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做文学梦，奢侈吗？
在一次皮村文学小组的讨论中，一位工友发言说，希望通过文学改变命运。他说，自从当上文学小组期刊编辑后，别人对他的眼光和称谓都比从前更尊敬些。
因文字成为“文化名人”的范雨素却迎面泼了盆冷水，直言文学改变不了命运，仅仅是“一种比打麻将之类更好的习惯”。
这一场景，被非虚构作家袁凌记录在他的新书《我的皮村兄妹》中。实际上，这样的对话，在皮村“最成功”的两位写作者——范雨素和陈年喜身上，发生过多次，也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矛盾感：
一方面，他们是皮村仅有的两位“出圈”写作者，是“打工文学”的代表，用文学“改变命运”的案例；另一方面，二人却一次又一次直率地告诉后来者们，“脚踏实地一点”。
文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吗？
2017年来到皮村、观察记录工友们的生活长达7年的袁凌沉思片刻，回答道：“它也许能改变命运，但它不能改变你命运的艰辛。”
“我不能忍受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来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岁。”
七年前，范雨素因一篇《我是范雨素》在网络爆红。这篇文章让生活在北京皮村的育儿嫂范雨素成为新闻人物，也让人知道了这里的皮村文学小组。
成名那日，范雨素抓着一只用了十多年的旧手机，在窄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接收着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消息；但成名后，她的生活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当家政工，帮人遛狗，以及参加皮村文学活动。实在困难了，也向其他皮村工友借一两千块钱渡难关。”
袁凌（左）与范雨素
范雨素告诉袁凌，自己去别人家里做钟点工，并没有人知道她是范雨素，也不知道她写过影响那么巨大的文章。有客户蛮不讲理，在她上工时踹了她一脚。她与之对簿公堂，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去年，范雨素出版了自己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讲一位名叫范菊人的女主角，坚信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帝王将相的骨气，为了寻找催生灵兽而北上漂泊的故事。有记者为此书两次前去采访范雨素，注意到她都穿着同一件旧羽绒服，衣服下摆上有难以洗去的渍痕。
因《炸裂志》《活着就是冲天一喊》闻名的诗人陈年喜，在范雨素出名之后，已回到陕西商洛老家。孤独时，他会给仍在皮村的朋友打电话，询问大家的近况。在皮村工友之家里，陈年喜感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他认同工友之家的理念，但又觉得实在太超前。他曾和一个前来皮村做义工的大学生联床夜话几晚，结果由最初的互相争辩，到后来的无话可说。
也因为如此，他没有参加过皮村文学小组学习，觉得是自娱自乐，没有太大意义。他建议那些怀有文艺梦想的皮村工友接地气一点，先活下来。
“作为一个自称为‘见了村支书就要发抖’的农民，他知道现实是什么样的，也觉察出普通工人‘抱团取暖’的想法和志愿者们高扬的社会理想有落差。”袁凌说，对于已然迈入“成名”阶梯的范雨素和陈年喜而言，文学给予了他们一些“名气”，但并没有产生多少收入。
袁凌分享，另一位打工文学写作者巫霞，开始写作后逐渐脱离打工者的分身，但又没能真正进入主流，后来生活一直非常艰辛，“范雨素和陈年喜不断强调‘文学不能改变命运’，一定程度上是在自我警醒——虽然别人叫我‘作家’，但我依然是一位劳动者，仍然要辛辛苦苦地生存。”
人们似乎总是愿意看见自己想看到的。在其他工友眼中，范雨素与陈年喜的成功，是“打工人终于实现文学梦”的典型案例。他们是皮村的“名人”“领袖人物”，《新工人文学》创办后，每期的卷首语都是由范雨素撰写。
不少打工者本对文学、艺术感到遥不可及，但想到“范雨素也和自己一样，心中就没有那么胆怯了”。更多的工人赶来皮村，听北大、北师大等等高校的老师与袁凌这样的写作者们讲文学课。
袁凌说，这里的文学课，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而“照顾”他们，而是具有真正的艺术性，“平时大家怎么上课的，就讲什么内容。”平日里，他们是家政工、保安、零工；闲暇时，他们在皮村讨论诗词，听“契诃夫”。
这里似乎是一个文学乌托邦，但拂去表面梦幻般的流光，有时也能瞥见文学梦下冰冷的现实——比如《我的皮村兄妹》出版后，袁凌和工友在皮村村口摆了个摊，几位工人大哥路过，说自己不认识字，“不喜欢看书，喜欢看美女。”
并不是所有在皮村写作的人，都能成为范雨素和陈年喜。
一直以来，小海都在为“一举成名”而四处奔波：参加《中国达人秀》，读自己写的打油古体诗，却连参加海选的资格都没有；送外卖混进娱乐公司总部，要求跳过海选直接参加《中国好声音》，再次被拒，后去海选，刚唱了两句就被评委打住……
他买了一把蓝色吉他，决心要追逐汪峰与鲍勃·迪伦，还请袁凌为他写了六个大字——“弹出一条生路”——贴在墙上。但几年过去，他依然只能弹出几段单独的和弦。
直到来到皮村，“范雨素在这里火了”，小海终于下定决心停止漂泊。他认为，皮村很有可能是他去往梦想的通道。
在皮村，小海是公认的诗人，范雨素当面预言他“会成名”。这让小海大受鼓舞。他写下的143首诗，印了厚厚一大册；还演起了话剧，袁凌多次坐在长椅上观看他的表演，小海反戴鸭舌帽，足蹬运动鞋，声音高亢，肢体语言丰富且满含激情。
然而，他的作品却从未登上外界的文学杂志。《北京文学》的执行主编师力斌评价他的诗过于自我中心，希望他写一组以皮村为题的诗。
小海却觉得，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他告诉袁凌，自己“心静不下来，看不了书，写不了长的东西，只是焦虑”“心里总像有什么在烧”。
在皮村的日子里，他与范雨素、陈年喜关系很好。随着两位好友相继成名，小海重新感到迷茫。
“小海的诗是比较直接的，接近生命的本质。”袁凌认为，但这样的诗并不适合新媒体平台，又难以进入主流诗歌圈。于是，“小海，你咋还不火？”成为工友们对小海的玩笑，也是小海内心的阵痛。
“文学需要机遇。”袁凌说。更为重要的是，当绚丽的聚光灯照在范雨素和陈年喜身上，总是容易让人忽略背后千万个写了一辈子仍然寂寂无名的写作者。
网络上，关于皮村的争议有很多，一些人为此感动，也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工友们是“文学艺术受害者”，应该趁早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将更多精力放在改善生活上。
现实里，皮村文学相关活动也面临困境：先是工友之家创办的同心学校关闭，打工博物馆被拆除，一些小组成员先后离开北京，一些文学活动被迫迁移到网上……袁凌已经意识到，皮村文学小组的现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他认为，“人人都有梦想的权利，普通人心里也有一个文学梦。”
打工博物馆在被拆除，袁凌说这是“哥斯拉巨兽一样的挖掘机”
袁凌在皮村，有时也劝他们先安定生活——当一位他认为“空谈太多，写作太少”的工友再次感叹“这辈子成功是不可能成功了”时，毫不客气地评价“（你）太容易厌倦……我倒情愿你做厨师、卖房产或者种地”。但当他们表现出真的很在乎文学时，袁凌又会为他们提建议改文章，“有机会就帮帮他们”。
他不认为文学是一种“不顾及生活的梦想”，而许多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在追求文学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劳动。比如家政工寒雪，雇主搬到天津后，就趁着下户时间从天津宝坻坐高铁到北京南站，再换地铁公交去皮村，房间没有暖气，寒雪只能在脏得发硬的被子下缩一夜，第二日一早再匆忙赶回雇主家；还有同为家政工的林巧珍，为儿子存下了彩礼钱，还要回去带孙子。
“他们是靠劳动自己挣钱吃饭的人。”袁凌并不认为文学于他们是奢侈的梦想，他说，如果非要逼他们放弃文学，那就太惨了。
在写作的体裁上，袁凌更多建议他们用非虚构的方式把生活经历记录下来——一方面源于他对皮村工友们写作情况的清晰认知，另一方面源于他对图书市场的判断。在他看来，很多工友的写作，还只是在“习作”阶段，但每一个人都有着或传奇或苦难的个人故事，“市场会考虑到经验的稀缺性而对他们降低要求；但如果写小说或诗，是达不到（市场）标准的。写非虚构‘现实’一些。”
袁凌说自己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人，对于皮村文学小组的未来，“可能慢慢就消失了，走散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被看见的）机会了”。他把《我的皮村兄妹》翻到最后一页，附录上特意列上了《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一览》的姓名表格，最后一栏中，名叫“赵新亚”的月嫂，只来得及留下寥寥数语：“2021年生重病回乡，已失联。”
“她还活着吗？我不知道。”袁凌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皮村兄妹们的故事记录下来。
就像是工友之家的那句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