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为什么会有性别观调查

是什么时候我们脑子里有了关于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什么是好女人，什么是坏女人，或者什么是好男人，什么是坏男人的想象？恐怕我们很难说清楚，我们的性别观是由很多东西共同促成的。但非常重要的一个来路是我们的阅读。文学作品塑造我们的性别观，或者说，我们的性别观是被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塑造的。而且，今天我们也慢慢意识到，性别的刻板印象也的确会带来一些对角色和情节的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影视作品里的女性角色会经常被观众提起，大家会说，这位编剧的性别观太成问题了，或者，这位作家太大男子主义了，等等。这样的说法和想法，其实都在表明，创作者的性别观的重要性。

二〇一八年七月至年底，我先后对一百二十七位中国新锐作家进行了性别观调查，后来一些著名作家也加入了这项调查，包括铁凝、贾平凹、阿来、韩少功、阎连科等人。一方面，调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是我不曾料想到的，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全社会对性别观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为什么要做性别观调查？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我在大学里教书，每天都和“九五后”乃至“〇〇后”打交道，这几年我深刻认识到，年轻一代的性别观和性别意识已不只是“男性尊重女性”那么简单。

文学是什么呢，它要表现现实和时代，真正优秀的作家要比普通人更敏感，要走在时代的前面。那么，我们时代的人关于性别问题的认识通过文学作品传达出来了吗？我是有疑问的。女性文学研究、作家的性别意识一直是我长久的研究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关注一百年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学术焦点便是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变迁。

如果妇女不是妻子、母亲，她本身有存在的意义吗？在五四时代，无论是鲁迅、胡适、周作人，还是叶圣陶、李大钊，对这一问题都做了肯定回答。可是，一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还在讨论，一个女性不是母亲，不是妻子，她是否幸福的问题，或者说生命的价值问题。一百年过去，今天的女性如何理解自己，男性的性别观是怎样的，与百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我对这些问题也有强烈的好奇。

虽然性别观调查受到了作家和读者的认可，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做性别观调查，并不是做性别观审查。要远离那种武断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我看来，关注和讨论性别观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理解，使触觉更灵敏，让我们成为宽容有爱之人，去认识和贴近更广阔的人间。通过性别观调查，我希望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能更深刻，更复杂，更多元。

调查的发现

通过调查我发现，当代作家的性别观其实已经非常现代了，男作家们的回答也深具平等意识，这很重要。但是，他们的表态中也有一些特别微妙且值得分析的东西。

在被问到什么时候有性别意识的时候，很多作家回答的都是对自己的生理性别的认知。其实，人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而我们讨论性别观的时候，并不强调一个人对生理性别的理解，更要看他对社会性别的认识。

社会性别意识对一位作家极为重要。在性别观调查里，苏童的回答被广泛引用过。他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他得有颗艾玛的心。”福楼拜写完小说后也曾经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们一直以来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中，其实包含了对社会性别意识的肯定，比如《红楼梦》《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祝福》，这些作品都是深具社会性别意识的，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在写作时，跨越了他们的生理性别，选择和那些女性站在一起看世界。

调查中有个问题是，你会克服自己的男性意识吗？许多男作家的回答是要面对自己的性别，为什么要克服呢，它是自身的一部分。而女作家在回答如何理解自己的女性意识时，你会感受到她们的犹疑。相比而言，男作家对性别问题相对会更坦然，而女作家呢，是在潜意识里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自卑感。

为什么强调女性视角

什么是女性写作，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女性写作？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我有一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课程，和同学们讨论的就是中国女性文学的发生史、发展史。

在古代，女性时以“余”“奴”“妾”自称，但在白话文里，一个女性要写下自己的故事，她使用“我”。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体现对女性的尊重，我们的先驱创造了“她”字——“她”诞生于现代，和“他”是平等的，这个字非常直观地表明了，她和他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说，“我是同你一样的人”——她说的是同丈夫是一样的人。男人是她的参照，是一个标准，因为她还找不到别的标准。《伤逝》里的子君说，“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表达的是女性个人意志的觉醒，“我”拥有对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个声音是小说中的，是男作家鲁迅笔下的，现实中如果一位女性要在文学中发声，她得拿起笔写作才可以。

一百年前，大部分中国女人才开始有机会和男人一样受教育，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只有现代女性开始书写，真正的中国女性写作传统才开始建立。我们看冰心、庐隐早期的写作，她们最初的表达不连贯、不流畅，喜欢写别人的故事，而不敢写自己。她们需要时间去寻找自己的声音。如果不像鲁迅、周作人那样写，应当怎么写呢？

直到丁玲、萧红、张爱玲的作品发表，我们才发现，女性写作与男性的立场、所使用的腔调、所使用的视角如此不同，她们实实在在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表达，而其写作成就又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

今天，我们之所以讨论作家的性别意识，强调女性写作，其实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尊重一种差异性。我们对一部好作品的判定其实是有一个潜在标准的，或者说，长久以来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认知。比如，如果你对一位女作家说，“你写的一点儿也不像女人写的”，一般情况下它会被当作一种褒奖，夸奖者和被夸奖者都默认。可是，几乎很少有人会对一位男作家说，“你写的一点儿也不像男人写的”，因为大家明白这个评价并非夸奖。这便是我们习焉不察的文学事实。

所以，今天，有些人在反对女性写作，强调这个世界上的写作没有男女之别时，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有没有在忽视女性的处境？有没有为达到一种普遍的、一致的、整齐划一的标准而无视了那些本来的不同？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要一视同仁，这话没错。可是，具体到写作本身，就是不能在平等的概念之下，抹杀书写行为的具体性。是的，大家都喜欢说那句话——“要贴着人物写”，那么，贴着人物写的时候，是否要看到人物的性别、阶层、种族？我们知道，一个人是男是女、是穷是富，地位高低甚至高矮胖瘦，都会直接影响人的行为方式。这是写作中要面对的具体问题，它决定人物性格和命运。如果是男作家，是否要考虑女性人物的生理特征，如果是女作家，是否应该考虑人物的男性身份和男性气质？

对女性身份的关注，强调女性写作和女性立场，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在女性声音和女性处境被忽略的情况下，关注女性和强调女性，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

关于女性写作

正如前面所说，女性写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非常大，但常常会被裹挟在其他话语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张洁、戴厚英的写作表现的不是强烈的性别意识，而是一种普遍的人性，女作家们通过这样的“爱”的概念，努力从一种写作倾向中摆脱出来，所以她们会反复说，我是人，然后是女人；我是作家，然后是女作家，是把女性的问题落在个人的层面上。

九十年代作家写身体，是对以往文学话语的一种挑战。在当时，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都很有冲击力，有一大批作家做出了贡献，这时候女性写作被提出。可也正是在此时，女性写作被市场标签化了。

女性写作不仅仅、也不应该只是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写作。作为女性写作代表人物，林白后来写了《妇女闲聊录》，当木珍——一个来自农村的保姆——讲述她眼中的农村故事时，林白的写作发生了非常重要的改变。《北去来辞》也是女性视角下中国几十年来的巨变，但人们没有把它当作女性写作——因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只有“那样的”才是女性写作。铁凝《玫瑰门》书写了女性的历史与社会变革的复杂关系，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也是女性写作，这些作品都冲破了我们对女性写作的单一和僵化的理解。

在调查问卷里，一些女性作家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女性写作，说我不是“那种女性写作”，这倒并不是强烈否认什么，主要是作家们对女性写作形成了一个前理解、前语境，认为女性写作就是个人化的、美女写作或者身体写作。而且，容易被对号入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和《十月》杂志一起，在二〇二〇年三月八号推出了“新女性写作”专辑。我强调“新女性写作”，是希望与以往的女性写作区别开来。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包括翟永明、林白在内的十三位女作家共同参与了这个专辑，这些作品迸发出新的火苗，尤其是“八〇后”一代的作品。之所以有“新女性写作”这个专辑，其实是想要呼吁，女性写作应该有更广阔、有丰富的面向，书写更广大的女性生存。

今天，我所强调的新女性写作，其实是更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关注因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不同性别立场。

当然，我们谈到女性写作的时候必须谈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做的并不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但是，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典型的女性主义批评著作，因为这部著作，简·爱的故事有了另外的读法：如果你站在罗切斯特的角度，会觉得这个阁楼上的女人是个疯子；站在简·爱的角度，会觉得这个女人阻碍了她的幸福；可是站在“疯女人”的角度呢，她其实是被社会压迫的、失声的女人，如果她可以说话，那么罗切斯特很可能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令人厌恶的男人。以前我们习惯站在简·爱的角度，“疯女人”和她虽然都是女性，但立场和视角并不一样，这让人意识到，在同一个女性群体内部，也是有阶层、阶级与立场之分的。在这个解读出现之前，我们对《简·爱》的理解是多么单一，而这一批评方法则让我们看到那些不应该被忽略的、更阔大的世界，也更好地理解了这部作品。

女性写作是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概念，是可以被充分讨论的。之所以进行性别观调查，提倡新女性写作，我所期待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女作家能越来越坦然、自在地表达；女性写作者的不安全感能消除，女性写作不必刻意躲藏。——要成为一骑绝尘的写作者，就要直面我们时代女性生存的某种“坚硬的真实”。

我们的性别观进步了吗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了，我在图书馆翻阅很久远的杂志《少年中国》。在一九一九年元旦，当时的人们畅想“心目中的理想女子”，有位女士说，未来男女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没有阶级的；女子是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男女之间应该相互扶助、女子不应当依赖男子；女子不应该遵守男子不遵守的法律；男女之间交际应该公开……

我清楚地记得，读杂志的时候是一个黄昏，我对那个畅想实在难以忘记。一百年过去，那个理想实现了吗？应该说大部分实现了吧，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如愿。正是在当年，叶圣陶对那种把妇女当作“物”而非“人”的现象进行过激烈批判。还有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等人，他们在课堂上和文章里都对两性平等的推进做出了卓有意义的贡献。今天看来，这些前辈推动了我们社会性别观的建构。

一百年前，“女作家”这个称呼是有贬义的，再往前，文学史上很多女作家都不敢署女性名字，要写男人的名字。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慢慢消失了。一百多年前，中国女性要缠足，不能上学，即使进了学校也不能和男人一样接受平等教育，不能男女同校，而今天，许多梦想我们已实现。克服不平等和偏见，这一切需要过程。

我们的性别观进步了吗？我很多次遇到这个问题，而我每次的回答都是乐观的。也许有时候也会感到悲观，但这恰恰说明我们整个社会的意识在觉醒，我们每个人变得很敏感。在灾难到来之际，我们看到如此多女性劳动者，感受到女性精神和女性力量，这一切超乎想象。

我们从未像今天、像此刻这样真切认识到女性的的确确“能顶半边天”。这就是我们切身感受的现实。而且，我的乐观也在于，我们的时代总会生长起一批敏感而有行动力和思考力的年轻人。

一九一九年夏天，一位远在兰州的名叫邓春兰的普通女学生，给蔡元培先生写了封信，希望能来北京大学做旁听生，实现男女同校。在当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要求，知识阶层意识到了一种变革的可能。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北京《晨报》以“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开辟“大学开放女禁”讨论专栏。《民国日报》和《少年中国》也以专号的形式讨论“大学开女禁问题”。全社会开始对男女同校开始进行讨论和想象。正是在这样的土壤滋养之下，一九二〇年元旦，上海《中华新报》发表蔡元培的讲话，宣布北大开放“女禁”的决定。

男女同校的实现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是男女平等口号在行动上的体现，更完全打破了控制中国社会千年的“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男女恋爱自由与婚姻自由，都从此具有了实质操作的可能。

坦率说，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新闻，感到气愤和悲观的时候，我常会想到邓春兰，那个普通的女学生所做的并不普通的事情。她让我意识到，尽管困难重重，一个普通人的努力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性别观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我们时代的文化土壤，是我们社会空气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的性别观最终会构成我们时代的性别观。

如果全社会每个人都能有健全的性别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两性平等观念，新闻里匪夷所思的事情就会减少。全社会性别意识的改变，有时候只是在一瞬间。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

（本文为“2020造就WOMEN”活动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