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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记》是中国著名作家郭澄清先生写作于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二部三卷的杰出长篇小说。2021年，《大刀记》入选60部《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精选作品之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重读这部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深刻地感受到其蕴含的真理的光辉、文学形象审美的崇高和情怀的伟大，折射出优秀经典作品《大刀记》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

一、揭示命运之真谛

作家铁凝曾说，短篇小说表现图景，中篇小说讲述故事，长篇小说反映命运。优秀长篇小说《大刀记》，真实性地反映了中华民族风雨苦难血染中华四十年的——人生的命运、家族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与其他长篇小说不同的是，《大刀记》展现的不仅是命运的起伏、变化和发展，更展现其内在规律和基本真谛，从而闪耀着哲学辩证法的光辉和真理的光辉。

在苦难深重的旧社会，梁恨道，梁宝成、梁永生、梁志勇一个家族四代人，到常明义，门大爷、常秋生、魏大叔、杨翠花、王锁柱、黄二愣等人的命运，尤其是《大刀记》的地域描写，从运河的南头杭州写起（梁恨道），到北国的龙潭街，再到天津街头（怒打日本鬼子），直到东北大兴安岭（打虎遇险），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真实性地反映了包括全中国人的命运，都是极其悲惨的。面对这种极为悲惨的民族命运，我中华民族应该怎么办？人们一般有三种选择：一种是认命，一种是拼命，另一种便是革命。《大刀记》以梁永生等人的形象和故事，生动形象地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认命是消极的被动的，拼命是简单的盲动，唯有革命才是能动和根本改变命运的行动，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和民族出路。

事实上，面对自己的悲惨命运，很多中国人，是甘于认命的。作品中最初的魏大叔，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但是，以梁宝成和梁永生为代表的人，是不肯认命的。他们试图改变些什么，更想讨回一些什么。然而，一切是那么艰难，甚至难于上青天。正如《大刀记》中描写到，铁笼子里的一只鸟，就是扑登死了，也逃不出铁笼子（暗指旧的封建专制社会制度）。

赵初，梁家他们选择的第一条道路，是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但是根本行不通。结果是，梁宝成在县官公堂上，被活活打死。梁宝成用尽最后一口气（梁宝成的父亲梁恨名道，在杭州时，也打过官司，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把用血泪换来的教训传给儿子梁永生：“生儿，你这一辈子，要记住：穷煞别扛活，屈煞别告状。”[1]临死前，他告诫儿子，要远走高飞，长大成人，记住财主的仇和恨，莫忘了情和恩，将来要为穷爷们儿报仇，给你爷爷、奶奶、给我报仇。

梁家他们选择的第二条道路，是通过“拼命”来报仇，但是也根本行不通。梁永生曾寄托于自己手里的那把大刀，依靠它去复仇。那时的他们的心里燃烧着一团“复仇之火”。“走在路上的梁永生和他的母亲，这时节谁也不觉冷。他们的心里有一团仇恨的火焰，正在熊熊燃烧。”[2]父亲去世后，梁永生那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随后，他“学有所成”之后，背上大刀，夜袭龙潭街，试图为家父报仇，显示了一种“愣葱精神”和“拼命精神”，尽管当时连房先生也认为，脚下这个潮流，一不能信官，二不能信神，要想报仇雪恨，只能相信“愣葱精神”，但是事实证明，单靠这种“愣葱精神”，这种“拼命精神”，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不可能真正报仇雪恨的。梁永生曾说，天是塌不下来的，咱虽穷得什么也没有，不还有一口气？再大的祸来了，豁出一条命去，顶住它，怕它个啥？穷人不怕死，怕死别活着。对此，李大叔告诉他，穷人不怕死，怕死别活着，还要加上一句，死要死个值得。

梁家他们选择的第三条道路，是试图通过闯关东，闯出一条路来，但是也根本行不通。当复仇无望，生活陷入极端困境之中时，梁永生不相信，偌大一个世界，容不下他们一家人，他要靠自己的两条腿，为孩子闯出一条路来，心想如果成功了，即便死了也值得。然而，闯关东，逼进大兴安岭的经历告诉他，无论逃到哪里，都有地主、土匪、鬼子等坏人。梁永生深有感触地说，实指望，在深山老林里过几年安稳日子，不承想又落到这般田地——看起来，脚下这世道儿，走到天边也没有好日子了。

当这些道路都走不通之后，梁永生们是否彻底悲观失望，重新回到“认命”的老路上呢？答案是否定的。在东北大兴安岭，当他从何大哥那里得知，毛泽东带领红军北上了，老家山东一带或许来了共产党和红军，而且共产党就是穷人党，专门替天下穷人说话，替穷人办事，还为穷人报仇雪恨后，感到无比振奋，一下子好像找到了出路。当时他想，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满清时盼“民国”，盼来了“民国”，还是光向财主不向穷人，真没想到，共产党北上了，要是共产党到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血仇，穷爷们的血仇，就要能报了，穷人可就有出头之日了。那时的情景，让他感到身上暖煦煦的，眼睛亮堂起来，眼前的境界也开阔多了。他当即决定，回老家山东去，找共产党闹革命。“下了山，哪里也不去，赶回老家去！也许我赶到老家时，共产党已经到了呢。”[3]

在《大刀记》的叙述中，针对是“认命”还是“拼命”，抑或“革命”问题，梁永生和魏大叔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争论。魏大叔主张“认命”，他认为，穷家小户，惹出祸来榻天，财主全是刀子心，是杀人不见血的魔鬼，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人再拧，拧不过命；硬不认命不行。人一认命，心里倒平静多了，愁也少了，气也小了。梁永生却与之相反，他主张“拼命”，他认为，别看咱穷，也是堂堂五尺汉子，不是财主脚下的蚂蚁，不是他们刀下的豆腐，更不是任人宰割的绵羊，他们再厉害，还能有我的大刀厉害，砍下腿来接不上，砍下头来活不成。人都是肉长的，全是一个嗓子眼儿吃东西，谁也不多一个脑袋，为啥说有的人就“该”受穷受气？这“该”字哪里来的？好命，富命，穷命，又是谁定的呢？他坚决不服，也坚决不认。在《大刀记》中，这发自肺腑的灵魂描述，这其中自然而然流动的文学性形象，令人难忘。

在读《大刀记》时，应该看到和感受到，梁永生的“拼命”，要比魏大叔的“认命”更积极一些，但是与真正的“革命”，还有很大的差距。《大刀记》的叙述，让读者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这就是一部民族覚醒史《大刀记》的可贵可贺之处。最终梁家他们，在已经觉醒了的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走上了真正“革命”的道路；魏大叔也在他的帮助下，也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认命论”，走上了革命的正路。一部觉醒过程的中华民族诗史《大刀记》跃然纸上。

梁永生当初之所以敢于带领儿子们冲向龙潭镇，去救杨长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于未来他已经有了一个谋划和方向，心中已经有了投奔党，闹革命的想法。梁永生对儿子们说：“我们这次去龙潭，杀了仇人、救出亲人，就算跑到天涯海角，还要去找党。”[4]

血染龙潭之后，梁永生站在了人生的“三岔路口”上，这时候，他听到了《国际歌》的声音，他遇到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王和生，从而找到了改变命运的真正希望，一条崭新的道路：到延安去，找毛主席去，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王和生告诉他，毛主席就是穷人的大救星，毛主席的队伍已经到达了延安，到达了陕北。王和生还告诉他，像咱们这样的穷人，认命不如拼命，拼命不如革命。有的穷人只是认命，可是财主并不因为他认命，就不欺负他了；相反，对他欺负得更厉害了。还有的穷人不认命，财主欺负到头上来，就跟他拼命。拼命虽然比认命好，可也拼不出一个活路来——干不好，是一场大祸；干好了，也只是痛快一时，到头来，还脱不过一场大祸。只有革命，才是穷人的出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穷人们“团结起来，到明天”，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把那些吃尽了穷人血肉的毒蛇猛兽消灭干净，“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咱这些穷人，才能子子孙孙不受气，世世代代不受穷。

这些理论，既是完全崭新的，也是醍醐灌顶的。在王和生的启发下，梁永生下定决心，要到陕北去，到延安去，找毛主席，找共产党。“别说是上千里、走几个月，就是上万里、走几年，我也一定要到延安！”“只要天底下有延安这个地方，它就算在天涯海角，我也一定要找到它，也一定能找到它！大叔哇，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今后，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论碰到什么惊涛骇浪，我梁永生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走在这条通向延安的大道上！”[5]他梁家的血泪史，从南到北穷哥们弟兄们的血泪史，让梁永生觉醒了，让中华民族覚醒了。

找到“革命”道路之后，梁永生曾深有感触地说，为了找到一条穷人的活路，我从冀鲁平原“跌”到兴安岭，又从兴安岭“跌”到冀鲁平原，到处乱撞了二十多年，直到今天才找到一条穷人的活路。

这既是梁永生从“认命”到“拼命”再到“革命”的艰难历程，也是适应几乎所有“穷人”的必然选择，更是《大刀记》所揭示的最可宝贵的真理之所在。

二、展现家国之情怀

《大刀记》里的主人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境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族仇恨，但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都不单纯地考虑自己的利益，更多地考虑的是作为穷人、作为中国人的整体利益。特别是梁永生，他在党组织的引导和教育下，总是善于把自己的家仇，上升到阶级仇、民族恨的高度来认识，充分展示了他们难得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

经过多年的生活磨难，梁永生深刻认识到，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曾对妻子杨翠花说，叫我看，咱穷人跟财主结的这个死疙瘩，就跟这扣鼻儿一样，反正是不动剪子绞刀子割是解不开的。即便咱不去找他，他也会来找咱的。如今杨长岭正遭难，咱怎能不去救呢？

梁永生闯关东路上，曾在天津街头打死一个日本人。他赤手空拳，为什么一个人会敢于出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在中国的地盘上，岂容日本鬼子横行霸道！这是一种应有的爱国情怀。

梁永生决定到龙潭街找白眼狼算账复仇，表面上看他是去复家仇，其实他复的不仅是家仇，还有杨大虎等人的仇。当时，他之所以在魏大叔面前没有将自己去捅马蜂窝的事情和杨大虎的事情联系起来，就是不想连累魏大叔，也不愿意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梁永生是为了别人去拼命的，是打抱不平的英雄汉子。他只愿意一个人踏着蒺藜走，顶着浪头上，自己迎接生活给他的任何考验。这是何等高洁的人生情怀？

参加革命后，梁永生曾一心想除掉最大的仇敌白眼狼，但县委书记方延彬告诉他，像白眼狼这样的人，是该除掉，不过，更主要的，还是要打日本鬼子。当梁永生说，除了白眼狼，就杀日本鬼子时，方延彬进一步告诉他，解决枣树上的针刺，最根本的是连根刨掉，要除掉白眼狼这类家伙，必须解决他们的老根问题，要往更深处挖，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这种罪恶的社会制度，才是白眼狼之流的真正老根儿，甚至说也是日本侵略者的老根儿。由此，梁永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从而将他长期追求的家族“复仇”事业，上升到了努力追求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罪恶制度上来。

梁永生参加革命初期，每当遇到战友牺牲时，总是非常激动，要立即去为战友报仇。当时，他还不理解抗日战争的全部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对为抗战而牺牲这件事情有深刻的认识。那时候，他只知道，侵略者打进中国来了，中国人要想不当亡国奴，就要拿起刀枪来抵抗，把敌人消灭掉，或者赶出去。他没有意识到，那些人，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献出了生命，其代价，并不仅仅是消灭了几个敌人，而是还为活着的人们，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战争的磨炼，他慢慢认识到，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同志，不单单是保存了原有的战斗力量，而是为了最后的胜利，又增添了新的力量。因为这些同志，比以前更坚强，更英勇，更纯正，更高尚了。他还认识到，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正义战争还教训了敌人，使他们从我们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中看到，中国人民的心是红的，血是热的，骨头是比他们的钢铁还要硬的。由此，无论是遇到胜利，还是失败，他绝不再盲动，而是站在更高的层面，更大的全局来看问题，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站在整个战争胜利的角度看问题。这是其家国情怀的一种重要体现。

随着形势的发展，梁永生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刚参加革命时，他一直认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打鬼子，后来他逐步认识到，打完了日本鬼子，我们的任务还不算完，还有那些侵略人、剥削人、压迫人、欺负人的家伙哩，谁侵略咱，谁剥削咱，谁压迫咱，谁欺负咱，咱就同谁作斗争。共产党员的使命，就是要在革命斗争中，用自己的血和汗，将这乌七八糟的世界，冲刷个干净，染它个通红。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不应当只是为了抗日，打败了日本鬼子就算完了，还要继续革命。这也是家国情怀的另一种表现。

梁永生不仅自己具有高度的家国情怀，而且总是注意培养引导他人也要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小学教师房智明，在抗战问题上，总是犹犹豫豫，举棋不定，梁永生对他进行耐心劝导，当前在抗日这件事上，有的人，就缺乏你那种为了起早不怕冷的决心，舍不开家庭的“热被窝”。特别令人惋惜的，是那些懂得抗日救国是条正道，也看出了这是唯一的出路，可就怕这怕那，在干与不干之间举棋不定，犹豫徘徊。梁永生教育的结果是，房智明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能再犹豫！起来，起来——”[6]随后很快投入了抗战之中。

这种家国情怀，不仅体现在主人公梁永生身上，而且也体现在其他革命者身上。梁志勇也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当高大娘劝他和玉兰结婚成家时，他说，这宗事，当前还顾不上啊。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打鬼子。大娘说，打鬼子就不娶媳妇了？他回答，不论多咱，小事总得服从大事，私事总得服从公事儿。眼下，打鬼子是大事，是公事；娶媳妇成家这类事，是小事，是私事，就得服从打鬼子。

王小胖王海生曾是渔民的子弟。“七七事变”后，他的母亲和妹妹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死了，父亲也被渔霸找了个罪名扔进了海里。他忍无可忍，杀了渔霸，投奔了八路军。这位同样带着报仇思想走进革命队伍的小胖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党的教育，开始树立起了自愿为祖国的利益、为人民的幸福而战斗的思想，并作出了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自己一切的准备。这同样是一种难得的家国情怀。

这种家国情怀，还体现在一般老百姓身上。下棋老人也将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了，当梁永生提到这件事情时，老人说，那不是应当应分的事吗？国家正被人家别住象眼，他还年轻，去为国家出点力，那是他的本分！

甚至连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也具有这种家国情怀。他们放开喉咙高唱的童谣，便是最好的证明：天无边，地无沿，祖国山河金不换！小鬼子，大坏蛋，张牙舞爪胡捣乱！儿童团，意志坚，齐心合力来抗战！

由此可以看出，强烈的家国情怀，是《大刀记》的一大思想内涵。

三、谱写英雄之史诗

《大刀记》是一部英雄的“传记”，也是一部英雄的史诗。首先，它是英雄梁永生的成长和成熟史。第一部，是他的苦难史和成长史；第二部，是他的战斗史和成熟史。毫无疑问，梁永生是一代英雄，也是那个时代的大英雄。但是，他是有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的。当他学会大刀术之后，一度只知道强硬，只知道“拼命”，一如门大爷所言，是一块“生铁”，只有硬度，缺乏韧性。对此，门大爷曾说，永生啊，你现在只是一块生铁，宁折不曲。但是，我盼着你能成长为一块好钢。比铁还硬，而且有一种韧性。随后的人生历练，让他真的慢慢由铁变成了钢。这其中，有他自身的自我觉醒，有他人的帮助，更离不开党组织的教育和关怀。梁永生带领大刀队在敌后抗日时，一位老汉曾说，永生这孩子，好比是一棵长到肥土里的好苗子，打从他当了八路，在了党，又好像小苗儿得到了阳光雨露，出息得真快呀！这道出了梁永生快速成长的奥秘之所在。方延彬第一次与梁永生交谈时，便发现梁永生是一块值得培养和锻造的好钢。他眼望着梁永生这条一戳四直溜的汉子，心里想着他那贫困的半生、苦难的半生、反抗的半生，不由得在心里说，真是一块好钢呀，水过千网鱼不尽，铁经百炼必成钢。像梁永生这个从财主、官府、日本鬼子结成的罗网中闯过来的人，一旦投入到革命的大熔炉里，经过战斗实践的千锤百炼，必将成为一块响当当的好钢。事实上，梁永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从那时起，梁永生这个长工的儿子，穿上了军装，拿起了枪，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很快完成了由一个贫苦农民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变，而且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很快成了八路军大刀队的队长，成为一名令敌人闻风丧胆、令战士和群众敬佩的八路军好干部、好指挥官。

作品深刻揭示了梁永生成长的发展过程和根本成因，是时代的变化促进他的成长，是党的关怀帮助他成长，是战争的历练砥砺他成长。秦海城曾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能把一个只知道“拼命”的梁永生，培养成这样一个革命的好干部，真是了不起呀！作者深刻指出，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从前，在那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梁永生的思想、性格虽然也有一些变化，但从实质上来讲，又没有什么变化。自从他投入到党的怀抱之后，又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从思想到性格，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了。正如秦海城面对梁永生所深思得那样，战争，正改变着人，改变着人的思想、性格。许多本来并不聪明的人，在战争中令人难以置信地聪明起来了；许多曾经怯懦了大半辈子的人，战争硬把他改造成了一条坚强的汉子；还有的人，过去只知道拿着锄头用泪水、汉水浇灌地主的土地，而今他们竟然勇敢地拿起刀枪，一心要用自己的鲜血冲刷人间的污垢。

县委书记方延彬也认为，梁永生的经历，就是一本阶级剥削的血泪账，也是一部农民进行反抗的活历史。那多年里压在梁永生心头上像千斤岩石一样沉重的仇恨，而今已经被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实践熔化成了为革命而战斗的烈火了。

梁永生的成长史告诉我们，是党，是革命，是战争，彻底改变了梁永生，把一个原本的鲁莽英雄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

第二，它全面展现了英雄的基本特征。一是有志向。作为英雄的梁永生，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当他亲眼目睹了父亲和母亲的遇害经过，特别是聆听了父亲的临终嘱托之后，就已经发誓，自己一定要逃出去，要给爹娘、雒大爷和雒大娘、翠花姐、常大爷报仇。门大爷告诉他，仇人全是财主，人家有钱有势，咱们惹不起。他却说，漫说是财主，就算他是皇上他二大爷，我也要跟他见个高低，展现出了少年英雄的非凡气概。

二是有信念。作为英雄的梁永生，从不信鬼神，只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群众。十八岁时，他逃到晃洼土庙，这里流传着一些鬼怪故事，但他坚决不信，什么鬼呀，神呀，他才不信那一套呢。他认为，要说鬼，白眼狼的心里有鬼；要说神，白眼狼的洋钱有神。要是天上真有神的话，那神比县令还混蛋。要不，为什么不把地赐给几辈子没有一寸地的穷人，而偏偏赐给钱没数、地没边的白眼狼呢？他曾对李大叔和李大婶说，我历来不相信来世的造化！一不盼天，二不盼地，更不盼来世的好运气！当他自己被围困，妻子被敌人逮住后，他相信妻子，也坚信自己一定能想法突围出去。当他在柴火垛里突围遇到困难，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之后，他坚信“天大的困难，难不住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的决心，能抵住十万个困难。现在国家正需要我，人民正需要我，我一定要钻出去，也一定能钻出去。”[7]正是依靠这种坚定的信念，他真的实现了成功突围。

三是不怕死。作为英雄的梁永生，从来不怕死。当妻子劝他和孩子，一定要“忍”的时候，梁永生却说，怕啥？大不了是个死！穷人不怕死，怕死别活着！当河里发大水，很多村民陷入水中眼看被淹死，白眼狼、独眼龙不仅见死不救，而且还趁机买童工之时，梁永生勇敢地站出来，一刀砍了独眼龙，迅速救助那些老人、孩子和病人，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顾不上。

四是敢出手。作为英雄的梁永生，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敢于出手。在天津拉洋车时，坐洋车的日本鬼子欺负他，他不卑不亢，“你有票子，我有志气”，关键时刻，敢于出手，将那个日本鬼子一拳打死，大长中国人的志气。为了救回杨长岭，敢于带着儿子勇闯龙潭，血染龙潭，“明火执仗地杀进来了”，连乡亲们都一个劲地称赞，真有点气派，好样的。

五是真坚强。作为英雄的梁永生，当高树青被敌人杀害后，感情一度极为难过，但他告诫自己，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经受一次打击之后，应当是变得更坚强，更刚毅，而不应当是他的反面。他还教育锁柱，干革命，需要汗，需要血，就是不需要眼泪。当日本鬼子石黑质问梁永生，八路军是些什么人的时候，他义正词严地告诉敌人，八路军都是些不怕死的英雄好汉！都是些决心抗战到底的爱国志士！而且他们坚信：中国人民的抗战必将胜利！侵略人的日本帝国主义必将完蛋！当他被敌人围在一间小屋之内，眼看插翅难逃之时，他临危不惧，巧妙运用伪军，机智地躲过枪林弹雨和烈火焚烧，成功脱逃，显示了孤胆英雄的本色。

六是有力量。作为英雄的梁永生，具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梁永生与房智明一番谈话，让房智明感到，就仿佛有人正往他的体魄里灌注着一种使人振奋的物质，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强大的力量，并在他身上渐渐地扩张起来。房智明问他，梁队长，你咋一点也不害怕呢？梁永生回答，怕火花的铁匠，准不是好炉头！怕死的人，能干得了八路？梁永生曾说：为人民服务，怕死怎么行！这是他不怕死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作为真心英雄的最根本动机。罗曼•罗兰在《英雄三传•初版序》中写道：“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梁永生便是这样一个人，他这种“为人民服务不怕死”的精神，便是一种既朴实又伟大的心灵。

英雄之群像。《大刀记》主要塑造了梁永生这一英雄形象，但是，它不独塑造了这一英雄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个英雄的群体。抗日期间，不知多少勇士牺牲在战场上，不知有多少民众躺在血泊中。但是，他们无论是活下来的，还是死去的，都展现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作品真实地塑造了这一英雄的群像，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英雄群像。这其中，包括杨翠花、高树青、梁志勇、王锁柱、黄二愣、王海生、沈万泉、高大婶等等。

杨翠花是英雄群像中少有的女性形象。她是与梁永生同病相怜的苦难人，但具有极其坚强的英雄性格。闯关东时，梁永生面对杨翠花，曾心里暗自高兴：“翠花这个女人，就像在路边上成长起来的野草一样，天性就是泼泼辣辣的，可是，由于收到几次马踩车轧般的锉磨，心性似乎渐渐软下来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使他的性体儿又刚强起来。”[8]丈夫梁永生带领孩子准备找白眼狼算账时，杨翠花一直把亲人送到村头。那时候，她的肚子里像有二十五只小老鼠——百爪挠心。可是她的脸上，却一直挂着镇静的微笑。她那血泪记忆，驱使着她支持丈夫和儿子的行动；她那倔强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又指使她不能成为亲人的累赘。因为这个，她用宽慰人心的笑容，一次又一次地迎回了儿子们那不断回头的张望，展示了一个英雄母亲的应有形象。当敌人闯进院子搜查丈夫梁永生时，面对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敌人，她那颗绷紧了的心，反而放松下来。她那喜气洋溢微而不露的脸上，不仅没有一丝的惊恐神情，反而闪烁着愈泛愈浓的愤怒气色。经过多年的战火历练和熏陶，杨翠花也成了一个无比坚强的女英雄，而不是仅仅是从前的贤妻良母。他心目中的亲人，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是所有八路军战士。当村头上枪声大作的时候，她知道亲人一定遇到了危险，于是奋不顾身地前去营救。有一回，一位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正准备用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她赶到后，把受伤的八路军战士藏到柴火垛里，然后用那颗手榴弹将敌人引开。危急关头，她不仅自己做到了勇敢和坚强，还一再叮嘱丈夫，你要勇敢！你要坚强！几年来，她多次营救八路军战士，显示了一个八路军家属的应有风采。当敌人将她押在房子顶上，以此要挟梁永生出来投降时，她高喊，永生，我相信你一定会宁做烈士，也要战斗到底。她甚至高喊，永生，该开枪就开枪，不用顾我！大有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气概！

高树青是最先去世的抗日英雄。他的英雄气度，从其母亲高大婶身上便能得到充分展现。当梁永生盯着高树青的棺材，活像蓦然傻了一样时，高大婶安慰他说，孩子啊，甭难过，树青他，为国出力了，总算上级没有白白教育他，我这当娘的，也没白白养活他。孩子啊，大婶不难过。树青他，是为抗日死的，他死得光彩，死得值得。如果说，高树青是英雄儿女，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高大婶便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母亲。有英雄的母亲，必然有英雄的儿女。高树青去世后，高大婶对大刀队的支持和帮助，充分证明，她就是一个英雄的母亲。他的孙子高小勇积极参加儿童团的故事，以及书写“英雄要有英雄气，定与敌人见高低”的标语，也充分证明，这个家庭，如同梁永生一家一样，也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英雄的家庭。

四、塑造正大之形象

一谈起某个时期的文学，很多人都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物形象的“高大全”。其实，钱学森，焦欲绿，江姐，雷锋等都是高大全的形象，《大刀记》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品，无疑也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一定展现了时代特色。综合分析梁永生等人的形象，恐怕不能简单地用来一言蔽之。从本质上来分析，应该是说梁永生是一个崇高人性的审美形象，是一个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正大气象的英雄形象。这种正大气象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用当代语言可以概括为“四有”，即心中有阳光、心中有组织、心中有群众、心中有智慧。

心中有阳光。主要是指梁永生等英雄人物身上始终充满正义感和浩然正气，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一副令人可敬的高大正义形象。作品中多次书写梁永生的正大形象。“他那双豁豁亮亮的大眼睛，便立刻闪射出机警的光芒。这光芒，犹如一对利剑，刺穿了风沙滚滚的夜幕，投向可疑的地方。”[9]“在那高高的道沟崖上，有一位精神抖擞、身材魁梧的人，正然昂首挺胸地跨着步子，虎势彪彪地朝这边走过来。那个人，一边向这边走，一边笑眯眯地向这边眺望。”“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位正向他们走来的彪形大汉，原来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怀念已久的领导人——梁永生。”[10]

这种正大形象，不仅体现在主人公梁永生身上，也体现在其他英雄身上。县委书记方延彬，也具有这种正大形象。那一次，梁永生发现，一匹栗子色的烈马配着一匹白马，顺着道沟拖尘而来。骑在马上的两个人，打扮几乎一样——都是全副武装。他们的身子，略略向前，腰间扎着子弹袋，穿在子弹外头的上衣敞着怀，两扇衣襟被风掀起来，宛若一对张开的翅膀；全都一手攥着马缰，一手提着匣子枪，远远望去，好不威风。梁永生一看气质，就断定不是敌人。近了一看，原来是县委书记方延彬和他的警卫员。

有一次，梁永生从他的儿子梁志勇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正大形象。“这时，他仔细一瞅，又发现志勇的眼里闪射着顽强的光亮，这说明残酷的战斗并没有熄灭一个共产党员的英气，艰难困苦也没有压服为祖国而战斗的战士。”[11] “房门打开，一阵清风扑进屋来！伴随着这阵清风，屋门口上，闪进两位身材魁梧的彪形大汉。他们就是梁永生和王锁柱。他二人，一手端着匣子枪，一手举着大刀片儿，肩并肩地站在屋门口上；两双炯炯的视线，宛如四条火龙，闪射着出膛炮弹一般的光亮，直瞪瞪地盯住围桌而坐的家伙们。所有这一切态势、神情，再叫那花花搭搭挂满深的雪花一衬，愈显得像那天兵天将一样威风。”[12]

应当看到，这种正大形象的塑造，虽然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但是依然坚持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塑造的其实是那个时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抗日英雄的形象。

这种正大形象，不是刻意的塑造和拔高，而是一种事实上的存在，也是革命战士实践中自觉的养成。梁永生那种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的风度，是由他那长期的艰苦生活磨炼和严峻复杂的战斗环境决定的，还由他担任的职务和责任感所决定。因为他知道，领导人的神色，对战士的思绪，起着铺轨定向的作用。紧急情况下，尤其如此。梁永生曾在支委会上说，我们这些领导班子成员，在每一次战斗中，特别是在紧要关头的动作、表情，都是战士们所非常注意的。因此，在那样的时刻，勇敢而沉着，应当是每一个领导成员所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梁志勇遵从这一教导，自觉养成沉着冷静的风格。在一次意外被敌人包围的紧急情况下，他想起梁永生的教导，不由地挺起胸膛，昂昂头，向他的战友们说，同志们，沉住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讲这话时，眼睛里闪射着勇猛无比的光芒。他这种大无畏的气概，这种威风凛凛的态势，使战士们觉得自己的分队长是坚不可摧的靠山，并感到一股强大力量正在通过他们的全身。

心中有组织。主要是指他的心里始终有党，有党的领导和指引，有组织纪律和规矩。当年，魏大叔曾说，是梁永生将他从“认命”的死胡同里拉了回来。对此，梁永生却将其归功于县委书记方延彬。他说，魏大叔曾给我指出一条“认命”的路，我不愿意走；门大爷还曾指给我一条“拼命”的路，我走了好些年；后来，我才走上了“革命”的路，指路人，就是刚刚走了的那位县委书记。走上革命道路之后，走在革命的队伍里，梁永生觉得自己浑身是胆，信心倍增。因为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人离开了党的领导，离开了那些志同道合的战友和阶级兄弟，不论这个人决心多么大，本事多么强，到头来，他必将一事无成。当县委书记给梁永生布置完任务，问他还需要啥时，他只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需要县委继续加强领导。

梁永生心中有党，有组织，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从“夜进龙潭”，到“龙潭巷战”，梁永生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这条长路上，他由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了一个军人。他每当想起这些，自然就会想起党，想起党的培养。

梁永生心中有党，有组织，不仅自己时刻不忘党的教诲和政策，还要被转化的人感谢党的政策。当他救下伪军田宝宝后，田宝宝说，你真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惠，他却说，我没有啥值得感谢的，你要感谢的话，就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我是按照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对待你的。当有的被俘伪军想回家时，梁永生告诉大家，根据党的政策，给他们准备好了路费，伪军一个劲地要感谢他，他说，这都是按照我们共产党、我们军的俘虏政策办事，不用感谢我。

心中有群众。梁永生是难得的英雄，但是，他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来自人民群众，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的英雄。在他的心里，人民群众始终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当房智明提出，要打败鬼子，离不了枪杆子时，梁永生说，抗日，离开枪不行；离开人，更不行。八路军虽然被称为“神八路”，但是八路并不是真“神仙”，不吃饭不行，不穿衣不行，要不是人民群众支援我们，我们这些“神八路”，就不得不光着膀子喝西北风。当他听梁志勇说，大刀队被敌人打散之后，因为担心走漏消息，不敢进入村庄，也不敢深入群众，而是到处游荡时，梁永生便告诉他，环境越是恶劣，斗争越复杂，敌我力量悬殊越大，越要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梁永生心中有群众，还表现在善于发动群众上。当敌人疯狂扫荡，有人认为群众情绪低落时，他认为，敌人每杀一个中国人，每烧一间中国的房子，每糟蹋一个中国的妇女，就等于，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增加了一份仇恨；也等于，给中国的抗战怒火，又加了一滴油。敌人进行一次烧杀抢掠之后，人们对敌人更恨了，参加抗日救国的要求更迫切了。因此，他号召大家，紧紧抓住敌人的滔天罪行，用以教育我们的战士，用以发动人民群众，并带领他们继续前进，去迎接那胜利的曙光。队伍分散活动期间，他要求大刀队，要变成政治工作队，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瓦解敌军，扩大我军，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做好准备。当有人说，我们八路军大刀队虽然威名挺大，可连个大本营也没有时，梁永生说，我们早就有大本营，我们的大本营就在人民群众之中，在广大农村之中。

梁永生心中有群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做决策，非常讲究民主，善于集思广益。每次研究下一步的工作，他都尽可能多地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而且要求大家一定把意见讲完，谈透彻。即便大家的意见不可取，甚至存在问题，他也总是认真倾听，汲取合理成分，对不正确不科学的意见，加以分析和引导。如此以来，做决策的过程，既是听取大家意见的过程，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当有人说，队长怎么指挥，我们保证就怎么打时，他说，那可不行，咱红军、八路军的老传统，就是在军内要开展军事民主，必须对作战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认真讨论。他有句近似口头禅的话，咱民主民主——仗，咋的个打法？作品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生动场景：“一场热烈的讨论又开始了。人们各抒己见，争执得很厉害。”[13]《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213页。“夜静了。天上的星星出全了。大刀队的又一次支委扩大会议，在黄二愣家这炕头上正式开始了。”[14]当被俘虏的伪军有人提出要加入八路军，要他答应他们的要求时，梁永生说，光我答应你不行，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一切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这事儿，要和群众商量。当他给铁牛交代完任务，铁牛即将奔赴战场时，他专门交代最后一句话，遇到困难找群众商量。这是他的一条重要经验。梁永生对群众的尊重，甚至不惜听取被俘虏伪军的意见。攻打柴胡店之前，梁永生专门让一个伪军讲一下对布防的看法，当对方说竖沟太多，横沟太少，对打攻击好，对拦截不利时，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对既有沟渠进行改造。

梁永生心中有群众，体现在他善于联系密切群众上。在联系群众方面，他是一把好手。这不光之因为他阅历多，见识广，和什么人都能谈得上来，主要是由于他的作风朴实，态度和善，谈吐风趣，从心眼里和劳动人民亲近。他每到一处，只要和人家谈上一阵，就很快熟起来。要在谁家住上几天，就跟那家成了一家人。这是梁永生的群众工作本领，也是共产党人的重要特点。

梁永生心中有群众，还体现在积极帮助群众农耕生产上。他们坚持打仗生产“两不误”，组织八路军战士组成“变工组”，帮助农民抓生产。敌人来了，他们就一面组织民兵迎击敌人，一面组织群众实行空舍清野，跟敌人兜圈子；敌人走了，他们就在四外各个路口站岗放哨，规定好暗号，组织群众继续搞生产。梁永生曾对黄二愣说，抗日工作当然重要，而且很重要，是中心工作。生产也重要，因为生产也是抗日工作，而且，它在整个抗日工作中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梁永生心中有群众，最根本的体现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疤瘌四被俘虏后，有一个问题始终搞不明白。他问梁永生，你们八路军，怎么和老百姓一家人一样？梁永生说，你也想学？可以告诉你嘛——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心中有智慧。梁永生是个大英雄，但他决然不是一个草莽英雄或鲁莽英雄，而是一个充满智慧，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英雄。早在到龙潭镇复仇救人的时候，他便告诉孩子，你可要记住一句话——只杀仇人，不许乱杀乱砍。当一大帮敌人将其包围时，梁永生只能与他们打成一个平手，他灵机一动冲出重围，撒腿便跑，敌人只能猛追。当那一大片敌人拉成一条线后，梁永生又突然转身，杀一个“回马枪”，敌人只能一对一与其对抗，哪里是他的对手，可见其关键时候能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和长处。

梁永生的智慧，表现在他善于学习上。当初，他只知道一味“拼命”，当李大爷告诉他，穷人不怕死，怕死别活着，还要加上一句，死要死个值得后，他认可了这一观点，并用来教育杨大虎。龙潭镇上，他劝杨大虎离开，杨大虎却说，事到如今，我看也不能再顾虑那么多了，死就全死在一块儿算了，省的死的死活的活，扯不断肠子甘不了心。但是，梁永生却告诉他，咱们穷人向来是不怕死的，可是，死，得死个值得。

梁永生战时的智慧，来自于他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凡事他都想个明白，问个明白。做出工作部署前，善于把握“两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有了上头的‘精神’，有了下头的‘底数’，大家伙再呛呛咕咕一讨论，那个‘今后咋办’的答案就出来了。”[15]在很多问题上，梁永生都是辩证思维的高手。譬如说，他多次讲，和敌人打交道，应当先考虑到敌人狡猾的一面，再考虑愚蠢的一面。打仗时，进攻之前，应先考虑怎么撤退；开火之前，既要想到胜利，也要想到失败。敌人，是不打不倒的。我们胜利的希望，只能寄托在我军的英勇战斗上，不能寄托在敌人开小差上。死虎要当活虎打，轻载要当重载担。譬如说，敌人习惯夜间出来扫荡，锁柱认为他们力量强，胆子大，但梁永生却认为，敌人，和老鼠一样，也是胆小鬼儿。他们夜间不出来，是因为小胆儿；他们夜间出来，还是因为小胆儿。这是一种实质，两种表现形式而已。出来与不出来，都改变不了他们那种小胆的实质。再譬如，当他告诫梁志勇要多加小心时，梁志勇说，放心吧，出不了大问题。他认为，问题，就出在认为出不了大问题的时候。这是极为深邃的哲学智慧。

梁永生的智慧，体现在他既善于对敌作战，又善于开展思想工作上。他曾对战友说，小伙子啊，记住：我们和敌人，既要用拳头，又要用舌头。光用舌头不行，光用拳头也不行。只有拳头、舌头一起用，以拳头为主，才是对敌斗争的正确方针。这便是典型的两条腿走路，也是典型的辩证思维。他认为，解决思想问题，就跟开锁一样，钥匙对了，锁再复杂，一捅就开；钥匙不对，锁再简单，也捅不开。人的脑袋，跟锁一样，也不一样。一个人的头脑，要比一把锁内部结构要复杂得多。作为支部委员，要像小炉匠研究锁头那样，经常地研究“人头”，要在做人的思想工作上，正儿八经地下点功夫。

梁永生的智慧，体现在注重对敌斗争的策略上。在研究是否答应与疤瘌四谈判问题上，他指出，主张一律不和任何敌人建立任何关系，那显然是不懂得斗争策略，所以是不对的；可是，要和敌人建立某种关系，软了不行，心急不行，强求更不行。他说，我们教训敌人，虽然不光是用枪，也还是要用嘴的，不过，我们绝不是光用嘴，并且一定要用枪的。这种“枪”“口”并用的策略，充满了辩证思维的智慧。对于锄奸，他认为，咱们这游击战争，就像鸟儿啄食一样，属于麻雀战。一个一个地把敌人消灭掉。锄奸和刨树一个理儿。刨树，总是先把树周遭的根截断，人后再去挖老根就好办了。这些说法，既形象，又辩证。

最能体现梁永生智慧的是战场上的用兵。譬如，那次林中战火中的支委会，面对前有拦敌，后有追兵的险恶形势，他不慌不忙，从容镇定，不仅带领队伍顺利脱险，还非常巧妙地利用当时的形势，让敌人之间“接上了火”，自己干了起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上级打击敌人气焰的要求，他与战友一起开动脑筋，想出了采用奇袭方式，通过与敌人“捉迷藏”，狠狠地杀了敌人的威风。

五、创造大刀之意象

《大刀记》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就在于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大刀”意象，从而展现了一种我们民族所独有的“大刀精神”。“大刀”作为一种意象和象征，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广博的精神外延。

大刀——传承之象征。《大刀记》里的“大刀”，不是无缘之木，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家族传承。它第一次出现，是马铁德从褥子底下抽出来的那口单刀。当马铁德拿出来试图让梁宝成去害死常明义时，梁宝成知道，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刀。这是十三年前，白眼狼勾结官府围剿义和团时，从常明义家里搜出来的大刀。常明义杀死贾永富，用的就是这口大刀。由此可见，这口大刀，是与义和团有着紧密联系的大刀，是弑杀过恶霸的大刀。梁永生耍刀的技术，是从门大爷那里学来的。原来，门大爷也是一个有家仇的人。他的父亲被财主朱祥玉所害，后来他和弟弟逃难到外地，学习了武术，每人带一口大刀，闯进朱家，杀了朱祥玉，为父亲报了仇，然后逃到外地，隐姓埋名在宁安寨住了下来。当门大爷得知梁永生也有家仇之后，便将这口大刀和耍刀技术教给了他。门大爷也曾告诉他，这口大刀，有着辉煌的历史，皇龙桥上，英雄“高黑塔”曾用它斩杀东洋鬼子。高黑塔死后，这口宝刀落在了一个长工的手里，后来长工传给了月工，月工传给了佃户，佃户又传给了小摊贩，小摊贩又传给了穷店员，店员传给了木匠，木匠传给了铁匠门大爷，最终传到了梁永生手里。可见，这把大刀，绝非一般的大刀，而是具有光荣历史传承的大刀。这口大刀，梁永生一直背着它。教孩子习武，用的是这把大刀；血染龙潭，靠的是这把大刀。闯关东时，背着这把大刀；奔延安时，背着这口大刀。大刀队成立后，秦海城问他，还是走延安时那口大刀吗？梁永生回答说是。你一直背着它？梁永生回答：大刀队嘛，怎么能失掉老传统。

大刀——反抗之象征。梁永生手里的大刀，不是一般的大刀，而是能报仇雪恨的大刀。它是反抗的工具和有力武器，也是敢于反抗的象征。当初，门大爷教导梁永生学大刀时，便已经告诉他，这世道，没有咱穷人说话的地方，也没有替穷人说话的人。只有它，这口大刀能替咱穷人说话，能把咱们穷人那一肚子苦水控出来，能把那人情世理正过来。应当看到，这种反抗精神，与主人公的英雄性格一脉相承。门大爷具有“能吃糠能吃菜不能吃气，吃让人喝让人理不能让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也传给了梁永生。这成为他人生的信条。当遭遇不平的时候，他便让大刀来说话，让大刀来“讲理”。黄家镇上，当梁永生发现财主带领狗腿子强霸民女的时候，面对雒大娘出门不要“惹祸招灾”的叮嘱，鞋匠师傅的劝解，梁永生依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漫说他有钱有势，就算他有三头六臂，我也要跟他见个高低”，异常果敢地站了出来，将狗财主打了个落花流水，救出了差一点被抢走的杨翠花。梁永生曾对这口大刀，抱有满心的希望，龙潭桥头，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大刀哇大刀！穷人的血仇，还得依靠你给报啊！《大刀记》第二部里，多次出现抗日群众演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红色歌曲。这首当年在群众中广泛传唱的歌曲，不知其创作与梁永生所率领的大刀队是否有关系，但其歌词内容正是展现了中国人民面对外敌入侵，敢于举起大刀，奋勇反抗的精神。“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简直就是梁永生和他率领的大刀队奋勇抗战的生动写照。

大刀——精神之象征。在《大刀记》里，大刀不仅是一种工具，一种武器，更是一种精神，一种骨气。当初，门大爷语重心长地告诉梁永生，你是长工的根苗，咱穷人的后代，你要有志气，有骨气，要无愧于这口有汗马功劳的大刀，无愧于传刀人的一片心，你要把这口大刀，还有大刀的骨气，接过来，传下去。梁永生接过大刀后当即表示，自己一定要对得起这口大刀，一定要有大刀的骨气。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接过了这种骨气，并将它传承下来，让这口大刀在他的手中展现了应有的骨气和威力。当白眼狼听说梁永生得了这口大刀后，派了两个狗腿子前来抢夺这口大刀，梁永生用这口大刀结果了那两个人的性命。大病痊愈之后，梁永生体内注入了新的活力，面对李大叔的教诲，他自己心里曾经暗自下定决心，我梁永生一定要给穷爷们儿争气！梁永生是一个家仇在身的人，杨大虎被欺负后，他又多了一桩新仇，那时候，他一心想着报仇，就连魏大叔也说，懒汉争食，好汉争气，梁永生那口气，在肚子里憋了二十多年，他这一辈子，就算烂了骨头也烂不了报仇的心。他曾对孩子们说，贫穷，就像自个儿的影子，咱跑到哪里，它跟到哪里，直到今天还在身边缠着我们。它，灌了我们一肚子苦水，塞给我们许多灾难。可是，苦水养育了穷人的骨气，灾难教会我们许多本领。贪得无厌的财主，就像张着血盆大口的饿狼一样，在我们身上留下无数的伤疤，把我们的心脏里注满了仇恨；伤疤增斗志，仇恨是火种。仇恨埋在心里，它将变成一团火，一旦爆发出来，它能把我们的仇人烧成灰。这种骨气和精神，梁永生一直带到大带队里来，带到革命队伍中来。面对敌人的凶残，革命队伍中个别人的悲观情绪，他说，咱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士气是扑不灭的火焰，截不住的泉源，是什么样的敌人也打不垮的！到了后来，大刀已经升华为八路军精神的象征，一如歌曲中所唱得那样：“八路军呀大刀队，英勇杀敌显神威；有志男儿快参加，抡起大刀砍石黑！”

大刀——哲理之象征。梁永生手里的这口大刀，还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梁永生背着这口大刀，在这个不睁眼的世道大笼子里东碰西撞，扑棱了二十多年，也没有扑棱出一个结果来。他去延安之前，曾抽出身后那口大刀说，大刀哇大刀！二十多年来，我把心思全用到你这一门上了，我毕生的希望也全寄托在你身上了；实指望你能替我杀出一条活路来，不承望，你杀出的结果，只是心里美一阵子，自家的仇，杨大虎家的仇，普天下穷爷们的仇，还是不能报！这是为什么？脚下这个鬼世道，穷人要争理，要活命，没有大刀是万万不行的！可是，光靠这一口大刀，看来也是不行的。只有普天下的穷人，团结起来，人人举起大刀，万众一心聚成一股力量，劲往一处使，血往一处流，才能砸烂旧世道。这便是大刀所蕴含的哲理之所在，这一哲理在梁永生担任八路军大刀队队长之后，得到了实践的充分验证。

大刀——胜利之象征。大刀，曾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刀毕竟是冷兵器时代的武器，在枪炮面前有其局限性。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地位和作用。大刀队成立之初，面对敌人的长枪短炮，有人建议丢掉大刀，靠枪炮抗日，对此，梁永生明确指出，我们打的是人民战争，扔掉了大刀，人民战争怎么开展？那不等于扔掉了自己的法宝吗？梁永生身背大刀，并不被大刀所限制和束缚，他有自己的理论和把握，那就是，该用大刀时用大刀，该用长枪时用长枪。在八路军大刀队的战斗历史上，大刀——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武器，，为夺取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攻打柴胡店的战斗中，决战时刻，战士们手举大刀，冲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大刀对刺刀的鏖战。在这样的战场上，敌人的机关枪失去了威力。因为机关枪不能上刺刀。相比之下，我们的大刀，却大显神通。那些早已被手榴弹炸蒙了的鬼子和伪军，面对一口口闪着寒光、带着风声的大刀片儿，全都吓得魂飞胆裂，骨酥筋软，纷纷各自奔命，几乎没有谁好顾得上抵抗。作品最后一章题目是“刀铣山河”，书写的是为配合我军主力部队的战役行动，攻克石黑盘踞的柴胡店据点的故事，再次展现了大刀的巨大威力。在这场激战中，梁永生和他的战友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手举大刀，砍死无数敌人。战争场面，既惨烈壮观，又激荡人心！“一个敌人在他的刀口下倒下去了；又一个敌人在他枪口前跌翻在地。”[16] “火光在他手中那口大刀面上跳跃，烟雾在大刀周围缭绕，一片激战的动人场景，清晰地映射在那口高高举起的明晃晃的大刀片上！”[17]参战之前，战士们有的写下了决心书，也有的写了请战书，临行前，战士们高声呼喊口号。那决心书上，那请战书里，那气冲云霄的口号里，都有这样四个字“刀铣山河”。这四个字，既是一种决心和信念，也是大刀威力和力量的体现。从《大刀记》这部红色经典里，我们分明看见，这一把把大刀所象征和昭示的，不仅是“刀铣山河”作用，还有“刀定江山”的威力!

注释：

[1]《大刀记•第一部》，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47页。

[2]《大刀记•第一部》，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42页。

[3]《大刀记•第一部》，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255页。

[4]《大刀记•第一部》，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307页。

[5]《大刀记•第一部》，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307页。

[6]《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333页。

[7]《大刀记•第二部（下）》，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98页。

[8]《大刀记•第一部》，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229页。

[9]《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42页。

[10]《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131页。

[11]《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139页。

[12]《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213页。

[13]《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538页。

[14]《大刀记•第二部（上）》，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144页。

[15]《大刀记•第二部（下）》，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505页。

[16]《大刀记•第二部（下）》，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507页。

[17]《大刀记•第二部（下）》，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第一版，2019年9月第一次印刷，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