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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赵树理著，工人出版社1950年版

《说说唱唱》，李伯钊、赵树理任主编，1950年1月在北京创刊，1955年3月停刊，共出刊63期。

《登记》是赵树理写于1950年的著名短篇小说。讨论这部作品，不得不谈到八十年代广为流传的著名唱段《燕燕作媒》，它取自沪剧《罗汉钱》，曾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奖和演出奖。而鲜为人知的是，《罗汉钱》便是由赵树理的《登记》改编而来。

《登记》旨在宣传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改变每个中国人生活的法典颁布于1950年5月1日。“1950年夏天，正是大力宣传婚姻法的时候，刊物急需要发表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但编辑部却没有这方面的稿子。编委会决定自己动手写。谁写呢？推来推去，最后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老赵头上。这是命题作文章，也叫做‘赶任务’，一般的说来是‘赶’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老赵却很快‘赶’出了一篇评书体的短篇小说《登记》。”[1]

《登记》完成于1950年6月5日，发表在《说说唱唱》1950年6期，约有14000字。故事所写的是1950年，在山西东王庄，母亲小飞娥无意间发现女儿艾艾的罗汉钱，回忆起20年前自己与保安相恋，后来被迫嫁给张木匠，从此婚姻生活陷于暴力和恐惧之中的经历，担心女儿重蹈覆辙，小飞蛾拒绝了媒人五婶的说亲。艾艾因为与小晚往来被村人视为“名声不正”，燕燕上门为艾艾做媒，小飞娥同意了孩子们的婚事。但村公所依然不准登记。村里的青年小进和燕燕的恋爱也遭到阻碍。两个月后，《婚姻法》颁布，艾艾和小晚登记并被视为模范婚姻，燕燕和小进后来也圆满结合。

《登记》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新中国故事，一发表便引起文艺界强烈反响，很快被改编为戏曲《罗汉钱》，以地方戏形式上演（沪剧只是其中的一种）。读《登记》，会很自然地想到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事实上，研究者们后来将这两部作品称为姊妹篇。两部作品相同之处在于有共同的主题——都是年轻人冲破重重阻力寻找婚姻自由。但不同也很明显：《小二黑结婚》的故事发生1943年的解放区，当时还没有《婚姻法》；《登记》发生在七年后，新中国已经成立，《婚姻法》刚刚颁布。于是，同样的婚姻自由主题，同样书写母女两代的关系，相比而言，《登记》的调性更为明朗欢快，年轻人也变得更为勇敢和主动。

和《小二黑结婚》共享一个故事核，《登记》是如何翻新、生长出新鲜枝桠而令人喜闻乐见的？与《小二黑结婚》相比，《登记》中的女性形象与年轻人形象塑造方面有何显著不同；在移风易俗的进程中，赵树理如何在国家话语与女性自身力量之间寻找到他的叙述策略？这是本论文感兴趣之处，也是重读目的所在。

“人是苦虫”？小飞蛾与她的“缓慢觉醒”

《登记》发表时被标记为“评书”。开头便以说书人口吻出现：“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2]故事分成四部分：一、罗汉钱；二、眼力；三、不准登记；四、谁该检讨。

整体而言，小说的四部分结构严谨，对应传统故事“起、承、转、合”。虽然四部分字数均衡，小说的重点也讲的是年轻一代如何克服困难去登记，但小说中让人最印象深刻的还是“罗汉钱”，也是新故事发生的背景，母亲小飞蛾的旧故事。

三十年前，作为新媳妇的小飞蛾俊俏而活泼，但村里人慢慢传来了她的闲话，了解到她以前的相好叫保安，张木匠也发现，小飞蛾身上的罗汉钱是二人定情的信物。在最初，张木匠并没有要用武力降服小飞蛾，他只是把不满告诉了母亲，母亲则挑唆他：“快打吧！如今打还打得过来！要打就打她个够受！轻来轻去不抵事！”[3]受怂恿的儿子马上动手，“他拉了一根铁火柱正要走，他妈一把拉住他说：‘快丢手！不能使这个！细家伙打得疼，又不伤骨头，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4]

“张木匠打媳妇”是罗汉钱里非常重要的场景。每一位读者都会对张木匠如何“教训”小飞蛾的片断难以忘记：

她是个娇闺女，从来没有挨过谁一下打，才挨了一下，痛得她叫了一声低下头去摸腿，又被张木匠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床边上，拉下裤子来“披、披、披”一连打了好几十下。她起先还怕招得人来看笑话，憋住气不想哭，后来实在支不住了，只顾喘气，想哭也哭不上来，等到张木匠打得没了劲扔下家伙走出去，她觉得浑身的筋往一处抽，喘了半天才哭了一声就又压住了气，头上的汗，把头发湿得跟在热汤里捞出来的一样，就这样喘一阵哭一声喘一阵哭一声，差不多有一顿饭工夫哭声才连起来。……小飞蛾哭了一阵以后，屁股蛋疼得好像谁用锥子剜，摸了一摸满手血，咬着牙兜起裤子，站也站不住。[5]

虽然讲故事人和听众/读者一起观看张木匠打人场景，但小说所聚焦和传达的却是被打者的感受、疼痛和屈辱。而这样的疼痛和屈辱使活泼的小飞蛾像换了个人一样，从此生活在恐惧中。

从挨打那天起，她看见张木匠好象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每次回来，从门外看见她还是活人，一进门就变成死人了。有一次，一个鸡要下蛋，没有回窝里去，小飞蛾正在院里撵，张木匠从外边回来，看见她那神气，真有点像在戏台上系着白罗裙唱白娘娘的那个小飞蛾，可是小飞蛾一看见他，就连鸡也不撵了，赶紧规规矩矩走回房子里去。张木匠生了气，撵到房子里跟她说：“人说你是‘小飞蛾’，怎么一见了我就把你那翅膀耷拉下来了？我是狼？”“呱”一个耳刮子。小飞蛾因为不愿多挨耳刮子，也想在张木匠面前装个笑脸，可惜是不论怎么装也装得不象，还不如不装。张木匠看不上活泼的小飞蛾，觉着家里没了趣，以后到外边做活，一年半载不回家，路过家门口也不愿进去，听说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好的。[6]

殴打使她改变性情，活泼性格就此消失。对于小飞蛾而言，曾经爱上过别人已经成为她的原罪。小说动情地书写了小飞蛾遭受家庭暴力后所感受到的孤独、凄惶和无处依归。“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可是有嫌疑，去不得；娘家爹妈听说闺女丢了丑；也没有脸来看望。这样一来，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跟小飞蛾是一势了。”[7]没有人帮助小飞蛾，包括同为女性的婆婆。事实上，在张木匠家暴行为的背后，婆婆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妈把他叫到背地里，骂了他一顿“没骨头”，骂罢了又劝他说：“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舍不得了不得……”他受过了这顿教训以后，就好好留心找小飞蛾的茬子。[8]

“人是苦虫”，是一种地方方言。“苦虫：意谓人性贱，少不了都要经受苦难。旧时官府骂人的话，谓人是贱骨头，不拷打就不会招供。”[9]“人是苦虫”这句话在《登记》里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前面张木匠母亲怂恿他去打小飞蛾时，而另一次则是五婶去说媒，被问起艾艾是不是还能改时，五婶回答说：“改得了！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以后就没有事了！”[10]对方又说：“生就的骨头，哪里打得过来？”[11]五婶则说：“打得过来，打得过来”！小飞蛾那时候，还不是张木匠一顿锯梁子打过来的？”[12]某种意义上，就这部小说而言，“人是苦虫”中的“苦虫”特指女人，指的是那些有过恋爱史或者婚前有过相好的女人，而教育她们的方式便是“打”，——“人是苦虫”有如密码，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像空气一样对女性的歧视与羞辱，也会自然联想到当时诸多农村女性在婚内被不断殴打、改造的故事，但在那时，很少有人意识到殴打本身的问题。

1950年的小飞蛾再次听到五婶这句“人是苦虫”时，表达了“不服”。“她想：‘难道这挨打也得一辈传一辈吗？去你妈的！我的闺女用不着请你管教！’”[13]这是作为母亲的小飞蛾的反抗和她的不屈服，也是对像空气一样的旧习惯和旧习俗说不。事实上，即使当年被张木匠殴打，小飞蛾也并没有真的被“改造”：

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把罗汉钱拿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罗汉钱！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到手心里，贴到脸上，按到胸上，衔到口里……除了张木匠回家来那有数的几天以外，每天晚上她都是离了罗汉钱睡不着觉，直到生了艾艾，才把它存到首饰匣子里。[14]

孙先科在分析小飞蛾这一形象时认为：“小飞蛾虽然被张木匠用锯梁子惩戒与规训，但小飞蛾并没有完全被改造。张木匠可以使她怕，但不能使她爱，张木匠不在场时，她的神气仍然像‘在戏台上穿着白罗裙唱白娘子的那个小飞蛾’，……或者说张木匠只惩戒了她的皮肉，并没有改造她的心气；张木匠吓破了她的胆，并未虐杀她的精神，她仍然是那个生气勃勃的小飞蛾。”[15]也因此，他将小飞蛾称之为有烈性气质的“蛾式女人”，这一分析实为精当。

正是因为“不服”的性格，小飞蛾面对自己过往和女儿的婚事时，多了一些思考。在最初看到女儿手里的“罗汉钱”时，她并不能判断这是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但听到五婶说“人是苦虫”时，她意识到女儿未来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

五婶那两句话好像戳破了她的旧伤口，新事旧事，想起来再也放不下。她想：“我娘儿们的命运为什么这多一样呢？当初不知道是什么鬼跟上了我，叫我用一只戒指换了个罗汉钱，害得后来被人家打了个半死，直到现在还跟犯人一样，一出门人家就得在后边押解着。如今这事又出在我的艾艾身上了。真是冤孽：我会干这没出息事，你偏也会！从这前半截事情看起来，娘儿们好象钻在一个圈子里，傻孩子呀！这个圈子，你妈半辈子没有得跳出去，难道你就也跳不出去了吗？”[16]

看到女儿未来的生活隐患，母亲是否还要求女儿走自己的老路？小飞蛾在这里显现了她的主体性。事实上，这位母亲也意识到，她曾经的遭际也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遭际：

她又前前后后想了一下：不论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姊妹们，不论是才出了阁的姑娘们，凡有像罗汉钱这一类行为的，就没有一个不挨打——婆婆打，丈夫打，寻自尽的，守活寡的……“反正挨打的根儿已经扎下了，贱骨头！不争气！许就许了吧！不论嫁给谁还不是一样挨打？”[17]

既然大家都有这样的遭际，就顺着命运吗？当然不。小飞蛾不是那样逆来顺受的女性。一如小说中所说：

头脑要是简单叫点，打下这么个主意也就算了，可是她的头脑偏不那么简单，闭上了眼睛，就又想起张木匠打她那时候那股牛劲：瞪起那两只吃人的眼睛，用尽他那一身气力，满把子揪住头发往那床沿上“扑差”一近，跟打骡子一样一连打几十下也不让人喘口气……“妈呀！怕煞人了！二十年来，几时想起来都是满身打哆嗦！不行！我的艾艾哪里受得住这个？”[18]

这是属于母亲的缓慢而坚定的觉醒，——再也不让女儿走老路，这位母亲要放女儿到光明中去，换句话说，虽然这是属于母亲的旧故事、艾艾故事发生的前史，但是，在这个旧故事里已经包含了新故事的曙光，这也为艾艾和小晚的自由结合做了铺垫。

当然，小说也另有伏笔。虽然村子里有许多女人被打过，但也并不是所有女人有小飞蛾的觉悟。一如张木匠的母亲，正是她撺掇儿子去打儿媳妇的，不仅仅撺掇，而且还告诉他哪个打得最疼：“他妈为什么知道这家伙好打人呢？原来他妈当年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19]而且在儿媳妇挨打之后，并不表示同情：“一家住一院，外边人听不见，张木匠打罢了早已走了，婆婆连看也不来看，远远地在北房里喊：‘还哭什么？看多么排场？多么有体面？’”[20]这种受罪的媳妇后来又成为严厉管教媳妇的婆婆类型，在赵树理小说是一个系列，她们守旧而顽固，是农村家庭中特有的人物系列。这也正是《登记》中艾艾的故事发生的土壤和背景，苏醒的人是少数。作为小说家，赵树理以小飞蛾际遇出发，所要讲述的是作为土壤和空气的对女性戕害的旧习俗。

在妇女形象塑造中，赵树理其实并没有塑造解放区文艺中一种普遍而重要的人物形象，如喜儿（《白毛女》）、燕燕（《赤叶河》）、赵巧儿（《赵巧儿》）、蓝妮（《赶车传》）等受到地主阶级迫害、侮辱的女性形象。这也正是赵树理与其他解放区作家的不同，一如黄修己所说，“这说明赵树理塑造这个形象系列，主要不在于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而在于表达他对改革农村封建陋习的强烈愿望，寄托着他对妇女解放的理想。”[21]

赵树理小说主要是对农村风俗的批判，正是这样的批判使小飞蛾作为历史中间物获得了她的主体性：她是新旧故事的衔接者，旧的故事的受害者，而在新故事里，她则要做一个新的长辈和母亲。小飞蛾不是靠他人或外力的启发，而是从自身经验出发的觉醒，它是赵树理小说中少有的有主体意识的母亲形象。

欲海挣扎：三仙姑与小飞蛾人生的裂变

《小二黑结婚》在赵树理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篇成名作以其塑造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涉及最经常出现的问题，而确立了它在整个作家创作中的长子地位。农村社会的独特见解，在《小二黑结婚》中已经基本上体现出来了。”[22]确乎如此。《小二黑结婚》里包含了赵树理小说的诸多创作母题。而把《登记》和《小二黑结婚》两相对照，也很容易发现它们的共通性：依然写年轻一辈如何突破阻挠实现婚姻自由；人物设定也是相近的，包括父一辈的有些老脑筋和小字辈的艾艾、燕燕、小晚、小进。甚至结构上也非常相近。在写登记和如何登记时，作家先荡开一笔写“罗汉钱”，一如写小二黑结婚时作家先写三仙姑和二诸葛以及金旺兄弟等等，被称为“峰回路转式”的结构。但《登记》和《小二黑结婚》的小说调性有明显差异，《小二黑结婚》面对的是反动势力、是黑恶势力，而艾艾、小晚所面对的则是新社会，是新社会里的官僚主义。也因此，《登记》中的年轻人尽管遇到了挫折，但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希望和力量在召唤。两部小说中，长辈的力量也在发生变化。《小二黑结婚》里，三仙姑和二诸葛是重要的阻挠力量，但是在《登记》中，父辈并不是最大的阻挠力量，甚至他们中一些人在亲情的感召下开始支持年轻人自主婚姻。

当然，这两部小说都贡献了深有光泽的人物，《小二黑结婚》里是三仙姑，《登记》里则是小飞蛾。尽管她们并不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不是作家所要歌颂的对象，但是，她们各自拥有属于远高于新一代/新人的文学光芒。

某种意义上，三仙姑和小飞蛾是有着相同处境的人：两位女性都是俊俏媳妇，年轻时都很吸引同村青年的目光，另外，她们都有着不幸福的婚姻，同时，也都各有反抗性。赵树理如何讲述这两个女性的欲望、如何理解这两位女性的反抗，其实背后代表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不同视点。

《小二黑结婚》以漫画式的方式记录了三仙姑这一类的农村女性。她长得好看，对婚姻和丈夫并不满意。而婚姻具体如何不幸，小说并没有正面描写。在提到她的丈夫于福时，只是说，他只会在地里死受。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于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感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地来跟新媳妇做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红火。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家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23]

“跳大神”是三仙姑解决困境的一种手段，某种意义上，也是她隐秘欲望宣泄的出口，小说里，有着旺盛欲望的三仙姑是被嘲笑的，首先是对她衣饰的嘲笑。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24]

叙述人用了“更新鲜”“更光滑”“更明”“更匀”，来间接描述三仙姑的主动、渴望及过犹不及。与三十年前的克制相比，在写三仙姑三十年后的穿着时，批评和指摘则更不遮掩。小说中写到三十年后的男人们都长了胡子不再往三仙姑家跑，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25]“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 裤腿上仍要镶边”，再加上后面的比喻“驴粪蛋上下上了霜”，显然都是极尽嘲讽之意。或者可以说，整部小说中，作为异类的三仙姑是一位被嘲笑和挖苦的对象，几乎看不到作者对她的同情。

同时，小说也直白地写出了三仙姑不同意小芹和小二黑结婚的原因，是因为她与女儿的争风吃醋：“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26]这是入木三分的书写，三仙姑的不幸里，包括欲望无法满足，也包括人性深层次的母女相嫉、母女相妒。《小二黑结婚》尖锐书写了三仙姑身上性欲的蓬勃与母性的匮乏。

小飞蛾也是生命能量旺盛的女性。“原来这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身材不很高，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一出场，抬手动脚都有戏，眉毛眼睛都会说话。唱《金山寺》她装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一个人撑满台，好象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蛾’。”[27]“白娘娘”“蚕蛾儿”的表述，都意味着这个女性别有一种生命力。在讲述小飞蛾的不幸时，小说家看到了这位女性的不驯，即使是没有《婚姻法》的加持，她在内心里也不愿意让孩子去走自己的伤心路，因此强烈表达了对旧习惯的反抗。这意味着，在女性解放问题和如何理解女性的问题上，七年前的赵树理和七年后的赵树理发生了变化，这也让人想到，“不论赵树理是怎样一个乡土作家，不论他怎样站在乡土民间和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的内心仍然经过了现代的洗礼和革命的风暴。他和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深深的卷入了现代世界的历史潮流和漩涡之中。”[28]

两位母亲都有面对女儿婚事时的转变。三仙姑的态度转变是因为在区长办公院子里被围观。

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作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区长问：“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个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问：“还有些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区长道：“我给你叫来你亲自问问她！”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哝哝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儿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29]

区长的压力使三仙姑不得不同意小二黑和小芹的婚事。而她之所以要改变衣着方式，也是因为他人的看法：“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实在觉着不好意思，回去对着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来俏？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30]——三仙姑的转变是发自内心的吗？这是让人怀疑的。一如研究者所言，他们“这些看似‘进步’的举止，其实也是人生的不得已，他们要在社会急剧变动中生存起来生存下来便只能如此。或者这也是一种‘就事论事’，因为他们不是非凡的超人，而是世俗中多数，是不得不跟上时代，而随波逐流的人。”[31]

诸多研究者都指出《小二黑结婚》中叙述视角的分裂：“小二黑结婚的主题是歌颂自由恋爱，歌颂解放区社会的进步。但从作品的实际描写看，它存在着两个视角，看小二黑小芹的自由恋爱时，站在时代的高度，热情肯定了他们的新思想、新精神、新风貌；看三仙姑这个可怜可厌的人物时，却站在当时农村社会一般的、也是传统道德的立场上，简单地责备她不象媳妇，不象长辈。两个视角并存，说明作者当时伦理道德的矛盾。”[32]

七年之后，赵树理为了配合婚姻法而创作出了《登记》，某种程度上是对《小二黑结婚》故事的一次改写。《登记》中，小飞蛾不仅考虑到女儿不能走自己的伤心路，也想到了和她有共同际遇的姐妹们。小飞蛾的转变，是人情和事理的统一。小飞蛾身上有朴素的母性，她愿意放儿女们到“光明”中去。这是小飞蛾与三仙姑的重要不同。当然，与三仙姑故事里的嘲讽相比，小飞蛾故事部分也有着浓厚的抒情元素，容易引起人的共情，这也是后来戏剧改编者对此一片段不断改编的重要原因。依然是母女，小飞蛾婚姻的不幸被作家深切凝视，也被寄予深切关怀。因此，“作品中虽然也有两个视角，两种道德观念，但不是并存在作者一人身上。张家庄群众是看小飞蛾，是站在传统道德立场上，尽管他们代表着当时普遍的道德意识，但在新道德观念冲击下，已显示出被取代的趋向。作者看小飞蛾，是站在反传统立场上，代表着与历史发展同向的现代道德观念……”[33]

我以为，《登记》中有着赵树理对小飞蛾命运深具现代性别意识的书写和凝视，这是极为珍贵的。不过，与《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贯穿全场不同，小飞蛾只是在小说中的第一、二部分深具主体性，而在第三及第四章节，小飞蛾变成了配角，变成了父母辈中的一个，这与赵树理小说“重事轻人”的风格有重要的关系。——作为小说家，赵树理侧重于解决问题、讲述故事而不是书写一个人的主体性如何确立。这也是《登记》未能完整塑造出一个深具主体意识的农村母亲形象的原因。

与“声名不正”：姐妹情谊与女性力量

新中国《婚姻法》是对女性解放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法律。它的第一章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而当年《人民日报》社论则直接指出，这部法典深具女性解放精神：“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是要推翻以男子为中心的‘夫权’支配。”

作为配合宣传的小说，《登记》完满地传达了《婚姻法》的条例：婚姻自由、保护妇女权益。如果说“人是苦虫”鲜明记录了旧故事里小飞蛾所受到的屈辱，那么新故事所要面对的则是当时农村对“声名不正”女性的歧视。声名不正/声名不好/名声不正是相近的词，在赵树理小说中出现的频率并不低。《小二黑结婚》中，“名声不正”出现过一次，指的是三仙姑，“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名声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34]在这个语义环境里，“名声不正”的评价与三仙姑是相符的，因为似乎她的确是与很多男人不清不楚。

七年后，当“名声不正”/“声名不正”/“声名不好”等相类的词在《登记》中成为高频词时，其中“声名不正”出现了7次，而“声名不好”出现了3次。这些词语出现在不同人物和不同场景里，内在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声名不正”第一次出现是在艾艾、燕燕、小晚讨论时，“小晚问燕燕，‘去年腊月你跟小进到村公所去写证明信，村公所不给写，是怎么说的？什么理由？’燕燕说：‘什么理由！还不是民事主任那个死脑筋作怪？人家说咱声名不正，除不给写信，还叫我检讨哩！’”[35]这是死脑筋的村公所民事主任对燕燕的称呼。另外，在谈到艾艾时，外人对她的评价是：“人样儿满说得过去，不过听说她声名不正！”[36]由此引出了需要对艾艾打一顿才能改正的聊天，这也是小飞蛾不同意艾艾嫁给别人的重要原因。

具体什么是声名不正？小说中用不同人的口吻做过解释。在燕燕打算做小晚和艾艾的介绍人时，王助理员并不同意，原因是“村里有报告，说你的声名不正！”[37]于是三个青年人同问：“有什么证据？”王助理员则回答说：“说你们早就有来往！”[38]在这里，登记之前便早有来往便是“声名不正”的具体行为。

民事主任是艾艾和小晚登记结婚的阻碍，在他那里，“声名不正”有两个相反的估价：

有一次，他看见艾艾跟小晚拉手，他自言自语说：“坏透了！跟年轻时候的小飞蛾一个样！”又一次，他在他姊姊家里给他的外甥提亲提到了艾艾名下，他姊姊说：“不知道闺女怎么样？”他说：“好闺女！跟年轻时候的小飞蛾一个样！”这两种评价，在他自己看起来并不矛盾：说“好”是指她长得好，说“坏”是指她的行为坏——他以为世界上的男人接近女人就不是坏透了的行为。不过主任对于“身材”和“行为”还不是平均主义看法：他以为“身材”是天生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行为是可以随着丈夫的意思改变的，只要痛痛打一顿，说叫她变个什么样就能变成个什么样。[39]

以上可以看出，从《小二黑结婚》到《登记》，“声名不正”在两部小说里的所指语义发生了变化——《登记》里村子里人们所谓的“名声不正”，并不是真正的“名声不正”，某种程度上，而是对那些性格活泼、自由恋爱的女性的污名化称谓。

《登记》中贯穿了女性们对“声名不正”的抗争。从小飞蛾就开始了，在“眼力”部分，小飞蛾明确拒绝了五婶提亲；艾艾面对婚姻问题时，有着强大的主体性，坚决不跟除小晚以外的人结婚；而燕燕，不仅仅不愿意屈从，还试图帮助艾艾和小晚完成婚姻登记。在得知艾艾和小晚的困境后，小说有一段关于燕燕的描写：“燕燕猛然间挺起腰来，跟发誓一样地说：‘我来当你们的介绍人！我管跟你们两头的大人们提这事！’”[40]这充分显现了燕燕的勇敢。事实上，在与“声名不正”做搏斗的过程中，燕燕和艾艾并不蛮干，而是有详细的计划和安排：“艾艾又和燕燕计划了一下，见了谁该怎样说见了谁该怎样说，东院里五奶奶要给民事主任的外甥说成了又该怎样顶。”[41]在登记又一次遇到困难时，年轻人想到了要互相帮助：“他们谈到以后该怎么样办，燕燕仍然帮着艾艾和小晚想办法，他们两个也愿意帮着燕燕，叫她重跟小进好起来。用外交上的字眼说，也可以叫做‘订下了互助条约’。”[42]

简而言之，《登记》虽然写的是年轻人如何克服阻碍去登记，但其实内在里写的却是女人们如何不屈不挠地与“声名不正”做斗争——整部小说，年轻人都在和那种将恋爱自由视为“名声不正”的死脑筋、官僚主义搏斗。而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婚姻法》有如春风一样，一切迎刃而解，——在“声名不正”的斗争中，借助《婚姻法》的帮助，艾艾和小晚、燕燕和小进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登记”并不是最后的结局，还是要与官僚主义与死脑筋表达了不满，那是年轻人另一种层面上的抗争。

艾艾说：“大家不是都知道我的声名不正吗？你们知道这怨谁？”有的说：“你说怨谁？”艾艾说：“怨谁？谁不叫我们两个人绪婚就怨谁！你们大家想想：要是早一年结了婚，不是早就正了吗？大家讲起官话来，都会说：‘男女婚姻要自主’，你们说，咱们村里谁自主过？说老实话，有没有一个不是父母主婚？”

……

区分委书记说；“你骂得对！我保证谁也不恼你们！群众说你们声名不正，那是他们头脑还有些封建思想，以后要大家慢慢去掉。村民事主任因为想给他外甥介绍，就不给你们写介绍信，那是他干涉婚姻，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婚姻法》以后，谁再有这种行为，是要送到法院判罪的。王助理员迟迟不发结婚证，那叫官僚主义不肯用脑子！他自己这几天正在区上检讨。中央人民政府的《婚姻法》公布以后，我们共产党全党保证执行，我们分委会也正在讨论这事，今天就是为了搜集你们的意见来的！”[43]

区分委书记的讲话正是小说的点题，将一层层阻隔进行了剥离，年轻人与“声名不正”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小说的结尾处，再一次与第一部分“罗汉钱”照应：

散会以后，大家都说这种婚姻结得很好，都说：“两个人以后一定很和气，总不会像小飞蛾那时候叫张木匠打得个半死！”连一向说人家声名不正的老头子老太太，也有说好的了。

这天晚上，燕燕她妈的思想就打通了，亲自跟燕燕说叫她第二天跟小进到区上去登记。[44]

新故事的完美结尾使《登记》带给人一种欢欣鼓舞。那是新中国农村男女青年生活的美好图景。“从《伤逝》描写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自由结合进行斗争而失败，到《小二黑结婚》中农村男女青年争取个性解放获得胜利，可以量出中国革命在20多年前所迈出的巨大步伐。”[45]而如果说成功的艺术作品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那么，读者从《登记》可以看到新社会青年农民争取解放的面影，看到新《婚姻法》给人们思想精神面貌所带来的新变化。

某种意义上，婚姻自主的主题、女性解放的主题、新旧社会女性命运的对比主题，都在《小二黑结婚》里出现了。但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是在《登记》里——小飞蛾的出现是重要的，她并不是新人，但却是令人倍感新鲜，原因在于她的觉醒和行动，这也意味着新社会、新时代、新觉醒不仅仅指的是新的年轻人，也指他们的父母。

结语

读《登记》会想到赵树理的讲故事能力。尽管作品为宣传而写，但是赵树理的故事本身却有更为丰富而宽广的向度。他的故事里总有着更为丰富、复杂甚至矛盾的内核，这恰恰也是他的故事被不断解读的魅力所在。当然读这部小说也会想到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所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的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见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46]

很多年后，《婚姻法》已经不必“宣传”便深入人心，但“登记”的故事却一直在被阅读。我们会越过《婚姻法》看到在逐渐宽松的土壤里小飞蛾的自觉和她身上所内蕴的生命能量。那是女性身上隐含的力量。这力量使女儿们不再走老路，这力量在为后来的姐妹和女儿们尽可能争取更大的可能。——正视女性的能量并将其与作为国家话语的《婚姻法》结合在一起，赵树理的故事核里长出了新的生机勃勃的枝桠。

注释：

[1]马烽：《忆赵树理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5日。

[2][3][4][5][6][7][8][10][11][12][13][14][16][17][18][19][20]赵树理：《登记》，《赵树理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98页、98页、99页、99页、100页、98页、106页、106页、106页、106页、100页、106页、106-107页、107页、98页、99页、97页、103页、105-106页、114页、114页、112页、104页、105页、156页、118-119页、119-120页。

[9]参见百度百科：“人是苦虫，不打不成”，网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人是苦虫，不打不成/53798946?fr =aladdin。

[15]孙先科：《作家的“主体间性”与小说创作中的“间性形象”——以赵树理、孙犁的小说创作为例》，《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1][22]黄修己：《赵树理创作形象、母题和情节的构成》，《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23][24][25][26][29][30][34]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赵树理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4页、4页、9页、14-15页、16页、9页。

[28]旷新年：《赵树理的文学史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3期。

[31]董之林：《“工农兵小说”：通俗外观下的生活隐喻》，《长江学术》2013年第4期。

[32][33]陈兴：《从三仙姑、小飞蛾人物塑造看赵树理伦理道德观的发展》，《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3卷第3期。

[45]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页。

[46]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4卷》，金宏达、于青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