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乐鹏：建国初期苏联文学通俗本考释
1950年，叶圣陶在对建国以来文学出版事业的回顾中，特别提到通俗读物和少年儿童读物，并指出，“通过适当的形式，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之下，就量与质两方面，更多地满足工农兵大众的新要求，在今天已经大有必要了”。其中，根据翻译文学“改写”/“缩写”/“译写”而成的通俗本，颇为醒豁，“将外国名著缩写，使它通俗化、中国化的工作，渐渐受人注意。在通俗读物和儿童少年读物方面，已有若干的缩写本和改写本，采取了为读者对象比较易于接受的篇幅与表达形式，在读者群众中已经起了相当的影响”[1]。与此同时，翻译家如罗大冈者在《翻译也应走群众路线》等文章中，号召着“将有价值的翻译小说和小人书一样地争取到广泛的读者群众”，“要写精心着意、态度严肃、手段高超的通俗本（或普及本）”[2]，且提出一系列详实的将译本通俗化的要领。此后，翻译文学的通俗本浪潮持续升温，乃至成泛滥之势。出版总署不得不出手整顿：一方面不满于部分通俗本歪曲原本的庸俗化改写；另一方面则意在指责私营出版社大量出版、发行通俗本，造成了对国营公有出版业的挤压。建国初期翻译文学通俗本的译写、出版和销行，便内在于公私共存的出版格局中，亦摆荡在改写者的通俗化践行与出版总署的政策流变之间。
一、建国初期苏联文学通俗本举隅
共和国初年，私营出版业的实力远远胜于国营出版力量。就通俗书籍的出版情况来看，在出版数量上，“地方出的多，私营出的多，中央国营出的少”[3]，据1953年上半年的统计：在1948种通俗书籍中，地方国营出版社出版的占50.2%，私营出版社出版的占42%，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占3.5%，中央国营出版社出版的仅占4.3%”[4]。具体到翻译文学通俗本，同是以私营出版社为最大宗。这里就几套翻译文学通俗本丛书的出版，略作概览。
下文的通俗本书目：在辑录翻译文学通俗本的同时，一并注明该作的原译本；依次标明作者、原书名/通俗本书名、译者/改写者（或缩写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如有校对者，也注明校阅人。原译本只列出改写者所参照的译本（原书的译本，往往多于此处所列的各译本）。没有中译本或由改写者直接根据外文原本编成的通俗本，根据编译者的记述，标出其所据原本。若不能判断其所依据的原本或原译本，则不标注。如遇版权页无出版时间（或版权页脱落、字迹不清等），即不注明出版时间或版次。所注版次，只列出论者所实见的版本版次；未见到的各版次，暂阙如。
元昌印书馆、锦章书局、大明书局、新文化书社、新鲁书店、吼声书局、育才书局等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小说通俗本”丛书，由通联书店发行。该丛书包括：
通俗本：安格林娜：《集体农场的生活》，陆梅林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1950年1月初版、1952年8月再版。
原译本：安格林娜：《在集体农庄田野上》，陆梅林译，洪涛校，三联书店，1950年1月（大连）初版，1951年3月第二版。
安奇林娜：《我的集体农场生活》，海观译，时代出版社，1949年5月初版。
通俗本：梭罗维约夫：《俄罗斯的水兵》，金人译，海天改写，储菊人校，元昌印书馆，1951年2月。
原译本：梭罗维约夫：《伊凡·尼古林——俄罗斯的水兵》，金人译，时代出版社，1945年上海初版、1951年北京修订重排、1954年2月第一次印刷。
通俗本：爱·亚弗勤哥：《工人之家》，孟虞人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
原译本：A·亚弗勤哥：《我爱》，孟虞人译，上海中苏友好协会编，新群出版社，1951年8月。
通俗本：爱·冈察尔：《打到柏林去》，袁水拍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
原译本：A·冈察尔：《旗手》，袁水拍译，上海中苏友好协会编，新群出版社，1949年5月初版（港）、1949年12月再版（沪）、1950年12月三版（沪）、1951年5月四版（沪）、1951年12月五版（沪）。
通俗本: 开·赛狄克：《草原上的红旗》，高清岳译，海天改写，张大椿校，元昌印书馆，1952年7月初版、1953年1月七版。
原译本: K·赛狄克《道里亚》，高清岳译，文艺翻译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
塞荻克：《陀里亚》，吴道生、夏祖煃合译，时代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
通俗本：伊里亚·爱伦堡：《暴风雨》，王佐良、姜桂侬、吴景荣、周珏良、许国璋、朱树扬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1952年11月初版
原译本：I·爱伦堡：《暴风雨》，王佐良、姜桂侬、吴景荣、周珏良、许国璋、朱树扬中译，J·芬纳贝英英译，文化工作社，1951年12月初版。
爱伦堡：《暴风雨》，高清岳、淡文合译，文光书店，1951年6月。
通俗本：别克：《恐惧与无畏》，铁弦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
原译本：别克：《恐惧与无畏》，铁弦译，文化工作社，1949年3月初版、1952年2月。
通俗本：爱·冈察尔：《蓝色的多瑙河》，海天改写，张大椿校，元昌印书馆，1952年7月初版、1952年8月再版、1953年2月七版。
原本：“本书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出版英文译本改写。”
通俗本：爱·沃依诺夫：《瓦杜丁将军》，佟轲译，海天改写。
原译本：A·沃依诺夫：《瓦杜丁将军》，佟轲译，文化翻译出版社，1952年9月初版、1953年4月三版、1953年10月修订增一版。
通俗本：柯歇伐雅：《我的儿子》，左海译，海天改写，陆君平校，元昌印书馆，1952年9月四版。
原译本：柯歇伐雅：《我的儿子》，左海译，时代出版社，1949年3月初版、1949年6月再版、1951年5月三版、1952年5月四版、1952年7月五版、1952年7月六版。
通俗本：尼基丁：《北方的曙光》，史善扬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
原译本：尼基丁：《北方的曙光》，史善扬译，文化工作社，1952年12月。
通俗本：依万·柯兹洛夫：《在克里米亚地下》，罗焚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
原译本：依万·柯兹洛夫：《在克里米亚地下》，罗焚译，三联书店，1950年9月第一版。
通俗本：《第九个浪头》，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
原译本：《第九个浪头》，施蛰存、王仲年、王科一译，文化工作社，1953年1月初版。
通俗本：特·塞摩希金：《阿里泰到山里去》，杨立平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1951年11月初版、1952年11月再版。
原译本：塞摩希金：《阿里泰到山里去》，杨立平译，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
通俗本：梅赫基·古塞英：《生产英雄》蜀碧译，海天改写，陆君平校，元昌印书馆，1951年7月初版。
原译本：梅赫基·古塞英：《巴库油田》，蜀碧译，新群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
通俗本：A·托尔斯泰：《保卫察里津》，曹靖华译，海天改写，陆君平校，元昌印书馆，1951年5月初版、1951年12月再版。
原译本：阿·托尔斯泰：《保卫察里津》，曹靖华译，三联书店，1950年1月。
通俗本：斐定：《城与年》，曹靖华译，施瑛改写，元昌印书馆，1952年12月三版。
原译本：斐定：《城与年》，曹靖华译，三联书店，1950年4月一版。
通俗本：西蒙诺夫：《日日夜夜》，苍木、继纯合译，桑弛改写，元昌印书馆。
原译本：西蒙诺夫：《日日夜夜》，苍木、继纯合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通俗本：弗拉易尔曼：《初恋》，桑弛改写，元昌印书馆。
原译本：弗拉易尔曼：《初恋》，穆俊译，海燕书店，1941年6月出版、1946年4月新一版；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9月新三版。
通俗本：李昂诺夫：《打击侵略者》，曹静华[5]译，心真编写，张大椿校，元昌印书馆，1952年7月初版。
原译本：李昂诺夫：《侵略》，曹靖华译，生活书店，1946年5月。
通俗本：B·维什涅夫斯基等：《难忘的一九一九》，雪岗改写，元昌印书馆，1953年。
原译本：B·维什涅夫斯基等：《难忘的一九一九》，赵明译，中华书局，1952年11月初版。
原译本：茹尔巴：《普通一兵 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1952年11月初版。
通俗本：克雷莫夫：《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桑弛改写，上海锦章书局，1952年11月二版。
原译本：克雷莫夫：《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光华书店，1942年重庆出版、1946年大连出版、1948年哈尔滨印造。
通俗本：奥斯特洛夫斯基：《好儿女》，刘锦涛改写，上海锦章书局，1952年8月初版。
原译本：奥斯特洛夫斯基：《暴风雨所诞生的》，王语今译，三联书店，1950年。
通俗本：阿莱克西·穆萨托夫：《农庄小英雄》，桑弛改写，锦章书局，1953年1月五版。
原译本：Alexi Musatov：《斯托沙里农庄》，西夷译，中华书局，1951年。
通俗本：列别立赫特：《库尔地之光》，郑怀之译，褚光明改写，大明书局，1953年2月初版。
原译本：列别立赫特：《库尔地之光》，郑怀之译，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上海第一版、1954年上海第二版。
通俗本：鲁克尼茨基：《妮索》，柳晓改写，大明书局，1953年2月初版。
通俗本：西蒙诺夫：《谁要战争》，施瑛改写，新文化书社，1953年2月修订新一版。
原译本：西蒙诺夫：《俄罗斯问题》，茅盾译，世界知识社，1950年。
通俗本：瓦希列夫斯卡：《雪地长虹》，曹靖华译，施瑛改写，百新书店，1953年2月修订第一版。
原译本：瓦希列夫斯卡：《雪地长虹》，曹靖华译，重庆新知书店，1943年10月初版。
通俗本：尼柯莱·维尔塔：《保卫斯大林格勒》，蓝谷编写，百新书店，1952年12月二版。
原译本：恩·维尔塔：《斯大林格勒血战记》，金人译，新华书店，1950年9月初版。
通俗本：莫斯达凡：《晴朗的日子》，施瑛改写，百新书店，1953年2月修订新一版。
通俗本：乔奇·古里亚：《山野的春天》，施瑛改写，上海育才书局，1953年4月四版。
原译本：乔奇·古里亚：《萨根的春天》，成时译，平明出版社，1950年3月初版，1953年11月五版。
通俗本：斯米尔诺娃：《乡村女教师》，施瑛改写，育才书局，1952年二版。
通俗本：布宾诺夫：《战斗到胜利》，柳晓改写，育才书局，1953年。
通俗本：A·冈察尔：《黄金的布拉格》，张健改写，上海育才·吼声·联合出版。
原译本：冈察尔：《黄金的布拉格》，徐克刚译，新群出版社，1951年6月；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
通俗本：V·奥弗契金：《和平战士》，王宝康改写，上海吼声书局、育才书局。
通俗本：考塞夫皋考夫：《活命的水》，周煦良译，施瑛改写，上海新文化书社，1953年1月三版。
原译本：考塞夫皋考夫：《活命的水》，周煦良译，中华书局，1952年。
通俗本：阿·苏洛夫：《曙光照耀著莫斯科》，施瑛改写，新文化书社，1953年1月初版。
原译本：A·苏洛夫：《莫斯科的黎明》，侍桁译，国际文化服务社，1951年10月初版。
苏洛夫：《曙光照耀着莫斯科》，蓝馥心译，东北人民出版社，1952年。
通俗本：盖逹尔：《勇敢的少年》，桑弛改写，上海新文化书社。
原译本：盖逹尔：《学校》，叶至美译，新华书店。
通俗本：盖达尔：《克雷木夏令营》，桑弛改写，新文化书社，1952年12月四版。
原译本：盖达尔：《军事秘密》，桴鸣译，三联书店，1951年4月第一版。
通俗本：绥拉菲摩维支：《铁流》，桑弛改写，上海新文化书社，1953年3月初版。
原译本：绥拉菲摩维支：《铁流》，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
通俗本：格罗斯曼：《人民是不朽的》，陆君平改写，新鲁书店，1953年2月初版。
原译本：格洛斯曼：《人民是不朽的》，茅盾译，大连中苏友好协会，1946年。
通俗本：西蒙诺夫：《爱与仇》，耿蔼改写，上海新文化书社 ，1953年。
原译本：西蒙诺夫：《在布拉格栗树下》，朱惠译，时代出版社，1949年8月初版。
通俗本：毕尔文采夫：《保卫飞机场》，张健改写，上海元昌·育才·百新·新文化·吼声·锦章联合出版，1951年。
原译本：毕尔文采夫：《试炼》，白寒译，时代出版社，1945年1月初版；1950年4月再版。
通俗本：马克里雅尔斯基：《在滨海城中》，秦岭改写，普及书店，1953年5月初版。
原译本：马克里雅尔斯基：《在滨海城中》，洪涛译，时代出版社，1952年11月初版。
这里的元昌印书馆、锦章书局、大明书局、新文化书社、新鲁书店、吼声书局、育才书局等，均是上海的私营出版社，它们的出版方向为文艺及通俗读物。
元昌印书馆[6]的负责人张大椿还多次承担通俗本的校阅工作。通联书店，即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据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关于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综合报告，为了出版分工专业化，成立了通联（通俗出版业联合书店）、连联（连环画出版业联合书店）和童联，并促使三联书店、开明书店倾向于社会科学、文史和中级读物。元昌、新鲁、大明等书店，均是通联书店的股东单位。1949年后，出版、印刷、发行逐渐三分，因而，这套“苏联小说通俗本”丛书，由元昌、锦章、育才、吼声等书店出版，而由通联书店担任发行，如锦章书局者时而兼任印刷。
此外，何公超、萧亦五主编的“通俗书”系列，则全由通联书店出版、发行。该“通俗书”既包括《金日成将军》（鼓词集）、《千古奇丐》（章回小说）、《美帝侵华演义》（章回小说）等形式的文本，也有不少苏联小说通俗本。其翻译文学通俗本书目如下：
通俗本：波列伏依：《无脚飞将军》（通俗书第二种），施瑛改写，通联书店，1950年12月三版。
原译本：波列伏依：《真正的人》，磊然译，时代出版社，1946年6月上海初版、1953年上海8版。
通俗本：奥斯特洛夫斯基：《百炼成钢》（通俗书第四种），施瑛改写，通联书店，1950年12月出版、1951年5月三版。
原译本：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三联书店，1949年。
通俗本：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苦海变乐园》（通俗书第七种），施瑛改写，通联书店，1951年3月二版。
原译本：帕斯托夫斯基：《卡腊-布迦日海湾》，海观译，时代出版社，1950年7月初版。
通俗本：瓦西列夫斯卡：《雪地长虹》（通俗书第八种），施瑛改写，通联书店,1951年。
原译本：瓦希列夫斯卡：《雪地长虹》，曹靖华译，重庆新知书店，1943年10月初版。
通俗本：西蒙诺夫：《谁要战争》（通俗书第十种），施瑛改写，通联书店，1951年4月。
原译本：西蒙诺夫：《俄罗斯问题》，茅盾译，世界知识社，1950年。
通俗本：斐定：《城与年》（通俗书第十四种），施瑛改写，通联书店，1951年。
原译本：斐定：《城与年》，曹靖华译，三联书店，1950年4月一版。
通联书店发行的另一套通俗本丛书由广益书局出版，即“《苏联名著通俗本》译丛”。在该丛书的“译丛例言”中，编者有言：“从苏联文学名著翻译本，改写成通俗本出版，我国出版界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这是有其一定的作用和意义的。这套小丛书的主要对象是工农兵大众，所以选译的范围，都以适合目前工农兵大众的阅读能力和需要为标准。其中有短篇杰作，有从长篇名著的节本，但都以短小通俗为主。因此定名为‘苏联名著通俗本’译丛。”[7]这套通俗本全部由春雷操刀改译，共收有：
通俗本：奥斯特洛夫斯基：《汽笛》，春雷编译，广益书局，1953年3月初版。
通俗本：波格达诺夫：《战斗的友谊》，春雷编译，广益书局，1953年。
通俗本：波格达诺夫：《政治委员卢加兴》，春雷编译，广益书局，1952年11月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通俗本：法捷也夫：《侦察员》，春雷译，广益书局，1952年11月初版、1952年2月三版。
通俗本：波列伏依：《功绩》，春雷译，1952年11月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通俗本：柯日杜布：《空战》，春雷编译，1952年11月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元昌印书馆、锦章书局等出版社，以通联书店为阵地，有着施瑛、桑弛等共同的作者群体。而永祥印书馆以范泉为核心，民国时期已多有缩写本文学书籍的出版。《格列佛游记》《格林童话集》《金表》的缩写本均被列入永祥印书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1949年前后，范泉及永祥印书馆的眼光，逐渐从世界各国名著与经典儿童文学挪移至苏联当代作家作品。永祥印书馆在出版《苏联工人生产战斗和生活情况》《苏联的职工会》等作品之余，也推出了苏联文学“通俗本”丛书（其中范泉缩写的高尔基《我的童年》有两个版本；且初版时间在建国以前），计有：
通俗本：M·高尔基：《我的童年》，范泉缩写，永祥印书馆，1949年6月初版，1949年6月再版。
通俗本：M·高尔基：《童年》，范泉缩写，永祥印书馆，1949年6月初版，1950年10月四版。
通俗本：法捷耶夫：《毁灭》，金树改写，永祥印书馆，1952年12月三版。
通俗本：高尔基：《母亲》，金树改写，永祥印书馆，1952年11月四版。
通俗本：郭尔巴托夫：《宁死不屈》，徐庄改写，永祥印书馆，1950年。
原译本：郭尔巴托夫：《宁死不屈》，苍木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4年。
通俗本：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谢莹真缩写，永祥印书馆，1950年11月初版。
原译本：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水夫译，时代书报出版社，1947年12月初版、1948年6月再版。
通俗本：西蒙诺夫：《两个美国》，沙里改写，永祥印书馆，1951年4月初版。
原译本：西蒙诺夫：《俄罗斯问题》，茅盾译，世界知识社，1950年。
通俗本：奇尔斯科夫：《扭转乾坤》，沙里改写，永祥印书馆，1951年。
原译本：奇尔斯科夫：《伟大的转折》，朱葆光译，时代出版社，1951年3月初版。
通俗本：柯诺诺夫：《列宁的故事》，李俊缩写，永祥印书馆，1951年。
原译本：柯诺诺夫：《列宁的故事》，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49年12月初版。
通俗本：索福罗诺夫：《人的性格》，沙里改写，永祥印书馆，1951年7月初版。
原译本：A·梭福罗诺夫：《莫斯科性格》，陈原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49年。
通俗本：华西里叶夫：《美国的正反面》，辛康缩写，永祥印书馆，1951年6月初版。
原译本：华西里叶夫：《从后门看美国》，史岱译，时代出版社，1951 年1月初版。
通俗本：拉甫列尼约夫：《美国人民的声音》，徐庄、竹叶缩写，永祥印书馆，1951年5月初版。
原译本：拉夫列乌夫：《美国之音》，禾金译，潮锋出版社，1950年3月。
以上通俗本，均由位居上海的出版社出版、印刷、发行。这也昭显出上海私营出版业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雄厚实力和重要地位。1950年，将上海总管理处和编译所迁至北京西总布胡同的开明书店，也出版了“通俗本苏联文学丛书”，由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发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即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联营书店五家单位组成的联合发行公司）。不过，部分书目的印刷，仍由上海的国光印书局承担；此外，则大都由北京的华义印刷厂印制。开明书店的“通俗本苏联文学丛书”包括：
通俗本：克雷莫夫：《运油船》，颜浩改写，开明书店，1948年9月光华书店初版；1951年12月开明书店修订初版、1952年12月二版。
原译本：克雷莫夫：《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光华书店，1942年重庆出版、1946年大连出版、1948年哈尔滨印造。
通俗本：A·托尔斯泰:《粮食》，朱光辉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译本：阿·托尔斯泰：《保卫察里津》，曹靖华译，三联书店，1950年1月。
A·托尔斯泰:《面包》，俞荻、叶菡合译，神州国光社，1950年。
通俗本：格拉特珂夫：《水门汀》，秦淑文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初版。
原译本：华拉特珂夫：《士敏土》，董秋斯译，志凯堂，1947年。
通俗本：萧洛霍夫：《垦荒》，孙煌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译本：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立波译，三联书店，1936年11月上海生活初版、1950年1月三联（沪）第一版、1950年11月三联第二版。
硕洛霍夫：《被开垦的荒地》，锺蒲译，中华书局，1945年11月初版。
通俗本：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孟凡改写，开明书店，1947年光华初版；1951年开明修订初版。
原译本：萧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立波译，三联书店，1936年11月上海生活初版、1950年1月三联（沪）第一版、1950年11月三联第二版。
硕洛霍夫：《被开垦的荒地》，锺蒲译，中华书局，1945年11月初版。
通俗本：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方丹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译本：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水夫译，时代书报出版社，1947年12月初版、1948年6月再版。
通俗本：波列伏依：《真正的人》，屠文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月初版、1952年12月六版。
原译本：波列伏依：《真正的人》，磊然译，时代出版社，1946年6月上海初版、1953年上海8版。
通俗本：卡达耶夫：《时间，前进呀!》，薛昶改写，开明书店 ,1951年1月初版。
原译本：卡泰耶夫：《时间呀前进！》，林淡秋译，新中国书局，1949年。
通俗本：高尔基：《一个家庭的兴衰》，闵君立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月一版，1951年3月二版。
原译本：高尔基：《没落》，贺非译，神州国光社，1936年。
M·高尔基：《阿路塔毛奥甫家的事情》，树华译，生活知识社，1937年1月出版。
高尔基：《阿托莫诺夫一家》，汝龙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
高尔基：《颓废》，赵璜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3月初版、1947年3月再版。
高尔基：《高尔基选集 家事》，耿济之译，上海杂志公司，1950年3月第一版、1951年3月第二版。
通俗本：绥拉菲摩维支：《铁流》，章恺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译本：A·绥拉菲摩维支：《铁流》，曹靖华译，生活书店，1938年。
通俗本：列昂诺夫：《索特河边》，陶钧改写，开明书店 , 1951年1月初版、1951年4月二版。
原译本：列昂诺夫：《索特》，董秋斯译，三联书店，195年1月初版。
通俗本：戈尔巴朵夫：《宁死不屈》，方林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8月初版。
原译本：郭尔巴托夫：《宁死不屈》，苍木译，外文书籍出版局，1944年。
戈尔巴朵夫：《不屈的人们》，水夫译，时代出版社，1949年。
通俗本：卡达耶夫：《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滕以韡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2月初版。
原译本：卡达耶夫：《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曹靖华译，东北书店，1947。
通俗本：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吴昭江、李晴改写，开明书店，1952年8月初版、1952年11月再版。
原译本：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三联书店，1949年。
通俗本：毕尔文采夫：《考验》，钱家标改写，开明书店，1951年1月初版。
原译本：毕尔文采夫：《试炼》，白寒译，时代出版社，1945年1月初版；1950年4月再版。
毕尔文采夫：《考验》，汪浩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5年。
除了这几套苏联文学通俗本丛书，不少出版社如劳动出版社、通俗文化出版社其实都零星地出过苏联文学的通俗本；广益书局在其“《苏联名著通俗本》译丛”外，仍有通俗本的出版。凡此，集腋为裘，汇成通俗本的大行其道。此类零散的通俗本包括：
通俗本：古塞英：《巴库油田英雄们》，李金波改写，劳动出版社，1951年2月初版、1951年4月二版。
通俗本：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菡子改写，劳动出版社，1951年。
通俗本：波列伏依：《炼钢英雄》，王火改写，劳动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1951年5月三版。
通俗本：伊凡·柯鲁包夫：《鼓风炉旁四十年》，中耀改写，劳动出版社，1950年11月。
通俗本：波列伏依：《真实人的奇迹》，林冬白改写，广益书局，1951年7月初版、1952年6月三版。
原译本：波列伏依：《真正的人》，磊然译，时代出版社，1946年6月上海初版、1953年上海8版。
通俗本：依·安·柯兹洛夫：《克里米亚地下工作》，于篮改写，广益书局，1952年2月一版、1953年1月二版。
原译本：依万·柯兹洛夫：《在克里米亚地下》，罗焚译，三联书店，1950年9月第一版。
通俗本：A托尔斯泰：《彼得大帝》，屠文改写，通俗文化出版社，1953年3月初版。
二、通俗本的动机、策略与功效
私营出版社缘何不约而同地钟情于苏联文学通俗本，众口一词的说法是为了大众（包括工农兵和学生群体）阅读的便利。其中包含着对翻译文学的拒斥以及通俗本的优势两个层面。《中学生》杂志“书刊介绍”专栏曾登载《两本改写的苏联小说：通俗本<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运油船>》一文，便将原汁原味的翻译文学与通俗本相对立。前者外国语气太重，故事也非有头有尾，读者自然不接受；而通俗本“叙述语法平易，故事线索分明，文字比较生动活泼，而且注意保留了原著的精神”[8]。菡子改写《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为通俗本《保尔》，准备做到“使粗通文字的人能读，而且读出来能让不识字的人也能听懂”[9]。永祥印书馆将缩写本《童年》的读者对象定位为工农兵和中小学生，希冀“在不妨碍原著人物的发展范围内，概括地，通俗地介绍给读者，目的是要做到（一）扩大读者群，（二）减轻读者的负担，（三）节约读者的时间”[10]。广益书局编辑部在通俗本《真实人的奇迹》的“本书提要”中指出，本书“改写目的是以连队干部，初中学生及一般不习惯读译文的读者为对象，企图用通俗易解的语文，来传达原著的精神，使大家都能够读一读这部好书”[11]。为了适应军队读者的口味，改写者还特意使用了解放军中的流行口语。
当然，阅读通俗本，绝不只是为了亲近外国文学，改写者们更是从中申发出重要的教育价值与实践意义。通俗本《蓝色的多瑙河》“前记”就有言：“我们读苏联小说，绝不是拿来消闲的。我们要细心体会，明确了解它的教育性和政治意义”，“提高我们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读过苏联小说，再来阅看资产阶级的消闲文艺，真是味同嚼蜡，厌恶之心油然而生”[12]。通俗本所选择的原本包括沙皇时代的革命斗争、十月革命、二战等题材，也多涉及集体农场、石油生产、五年计划、纺织工厂劳动、抗旱、垦荒、工人竞赛等内容，够迅疾地配合国内外局势。海天认为，在抗美援朝中，《俄罗斯的水兵》“这本书应该通俗化，使得广大的工农读者和习惯于读章回小说的一般人民，都有机会，很容易了解的来读苏联的英勇卫国的抗战名著”[13]。张健改写《黄金的布拉格》，认为该书“对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更多了进一步的认识”[14]。颜浩的改写也是类似的目的，“翻看《油船德宾特号》，觉得假使能改写通俗本，让更多的工人同志或在工厂工作的同志们能够看，也许对组织劳动竞赛会有帮助，就抽了半个月的晚上写成”，“目前，各地正在展开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这本书可能有些作用”[15]。
为了达成通俗化的目标，改写者们以各色策略加工原译本。从出版社和通俗本操刀者的自我指认来看，大致可区分为“改写”、“译写”、“缩写”几种形式[16]。就底本的择取而言，仅有少数通俗本直接从外文原本“译写”而成。如海天根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8年出版英文译本改写爱·冈察尔的《蓝色的多瑙河》，海天改写《暴风雨》参考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英译本，以及广益书局的个别通俗本译自外文原本。可以说，绝大多数通俗本均以中文译本为底本。永祥印书馆出版的通俗本，接续着范泉“缩写”世界名著的路径，继而缩写苏联文学，多多少少保留着原著的基本骨架。通联书店的“苏联小说通俗本”大刀阔斧地“改写”中译本，不仅伤其筋骨，甚或将原著“脱胎换骨”。开明书店的“通俗本苏联文学丛书”算是中规中矩，稍稍靠近永祥印书馆的“缩写”模式。出版者们所谓的“保留了原著的精神”云云，不过是一种宣传策略罢了。
就具体改写手法而言，首先，原书若是长篇巨制，则压缩原本篇幅。译本字数太多，常常被当做读者拒绝翻译文学的理由。据此，通俗本的容量大都只有原作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上下，多则一百余页，少则三、四十页足矣。大部分通俗本不外是长篇苏联文学的缩微形式，另有广益书局使用采掘精华的方式，或摘录长篇原著中的精彩章节，或汇集多个短篇杰作，编译成通俗本[17]。其编者认为，“长篇的节本，对于保存原著的精神方面，也许较为可靠，不致太改变了原著的面貌”[18]。其次，置换书名。海天觉得《旗手》《阿尔卑斯山》的名称都不通俗，进而改成《打到柏林去》。又如《我爱》被改为《工人之家》，《伊凡·尼古林——俄罗斯的水兵》被改为《俄罗斯的水兵》，《卡腊-布迦日海湾》被改为《苦海变乐园》……都尽可能剔除书名中的外国因素与抽象意蕴，以直接明了的词组替代之。再次，在叙述方式上，大刀阔斧地增删、重组情节，强行将原作变为有头有尾的线性叙事。刘锦涛改写《暴风雨所诞生的》，“为使本书眉目清楚，易于阅读，于改写的时候，擅把原作的叙述程序，略予倒置，并在若干地方，有所增删，但俱有出处，绝非杜撰，而对于德国兵车之处理，也略有不同，因为原作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杰作，故事的叙述，随处都在展开，非稍加移易，好像不能结束全书，所以大胆这样做了”[19]。对于原书中的心理描写，改写者们也以一般读者难于领会为由，明目张胆地删除之。此外，尚有多种辅助手段，帮助读者阅读。几乎每本通俗本都有内容提要（或有专门的“本书故事提要”，或由改写者在“序”、“前记”中介绍本书情节内容），另附有本书主要人物表。原译本没有章节标题的，改写者也自拟标题。个别通俗本加有少量注释，如菡子“为尽量避免读者发生疑问，书中超出一般读者知识范围的用语，都设法在叙述中或注解中说清楚（主要根据联共党史和词典）”。《保卫察里津》还特意为“布尔什维克”加了注解[20]。又如沙里改写《扭转乾坤》，想保持原书的严肃性，不使通俗本流于趣味化，“特地邀请了好多位少年读者，如青年团员徐黎璋、陈子万、少年儿童队员瞿文等等，在她们的语文教师徐守纬同志的指导下，组成一个以衡量作品的通俗程度为主要任务的研究小组，听取了我的朗诵，章逐句地讨论了这本书的原稿，对于若干部分的情节叙述方法，乃至个别的句子。语法、词汇和用字，做了很多次缜密的斟酌和修改”[21]。沙里作为改写者，可谓是直接听取学生读者的意见进行缩写工作。
值得留意的是，通俗本给人的印象通常是“连书名和书中的人名也改了”[22]。书名的更改确乎如此，可在人名上，各家做法并不一致。永祥印书馆的通俗本“为了易读和易记，把人物的姓名都加以‘中国化’了”，“俄文姓名的复杂难记，还不光只本身译文的冗长，另外有些变化的称呼，更是使读者伤脑筋，这里也一概依照我们的习惯改过了”[23]，比如将安娜·赛尔该叶夫娜·库鲁什科娃改为顾安娜、尼娜·伊凡诺夫娜·玻洛索娃改为罗素宜等。菡子的改写本《保尔》也将所谓麻烦的外国人名、地名缩减成不超出三个字。除此之外，如通联书店的大部分通俗本对原作的人名一般都不加改易。其目的在于为接触过通俗本的读者进而继续阅读原本提供便利，避免引起读者在人名上的混淆。这也呼应着《中学生》对通俗本桥梁作用的定位：“希望不习惯读翻译小说的同学们，看过通俗本后，再去看看原译本，逐渐养成直接阅读原译本的兴趣和能力。”[24]
尽管改写者们都使用了上述通俗化的策略，但呈现出的文体样貌却迥然有别。大致可区分为两类：其一是以“苏联小说通俗本”和“通俗书”系列为代表的章回小说样式；其二是其它通俗本的非章回小说形式。后者的“简”写，在对原作进行压缩处理时，虽说也“把各种小说重写了一遍，使文句尽量中国化，同时删节了一部分”[25]，至少在语言方式、文体风格上，还多少保留着外国文学和现代小说的味道。而前者则是名副其实的“改”写，直接将外国小说改头换面为章回小说，除了外国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在是类通俗本中其实已然难寻翻译小说的迹象。这可以说是极度归化的改述方式。
将苏联小说改写成章回体，自不待言。对于《在集体农庄田野上》《我爱》《我的儿子》等自传、回忆录，抑或《在布拉格栗树下》《俄罗斯问题》等剧本，改写者们也都能“随物赋形”，以章回体式重写之。章回体的通俗本满溢着“话说”、“且说”、“看官们预知详情，请看下回”等声口。在《苦海变乐园》的“序”中，施瑛甚或也忍不住以说书人口吻来几句“看官们大概都听到过”、“闲话表过，请看正文”[26]。章回体通俗本拆散了原书情节，择要重组，并以对仗的回目呈现之。《雪地长虹》的两种章回体通俗本，就有如“贼高密，袁林娜被审兆吉祥，村子里出虹”或“长林丰草慈母暂归 雪地冰天彩虹初现”的两种回目样式。《俄罗斯的水兵》原译本的三十二节被改作二十回。章回体的前三回“好医生起死回生 大力士再上前线”、“遇德窛空拳应战 侦敌踪山谷藏兵”、“尼古林迎头击坦克 克雷甫拼命炸飞机”即对应着原作的前七小节，即：“一 在医院中”、“二 干大事去！”、“三 路上”、“四 到前方去！到前方去！”、“五 第一次战斗”、“六 山谷内”、“七 从西方来的‘容克’式”。
相较于张恨水等通俗文学作家在当代的边缘境遇，以及章回文类所受到的指斥，章回体却吊诡地在与苏联翻译文学的嫁接中得到重用。应当说，章回小说的特质完全笼罩以至扭曲了原译本的风貌。章回体通俗本一贯以时间、地点、人物、故事背景的逐项交代为起始，如海天改写的《集体农场的生活》，第一回“集体农场科学化 乡村出现女英雄”即是：“话说一九二八年，苏联乌克兰斯太洛·佰什福村中，有一家姓安格林的农民家里，出现了一个十六岁的女英雄，名叫巴莎，她家里人口很多……”[27]某些章回体中，说书人（即改写者）直接登场，介入到叙述中。施瑛改写的《城与年》便是这般：“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回里，让在下先来讲一件带有‘神秘色彩’的事情，作为本书的开场——不，不，这第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开场；恰恰相反，它正是本书的收场。请列位把本书读完之后，再把第一回的前半截看一遍，便可分晓。”[28]更有甚者，为了“让工农大众和一般读者读起来，就像读旧式的中国章回小说一样”[29]，施瑛还在通俗本中用上了定场诗：
“希魔背信动刀兵，锦绣河山满血腥，
卫国保家齐奋起，献身游记到丛林。
网罗误落受奇刑，忍看狂寇杀幼婴，
尸陷冰河心不屈，千秋万古垂英明。
列位，你道上面这八句新诗，说的究竟是那一件事迹，且听作者慢慢道来。”[30]
三、苏联文学通俗本的当代遭际
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部分通俗本的改写，过于偏离原本，过分迎合“通俗”，在读者和原译本之间起了“离间”之用，才使得出版总署不得不展开整治。陈克寒在检查华东、中南出版工作时，有如是描述：“有些书确实缩编和改写得还好，但有些书却被弄得一塌糊涂。例如《在布拉格的栗树下》一书，被改写为章回小说，以《爱与仇》名义出版，用的完全是鸳鸯蝴蝶的笔调，谈爱情有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等语，令人望而生厌。”[31]的确，假如看到《无脚飞将军》的书名，以及“小试牛刀将军无脚”、“美满姻缘有情眷属”等回目，恐怕绝大多数读者会以为是一部武侠小说，不会料想到这原来是苏联小说的改写本吧。罗大冈为改写通俗本制定了数种基本条件，如“合乎规格通俗本必须忠实保存原著的内容主旨”；“绝不应自作聪明，添加新的枝叶”；从英文或日文转译的重译本不得作为通俗的蓝本；如用外国文的版本作蓝本，必须用原文，不得用译文等。揆诸当代通俗本，似乎都达不到罗氏的要求和期待。对于改写者们来说，内容上的随意增删是家常便饭。通俗本的主要几位操刀者，施瑛、海天、桑弛等人，应当是不懂俄文，英语方面也未见出有所擅。他们选择改写的蓝本，往往是从英文转译的，如《草原上的红旗》《活命的水》等，均由原译者译自《苏联文学》英译本。
换言之，通俗本的改写者并不是以文学翻译的姿态改写苏联文学，他们大都自居为“改写”、“改编”，较少译改或翻译。罗大冈将其与林译小说相提并论，确乎道出了二者间的共同之处。林纾和桑弛们都不是从原本入手，前者依赖转述，后者依托他人译本。桑弛、施瑛们的文学手腕、文字功夫远不及林琴南。时移世易，通俗本的大多数已无人问津，不像林译小说至今仍有其光华与魅力。由是，翻译家罗大冈所提要求，对于施瑛们来说，便略显严苛。从另一方面来看，桑弛、海天、施瑛等人也非专事翻译文学通俗本的改写，通俗文学、曲艺、儿童文学、普及读物等，方是他们的擅场。翻译文学的改写，只是以通俗化为旨归的文艺实践方式之一。许多通俗本的改写者（尤其是开明书店通俗本的改写者群体），不过是“客串”式地在外国文学领域偶一为之，之后立马转战其它领域。即使是施瑛、桑弛等在通俗本上用力较勤，他们仍有大量的翻译文学改写以外的通俗化实践。何公超在五十年代有儿童文学创作。萧亦五在整理、保存扬州评话和山东快书方面贡献卓著。施瑛作为通联书店编辑，编写有《洪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等章回小说以及《左传故事选》《战国策故事选》等普及本。桑弛还曾将傅铎的歌剧《王秀鸾》、田汉的新编京剧《江汉渔歌》改为章回体的《劳动英雄王秀鸾》《江汉渔歌》[32]。可以说，桑弛、施瑛们不断尝试着将各种形式和文本纳入通俗化的演绎。从出版社角度来看，元昌印书馆、吼声书局、育才书局、新鲁书店等[33]，多以出版朱贞木、郑证因、王度庐、冯玉奇等各类的武侠、侦探、言情通俗小说为主，苏联文学通俗本只是其业务之一。职是，在文艺大众化和通俗化的脉络中，施瑛们自有其贡献。而将这种“改写”放置于文学译场中考量，其诸多弊病也就暴露无遗。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本文所提及的通俗本，几乎清一色地集中于苏联文学。风行一时的改写、出版和阅读风潮，自是折射着时代氛围与风气，却也刺激着趋之若鹜的投机行径。永祥印书馆由缩写世界文学转战苏联文学，可为一例。广益书局介入通俗本的出版较晚，在前有诸多通俗本的情况下，仍“不遗余力”，声辩道：“关于《真正的人》通俗译本，坊间已有两种出版，但我们觉得林同志的改写本，比较更能传达原著底思想性及艺术性，仍有出版的价值与需要。”[34]改写者们尽可再三强调通俗本给读者阅读带来的便利，其中不便明说的因素也包括苏联文学通俗本易于销行。“上海一些私营出版社发觉此事有利可图，现在竟搞苏联文学名著的缩编和改写工作，一书之出，往往再版数版，发行数万、数十万”。不少通俗本在极短时间内轻易地再版六、七次，可见其影响范围和辐射力。于是，抢译的投机行为大肆展开。“一些文艺翻译者到国际书店抢购样本。抢得以后立即向私营出版社登记，登广告，确定专译权。那个私营出版社实际成为文艺翻译的统制者”[35]。抢译也带来了浪费的重译/改写、复译/改写。对于畅销的苏联作品，改写者们常常一哄而上。斯大林奖金获奖作品更是抢手。《被开垦的处女地》，仅在开明书店的“通俗本苏联文学译丛”中，就有两种不同的通俗本。《真正的人》《城与年》等作品都是有多种改写本。
苏联文学通俗本还存有版权纠纷。“这些苏联文学名著改写本、通俗本的出版，绝大多数事前并未征得原出版者和原著者或原译者的同意。自然也未予原出版者和原著者或原译者以应有的报酬，因而又是一种侵犯他人版权、盗窃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36]。在“苏联小说通俗本”丛书中，封面或版权页常印有原译者的名字，“前记”或“序”中也有改写者向原译者表示感谢的话。单方面的致谢却无法遮掩侵占原作者和原译者版权的事实[37]。讽刺的是，改写者们的“前记”和“序”，经常“化用”原译本的译者序或译后记，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抄袭行径。陆梅林译本前附有译自《真理报》的奥波叶得柯夫的《<在集体农庄田野上>：论安格林娜的纪事》一文，文中有这样的话：“虽则是巴莎的自传，但决非个人的故事。它在内容上反映出苏联新典型的农民面貌。”海天顺手照搬之：“安格林娜的纪事带有自传的性质。但是，它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自传的范围。在这里面反映了全苏联农民的命运。”[38]周煦良在《活命的水》的“译者前言”中指出，“活命的水”取材于俄国神话，并言，“向我指出这一点的是施梅溪先生，顺带在这里表示感谢”。而施瑛在改写本“序”中，开首第一句话即是“‘活命的水’出典于俄国神话”云云，并未注明出处[39]。此外，育才书局、吼声书局、新文化书社等[40]，既无版权意识，其编辑人员又几近于无，可见四五十年代之交，文学译场与出版领域的混乱和无序状态。
1953年，叶圣陶为出版总署审读各类通俗本。叶氏日记也有记载：“夜间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节缩本。此类节缩本颇多，以其易于销行，出版界竞相出版，工力自有高低，品类恐不大齐。出版管理局因而托人分别看之，希望得出一总印象。”[41]身为儿童文学作家和语文教育者的叶圣陶，最初对通俗本现象持温和的支持、鼓励态度，而在出版总署预备整治、禁止通俗本时，叶圣陶也尽量避免一概否定，而试图具体分析。1954年初，《出版总署关于停止出版文学名著的改写本或通俗本的规定》（1954年1月15日）下发，决定“今后除个别书籍，确有改编的必要和可能”，“一般地不得出苏联文学名著通俗本、改写本及其他篡改文学名著的书籍”，“所有已出版的各种苏联文学作品的改写本或通俗本一律不准再行出版”，“国营及公私合营发行机构，一律停止批购此类出版物，存货售完为止”[42]。苏联文学通俗本的热销至此暂告一段落。
注释：
[1]叶圣陶：《一年以来的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〇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第623页。
[2]罗大冈：《翻译也应走群众路线》，《文艺学习》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1950年10月1日。该期为“天津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特刊”。
[3]《通俗书籍的需要和出版情况》，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481页。
[4]《出版总署党组小组关于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的请示报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474页。
[5]“曹静华”即“曹靖华”。《打击侵略者》版权页署“曹静华 中译”，改写者心真在“序”中提及原著《侵略》由“曹靖华先生译成中文”。
[6]元昌印书馆成立于1920年。在1952的《全国出版社简明一览表》中，元昌印书馆的创立年月标为1948年，此说不确（见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二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462页）。
[7]波列伏依：《功绩》，春雷译，1952年12月。
[8]《两本改写的苏联小说：通俗本<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运油船>》，《中学生》一九五二年四月号，1952年4月1日。
[9]菡子：《关于原书的介绍》，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菡子改写，劳动出版社，1953年，第6页。
[10]M·高尔基：《童年》，范泉缩写，永祥印书馆，1950年10月。
[11]波列伏依：《真实人的奇迹》，林冬白改写，广益书局，1952年6月。
[12]海天：《前记》，爱·冈察尔：《蓝色的多瑙河》，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1953年，第2页。
[13]海天：《前记》，梭罗维约夫：《俄罗斯的水兵》，金人译，海天改写，储菊人校，元昌印书馆，1951年，第1页。
[14]张健：《前记》，A·冈察尔：《黄金的布拉格》，张健改写，上海育才·吼声·联合出版。
[15]颜浩：《后记》，克雷莫夫：《运油船》，颜浩改写，开明书店1952年，第77页。
[16]从各通俗本封面和版权页的标注来看，其多为“改写”和“缩写”。施蛰存曾在《“五四”翻译笔谈》中认为，翻译书籍应该分别注明“译”的方式，而不得笼统地用一个“译”字，施蛰存进而区分了译、重译、节译、译节本、编译（或选译）、节述等方式。按此说法，直接以原本为蓝本的通俗本，可称之为“节译”、“编译”或“选译”；以中译本为底本的通俗本，接近于“节述”，即“那是用别人的译本节写的，其实不是他自己翻译的”（参见施蛰存：《“五四”翻译笔谈》，《翻译通报》第二卷第五期，1951年5月15日）。本文依循通俗本改写者的自我指认，约略分为“改写”、“译写”、“缩写”三种方式。
[17]部分论者认为通俗本只是“将长篇巨制改编成文字浅易、部头较小的读本”（见周发祥等：《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十七年及“文革”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此说不确。
[18]波列伏依：《功绩》，春雷译，1952年12月。
[19]刘锦涛：《后记》，奥斯特洛夫斯基：《好儿女》，刘锦涛改写，上海锦章书局，1952年8月，第69页。
[20]该书对“布尔什维克”的注为：“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政党，在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开始形成。在这次会上，多数代表都赞成了列宁建党的主张，这一派就称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的意思），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底组织者和领导者。参见A·托尔斯泰：《保卫察里津》，曹靖华译，海天改写，陆君平校，元昌印书馆， 1951年。
[21]沙里：《附记》，奇尔斯科夫：《扭转乾坤》，沙里改写，永祥印书馆，1951年，第101页。
[22]俞子林：《中保坊——废墟上建起的书店弄》，《书林岁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324页。
[23]沙里：《附记》，索福罗诺夫：《人的性格》，沙里改写，永祥印书馆，1951年，第104-105页。
[24] 《两本改写的苏联小说：通俗本<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运油船>》，《中学生》一九五二年四月号，1952年4月1日。
[25]参见《开明少年》1951年12月16日，“通俗本苏联文学丛书”广告页。
[26]施瑛：《序》，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苦海变乐园》（通俗书第七种），施瑛改写，通联书店，1951年，第1页。
[27]安格林娜：《集体农场的生活》，陆梅林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1952年，第1页。
[28]斐定：《城与年》，曹靖华译，施瑛改写，通联书店，1951年，第1页。
[29]海天：《前记》，梭罗维约夫：《俄罗斯的水兵》，金人译，海天改写，储菊人校，元昌印书馆，1951年，第2页。
[30]瓦希列夫斯卡：《雪地长虹》，曹靖华译，施瑛改写，百新书店，1953年，第1页。
[31]《陈克寒检查华东、中南出版工作致有关部门及负责人的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160页。
[32]参见桑弛改写：《劳动英雄王秀鸾》，新文化书社，1952年。桑弛改写：《江汉渔歌》，通联书店，1951年。
[33]新鲁书店成立于1946年，其负责人是董受之。董曾于二十年代主持、运营上海书报流通处。锦章书局成立于1901年，许锦明、俞益卿等人先后为负责人，出版有大量的中医、古典文学领域的著作。
[34]波列伏依：《真实人的奇迹》，林冬白改写，广益书局，1952年。
[35]《陈克寒检查华东、中南出版工作致有关部门及负责人的信》，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三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36]《出版总署关于停止出版文学名著的改写本或通俗本的规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四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37]1957年《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的附件二“目前出版物中侵害著作权情况”，特别提出，“抄袭和篡改的情况广泛存在于苏联文学名著的改写本或通俗本中”。锦章书局、广益书局更是侵犯版权的反面典型之一。如：“在私商方面，最近还出现了任意翻印古籍及一些丧失了著作权的旧小说的情况”，“尚古山房、普及书店、儿童出版社、锦章书局等私商大量翻印了一些恶劣的旧小说”；“拼凑别人的著作纂为己有”，“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两套通俗读物——《工农兵故事丛书》、《中朝人民战斗英雄故事丛书》——共九十本，其中材料全部是拼凑了报刊上发表过的《朝鲜通讯》及有关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事迹的报道而成，有些只在字句上稍加改动，而以‘编写’的名义出版，并且在版权页上声明‘有著作权’”，“广益书局出版的另外两套书——《新人新事新唱本》、《民间文艺丛书》，也是抄袭篡改的典型”……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
[38]参见安格林娜：《集体农场的生活》，陆梅林译，海天改写，元昌印书馆，1952年；安格林娜：《在集体农庄田野上》，陆梅林译，洪涛校，三联书店，1951年。
[39]参见考塞夫皋考夫：《活命的水》，周煦良译，施瑛改写，上海新文化书社，1953年1月三版；考塞夫皋考夫：《活命的水》，周煦良译，中华书局，1952年。
[40]新文化书社由樊景华于1918年创立，“专出无版权的古典文学和通俗小说，加上新式标点，粗制滥造，以提高定价减低折扣，引诱贩卖书商和小市民读者，成为上海经营一折八扣标点书之始作俑者，获利颇多”（参见熊月之主编：《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3页）。育才书局、吼声书局则于1954年自动歇业。其歇业原因，不外是“没有编译力量，亦无职工，见到专出投机书已无出路”（参见《整顿上海私营出版业方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四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41]叶圣陶：《叶圣陶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459页。
[42]《出版总署关于停止出版文学名著的改写本或通俗本的规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九五四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