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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致钟泰函

文人书札亦如文人之形色，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且不说文字内容，即便从“卷面”印象来看，也因各人书法功力和性情的不一，而造成形式格调上的巨大差异。又由于书札往还大多在亲朋熟友之间，不必伪饰，完全素颜，所以相比亮相于厅堂展室的书法作品，毋庸说，书札应更能体现书写者的性情。

日前偶然于同好处，读到一册《钟泰友朋信札》，收录了上世纪一大批著名文人与钟泰的信札，如柳诒徵、马一浮、吕思勉、熊十力、钱基博、夏承焘、苏渊雷、陈从周等，多为上世纪文坛顶流“大咖”，计有百余通。

钟泰（1888—1979），字讱斋，号钟山。早年就读于江南格致书院，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归国后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辛亥革命后曾入皖督柏文蔚幕，尔后历任安徽高等学堂、南京法政专门学校、杭州之江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大夏大学等校教职。抗战后又在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曾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一九七三年辞归南京直到病逝。钟泰先生精研周秦诸子，下及宋明理学，著有《中国哲学史》《庄子发微》《国学概论》等。这一份学历与履历，也足可与他“朋友圈”里的大学者相颉颃了，只是就大众的知晓度而言，略为逊色。

我随手翻览这册《钟泰友朋信札》，一下子被熊十力先生的几封书札吸引，那种顶天立地、密不容针、粗头乱服、狂放不羁的风格，在文人书札中可谓独树一帜！熊十力先生是新儒学的开山祖师，但给人印象更深的，是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天真与狷狂。他曾有诗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因他学问超拔，行为放诞，故亦有“民国第一狂人”之称。

人之个性，或狂傲或谦卑，或拘谨或旷达，通常从其字里行间，多少总能看出一些端倪。熊十力先生的性情，在下面这通书札里，就可以读出大致的信息来。

钟山吾兄，我自大病二十多年，九死一生后，总不在北京过冬春，此兄所知也。大前年回京，忽忽四个年头。冬春不能向学，苦不堪言。行年忽过古稀，老朽幽居斗室，亦无人接谈（后生总不 喜见 老人），时念 吾侪 旧 好，存者甚稀，不胜凄怆之感。时于朔风夜半，孤枕寒窗，杂感纷乘，努力排除，仰思先圣，寸心如裂，竟不知泪之何从也。钟山吾兄，吾时具念及你，欲倾吐而不得，此情此意，吾钟山其知之否耶？吾本南人（虽鄂籍，而江南缘不浅），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吾爱此风光，夙有习气，熏在赖耶，梦之久矣。庾信哀思，其可已耶！卜居之托（所欲不获从心），姑且作罢（平生孤露，薄有虚声，只增惭悚）。兄不忆船山句乎：飞鸟云边随去住，清猿无事忆离群。

新论删本寄奉一部，兄如衰时，务先交一可靠之图书馆，以便保存，毋令散失。此书自信非寻常述作也，幸托相知，敢吐肝膈。常州唐玉虬寄其先德荆川年谱，有兄一序，文字甚好。但谓荆川近念庵似不尽尔，荆川父子受白沙影响较多，念庵工夫荆川究未用过，其言大抵不无契于龙溪，要之于阳明无甚入处。

漆园启 十一月五日（此信幸存）

“漆园”是熊十力先生晚年自号，此函从内容大略来看，应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有可能的是一九五三年。一是因为熊十力于一九五〇年应董必武、郭沫若之邀，自广州经武汉来到北京，正符合信中“大前年回京”；其二，生于一八八五年二月的熊十力，是年虚岁已接近七十，故言“行年忽过古稀”也差不多；第三，一九五三年冬，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壬辰删定本）正好出版印行，文人间喜以新著分赠好友同道，此信写于十一月五日，所以“新论删本寄奉一部”正是时候。再有，《新唯识论》乃熊十力之代表作，他自己十分看重，“自信非寻常述作也”，故才会叮嘱“兄如衰时，务先交一可靠之图书馆，以便保存，毋令散失”云云。通常人送一本书，还不至于考虑对方衰病后会怎么处理，即便考虑了，也不至于真的会照实写来。直率如此，也只有熊先生。另有一点，此函由身居北京的熊十力，寄给上海的好友“钟山吾兄”，时钟泰居住上海虹口区的山阴路。按年谱记载，熊十力先生于一九五四年十月返回上海定居，与钟泰同居一城，此后再有信件往还，信封上寄付地址皆写“本市虹口区”了，故此信只能是写于一九五四年之前。

熊十力先生是湖北黄冈人，喜欢“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风光与天气，对北京的冬春颇不适应。钟泰是江苏南京人，他俩早在一九四四年就同在四川，并任马一浮创办的乐山复性书院主讲，那时已结下了深厚友谊。此信的前大半，虽为熊先生向好友的“吐槽”之作，但读之亦不啻为一篇既充满真情实感又文采飞扬的好文，尤以借王船山诗句感慨自己身居京城的孤寂，凄苦可知。最后说到的常州唐玉虬，是比钟泰小几岁的好友，有名中医，也是诗人学者，出于对先祖、明代儒学大师唐荆川的敬 仰，曾 撰有《唐荆 川先生 年谱》一书，钟泰为之作序。至于熊先生信中提到的念庵（罗洪先）、白沙（陈献章）、龙溪（王畿）、阳明（王守仁）几位，皆为明代的大学者、思想家。

许多人在评价熊十力时，都突出他的学问和个性，梁漱溟称他是“旷代奇哲”，之所以如此说，就在于熊身上独特的气质品性，那便是率真与狂放。世上有好多天才，其性格特点、处世方式往往比较怪异，这一点熊先生也是如此。坊间传播最广的趣闻，莫过于说熊十力和废名讨论佛学时，两人争得相持不下，忽而真动起手来互掐了……蔡元培当年请熊十力到北大上课，熊先生嫌课堂上讲课太受限制，还有正讲到兴头时，下课的铃声会干扰他，于是要求学生到他家里听课，他则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地讲课。讲到得意处，意气风发，情不自禁，他会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猛拍一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屋瓦。此后，稍有经验的学生听课时都离他远一点，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熊先生不修边幅，张中行说“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夏天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人，他都如此。熊十力回上海后，王元化去其淮海西路的寓所拜访，有一次遇到熊老正在沐浴，王便至外间驻足等候，但熊老却要王进去，他就赤身坐在浴盆中，与王元化谈学论道。王说熊先生是“以出世态度做入世学问”，在生活上，实乃通脱旷达的魏晋人风度。据说，早年还有一次熊先生仅有的长裤洗之未干，只能穿了长袍匆匆出门讲课，凉风吹来掀起长袍之角，露出光溜溜的小腿，他苦笑自嘲为“空空道人”也。

唯有独特之个性，才会有独特之书风。熊先生的书信和手稿，毫无修饰，烂漫天真。他不像鲁迅，写信用的笺纸十分讲究，写稿也会誊抄清楚，让人看了舒心悦目。他的书信随手写在各种纸上，甚至将有些用过的旧纸背面，也写得满满的，可谓满纸烟云，暗无天日，让人很难释读。即使他的书法作品，也是线条粗拙，章法奇突。记得张中行曾撰有一文，记那年熊先生离京南下，他向老师求字以作纪念，熊先生题道：“中行：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那幅书法的图片我见过，似乎是写在如摊开册页大小的纸上，字体由大到小，最后可能写不下了，就把字再写小挤在最后几行处，真是自在和洒脱。这种书法已不在乎别人的评说，也无须在乎所谓的规矩法则，仿佛进到一个自由之境，天然质朴，圆融无碍。据说齐白石十分钦佩熊先生的才学与文采，特请熊先生为自己母亲写祭文，还对熊先生的书法大加赞赏，评之为“古朴雅健，自有风趣”。

如果照眼下书坛的术语，熊十力先生的书法，是大有可能被视为“丑书”的。不过，当今书坛流行的所谓“丑书”，都是职业书家为了追求视觉效果，或避免大众的审美疲劳，从而精心设计刻意为之的，和熊十力先生顺其自然的真情流露，毕竟不是一回事。我想起以前曾读过的一则小故事，说古时有两位士子在赶考的路上，遇到一位测字先生。一位士子上前，从他的匣内拈出一纸，展开乃一“串”字，测字先生立马拱手，高声向他道喜，称他此趟赶考，不但能中，下次还可连中，因为“串”字即可解为“连中”也。第二位士子颇有不甘，瞅准那张放入匣内的纸条，再次拈出，以图获得几句吉言。不料测字先生打开纸条后连呼“不好”，士子大惑：“何故他的‘串’字好，而我的‘串’字就不好了呢？”测字先生解曰：前一位士子是无心得“串”，故可连中；您是有“心”拈“串”，不但不能“连中”，反成大“患”啊！

看来，有心或无心，学问大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