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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曹禺《原野》再诠释：作为逻辑起点的女性突围

回顾《原野》80余年演出史，呈现出两种接受模式：一是凸显剧作的现实题材主题特征，为观众提供生活借鉴和现实指引；二是诚如曹禺先生在剧本附记中关于表现主义的自白，具体的、创造性的舞台呈现，成为排演《原野》的难点和评判要素——二者共同形成《原野》常演常新的艺术生命力和变动不居的美学接受历程。日前，北京人艺再度排演《原野》，以青年班底诠释经典剧作的新意蕴，获得观众的广泛好评。

主题·策略

《原野》作为曹禺先生唯一一部描写中国农村题材的剧作，创作风格不同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其他代表作，家族的复杂故事依托于复仇主题，角色人物的情感、境况与命运在线性的复仇行动中逐一显形，洞见人性的渐次飘零与文明拐角处的哀愁。新排版《原野》启用全新阵容，青年导演闫锐，青年演员金汉、张可盈、付瑶、雷佳等，在力求遵循原作的基础上，为强化角色人物的体验效果和真实性格，省略了剧本中节奏相对缓慢和内在化的浅吟低唱，并在前两幕征用最后“三幕五景”的表现主义方法，对曹禺先生直言的“演出比较难”“角色便难找”“每景变换应以十二秒钟为准，不然会丢了连续失了情调”等顾虑做了创新性的尝试与回应。

关于乡土社会的人性桎梏及封建家庭的压迫摧残，新排版《原野》以超越剧作创作的时代性为策略，在对主题的理解层面呈现出更加风格化和具体化的拆解，不仅呈现故事性，也强调现代戏剧的艺术张力，与观众情感的深度共振，折射出当下文化生活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宛若月球表面的粗粝舞台、荒芜原野中提着灯笼的高大人偶歌队、前区设置的三人乐队，以场景、声音、氛围、节奏参与叙事，同时承担戏剧环境和人物心理景观的直接塑造与戏剧转场、表意等职能。

对女性问题的关切成为新排版《原野》的瞩目标识。演出开场，仇虎和白傻子的登场被有意地加快了节奏，对原剧本中围绕铁镣刻画的诸多细节进行了有效删减，从而使金子和焦母提前登场。在处理仇虎与焦大星的对峙时，不似剧作中的大段对话和心理博弈，演出采用黑色幕布中的剧中剧表现形式，直接向观众视觉性地飞快展示仇家的多年不幸，以使金子通过迅捷的复登场来激化戏剧矛盾。

演出中，“夫权”的文化语境被进一步淡化，不仅是金子对焦大星，金子与仇虎的情感纠葛也被纳入其中。与其说是经由仇虎的出现激活了金子的女性身份确认，倒不如说是金子和焦母的女性困境成了复仇故事得以成立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当时的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否识文断字，无论性格如何——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总是艰难的，因此金子向往的“黄金子铺地的地方”，作为虚幻的乌托邦理想，亦成了金子接纳仇虎的根源，使仇虎凭借金子理想主义的燃情，以爱情之名登堂入室。

女性·理想

必须在此提出，角色情境里的真听、真看、真感觉，青年演员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与角色人物在年龄上的相仿，为实现青年演员从自我出发、构建角色的表演精髓创造了便利。他们像人物角色一样融入剧本，彰显体验艺术的张力；从生活出发，研究人物心理，准确完成角色形象的塑造，使金子成为金子，焦母成为焦母，仇虎成为仇虎，丝毫不见表演技法上的刻意。

焦氏的寡母形象和眼盲特点，从开场时焦母一边辱骂金子一边登场便基本明了，她的动作主要体现在受话、旁听与窃听等行动中。金子的形体动作与焦母相对应，往往是金子嘴上说着假话，动作指向内心的真实，因此金子在形体上的展示充实了观众理解角色形象的维度，而焦母与金子对彼此在形体表现力上的制约，作为两人语言争执之外的重要环节，引领着整部话剧的走向。作为金子的婆婆，焦母是纯粹的恶，但若追究恶产生的原因，也不难发现焦母同时也是受害者，是可怜的受困于封建家庭的女性；作为媳妇的金子，软弱的丈夫加剧了她的可怜和孤苦，但她同时也是勇敢的抗争者，一旦有了理想便奔赴理想，是崭新的女性形象。

文艺实践勾连生活情景，女性的成长与女性的向往，观照出人的生长性和《原野》背景中农民的人格成长。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婚丧嫁娶中的女性境况，折射出男性的社会权力与价值选择。仇虎选择以恶制恶、一报还一报的直接复仇，最终导致良心与精神的溃败，而他得以通过金子进入焦家，究竟是出于利用的动机还是情感的逻辑，与仇虎的结局一样，只能迷失于黑色森林之中。焦大星的悲剧，乍看之下是由于家庭关系中的两难所致，在母亲与妻子间左支右绌，游离与逃避所呈现的对依附性的投机，昭示了人的异化和毁灭。仇虎与焦大星，看似一强一弱，角色形象却矮于同处于自我困境中的女性。

人的觉醒，尤其是精神觉醒，正是文艺烛照现实的理想主义气象。新排版《原野》将曹禺先生剧作中的现实题材特征和表现主义手法进行了融合锻造，略去了第三幕中部分表现主义的换景，从而使仇虎的癫狂退居其次，并借着金子的清醒，迎来角色人物各自的归宿。仿佛一记重锤，白傻子在最后一幕跳下舞台，前区的大鼓长响，连接、提请着观众注目：这里所有人，只有金子能够离开原野，去往“黄金子铺地的地方”……文艺作品中的角色人物，从来都不是概念或抽象符号，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个体的人、具体的人，这既是他们打动观众的奥秘，也是现实题材文艺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所在和最终归宿。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