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是一个拥有优秀诗歌传统的国家，从诗经、楚辞开始，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诗歌，几千年来成为祖国丰富的宝藏，那些脍炙人口的诗歌流传至今，久盛不衰。环顾今天的中国诗坛，已经“门庭冷落车马稀”，甚至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这让人不得不深入思考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

诗人写诗总是有感而发。“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是封建时代诗人的创作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伟大的诗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为时而作，为事而著”的意识指导下，出现了郭沫若、闻一多这样的诗人；新中国更是激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热情，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号召下，出现了贺敬之、郭小川等为人民热爱的诗人。“文革”结束后，随着人们审美多样性的需求，朦胧诗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大量涌现，他们的贡献在于强化了诗歌的“含蓄美”，使诗更加耐人寻味。但从诗的创作而言，仍然是在明确的意识指导下进行的创作。90年代以后的新潮诗人为了扩大诗的表现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是诗的生活化，以生活流来代替意识流，扩大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用平实的诗句写出了他们诗友聚会的亲切场景。诗歌突破了过去甜腻高雅的用词方式，在日常生活的表现中让读者感受到诗意。这是在“拒绝隐喻”的诗歌主张下的诗，但这类诗出现的散文化的倾向，已经没有通常的诗的味道。

不能不看到，这类诗的出现，为诗拓宽了一个新的领域。日常的生活进入了诗人的视野。他们提倡“诗到语言为止” （韩东）和“拒绝隐喻”（于坚），诗人力图用一种原生态的语言再现存在着的生命本身。不过这种生活化的写作，似乎消解了诗的含蓄功能。

从意识流到生活流可以说对扩展诗歌的表现领域功不可没。在创作意识方面，又提倡下意识、潜意识的写作，把潜意识中浮起的词语和互不相干的物象连接起来，诚然，这种连接会吸引读者参与到诗的创作中，以各人不同的人生经历感受到不同的内涵。国外有一种理论，认为作品只是编织一个空筐，让读者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填进去，越是能调动读者的想象，填入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感悟的越是好作品。但不管怎样创新，诗都不能失去其“真善美”的追求。

我们探讨近年来诗歌发展的线索，可以归纳为：从有意识的创作走向了下意识、潜意识的创作；从重情感、美感到平实化、生活化的写作；从思维方式的意识流到生活流。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到个人平实化、常态化的人生琐细倾诉。

我们看到了诗的创作意识的变化，使诗歌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诗歌从选材到创作手法的变化，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气象，拓宽了诗歌可以表现的领域。但问题在于，肯定这一种创新的时候，也要看到随之而来的问题：诗歌界有意无意地排斥有意识、有主题的创作，把有意识、有主题的创作看成抱残守旧，不屑顾及，几乎把这些作品打入冷宫。同时，在当今的诗坛上，又充斥着一些平庸无聊、无病呻吟、以丑为美、怪诞粗俗、不知所云的诗歌，把解构崇高、回避情感、杜绝高雅、拒绝美感当做一种时尚。

创作意识的变化，其负面的效应是使诗歌走向边缘化。如果诗歌只是平凡生活的叙述，只是人生琐事的记录，那么人们不如去读散文、读小说。“真、善、美”应该是诗的本质追求。诗如果不能给读者带来现实的感悟，感情的冲击，不能带来美的享受，诗的价值将丧失殆尽。

要探讨今天诗歌远离读者的原因，不能不说是诗歌对“真、善、美”的疏离。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给人感悟、给人美感的诗越来越少。那些反映现实、歌颂时代的诗歌反而被看作抱残守缺、遭到排斥。诗歌背离了现实，脱离了人民便理所当然的为人民所抛弃。

这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因：

一是诗歌界似乎形成一种主流意识：认为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诗歌写法陈旧、缺少诗味，予以排斥；而以新、奇、怪的写法，琐细、平实的生活化表现作为追求的方向。不知所云的诗歌似乎更包含着什么深刻的道理。

二是诗歌刊物编辑的年轻化，没有感受到过去时代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和冲击力。因此，对诗坛当今的编辑思想认同，把晦涩的诗歌当作好的诗歌，忽略了诗最本质的“真、善、美的标准”；忽略了诗歌对于时代应该承担的义务。记得我读大学的时代，同学们齐声诵读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情景，在读报栏前大家争看报纸上发表的贺敬之长诗《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的情景。那饱满的激情冲击着每一个年轻人的心。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力量。

三是缺少对现实主义诗歌的提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表现。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密联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写出最动人的篇章。他还指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对于真的认识价值，对于善的道德追求，对于美的愉悦需要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向往，也是构成文艺的基本价值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应该成为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遵循的原则。

可以说，时代呼唤现实主义的诗歌。我们的时代处于祖国走向富强、民族走向复兴的最好的时代。难道诗人们不该为时代而歌？难道不该让为时代而歌的意识成为诗歌的主流意识？难道不该理直气壮地提倡现实主义诗歌的创作？处在时代变革的激动人心的时代，难道诗人可以闭目塞听而不发声？面对着英雄辈出的时代，难道诗人没有歌颂的激情？

我们欣喜地看到，祖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看到科技的发展使国家变得强大；看到城乡，哪怕边远地区的面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看到国家各条战线辈出的英雄；看到遭受自然灾害时，拼死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部队战士；看到当新冠病毒袭来时，国家显示的非同寻常的力量……这一切，难道诗人们不曾受到感动？难道就没有创作的冲动？

诗歌应该明确地提倡歌颂时代的主体意识，让诗歌发挥鼓舞人民的力量，让诗人们承担起文学的神圣责任。我们提倡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并不等于排斥朦胧诗、现代诗，也不等于反对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应该看到，一代代诗的探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创作意识的变异，新的手法的运用，都可以渗入到关注现实、反映时代的诗歌创作中，开出多种多样的花朵。生活流的观念和平实人生的展示也将在关注现实、关注时代的诗歌中，展现出新的境界。应该说在借鉴多年来诗歌界的创新中，一定会产生更多的具有“真善美”的诗歌。这不是过去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复，而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再度创新。

当诗人的主体意识提升的时候，诗歌创作将会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诗歌将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喜爱！一个浴火重生的闪亮的诗坛将会重现勃勃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