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关怀中的自我坚持——论柳青《在旷野里》的思想和启迪意义
毫无疑问,柳青是一位具有很强时代关怀的作家。他的作品基本上都切近现实生活,对现实政治做出快捷的呼应。较强的时代关怀有时确乎会与文学性发生一些冲突,但绝不能因此而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简单的否定。换言之,就像刘纳说“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关注个人或关注时代是作家的不同选择,两种情况都可能写出或好或坏的作品。1柳青挚切关注时代,但其作品并不随时代流逝而失色,而是能够具有超越性意义,在读者中传诵,在文学史上留名。究其原因,在于他的时代关怀不是被动适应,而是努力保持自我主体,坚持创作中的主体性地位。这一点贯穿柳青整个创作历史,在其散佚多年、刚刚公开发表的未定稿长篇小说《在旷野里》2中也有清晰的体现。
一
自我主体性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客观地说,在任何时候,一个人的思想都会受到一定限制——外在或内在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完全独立的思想是几乎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在旷野里》创作的“十七年”时期,时代对文学有更高和更强的限制。柳青的思想当然不可能脱离时代共性,但他不是简单地追随和迎合时代,而是坚持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努力发现现实中的问题,并进行思考和寻求解决。
作为一位作家,柳青清醒地认识到所从事的文学事业的独特性,明确文学不能成为现实的工具,而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性:“我是写小说的,又不是写历史,一部作品要有生命力,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就应当严格地遵循既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要如实地反映生活的原则,不能跟着政治气候转,不能因为政治运动的影响而歪曲生活的本来面目。”3所以,他的代表作《创业史》虽然是积极倡导时代潮流的作品,但绝非简单的应时之作,而是凝聚着他对乡村历史和现实发展的深刻思考。他曾谈到自己写作《创业史》的初衷,是为了思考和总结中国乡村发展的历史。在今天看来,他的思考也许具有一定局限性(这一问题非常复杂,远非一篇短文可以讨论清楚,暂时搁置),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思想的正确与否固然重要,真诚、深刻和独立性同样非常重要。正由于思考的独立,在经历过更多政治“洗礼”之后,晚年柳青对《创业史》相关问题有了比创作前两部时更深入的认识。虽然受身体健康状况制约,他无法完成《创业史》全四部的创作,但他的构思与之前有了很大改变:“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怎样走上了错误的路。”“我说出来的话就是真话,不能说,不让说的真话,我就在小说里表现。”4可以说,无论是《创业史》第一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肯定还是后来的批判性反思,柳青都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以认真而独立的思考为前提。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种独立性弥足珍贵。
作家独立思考的具体表现,是其思想不是停留在对现实政策的阐释和赞美上,而是能够发现现实中的问题,并做出大胆的揭示和反映。需要特别指出,这里所言的问题是现实中的“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我们经常在一些现实题材作品中看到所谓的“问题”,但它们都是人为虚构的,是为了预设的结论而制造出来的。我以为,判断作品揭示问题“真”“伪”有两个最直观的方式:一是看问题是否轻而易举地得到解决。真正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艰难的,甚至一时间很难真正彻底解决。能够轻描淡写地解决的,肯定不会是真问题;二是看问题的主导者是谁?一般情况下,真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实中具有较强力量者。这些现实中的强有力者,与现实政策和某些变化构成了利益冲突,就形成了复杂困难的问题。生活中的弱者是很难构成复杂问题的。“问题小说”作家赵树理的作品,无论是《小二黑结婚》还是《李有才板话》,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村里有权有势的人物,而非普通百姓。
正因为真问题有难度,所以提出真问题不容易。首先,这需要了解生活、熟悉生活。只有真正深入到生活之中,深知生活中的复杂和曲折,才能提出真问题。其次,这需要勇气和现实关怀精神。对于现实来说,提出问题往往意味着揭示矛盾,展示难度。这一般不招人喜欢,对问题的相关者来说更是如此。所以,没有一定的勇气是提不出真问题的,没有对生活的关怀和热爱也同样如此。对于作家来说,敢于发现、提出问题,就要求作家具有独立而坚定的自我主体精神。5
《在旷野里》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也可以看到柳青的强烈主体精神。作品的中心故事是20世纪50年代初西部地区一个县各级干部治理棉铃虫灾害。作品一方面揭示了现实农村生活中的农业科技问题,是对乡村农业发展一次具有前瞻性的书写。但作品的重心并不在此,而是各级基层干部的作风和理想等问题。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曾借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表达了对新中国成立后干部作风问题的警惕和关注。确实,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干部的思想惰性和腐化是重要而严峻的问题。事实上,尽管毛泽东严格要求共产党的自我纯洁和自我约束,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小。作为革命干部一员的柳青,对此显然感触很深,《在旷野里》就充分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关注。作品“题记”中非常醒目地引用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第4页)这段话也基本可以概括为作品的主题。
具体说,《在旷野里》主要揭示两方面的干部作风问题。其一是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或者说工作惰性问题。革命胜利后,从战争时期的高度紧张转入日常生活的缓慢琐碎之后,很多人会产生不适应感,出现理想涣散、缺乏激情的现象。《在旷野里》书写了多个人物的这种心理,如白生玉,因为家属问题无法解决,也由于文化水平低受到领导批评,就萌生了回家的想法。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但缺乏坚定理想信念显然是值得注意的根本问题。更具代表性的是主人公朱明山的爱人高生兰:“她的苦难(这是十分令人同情的)一结束,新的世界使她头脑里滋生了安逸、享受和统治的欲望。”(第9页)在生活艰苦的战争时期,她具有忍受苦难的坚持精神,但当生活环境改变后,她完全变了,只考虑个人利益,一味追求生活享受。虽然小说情节还未充分展开,但按照故事逻辑,高生兰的思想惰性与朱明山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冲突肯定会成为重要情节。这也显示出柳青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事实上,柳青后来在《创业史》中塑造了郭振山形象,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在差不多的时间段内,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也都涉及同样的主题。可见一些优秀作家都具有对时代问题的敏感性。与工作作风问题密切相关,《在旷野里》还揭示了在当时社会中影响很大的干部离婚潮问题,借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这一现象的不认可态度:“有些老区干部离婚的时候,兴头可大;可是真正找到好对象结了婚的,有几个?”(第23页)
其二,更为突出的是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在旷野里》多方面揭示和批判了这类问题。如作品非常明确地展示了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和干群关系问题:“但是有些人被摆在领导地位上以后,人们从他们身上却只感觉到把权力误解成特权的表现——工作上的专横和生活上的优越感,以至于说话的声调和走路的步态都好像有意识地同一般人区别开来了。”(第40页)作品塑造的县长梁斌形象是最典型的表现。作品这样描述梁斌的出场:“他就掏出手帕,一边擦着胖胖的圆脸上的汗水,一边姿态尊严地抬着脚步,好像要把路踩得更结实一些似的。”(第14页)同时,作品还多处描述了梁斌在下属面前趾高气扬、动辄训斥,以及对上级领导拼命迎合与讨好的神态。除梁斌外,作品还塑造了年轻的基层干部张志谦形象,描述了包括公安局长在内的公安干警的行为,前者夸夸其谈,却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精神和工作能力,后者高高在上,粗暴简单,都可看作是梁斌形象的补充,也凸显出现实生活中干部作风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二
柳青坚持自我主体性另一层面的表现,是努力在创作中保持自己的创作特点,或者说是始终坚持对文学个性的追求。
柳青热爱文学,有自己独立的文学观,对文学创作要求很高。他是一名革命干部,但同时,他更把自己当作一位作家。他的革命与文学事业是高度合一的。在延安时期,他主动要求下乡工作,其最主要的目的是深入生活,给文学创作打基础。所以,在工作中,“他的脑子里想的全是创作”,“他觉得自己已经和工农群众结合过一段时间,当务之急不是再去结合,而是进行创作。但因为是组织决定,文艺界的大势所趋,再不合心意,也必须去,何况这并不影响他文艺创作的人生大目标”。6对生活的理解也主要建立在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对于生活,如果总是划皮而过,文学事业的进取和希望何在?文学事业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是无止境的!”7《创业史》的写作是最为大家熟悉、也最具典型性的例子。为了积累生活,也为了专心创作,柳青举家迁往农村。尽管生活多有不便,致使夫妻关系都产生严重隔阂,他都始终没有放弃。8“文革”后,柳青身患重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还在坚持《创业史》的修改和创作。柳青女儿刘可风的概括是非常中肯的:“这些年,为了写作,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吐过的血,已经很难用量来计算。钻研文学不可谓不刻苦,这一切,动力来自何处?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对文学如痴如醉的热爱。”9
柳青拥有自己相对成熟、稳定的文学观。这建立在他深厚的文学素养上。他曾大量阅读西方经典文学作品,还翻译过英文小说。10在优秀传统文学的熏陶下,柳青非常重视作品的文学品质,认为“衡量一个作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是他的作品”11。在晚年,柳青曾撰写《艺术论》,明确指出作家要“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并且将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放到作家生命价值的高度:“《艺术论》要告诉人们的基本旨意,是作家的生命价值在于其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12这也使柳青对自己的创作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创业史》出版后,反响很大,但他精益求精,不断反复修改(虽然有些修改是形势所迫,但很多修改、特别是最初的修改,完全是为了让作品更完美)。《在旷野里》的创作中途搁浅,也与这种自我要求有直接关系。
柳青文学思想较多受到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包含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爱与美的色彩。具体说,就是对普通大众生活的关怀,对人性中美好情感的认可和追求。在《创业史》中,这种关怀充分体现在主题思想上,作品对乡村命运的深入思考蕴含着柳青对乡村的真切关怀。此外,还体现在对乡村青年前途命运的特别关怀上,作品的著名“题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之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就深远地影响了一代乃至数代年轻人,对路遥等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人性关怀方面,《创业史》对改霞形象的塑造最为突出。这一形象所呈现出的爱和美的气质具有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经典女性形象的许多特质,她充满诗意的美,对独立主体精神和真正爱情的追求,在中国乡村书写中都体现出一定的超前意识,也是现代精神在中国乡村大地的较早绽放。
由于是未完稿,《在旷野里》的主题展示不是那么充分,但在目前的内容里,已经可以感受到很强的人性关怀色彩。比如朱明山对白生玉两地分居家庭生活的关切,既关系到干部作风问题,更体现出人性关怀精神。当然,作品更细致的展示还是在其对爱和美主题的表达上。作品对女主人公外表美的细致描摹,对其心理世界赋予灵动和抒情的美感,与《创业史》中对改霞的塑造如出一辙:“李瑛的那双水晶亮光的大眼睛,双眼皮总是扑扇扑扇地闪着”,“好比一朵含苞待放的蓓蕾,她要努力使自己在百花齐放的时候不会辜负雨、露、太阳和栽培自己的园丁”。(第28页)更为突出的,是作品以浓重的笔墨重点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故事。作为县委书记的朱明山和县委干部的李瑛,两人交往虽然不多,但却已经碰擦出了感情的火花。对于朱明山来说:“不断地突出在他脑里的影子是李瑛,只要是他和她的眼光相遇,他和她说话或他看着她工作的时候,他的意识就像住在他脑里的一个精灵一样告诉他:她漂亮,她聪明,她进步……虽然他竭力警告自己不要常想到她。高生兰的影子来到他脑里了,怒目盯着他。”(第33页)李瑛更是如此:“连李瑛自己也不能一下子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什么她对朱明山的生活发生了一种隐秘的兴趣?难道和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不过几回的接触,她已经爱上他了吗?……但是李瑛又不能欺骗她自己,新来的县委书记的确撩动了她少女的心了。”(第50页)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故事的逻辑发展下去,他们之间的爱情肯定会有进一步的深入,包括内心的挣扎和冲突……这一点,在作品中早就有过暗示:“这大约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愿意自己的爱人从外貌到内心都是像自己理想的那么美……但是当一个男人感到自己的爱人没有一种美或失掉了一种美,而从另外的女人身上发现了的时候,他会不由得多看她两眼,虽然他并没有更多的打算。”(第8页)在这一点上,《在旷野里》所包含的人性因素比《创业史》还要浓郁和大胆。因为朱明山的身份是县委书记,而且还是在婚姻之内。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情感关系无疑是有较大忌讳的。
在时代背景下,柳青的这些思想与时代要求存在一定裂隙。或者准确地说,对于柳青的现实关怀精神,时代在总体上应该是会给予认可的——当然,就如同同样关注干部理想性问题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在悬崖上》在时代的政治洪流中遭遇打击,这种现实关怀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关键在于分寸的把握。但是,在人性爱和美的方面,二者一定会存在较多冲突。最简单说,《创业史》中改霞的美学特征就与时代乡村女性的质朴、阳光美存在裂隙,她的个性化气质也与主人公梁生宝之间存在某些冲突。所以,《创业史》对改霞形象的塑造不得不中途“夭折”,在第二部中更是被更具有时代美学气质的刘淑良所取代——仅仅从姓名上,就可以看出二人的区别以及与时代是否合拍。“改霞”的“改”无疑是具有叛逆因素的,而“淑良”则是完全的传统内涵。由于《在旷野里》是未完之作,我们无法预测后续的发展,但疑问和遗憾是无法避免的。每一位读者都会很自然地猜测故事的未来:朱明山与李瑛的关系究竟如何发展?在传统观念和个人爱情之间,他(她)们会如何选择?但也许,柳青也无法给人物做出恰当的选择。就像在《创业史》中,他无法以恰当的方式处理改霞与梁生宝的关系,最后只能选择让改霞离开乡村——如此,既可以避免让这一形象受损(无论是在形象气质还是在人物命运上),又得以回避她与时代潮流之间的不合时宜13。由于《在旷野里》的问题更为敏感,所以,柳青处理的难度会比《创业史》更大,他无法把握主人公的选择和故事的结局。在这个角度上说,柳青中断《在旷野里》的写作,也许并不完全是艺术原因,而是源于无法解决作品的内在困境,根本上则是源于柳青文学个性与时代环境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
三
《在旷野里》写于20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70多年。虽然作为一部未完成稿,留下不少遗憾,但在今天发表,依然不失其价值,我们既可以感受其艺术魅力,也可以探讨其对现实文学的启迪意义。
其一,深入而独立的现实关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时期,曾对作家“写现实”提出强制性的要求,这导致后来一些作家对写现实的反感,自觉“向内转”。包括今天也有一些作家对写现实抱有偏见,认为写个人才是文学的根本。
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现实永远是文学的源泉,也应该是文学关注的对象。优秀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经典杰作中更有无数现实题材作品。事实上,远离现实、特别是匮乏现实关怀,是很难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的。今天的文学,在本质上不是距离现实太近,而是太远。只是作家关注现实,却不能成为现实的奴仆,屈服于现实之下,却没有对现实的超越性思考。这是当代文学很多现实题材作品存在较多局限的根本原因。立足现实,关怀现实,却不被现实所囿限,呈现出自己独立的视野和思想,这才是书写现实最应该具有的方法。这样,即使作家的思想存在某些局限,也不失其价值。典型如经典作家巴尔扎克,其作品不做时代鼓手,而是深入时代现实,坚持真实表达,因此达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著名批评家卢卡契的分析非常有道理:“巴尔扎克的世界观是错误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但是比起他那位思想要明确和进步得多的同时代人,他却更完整、更深刻地反映了1789至1848年的这个时代。”14
如前所述,柳青是一位密切关怀现实的作家。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积极投入的态度是他创作活力的重要保障。他的作品既能敏锐地发现和针砭时代中的重要社会问题,又能展示时代的生活和审美面貌。就《在旷野里》而言,正如有西方学者所说:“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15如果说随着时过境迁,作品所展示的一些时代面貌和社会问题会成为历史,但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则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两性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其中的相互理解问题、平等问题以及爱情的新鲜度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在旷野里》对两性情感复杂性和微妙处的书写,既具时代背景特性,又具超越时代的永恒性。作品开头对列车车厢中场景的描绘,对乡村大地富有诗意的展示,能够让后来的读者充分感受极具时代色彩的美学特点,感受其理想和风格。
其二,作家精神主体素养的重要性。柳青的创作主体性与他深厚的思想和精神素养等有密切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家的人格精神。因为在任何时代,要坚持自己在现实面前的独立性,要保持自己的精神主体性,都并不容易,它需要有对时代的深刻认识,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文学的赤诚和热爱。如果缺乏这些方面,很容易被时代同化,产生不了独立思想,即使有一定独立思考,也很难坚持,更难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因此,对作家个体来说,人格精神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艰难时代也依然有坚韧的独立精神坚持者。但在正常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很难保有独自面对强大现实世界的勇气和能力。要提高这种勇气和能力,最重要的精神依靠是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比如,中国春秋时期的史家,之所以敢于面对数位亲人的死亡始终坚持书写“崔杼弑君”,是因为他对历史的坚信和作为历史学家的强烈使命精神。
由于多种原因的制约,当代中国作家存在较大的精神匮乏。这不仅是缺乏深厚的思想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缺乏最基本的精神信仰——对价值、意义的信仰,对使命感的信仰,包括对文学的意义,对精神的意义的信仰。所以,在作家们的背后已经没有精神的传统、意义的源泉,这就很难建立起真正的自我主体,也难以创作出真正有独立思想的文学作品,从而严重制约了当代文学的成就。当代作家赵瑜曾表达过这样的反思,是非常切中肯綮,也是令人沉痛的:“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于所谓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文化体制下具有敲门砖功能,甚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16
不能说柳青的精神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无论是放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是比较起后来时段,柳青的精神人格都是很突出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是具有一定的价值坚持和精神信仰的,那就是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大众的责任感——作为一个人对于他人,作为一位作家对于普通大众的责任感。正因此,他能够在没有任何被迫压力下,放弃优厚的地位和舒适的生活,举家迁到乡村去,与农民们一道生活;能够在生活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将《创业史》的巨额稿费全部捐献给农村;能够在纷繁的时代环境中,始终坚持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在经历艰难政治运动后,依然相信文学的力量,更能对现实做出超越以往自我的思考。
传统的毁灭也许就在瞬息之间,但建构传统却需要漫长的岁月。我们今天很多人在检讨历史时,习惯于苛责前人,却忽视了前人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艰难中的坚持和勇气,更忽视了对自我的反省——设想如果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以及在今天现实中,自己的表现究竟如何,较之前人是否有优越之处?其实任何时代都有其艰难处,尽管表现形式不一样,但对人的压力和束缚却大体相似。站在道德高地上苛责他人非常容易,但是否真正拥有超越前人的自我其实更为重要。因为要突破时代拘禁,主体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客观说,我们今天很多人的精神品格,所拥有的独立主体性,总体上不但没有超越前人,反而还可能更差。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说在几十年前,多少还有些知识分子能够甘于清贫,坚持信仰和原则,那么在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群体与普通大众还有什么区别?
也许,从优秀的前驱者那里汲取营养,比不顾历史背景的苛责更为重要。甚至说,以理解和尊重的态度看待前人,从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和勇气,借鉴经验和教训,正是传统的恢复和重建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这种态度,历史的演变不过是多一个轮回而已,社会永远无法进步,知识分子的现代品格永远无法建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编号:19ZDA27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 柳青:《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下文引用这部小说内容,只在正文中标注页码。
3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1页。
4 同上,第397页。
5 在这方面,我与李建军的观点一致。参见李建军:《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及其他——论柳青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
6 刘可风:《柳青传》,第52、53页。
7 同上,第59页。
8 刘可风:《柳青传》,第162—180页。
9 同上,第104页。
10 同上,第179页。耐人寻味的是,“文革”后的柳青很少再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作品,甚至很少阅读文学作品。这也许可部分解释他在这期间对《创业史》令人失望的修改。参见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附录一:柳青晚年的读书与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199页。
11 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给我的启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12 畅广元:《作品具有久远的艺术生命力是作家的毕生追求——读柳青遗稿〈艺术论(草稿)〉》,仵埂等编:《柳青研究文集》,西安出版社2016年版,第60、53—54页。
13 参见贺仲明:《一个未完成的梦——论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形象》,《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14 卢卡契:《现实主义的历史》,苏联文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318页,转引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问题》,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288页。
15 赫姆林 · 加兰:《破碎的偶像(片段)》,《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译,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页。
16 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7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