看法其实建立在某种假定之上，即将林道静/杨沫视为纯洁、无知之女性。其实，至少对杨沫不可作如是观。革命者杨沫确实比较单纯，但年青女性杨沫对男女关系的“悟性”却相当高：她很易发现男性之于自己的爱意，也很善于通过优势把控男性。前者可见于小说中各色男性对林道静的欣赏，后者可见于她与马建民的现实婚姻：

他那样子使我有些惊奇，我摇晃着他矫健的身体诘问他：“怎么？你以为我们不能好一辈子么？是——不——是，你以为我离开了那个人，以后也一定会离开你？”他摇摇头低声说：“默，你想得太多，你小资产阶级情调也太浓。也许有一天你发现比我更好的人，你也许——也要离开我……”20

然而，马建民的“不信任”很快成为事实：杨沫不久即与年轻、英俊的路扬（卢嘉川原型）发生“男女关系问题”。这表明，由于自身女性魅力，亦由于战争年代知识女性资源的稀缺，杨沫在不同男性面前都建立了优势心理。这就使《青春之歌》的叙述充满复杂性：如果说小说中男性主人公们“获得林道静的手法”“惊人一致”，“那就是从‘政治’到性，‘政治’作为手段，‘性’作为终极的目的”21，那么，杨沫会不会也和这些男性一样，存在以“‘政治’作为手段”、驯服革命进而将自己“情欲的风暴”合法化的问题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杨沫认同革命，却也在革命所能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记录了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可见的女性”。这可更分明地见之于她对自己与路扬的关系的改写。

二、“男女关系问题”与“成长叙述”

驯服革命最触目的表现在于杨沫竟然“胆大妄为”地把她与路扬（1917-2001）的“男女关系问题”写进小说，并翻转成林道静、卢嘉川之间纯洁而崇高的爱情。客观而言，这段具有强烈非道德的“莎菲”色彩的婚外私情是不宜于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从现有材料看，杨沫与路扬之间其实发生过两次感情纠葛。一是“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父亲（按：马建民）时，曾和路扬相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22，二是抗战期间与路扬在冀中再度相遇，两人又“发展了一段感情”：

母亲因病随卫生部来到了铁路西的后方医院休养。好了一些后，路东回不去，就来到了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母亲觉得父亲待她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路扬虽然比母亲小，却很有修养，对母亲很体贴入微。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以致于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很痛苦。 23

杨沫与路扬的这两段“友情”皆属出轨性质。第一次是在与张中行的事实婚姻期间，第二次是在与马建民的事实婚姻期间。如果说相对于张中行的出轨尚可用“成长叙述”来解释，那么相对于马建民的出轨就无从解释了。路扬是优秀革命青年，但马建民更是优秀革命同志，而且杨沫在第二次与路扬发生“罗曼蒂克的友情”时，已与马建民结婚五年，养育一女。不论从舆论看还是站在组织立场，杨、路之情都是不受欢迎的“男女关系问题”。实则在组织要求下“母亲对此事做了公开检查”。24此后许多年，杨沫在公开文字中也对“路扬”二字讳莫如深。在晚年长文《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中对路扬其人只字不提，对于卢嘉川原型也始终隐瞒：“在我的实际生活中，并没有过这样一个人。”25“小说里的人物，有的连‘模特儿’都没有，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比方卢嘉川就是这样情形。”26如不是《自白——我的日记》（1985）尤其是《母亲杨沫》（2005）的出版，这段不宜之恋恐怕永不会为人所知。依笔者之见，杨沫若是对革命怀有充分敬畏的话，她就不应将这段私情转换为国家寓言。事实上，在抗战岁月，她所闻见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时代的爱情”又何止一桩两桩？小说完全可以以他们为原型，但杨沫显然兴趣寡淡。她想写的，就是自己和自己曾爱恋过的男人们。可见，不是杨沫臣服于时代律令，而是为了自己的“莎菲”时代，她要征用乃至驯服革命的故事系统。

因此，在林道静、余永泽故事后半截发生作用的“成长叙述”继续被征用，并承担起对林道静、卢嘉川故事的完整讲述。不过，从目前材料看，杨沫在与路扬发生“友情”的过程中，并未经历思想“成长”。何故？一则路扬比杨沫年轻，初识之时才19岁，也未参加革命，而此时杨沫已读过不少马列著作，参加一些疑似革命活动（如“冒充许晴的妹妹，总去监狱看望许晴”27），且已结婚生子（夭折），她不大可能把路扬看作是自己“引领者”。二则两人交往过程也无思想交流特征，所谓“有修养，对母亲很体贴入微”主要是异性交往层面的善解人意。以今日眼光看，路扬英俊、善解人意，他之赢得女性好感实在无须革命加持。那么，怎样把这样一个为组织/舆论双重摒弃的“非成长”的现实私情“装配”上一套“成长”叙述机制呢？《青春之歌》采取了三层本事改写措施。

（1）将两次杨、路之恋改为一次，只取1936年事而删1941年事。这一改动颇为关键，因为1936年是相对个人主义者张中行的出轨，1941年则是相对于革命者马建民的出轨，前者内在的欲望动力学可以很好地用“成长进阶”来解释（选择卢嘉川意味着选择更为进步的“中国道路”），后者则颇难“修饰”。（2）将路扬改写为比林道静年长且更成熟的“引领者”卢嘉川。在现实中，路扬与杨沫的关系更多存在于男女层面，缺乏思想层面的启蒙/被启蒙的角色关系。甚至，由于1942年路扬突然离开部队，杨沫还误以为他脱离革命，“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28但《青春之歌》将卢嘉川彻底改写为打开林道静内在生命、引导她踏入“历史”之人。他对林道静说：“小林，在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你应当赶快从你个人的小圈子走出来，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青春之歌》1960年版，第109页）那么，这些改写是否完全为向壁虚构呢？也不尽然，其实是从杨沫在妹妹白杨处所结识的许晴、陆万美、宋之的等左倾青年“嫁接”而来：“（他们）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29其中，陆万美送给杨沫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许晴则送她高尔基“童年三部曲”。此外，“《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30，至于令林道静万般牵挂的卢嘉川南下请愿，则取自张中行的真实经历。恰如德里克所言：“过去的历史不会真正过去，而可以提供‘故事’”“可以通过对它们加以改变来满足现在的需要”31 ，经过这些大幅度“嫁接式”改写，路扬就变成了启蒙者，这段不宜之恋也被改写成合乎“成长”逻辑进而也合乎道德的行为。（3）将杨、路关系“柏拉图化”。小说中林、卢爱情之所以特别美丽，很大原因在于它的纯洁，几乎不曾涉及肉体欲望，当年即有论者为此赞叹：“有了感觉之后，下一步如何？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千方百计地去破坏别人的幸福”，“有的人，批判或克制自己的私欲，以别人的幸福为重”，这“表现了他的情操的高尚，灵魂的美丽，卢嘉川正是这样的人”32。其实，此种“情操的高尚”系改写而来。不过，对于杨沫、路扬两段“友情”究竟到了怎样程度，是否包含身体关系，研究者无法确证，因为杨沫日记并未透露。而且，目前出版的杨沫日记起于1945年11月10日，而杨沫与路扬的两段“友情”皆在此前。此前日记，据杨沫自述“有的被老乡烧掉；有的被埋藏在地下腐烂了；有的也许被敌人搜走了”33。此说未必可信，但研究者因此做不到言必有据则确定无疑。但从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交往事实来看，其间“旧情”无疑极深。1949年2月，杨沫在石家庄偶逢多年不见的路扬，“他说，为了母亲，他1942年拒绝了李××，前几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遇见了母亲很高兴，并表示想和母亲‘死灰复燃’”,“母亲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四个孩子，对方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34。从“过去的痛苦”与当年的“公开检查”，可以推测杨沫、路扬之恋包含亲密关系。不过无论有无亲密关系，都可确定路扬不大“克制自己的私欲”：无论是1936、1941年的“友情”，还是1949年提出“死灰复燃”，都存在“破坏别人的幸福”之嫌。无疑，卢嘉川是小说对真实的路扬予以“提纯”、提升的结果。

以上三个层面“大刀阔斧”的虚构与改写，不禁使人疑问：这难道不是革命驯服了“莎菲”？笔者不这么认为。因为以上实皆美化之处理。尤其柏拉图化，既符合作者为自己讳的需要，更可使作者能“放飞心情”、大胆铺写自己曾经的青春爱恋。借用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理论，小说中林道静与卢嘉川的关系，大不同于她与余永泽、江华的关系。林道静与余永泽、江华之间，是林道静作为被“男性凝视”的对象存在，“作为性欲对象”“被观看和被展示”35，但她与卢嘉川之间就多了女方也将男方作为凝视色欲客体的意味。甚至，林道静的凝视还要更多一些：“林道静的心里微微一动。那高高的挺秀身材，那聪明英俊的大眼睛，那浓密的黑发，和那和善端正的面孔，不正是她在北戴河教书时，曾经一度相遇的青年吗？”（《青春之歌》初版，第100页）“卢嘉川英俊的面孔，这时又清楚地显现在她的眼前”“她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只是更加渴望和他见面。”（《青春之歌》初版，第154页）“这是一个多么英俊而健壮的男子呵，他向她微笑，黑眼睛里多情地充满了魅惑的力量”，“他们默默地对坐着，互相凝视着。”（《青春之歌》初版，第160页）不难看出，在林、卢之间，存在着青春男女不需理由的相互吸引，这彼此凝视中敛藏着熊熊燃烧的情欲的火焰。在此，林道静也不再单纯地居于“被伤害、被拯救、被帮助、被争夺的客体”36位置，其自身亦是欲望主体。而这欲望的火焰，铭刻的正是杨沫之于英俊青年路扬永难磨灭的爱恋。这样的描写，不但深深安慰了作者自己，“当写到他在牺牲前写给林道静的那封最后的信时，我的泪水滚落在稿纸上”37，更感动万千读者，“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38

于是，在革命的成长叙述的加持下，杨沫、路扬之间缺乏“高尚的情操”的“男女关系问题”就被翻转成了迎风飘扬的圣洁无比的“革命时代的爱情”，“活在我的心上，也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上”39。这种“翻转”，巧妙而稳妥地将一场“情欲的风暴”安放进社会主义“新人叙事学”，通过政治叙述为性的实现取得合法性。这使《青春之歌》逾出了“目的论修辞”范围，生出了比意识形态更为丰富的意义。较之同时代文本，另具非同凡响的智慧。《保卫延安》作者杜鹏程在战争中经历了心痛初恋，但他不敢将之写进小说。《铁道游击队》原型人物洪振海、杜季伟在抗战期间都有复杂婚外性关系，但作者视若“禁区”，只字不提。甚至，谢晋在拍摄电影《青春之歌》时也有意删除卢、林之间的爱情戏码。杨沫则大为不同，她在修订本后记里说，“在全书中，我爱他（按：卢嘉川）和爱林红超过于任何人。在这次修改本中，我对于这两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动”40。这是杨沫个人隐秘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文学不便明言的被利用的尴尬。

三、革命的“合法伪装”

利萨·泰勒等认为，“对众多媒介产品的文本构建而言，叙事是重要的制造意义手段”41，杨沫同样是在借叙事将自己现实中那接二连三的情感背叛予以重新解释，并使之成为与时代共振的“青春之歌”。比较起来，在《青春之歌》所涉及的“三个爱人”中，马建民最适合以“成长叙述”来讲述而少挪用、利用革命之嫌。这是因为马建民与杨沫确曾有过较深厚的感情。1936年春，不愿依附张中行生活的杨沫再次来到香河县小任教，在此结识来此避祸的马建民，“热情奔放的母亲，见到共产党员马建民之后，由敬佩转为爱慕，3个月就与之结合”。42他们还曾相濡以沫：“（他）在北平《世界日报》社当一名小职员，每月不过20多元的工资。我没有任何收入，他节省再节省，为了我所处的境地。”43更重要的是，马建民还是杨沫入党介绍人，抗战爆发后又带领她投身革命烽火。遗憾的是，马建民可能又是杨沫最缺乏书写冲动的“爱人”。这主要因于两人后来的婚姻生活不尽如人意，儿女成人后更形同陌路。杨沫以为这是战争年代聚少离多尤其两人性格差异所致，其实不尽如此。私以为，路扬的插足应是重要诱因。杨沫本人有“莎菲风格”，用老鬼的话说：

（母亲）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一套观念。她欣赏舞蹈家邓肯，敢于叛逆传统习俗，传统道德……妹妹白杨也相当前卫，自然对母亲有所影响。44

舞蹈家邓肯（1877-1927）以前卫、性自由而著称，“她可以随便跟男人上床，只要喜欢，哪怕是船上的伙夫”45，被世俗社会蔑称为“高级妓女”。杨沫欣赏此种女性，但作为丈夫，马建民恐很难接受妻子的“丰富”和“叛逆”。路扬的强势插足以及杨沫为此事所做公开检查，肯定会对马造成深深刺痛。他与杨沫后来渐行渐远，恐怕势所必然。及至杨沫撰写《青春之歌》时，两人之间已相当淡漠。据杨沫1951年日记载：“（他）在家里的态度常是冷冷的”“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吃过饭，便自己看书直到深夜。睡觉时他在外屋，我在里屋。基本上各睡各的。”46 不过这种婚姻现状没有影响马建民在小说最后一环的位置。他们的出轨与结合，注定要成为林道静“人在历史中成长”中的高潮部分。只是，由于路扬在“成长叙述”中的位置前移，原本与“成长叙述”极为吻合的杨、马之恋又出现缝隙。于是，小说对此段情感做了三重改写，以确保“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内在一致性。

（1）消除路扬、马建民之间的竞争关系。现实中路扬与马建民是直接“竞争关系”：正因于路扬在1941-1942年间“第三者插足”，本来就不自信的马建民受到巨大伤害，并与杨沫之间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痕。《母亲杨沫》提及一件小事：“1943年春，她从路西经过封锁线的长途行军找到父亲时，父亲正要带专署的人转移。他们已经两年不见面了，这个晚上，父亲本可以不走。可是他扔下母亲一个人在陌生的村子里”，“（母亲）只好眼睁睁看着他和同志们离去。往好了说，他是公尔（而）忘私，往不好了说，对母亲毫无感情。”47其实此事还有第三种可能，即马建民对业已公开出轨的杨沫的怨怼和拒绝。不难想象，杨沫、路扬、马建民这三位革命者之间“莎菲”式的情恋纠葛，着实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述机制构成了挑战。但由于小说将路扬位置前移，路扬“插足”马、杨婚姻的事实就自然被回避了，而马建民（江华）反倒成为这场感情的“后来者”。于是，马建民与路扬的竞争关系消失，被代之以革命者之间的承续性关系。

（2）虚构卢嘉川、江华之思想承续关系。当杨沫决定把路扬安插在马建民之前登场、将江华作为卢嘉川之后林道静新的爱人出现时，她就必须在小说中为“成长叙述”提供充分理由：江华在国家话语维度上具有怎样的比卢嘉川更为“进步”的本质？在现实中这问题并不存在。实话讲，要在马建民、路扬之间比较谁更具革命性，恐怕杨沫从未这么想过，马、路更无此念。他们之间的纠葛或竞争，无关革命、无关思想，而更多与颜值、身材或性格有关。然而，这些皆属“私”领域的隐秘经验，并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长叙述”所需要的“公”的依据。于是，杨沫根据中国革命的阶段论，虚构了路扬、马建民并不存在的思想差异：卢嘉川被认为是代表了早期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江华则被认为是代表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卢青春、激情，江沉稳、成熟。为凸显此差异，小说还虚构江华出身，凸显他“宽阔的微黑的脸”（《青春之歌》初版，第370页），称他上北大之前“跟着父亲在上海当了印刷工厂的学徒”，“在上海大学的附中一边半工半读，一边还在领导着基层的工人斗争。”（《青春之歌》初版，第254页）然而，这些经历与杨沫特意从马建民本人那里了解来的信息并不一致：

那时马也没有讲过他自己的过去。直到1950年后，要写《青春之歌》，（母亲）才向马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他1926年12月即参加了共青团，在保定上中学时，先后两次被开除。在宛平田各庄搞地下工作时，常和同志在河边的苇子丛或坟地里开会。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敌人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跑到一个学生家里躲了几天。这个学生和他母亲对他非常好，掩护他和帮助了他。他于1930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48

可见，马建民完全缺乏工人经历，也不曾去过上海，甚至还曾在报馆谋职，大体属于“文化工作者”（解放后马出任出版总署领导当与此有关）。若一定要在马、路之间确认哪位更富于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话，那么长期在野战部队，经历过抗战、解放战争的路扬或许还略胜一筹。但这些实际情形对杨沫意义不大，重要的是江华既已被设置为林道静最后一位“引领者”，《青春之歌》就必须为他“添置”学徒身份、工运经历等实践经验，以使其革命成熟度高过卢嘉川。这样的江华，才有资格指引林道静最终完成自我革命主体的建构。

（3）制造卢嘉川的死亡。以上本事改写，仍然不能完全解决林道静从卢嘉川到江华的情感转变的讲述难度。这一转变与从余永泽到卢嘉川的转变毕竟大为不同。从余永泽到卢嘉川，不仅被小说设置为思想“成长”，也被虚构为道德境界的提升，但卢嘉川、江华俱为革命者，不宜于将任何一位构制为“负面假象”。而在两位革命者俱为道德高尚之人时，即便思想有青春、成熟之别，恐怕也难以构成移情别恋的理由。为此，杨沫又用心设计了卢嘉川的牺牲（现实中路扬并未牺牲且在石家庄与杨沫偶逢时希望与她“死灰复燃”再续旧情），而且虚构一幕“墓地抒情”，以便林道静对卢嘉川作感情的告别。对此，张清华指出：“（她）把这座无名的坟墓在潜意识中当成了卢嘉川的墓地，她试图在心理上提前确认：卢嘉川已经死了，我现在把一束鲜花放在坟前，也算是举行一个简短的‘告别’或‘了结’的仪式了，这仪式一过，她便又获得了自由”，“（这）暴露了林道静在‘革命’名义和理由下所隐含的个人私欲，表明它的‘革命叙事’的合法伪装，实际是完全经不起检验和剖析的。”49的确，这种“人为致死”的虚构，兼之对杨、路之恋柏拉图化的处理，成功回避了现实中杨沫“莎菲”化生活的强烈的非道德成分。在1930-1940年代，杨沫曾三度发生“三角恋情”，如杨沫-张中行-路扬（1936）、杨沫-张中行-马建民（1936）、杨沫-马建民-路扬（1941）。这种率性即使在今天也未必能让人接受，如有论者称：“杨沫在与行翁同居时，移情别恋与马建民‘结合’，约半年后，张、杨宣告分道扬镳”“专就这一事实而言，无论主义如何不同，于男女方面，杨同时与张、马共处，总是不妥当的。”50故在将本事转换为故事时，杨沫很注意抹去自己的“莎菲”痕迹，以确保林道静在任何时段里都只和一位男性存在恋爱/同居关系。1959年，马铁丁正是以此为《青春之歌》辩护：“林道静和余永泽离婚之后，才和卢嘉川发生了爱情关系，卢嘉川牺牲了，才和江华同居。次数虽多，却无背于共产主义道德。”51

比较而言，在林道静“成长”的最后阶段，作者借助“成长叙述”而安置进去的青春记忆最少。推其原因，实在是时过境迁，杨沫与马建民之间，太多美好已为现实所磨损。不过，仍有部分温暖的瞬间从遥远的过去重返叙事，如江华在雪花纷飞之夜对林道静的求爱，直接改自马建民与杨沫的通信：“这时我和马五江（按：马建民）已经有了感情，我无法跟他公开通信，就由史瑞春替我们秘密传书，在一封信中，他竟说了这样的话：‘君默（我当时的名字），我们的关系可以超过同志关系么？’看了这句话，我的心狂跳起来。”52而林道静与江华的日常幸福，其实也来自他们最初同居、相濡以沫的甜蜜。可见，尽管现实婚姻一地鸡毛，尽管有“人在历史中成长”的限制，杨沫还是捕捉到了自己青春时代明亮温暖的部分，并以革命名义把它们安放在时代的公共故事中。

由上可见，马建民、路扬、张中行，这些杨沫在不同时期爱过的青年男子，最终都在小说中永久“定格”。尽管他们似乎都是“经由最为复杂的规训与驯化才能制造出来”、是“一种特定权力技术的文学表达”53，但对杨沫来说，恐怕更是她青春、爱恋和情欲的见证。可以说，以“革命”作为“个人私欲”的“合法伪装”，的确是《青春之歌》的潜在设置。自始至终，“人在历史中成长”的社会主义“新人叙事学”，包括五四启蒙叙述、“英雄救美”等民间惯例，都在被作者因时制宜地征用、利用。不过，倒不必以此贬低这部“言情小说”。在那个欲望无法自我言说的年代，一个人若执拗想用文字来纪念、记载自己青春时代“情欲的风暴”，不但无可厚非，而且着实令人叹服：驯服革命不是每个人敢做和可以做到的。有多少人世间幽微往事都随风而散，但《青春之歌》却让它们永驻。《青春之歌》不但见证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内在的多质性与对话性，也见证了作家与体制之间更为复杂的博弈关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本事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BZW12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② 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下册），《杨沫文集》（第7卷），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

②1415172223242728293034384244454748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5、16-17、16、35、68、65、65、32、65、21-22、20、66、93、36、35-36、12、199-200、35页。

③ 王耀文：《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书屋》1998年第2期。

④49张清华：《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⑤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⑥杨沫：《杨沫文集》（第5卷），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46页。

⑦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3期。

⑧张虹：《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⑨宋剑华、刘冬梅：《〈青春之歌〉的再论证》，《小说评论》2008年第5期。

⑩张中行：《流年碎影》，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173页。

11《青春之歌》有两个重要版本，一是作家出版社1958年初版，二是吸收“《青春之歌》讨论”意见之后做了重大修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修订版。本文主要采用这两个版本。

12[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13张中行：《流年碎影》，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16204352杨沫：《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青蓝园》，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43、334、332页。

183251马铁丁：《论〈青春之歌〉及其论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沫专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版，第272、273、272页。

19蔡翔：《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当代文学的中国故事》，《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21李杨：《成长·政治·性——“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黄河》2000年第2期。

25杨沫：《我怎样唱出〈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写作前后的日记（二）》，《新闻与写作》1985年第9期。

2640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沫专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版，第43-44、43-44页。

31[美]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333946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册），《杨沫文集》（第6卷），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0、132页。

35[美]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杨远婴主编《电影理论读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526页。

36李杨：《“人在历史中成长”——〈青春之歌〉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37杨沫：《答亲爱的读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杨沫专集》，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1979年版，第121页。

41[英]利萨·泰勒等：《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靖、黄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50靳飞：《再谈张中行与杨沫恋情》，http://his.tsingming.com/zhangzhonghang/Information/14319.htm。

53宋明炜：《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以〈青春之歌〉为例》，《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