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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歌德晚年在20处说过“世界文学”。他的世界文学概念与今人的大多数想象完全不同，既非当时所知的所有文学，亦非各种民族文学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现象，一种态度，一种行为。歌德对于“世界文学”并无系统设想，但从他的几乎所有“世界文学”用词中能够见出，它属于事情范畴和行为范畴。在他那里，世界文学方案的运作形式是创办文化刊物、从事翻译工作和广交文友等，“世界文学”是各种行为。从这个歌德概念的生成语境和具体含义来看，世界文学行为就是他喜用的“精神贸易”，也就是今人常说的对外交流，开展国际文学活动。在当代国际比较文学领先学者的一些新颖论说中，歌德的思想遗产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 一个口号的提出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在歌德那里的首次出现，见于其1827年1月15日的日记，最后一次有文献记载的出处，是他1831年4月24日致波瓦塞雷（Sulpiz Boisserée）的信函[1]。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确实令人憧憬思想的自由飞翔。对于这一概念见于文字的最初反响，或许当推他自己主编的集刊《艺术与古代》（Ueber Kunst und Alterthum）第6卷的内容，如爱克曼1827年6月12日在该卷预告中所强调的那样，人们能够看到世界文学概念所蕴含的自由和思想的潜力：

披览歌德在这一卷中呈现和付诸语言的丰富内容，如中国丽人的诗歌，波斯的诗作，塞尔维亚欢快的歌谣，塞尔维亚的最新文学，波希米亚的诗篇，法国《环球杂志》上的文章，法文版的《塔索》等等，我们便可很容易地看到，如在该刊前几卷中已能见到的那样，他是想要把我们德意志人领出本民族的狭隘圈子，开导我们对普遍的“世界文学”的兴趣。由此，我们会在修身和开拓眼界方面不断受益，这是毋庸置疑的。[2]

与他者相遇对于自我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彼时的德意志和欧洲文化背景，特别有利于世界文学视野的拓展。在爱克曼看来，时代遇上了歌德这样一个理想的中介者，他不但能够指出世界文学的重要现象，还能身体力行世界文学：

看看歌德吧，他一再指明外国的美妙现象，并启发能干的天才翻译外国作品。在当今活着的作家中，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不仅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誉为欧洲文学的中心点，一切都向中心汇聚，谁都愿意认可和赞同他；并且，他的观点和言语也有理由具有很重的分量，大家都乐意跟从。[3]

爱克曼已经指出歌德晚年思考的划时代意义。歌德1827年1月以降在杂志文章、书信和交谈中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也为19世纪日新月异的社会敞开了跨国思维的大门。要言之，1827年1月的歌德之言，开启了“世界文学时代”，跨国文学交流现象得以用一个概念来统摄。以往致力于跨国文学的各种现象，被面向未来的发展愿景所取代，这个概念不只涉及狭义的文学发展，最终也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4]。

论说“世界文学”，人们一般会从歌德概念说起，或追溯到他那里，陈述歌德以来的发展变化。其实，梅茨（Hugo von Meltzl de Lomnitz）主编的《世界比较文学杂志》（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 ACLU）早在1880年就已指出，在施勒策尔（August L. Schlözer）发表于1773年的《冰岛文学与历史》（Isländische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的《题记》（Vorbericht）中，已能见到“整个世界文学”之说[5]。对于这一记载，后人显然知之不多，所以魏茨1987年发表文章，提出维兰德（Christoph M. Wieland）于1790年首创该词[6]。嗣后，梅茨的刊物中所说的施勒策尔又被“发现”[7]。无论如何，“Weltlitteratur”这个德语词早于歌德半个世纪就已出现，而且肯定不只是词语，还是概念。毫无疑问，“世界文学”概念的确立和流传，当归功于歌德。然而，若以为此前概念不符合歌德概念的深度和广度或者用法，或与歌德的设想不同，从而可以忽略不计，这至少在概念史分析中是反常的。这种做法的逻辑前提是以歌德概念为一尊，这显然不足为训，更何况早在歌德在世之年，对于“世界文学”已有各种理解，他自己的言辞也常不一致。并且，今人对这个歌德概念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问题，或者言人人殊，更有“理所当然”的老生常谈，而对歌德到底在说些什么却所知甚微。

二、 歌德“世界文学”概念之性质：“事情”和“行为”

与世界文学概念相关的许多思考，并不自歌德始。不仅赫尔德对于跨民族文学感受的开放态度，还有施莱格尔兄弟在这方面的结构性思考，都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8]。

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这也是歌德的文学创作时期）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德意志迅速成为欧洲的引领潮流者，不只歌德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也是从18世纪70年代起，人们对不同的跨国文化模式的兴趣迅速增长[9]。具有重要意义的是1800年前后在德意志土地上围绕世界主义的讨论，对于后来歌德在1827年1月提出的开创性思路来说，它也是必要的铺垫。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初的跨国思维对于包括歌德在内的许多作家和知识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也是那个时代之世界认识和文学兴趣的基调。这种与日俱增的兴趣也常见于彼时许多文化哲学著述中的“世界热”，即与“世界”相连的合成词[10]。那个历史时期有一股强劲的“世界热”。

回顾当初跨国思维的发展，人们多少有点惊讶，为何“世界文学”这一术语和概念要等到那么多年以后才得以确立，也就是今人习惯追溯到的歌德用词？在赫尔德和施莱格尔兄弟那里，常能见到包含“世界”的复合词，或者以世界文学现象为指归的论述思路。他们没有比歌德更早运用“世界文学”术语，主要缘于其跨国观念中思考问题的结构，因而出现了别样的语汇：赫尔德的人类学兴趣专注于“各族人民的声音”，所以极力收集“民歌”；施莱格尔兄弟及其同时代人布特维克（Friedrich Bouterwek）的文学史考察范畴，出于纲领性思考而聚焦于近代欧洲文学的发展[11]。

施特里希的典范之作《歌德与世界文学》于1946年问世，第二版修订本出版于1957年。作者在第一版序言中强调指出，该著旨在呈现歌德“把世界文学理解为精神空间，各族人民通过其文学，学会相互认识、容忍、尊重和理解，共同努力将人类文化提升到更高的阶段”[12]。经历了纳粹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施特里希的理想主义视角显然是要赓续歌德时代的人文主义。

施林夫《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1968）发表之后，人们越来越注重交流媒介的发展，把简便、迅疾的交流看作“世界文学”思想得以产生的根本前提。的确，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时代”是迄于那个时代之空前的思想交流。此时，人们自会想到歌德喜用的贸易之喻。施林夫认为，“世界文学”首先是指“人与人、语言之间、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所有口头与书面表达和著作。……歌德尤其指向所有语言之间的翻译，使得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了解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历史”[13]。这种界定很符合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降脱颖而出的拓展文学概念的倾向，即超越作为经典的高雅文学，偏向社会史视角[14]。

博南凯普认为，今人所运用的这个因歌德而发迹的术语，多半“与歌德对这个概念的想象几乎没有共同之处”[15]。此说乍看似有夸张之嫌，其实不乏切中肯綮之处。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和想象，不是歌德彼时的认识。他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是国际交流和相互接受等现象。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绝不是世上所有文学之集合概念，绝非当今世界许多世界文学辞书所罗列的那样。与今天对这个概念的运用不同，“世界文学”在歌德那里既不在于数量（所有文学），亦非见重质量（所有文学中的杰作）[16]，文学的国际交流、相互接受和影响之视角才是关键所在[17]。

博南凯普在对歌德“世界文学”各种表述的注解中［见《歌德作品全集及书信和谈话（法兰克福版）》第22卷］，反复强调了这个歌德概念的“参与视角”。科赫把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与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理论联系起来，并看到了“世界文学”与“鞍型期”的其他许多新造词的共性[18]，这是很有见地的：

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用历史语义学的说法——是一个时间性的、开放的期待概念。与鞍型期的诸多相近词语的特征一样，世界文学“既是客观的事情范畴，也是主观的行为范畴”（科塞雷克语[19]）。歌德的设想不只是在说，一切（包括文学）都已进入加速运动，因而需要为之命名；他还要用这个概念（以及终究带着世界文学精神而编的刊物），获得一个参与这场运动、激发他人来共同实践的工具。[20]

歌德晚年在20处说过“世界文学”[21]，个别名言尽人皆知，例如世界文学时代即将到来。另有一些歌德语录摘选，见于相关读本，能让人知道大概意思，但因没有上下文，人们常会不知所云，甚至引起乱用，这或许也是博南凯普所说的皆失原旨的原因之一。的确，缺乏语境的简短语录并不一定都能被理解。本文试图通过爬梳文本，包括钩稽一些不常见、不引人关注的表述，重构这个歌德概念的生成语境和具体含义，以及一些说法的来龙去脉。歌德的几乎所有“世界文学”用词基本上不是指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现象”，一种“态度”，一种“行为”。歌德的“世界文学”用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动词性”，即他喜用的“精神贸易”，也就是今人常说的对外交流、开展国际文学活动。

三、 《艺术与古代》，或文学交流的欧洲事情

歌德既把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等文豪视为楷模，也从名声不如他们的博马舍等文学家那里获益匪浅，但他很明白法国文学在大革命时代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德意志文学在那几十年中摆脱了数百年的落后状态，赶上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学，并得以在18、19世纪之交开始谋求欧洲主导地位。斯达尔夫人努力把莱辛以降的德意志文学译介到法国，并传播到整个欧洲，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中心转移的体现。

1800年前后的德意志文学界天才辈出，进入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辉煌的古典时期，早已不是对法国文学望其项背。而在法国，贡斯当崇拜康德和席勒，并将源于德意志美学思考的“为艺术而艺术”译入法语；司汤达敬仰温克尔曼；斯达尔夫人对于德意志文化的倾慕，更是尽人皆知[22]。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776年被译成法语，至1797年已有15个译本和新版本在法国问世[23]，德意志土地上从未有过的这种巨大成功进一步巩固了歌德在本土的地位和天才神话。然而时过境迁，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潮走向繁荣之际，歌德强烈的“反浪漫派宣传”[24]使他逐渐受到冷落，激进的青年作家对他的评说颇为苛刻，因而他在外国的象征资本对他来说尤为重要。歌德常在《艺术与古代》上刊载外国评论他的文章，或者他的作品之外文译作的书评。他显然有私心，但并非仅此而已。

塞巴斯蒂安在其研究法国《环球杂志》（Le Globe）与歌德接受的专著中说，该杂志在1824—1830年间共有133个文本与歌德有关。“与《环球杂志》同人在法国树立的纯粹正面的歌德形象截然不同，德意志同时代人的歌德形象却充满矛盾。……《环球杂志》甚至公然反驳本国的批评之声，极力捍卫魏玛的一代文宗。”[25]鉴于这种特殊关系，歌德于1827年1月中旬谈及《艺术与古代》第6卷第1册转载的两篇评论迪瓦勒（Alexandre Duval）编译的歌德著《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的文章，其中一篇是《环球杂志》的夸奖书评，歌德此时第一次写下“世界文学”字样，这件事并非偶然[26]。另一篇苛责的书评出自法国《商报》（Journal du Commerce）。不过，歌德完全视之为明证：“我坚信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我们德意志人可在其中扮演光荣的角色。所有民族都在关注我们，他们称赞，责备，汲取和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误解，打开或关上其心扉。我们自当冷静面对这一切，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很有价值。”[27]显然，歌德也非常坦荡地面对外来批评，因为他很自信地认为：“就文学层面而言，我们已经走在其他民族前面许多，他们会学会更多地欣赏我们，哪怕他们借用我们却无谢意，利用我们却不认可。”[28]

歌德在谈论“世界文学”时提到的各种文学，尤其是论及德意志文学晚近所产生的不同凡响的影响时，主要提及意大利、英国、苏格兰和法国文学。换言之，1827—1829年间歌德的世界文学言说，主要是在论述法国人、英国人和苏格兰人、意大利人重视德意志文学的理由[29]，尤其是法国的文学批评因其悠久的文学传统而得到歌德的高度重视，他一直悉心观察法国人如何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发表对我们和其他民族有利或不利的意见”[30]，或如他1827年1月26日致哥达（Johann F. Cotta）的信中所说，他要“稍微弄清法国人为何关注我们，何为其内在含义”[31]。纵观歌德那个时期的论说，不难见出他当初想象的世界文学就是欧洲文学，亦即欧洲文学之间的交流。这才会有1829年9月18日的歌德日记中对《艺术与古代》第6卷第3册主旨规划中的“欧洲文学，即世界文学”之说，分述德意志人、法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和意大利人[32]。

今人也许会对歌德把世界文学看作欧洲文学大惑不解，这在情理之中，因为不理解者是在“作品”的意义上理解“世界文学”的。然而，倘若真正弄清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说的是事情和行为，即把“欧洲文学”理解为文学在欧洲世界的“交流”，这个疑惑就会迎刃而解。这不仅是当初欧洲文化景观中的实情，也是歌德推动的事业。在他的世界文学交往模式中，积极地接受异族文化具有中心意义，也是新的文化认同的必要前提。

歌德1827—1831年间在日记、信札、交谈和刊物中一再宣告“世界文学”的来临，都有具体语境，所以不成体系，甚至略显凌乱，但大多数相关言论与他主编的《艺术与古代》集刊的编辑事务有关。即便歌德从未将他的世界文学思想提炼成理论模式（各种说法甚至不乏矛盾之处），但对跨国文学关系的思考，是他晚年艺术创作乃至日常行为中的突出现象。“通过《艺术与古代》中的世界文学话语及其现象的呈现，德意志最著名的文学家勾勒出文学现代化的一个解释模式，即文学的发展和各种文学之间的关系本身可以相互影响。……歌德不只是要以世界文学促进各种文学的相互调适，他是要以此激发和加快符合其想象的文学发展之派系的形成。”[33]

从歌德的许多表述来看，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德意志和欧洲办刊人来谈世界文学的。文化刊物是跨国文学交往的重要媒介，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也是世界文学概念的重要维度之一[34]。歌德于1816年创办的《艺术与古代》，刊名虽不张扬，却是他去世之前十六年中广交文友、相互交流的重要领地。刊物上三分之二的文字出自歌德之手。通过这一刊物，他让一个虽小但很有影响力的欧洲群体分享一个“魏玛的世界公民”的生活和思想。翻译和评论外国文学是该刊的重点，另有报道外国文学动态的篇什，也持续介绍德意志作品在外国的接受状况。虽然发行量不大（起初200份，后期750份），却是他与志同道合的精英进行交流的平台。《艺术与古代》的影响力越出了德意志疆域，反响来自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正是这种联络关系在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中至关紧要[35]。

歌德的认识论方法是“借助自我在他者那里的映照……来达到更新和升华的自我认识”[36]。在思考世界文学时，这个方法是很典型的。在世界文学交流过程中，不只是快速简便的交往和交往条件能让人更容易发现陌生的东西，而且自身也更容易被外人发现。这样就有机会通过认识他人而更准确、更具批判目光、更有孕育力地认识自己。旁观者可以超然于他国的文学生活，评判他国文学和作家的长处和缺陷。自我可在他者的目光下获得明晰的形象。这种几乎可被看做凝视沉思的状态，很符合歌德在赞扬《环球杂志》编者时所说的那种“世界文学行为”。从局外人的视角出发，更能将世界文学的诗学基础与作家本人的民族局限区分开来。为了认识“普遍人性”（das allgemein Menschliche[37]），世界文学行为始终伴随着对自我的建设性调适。

尽管歌德似乎做过努力，但没能拿出具体的世界文学理论，人们只能透过他所拼贴的异域之声和话语，重构他可能的设想。歌德呼唤的“世界文学时代”，并非无可争辩的断言，而是一种诉求，即展开广泛的超国界文学对话。1827年的“世界文学时代”口号所发出的对话邀请受到欧洲知识界的关注和认可，体现于歌德最早在《艺术与古代》中抒发世界文学胸臆时引发了欧洲文化刊物的迅速反响。如前所述，这部集刊发行量不大，但其影响和作用不可低估[38]。

四、 文学期刊的世界文学行为

在《艺术与古代》第6卷第2册中，歌德着重介绍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期刊，强调其在确立“普遍的世界文学”过程中的作用。在评述《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时，他起首便说：“这些杂志正在逐渐赢得越来越多读者，将会最有效地为人们所期望的普遍的世界文学做出贡献。……不能说各民族应当想法一致，他们只需相互了解，彼此理解，即使不能相互喜爱也至少学会相互容忍。”[39]他较晚一次（1830年4月5日）提到“世界文学”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意思：“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普遍的世界文学；各民族都要了解所有民族间的关系，这就不可避免，一个民族会看到别的民族的令人愉快之处和令人反感之处，值得学习的方面和应当避免的方面。”[40]歌德倡导的世界文学思想，绝不意味着文学本身进入大一统的天地，而是要推动民族文学的相互尊重和交流。

杂志在19世纪早期还属于新生媒介，歌德在晚年尤为关注欧洲报业的兴起。他对“日益逼近的世界文学”（anmarschierende Weltliteratur[41]）的认识，同他阅读欧洲报刊密切相关。法国的《环球杂志》、《法兰西评论》（La Revue française）、《时报》（Le Temps）、《商报》等，爱丁堡的《外国评论季刊》（The Foreign Quarterly Review）、《外国评论》（Foreign Review）、《爱丁堡评论》、米兰的《回声》（L’Eco），这些报刊在歌德眼里都是欧洲境内“世界文学”思想的兆头，他竭力为“世界文学”这一交往系统赢得盟友，他自己也要借助世界文学发挥作用。面对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变化、茁壮发展的报刊市场，歌德正是通过那些新创办的报刊来增进彼此联系。这种对话的目的，主要在于推进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深入认识[42]。

《回声》正是响应歌德名言“我坚信一种普遍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创办的，并于1828年4月将第一期样刊寄给歌德。他于5月31日致函该刊主编表示感谢，强调这本多语种的意大利杂志将会在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学交流网络中发挥作用，认为《回声》必定会“最友善地参与越来越活跃扩散的普遍的世界文学”[43]。《回声》则在当年6月18日骄傲地把歌德的赞扬传递给读者。在《回声》中，歌德及其作品是为数不多的时常被研究的主题，以德语和意大利语双语发表[44]。

歌德说出“世界文学”将近一年半之时，已觉得自己推进的事业大获成功。他在1828年5月21日给老年挚友策尔特（Carl F. Zelter）的信中，说自己对“世界文学”已有应接不暇之感：“我呼唤的世界文学正朝着我……汹涌而来；苏格兰和法兰西几乎每天都在彼此倾泻，米兰的那些人发行了一份特别重要的日报，名为《回声》。”[45]

在歌德知晓的许多欧洲刊物中，《环球杂志》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46]，是歌德“通向大世界的最重要的渠道”[47]。该刊于1824年由巴黎几个年轻的自由派文学家创办，报道世界各地的重要文化信息。作为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法兰西民族在1814年之后明显衰落，《环球杂志》同人极力想要建立一种开放的文化模式。在该刊第一号的“前言”中，法兰西文化的形象是相对负面的，英国文化和德意志文化则被看作榜样。

彼时欧洲文化交流活动的代表人物，多半坐在杂志社里，歌德所形容的“精神贸易”，将欧洲文明的各种兴趣串连在一起。对《环球杂志》来说，各族人民的交流既是社会亲近的方法，也是本民族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该刊同人试图抛弃民族成见，发展一种多国文学家都应参与的跨国交往模式，如同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所筹划的那样。“维也纳会议（1814/15）引发的是划分国界和民族安全的政治，《环球杂志》的作者则谋求一场反向运动和人类精神的连接，故在‘世界文学’设想中赢得持续反响。”[48]自1824年起，歌德就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视之为最有意思的刊物之一，他在《艺术与古代》的至少11篇文章中详论了《环球杂志》[49]。

歌德的世界文学想象对《环球杂志》而言是一个积极的讯息，然而后者常常也有自己的理解。虽然《环球杂志》的编者看到了当时德意志和英国文化的民族优势，但终究见重文化的平等地位。该刊在其第5号第91册（1827年11月1日）中赞同歌德之说，但将其“世界文学”表述替换成“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ou européenne）：“歌德在他主编的期刊最近一卷中向德意志人宣告，他隐约看到了一种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的开端，不属于任何民族却谁都有份。”[50]如前文所示，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歌德“世界文学”的原意。

然而，格森斯对此做了相应限定，将歌德的“世界文学”改写为“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肯定符合直至那个时期已知的歌德观点，不过歌德自己……当时既在历史层面也在地域上很明显地拓展着世界文学的作用范围”[51]。但我们必须说，即便阿拉伯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文学、塞尔维亚、波希米亚、爱尔兰和其他许多地方的民歌也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思考有所助益，或如他所看到的中国小说足以证明，“文学（Poesie）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各个地方所有时代都会涌现不计其数的作家”[52]，又如《环球杂志》时常提及世界各地的文化事件，但欧洲政治和工业三巨头英法德始终是那个时代讨论“世界文学”问题时的主要论述框架。

五、 翻译：“普遍的精神贸易之中介”

德意志人从来自视为翻译民族，翻译成果确实丰硕。这一事实对于“世界文学”概念能在德意志土地上诞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53]。没有哪一种文学像在德国那样强调对翻译的依赖，并对翻译实践做了大量理论思考。德意志民族文学在18世纪的自我意识正是来自翻译，并通过翻译走向成熟。这一看似悖论的现象正是典型的德意志特色：自我的长处在于把陌生的东西化为己有，这是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知识界流行的自我写照[54]。换言之，最晚从维兰德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开始（他翻译了莎翁的22部剧作，共8卷，1762—1766），德意志土地上的“文学翻译开始蒸蒸日上，极大地成就了1800年前后德意志精神世界的昌盛，民族的自我意识也随即勃发。翻译成为德意志学人之传染甚广的激情”[55]。无疑，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受到朋友和同时代人翻译热情的启发[56]。歌德本人也有大量译作，作品出自欧洲的主要语言；并且，无论通过什么途径，他还翻译了《旧约》和《可兰经》的篇章，以及阿拉伯古典诗歌和古冰岛的神话传说《埃达》，摩尔、塞尔维亚、波希米亚、爱尔兰等地的许多民歌。

翻译在德意志疆土上尤其受到重视，被看作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57]。歌德在世界文学事业上的投入，正由于“民族文化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的跨国视野以及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得到极大改变的德意志文化景观[58]。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等名家竭力把尽可能多的世界文学名著翻译成德语。翻译被看作那个时代的巨大文化成就，也极大地促进了跨国思维的发展。18世纪晚期以降的翻译成就使德语文化成为欧洲的领先文化，德意志人在研究和翻译世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也凸显出来。斯达尔夫人在其《德意志论》中，尤为赞赏德意志翻译文化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尤特援引了歌德“德语特别适合于翻译”[59]之说，并强调指出彼时德法两种翻译传统之间的区别：“如奥古斯特·施莱格尔所说，德语译者的优势是，他们‘如在所有事情上忠实、可靠一样’，从而也是‘忠实的译者’。德语译者对所译作品的忠实与法语翻译传统形成鲜明对照，法国人融会外来之物。”[60]例如迪瓦勒的《塔索》法译实为加工或仿作。斯达尔夫人的译作也有这个特点，不过歌德对她的译法颇为赞赏，他把原文与译文的差异看作认识外人如何评判德意志特征的极佳机会[61]。

1827年至1831年歌德关于世界文学正在形成的说法，与翻译密切相关。他在致卡莱尔的信中说，翻译家在译介其他民族的同时，也在丰富本民族的财富。并且：

都应如此来看每个译者，他以普遍的精神贸易中的中介身份在努力，以促进相互交流为己任。即使有人会说翻译不能完全达意，但它是而且一直会是人间所有事业中最重要、最令人尊敬的业务之一。

《可兰经》曰：“真主赐予每个民族一个使用其语言的先知。”每个译者则是其民族的先知。路德的《圣经》翻译产生了巨大影响……。圣经团体之极其繁重的业务，就是用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方式给他们带去福音。[62]

歌德还在其他致卡莱尔的书简中说及翻译之“互相交流”的功用，并由此展开其独特的观点，“译者不是只在为自己的民族，也在为所译作品语言的民族工作”[63]；或者，如他1828年元旦致卡莱尔的信中所说：“原作到译作之间的通连”，能够“最明晰地显示从民族到民族的关系，人们应当为推进至关紧要的普遍的世界文学而很好地认识和评估这些关系”[64]。歌德不只停留于“世界文学”这个“充满希望的词汇：当前这个高速时代和不断简便的交流，可以让人祈望世界文学不久就能实现”[65]，而是在致卡莱尔的信中很具体地说，“如同快递和轮船那样，日报、周刊和月刊也让各民族日益走近，我也必将在有生之年特别关注这种彼此交流”，并热切邀请卡莱尔：“让我们越来越自由地利用这已经开放的交流吧！”[66]

卡莱尔是苏格兰评论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以其发表于《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的系列文章而被誉为德意志文学专家，翻译作品中包括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他还撰写了《席勒评传》[67]。歌德在《艺术与古代》第6卷第2册中评论了《席勒评传》和卡莱尔编写的评述德意志浪漫派的四卷本《日耳曼小说》[68]。如同歌德的大多数世界文学言论都出现在随谈中一样，这两篇文章中的许多说法也直接取自他给卡莱尔的信函。歌德认为，卡莱尔的工作不只局限于文化财富在外国的传播，也有自我与他者相互映照的作用。

卡莱尔的例子很能说明，“世界文学对话”不应是各种文学之间的对立，而应是自我的创作接受他者的批评和调整。歌德在1827年7月15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说，尽管卡莱尔的工作显示出他发展另一种审美趣味的努力，但关键在于文化想象的相互调适是“世界文学过程”中的必要方法。他说：“我们这里在审美方面是最薄弱的，我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碰到卡莱尔那样的人。不过我们现在恰逢时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得以在交往中相互调适。这是出自世界文学的最大好处，而且裨益还会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卡莱尔撰写了席勒评传，他对席勒的诸多论说，不是一个德国人轻易能够做到的。相反，我们很了解莎士比亚和拜伦，或许比英国人自己更会赏识他们的功绩。”[69]引入外来视角能够获得阐释上的新认识，看到许多内部视角不易发现的东西。歌德在1827年10月12日致波瓦塞雷的信中说，他所说的“世界文学”，其最佳实现途径是“用其他民族的观点和判断来协调存在于本民族中的各种差异”[70]。翌年，他在《艺术与古代》中斩钉截铁地强调了各种文学相互影响的必要性和普遍意义：“任何一种文学，若不借助外来养分重新焕发，终将会自我厌烦。”[71]

歌德在其较晚的一次“世界文学言说”中，对自己的世界文学思维范式做了归总性的说明，起因是卡莱尔著《席勒评传》的德译本（1830）。歌德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他要“让朋友们走近一个人（按：卡莱尔），此君属于近些年来与我为伍的那些人，他们的并肩行动和作用激励了我”[72]。在《席勒评传》“序言”及其笔记和草稿中，歌德说了三次“世界文学”。他强调指出，卡莱尔著作的德译本是“世界文学行为”的范例，这部传记作品亦即对席勒的推崇，是世界文学方案的典型“运作形式”：与其说席勒日常生活中的新鲜事引人入胜，毋宁说席勒“漂洋过海”所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并且，时年34岁的卡莱尔所塑造的席勒形象，可以矫正和丰富德意志本土的席勒形象[73]。这种认识转型既是“世界文学交往”的理由，也是其目的。

仔细钩稽便可发现，歌德在《席勒评传》“序言”中的“世界文学”观念已有重大改变：在1827—1828年的早期言说中，“世界文学”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某种意义上的空想模式，但在《席勒评传》“序言”中它已被看作诸多文化民族中的一种业已确立的“行为模式”[74]。按照歌德的说法，世界文学已经成为“自由的精神贸易”之根基，并会在不久的将来结出硕果：

人们谈论普遍的世界文学已有一段时间，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被最可怕的战争弄得动荡纷乱的所有民族，恢复常态之后都必然看到，人们发现并吸收了一些外来的东西，到处能感受到一些从前未知的精神需求。由此而产生一种建立睦邻关系的感受，不再像以前那样自我封闭，精神逐渐表现出一种需求，即参与或多或少是自由的精神贸易。

虽然这场运动经时未久，但也已经够长，可以让人做出一些观察，而且如人们在货物交易中必然也会做的那样，最好不久就能从中获得好处和享受。[75]

这里需特别留意，歌德不仅把“世界文学”看作“贸易”，还视之为一场“运动”。早在这之前，歌德在其集刊中报道了《浮士德》译者施塔普尔（Albert Stapfer）撰写的《歌德生平与作品》（Notice sur la vie et les ouvrages de Goethe），那里也能见到贸易之喻：

在一个世界各地各种形制的快船不断交错的时代，每个有志者极有必要认识其对于本民族和对其他民族的态度。因此，有思想的文学家有足够的理由放弃一切斤斤计较的做法，环顾贸易的宽广世界。德意志作家可以惬意地这么做，因为目前牵动所有民族之思想和创作的无所不在的文学纷争，都是我们激发、挑起、力争的，直到最后蔓延至域外。[76]

施林夫认为，歌德启用“交通”“贸易”“货物交换”等概念并不纯粹是比喻。在歌德眼里，经济全球化也要求文学的普遍化，也就是说，世界贸易和世界文学之间关系密切，他乐观地视之为不同民族彼此走近的因素[77]。歌德说：“那些会做生意的国家，也在最积极地从事这种思想交流。”[78]

六、 斯达尔夫人，或“世界文学的直接后果”

斯达尔夫人于1817年去世，十年之后，歌德第一次说出“世界文学”[79]。

《环球杂志》《回声》《爱丁堡评论》等刊物，以及卡莱尔、曼佐尼或拜伦等作家，对于歌德世界文学思想的产生都有重要意义。然而确定无疑的是，没有哪个外国作家像斯达尔夫人那样，很早而且长久地受到歌德的关注。歌德与卡莱尔有书信来往，与拜伦和曼佐尼也偶有通信，但同他们从未谋面。斯达尔夫人1803—1804年在魏玛逗留期间同歌德有合作。当时没有哪个外国文学家能像她那样大量翻译德语作品，在《德意志论》中详尽介绍当时德意志文学以及魏玛的特殊地位，并以其文学批评赢得歌德的极大关注[80]。兰平或许言之有理：“世界文学时代……早在歌德说出这个概念之前就已开始，它受到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一次相遇的推动：斯达尔夫人造访魏玛。”[81]

歌德曾从魏玛大公图书馆借阅斯达尔夫人《德意志论》的不同版本，借阅时间分别是1814年5月13日至7月1日、1825年5月28日至6月7日、1827年1月24日至3月21日[82]。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时的两次言说，正是发生在第三次借阅期间。他在1月26日致哥达的信中说：“我们现在必须特别关注外国文学，人家已经开始关注我们。”[83]这是在他又一次借到斯达尔夫人著作之后两天。翌日，他在给施特赖克福斯（Adolph F. Streckfuß）的信中感谢后者翻译意大利小说家和诗人曼佐尼的悲剧《阿德尔齐》，并表达了他的信念：“我相信，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民族都对此感兴趣，因而都迈出了可喜的步子。德意志人能够而且应当在这方面起最大作用，在这大聚合中扮演光彩的角色。”[84]四天之后同爱克曼的谈话中，他说出了那句著名论断：“民族文学现在已经算不了什么，轮到世界文学时代了；现在每个人都应出力，促成其尽快来临。”[85]

最迟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歌德对斯达尔夫人的认识已经不局限于知道其声名显赫的父亲内克尔（Jacques Necker）和母亲——以“内克尔夫人”著称的沙龙女主人。歌德于1796年翻译了斯达尔夫人一年前发表的《论小说》（Essai sur les fictions），冠名“论文学”（Versuch über die Dichtungen），发表于席勒创办的《季节女神》（Horen）。不久之后，他还计划翻译斯达尔夫人的《论激情对个人和国家幸福的影响》在该杂志上发表，但是没能实现。如在《论小说》中那样，斯达尔夫人又在1800年的《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大加赞赏《少年维特之烦恼》。1803年与1804年之交，歌德与斯达尔夫人终于在魏玛结识，并多次与她见面，在其寓所或在自己的宅院。在被战争蹂躏的欧洲，四处流亡的斯达尔夫人最终得以于1813年在伦敦出版之前在法国被禁的《德意志论》，此后该书一版再版，风行整个欧洲。她被誉为“魏玛走向欧洲的使者”[86]。

《德意志论》在伦敦发表前一年半的时间里，歌德一直极为关注这部著作，尤其感兴趣的是斯达尔夫人如何论说欧洲、魏玛以及他本人的著作。虽然德意志文学在《德意志论》发表之前的法国并非默默无闻，她也早就以介绍德意志浪漫派作品而闻名，但她的代表作的出版旋即引起强烈反响，并在法国之外大获成功，其后续影响使得歌德在观察《环球杂志》《回声》《爱丁堡评论》等刊物时，一再说及“世界文学”。《德意志论》引发巨大反响之后，英国令歌德发出“世界文学”感慨的主要是卡莱尔[87]。

《环球杂志》等刊物和卡莱尔等作家直接导致歌德说出“世界文学”；斯达尔夫人虽然未被提及，但在不言之中。同样，在《席勒评传》德译本“前言”中，歌德虽未提及《德意志论》，但论说的正是这本书诞生的特定条件，或曰世界文学思想的起源及其当代发展的历史定位。歌德时常忆起斯达尔夫人，他较为详尽地谈论她的文字见于《记事录（日与年）》（Tag-und Jahres-Hefte）中关于1804年的事情，写于他说出“世界文学”的1827年之前。他主要肯定了《德意志论》之介绍工作的重要意义，尽管他在许多方面不赞同斯达尔夫人对德意志文学的评判，甚至对有些说法极为不满[88]。

歌德在1831年4月24日致波瓦塞雷的信中，强调了“互惠”或翻译的特殊裨益，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同斯达尔夫人的会面以及阅读《德意志论》的体会。他说及翻译的语言问题，即怎样用简易的语言增进民族间的思想交流。在这个上下文里，同时也是歌德最后一次说“世界文学”的这封信中，他说斯达尔夫人“翻译德语的文字，易懂且不加修饰，从而使之有着她的语言和性别所固有的典雅。这是普遍的世界文学的直接后果，各民族会更快地互学相长”[89]。

在这之前，歌德对一种发展甚感欣慰，即德意志人所欣赏的东西也得到越来越多法国人的认可[90]。他认为法国人“在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寻找清新的源泉，为了提神、振作、复苏”[91]。但他也敲响了警钟：“在目前这个世界文学开端之时，若细心观察，德意志人必然失去最多，肯定也会对这一警示做出思考。”[92]这一说法到底有何意味，可在他不久后致其晚年的通信挚友之一、德裔法国外交官赖因哈德伯爵（Karl von Reinhard）的信中见出：针对斯达尔夫人倡导的法国文学对于德国文学（包括英国文学）所采取的开放态度，歌德说：“世界文学当然会很活跃而且奇怪地让人相互较劲；我没太看错的话，法国人会审慎、明确地从中得到最大好处；他们也已经有了某种自信的预感，认为其文学将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欧洲产生影响，即他们在18世纪上半叶有过的那种影响。”[93]

果真如此。在法国作家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19岁时的《浮士德》译作（1827）以及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为《浮士德》所作的石版画插图数十年之后，波德莱尔和福楼拜都从德意志文学中汲取了不少养分。在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创作之时，德意志文学已经无法跟上前一代人达到的文学水平，即便少量作品与前人的作品相比并不逊色，但在当时的欧洲和欧洲之外却鲜为人知。

斯达尔夫人与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理念之间的直接历史联系，并非通过后来一二百年的回顾和重构才显示出来，同时代人对此已有明确认识[94]。

七、 交际中的世界文学

在尤特看来，歌德1827—1831年间的世界文学话语，显示出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学”的三条路径：首先是翻译，其次是通过研究以及文化刊物获得信息，最后是不同国家作家、译者之间的交往[95]。兰德林指出，世界文学设想主要是歌德试图在其中扮演重要中介角色的既有关系网之优化，也就是各种关系的循环[96]。科赫则说，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也旨在把法兰西的交谈文化和不列颠的举止文化引入德意志疆土，唤起人们对于文明表现的敏感度，这样从个体到集体才能造就一个好社会”[97]。如此世界文学，仿佛已很接近维兰德早于歌德三十七年使用“世界文学”一词指称贺拉斯时代的修身养成，即罗马的“都城品位”“礼俗”等[98]，尽管歌德未必知道同他一起跻身“魏玛四杰”的维兰德早就用过这个词。

无论如何，歌德在“德意志自然科学家与医生协会”1828年于柏林召开的国际年会的演讲中说，他“敢于宣告一种欧洲文学亦即普遍的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相交相识、互学成果”，因为这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早就存在，且还在进行，或多或少还在改善，“这里更多的是在说，充满活力的、有抱负的文学家彼此结识，通过其兴趣和集体感而让自己发挥社会作用”[99]。这是对狂飙突进运动之后德意志艺术家和作家经久不衰的天才崇拜和个性崇拜的断然拒绝，也是对浪漫派之内省嗜好的揶揄[100]。强调集体感和社会性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作家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交流，这是歌德“世界文学”的含义之一，但在后来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中极为罕见。歌德乐于招待来客，就像他对斯达尔夫人那样，虽然并不完全赞同这位能说会道的女宾的观点，但还是以礼相待。这种交际最能体现他所说的“社会作用”，这与他的世界文学观念密切相关。他曾对法国雕塑家德昂热（David d’Angers）说，他有很多时间用来创作，但是“中午我接待外国客人，这对我这个不再能远行的人来说是个学习的机会，我一直在跟踪欧洲的事情”[101]。

歌德在说出“世界文学”时，想到的并不只是德国的洪堡兄弟那样的老友，以及海涅那样的年轻作家，还有许多拜访过他的异域来客，如卡拉季奇（Vuk Stefanović Karadžić）、库赞（Victor Cousin）、安培尔（Jean-Jacques Ampere）、德昂热、罗宾森（Henry Crabb Robin-son）、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萨克雷（William Makepiece Thackeray）。歌德从人文精神出发，突出不同文化民族之间对彼此优长的认识，从而获得思想和审美的裨益以及和平相处的好处。在他眼里，世界文学思想和交流是实现人性社会的理想行为，即他所倡导的“普世养成”（universelle Bildung），并把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看作每个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道德使命。

余论

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认为世界文学时代即将到来，“现在每个人都应出力，促成其尽快来临”。他极为重视通过认识他者来更好地认识自我，这一信念让他在同年7月15日与爱克曼的谈话中看到“出自世界文学的最大好处”，他呼吁人们要谨慎但积极地对待这一新的现象。其实早在1801年他就说过：“不存在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爱国主义的科学。如同一切好东西，二者属于全世界，只有通过……普遍的、自由的相互影响才能得到促进。”[102]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他后来常说“自由的精神贸易”，这当为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首要思想[103]。令人惊讶的是，他不是很模糊、就是多少有些自相矛盾地说了世界文学行为的目的，并且，他的世界文学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不少变化。

歌德对于一种普遍范式的多有变化的思考，几乎以遗嘱的方式将他的世界文学思想开放给19世纪相关讨论的发展。即便《环球杂志》同人或者卡莱尔等人依然受到魏玛语境的明显影响，但是，歌德还在世时就已出现了对于“世界文学”的各种多少可以回溯至歌德的独特理解。歌德之后，1848年革命之前的“世界文学”首先是一个交往概念，时常出现在社会和政治讨论中，后来才逐渐发展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将目光转向文学经典的构建[104]。这一切其实也同文学概念本身的变化有关，“literature”的诸多含义在整个19世纪同时并存，现代“文学”概念尚未占有主导地位[105]。脱离了文学概念在19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的转变，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而关于跨国性的讨论，到19世纪中期还未终结。跨国性是文化间的经验空间，是一种期待中的社会文化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实践。换言之，“世界文学”并非只是欧洲文人空谈的古怪的思想形态，而是一种跨国文化经验的形态，涉及人的养成，与维兰德早先把世界文学理解为“世界见识”[106]相去不远，后来才慢慢蜕变为主要关乎文学作品的诗学概念[107]。

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与今人的大多数想象完全不同，但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这或许就是其不断被重提的重要原因，它不啻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而就在有意无意之中，在新的发展趋势中，很能见出今昔的某些相似之处，一些新颖的研究方案仿佛又在回归歌德。卡萨诺瓦明确指出，“世界文学”不是指作品本身，“而是一个空间”，是思考和描述各种文学之内在关联的立场[108]。同样从关系角度和关系结构出发，弗莱泽也不把“世界文学”视为“客观对象”，而视为“网状关系”；他见重世界文学的“普世性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因而在他眼里，“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在诸关系中发生”[109]。也是在国际文学活动的意义上，提哈诺夫认为“世界文学就是特定区域之间的文学互动过程”，是“各种文学之间的对话”和“生动的文学互动”[110]。所有这些立场、对话、关系、互动、发生，岂不就是歌德希冀和推动的“普遍的世界文学”？——到处都是世界文学。在所有这些领先学者的论述中，我们不但能看到歌德的影子，它们甚至就是歌德思想的阐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同在歌德那里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世界文学的“事情范畴”和“行为范畴”，如苏源熙所说，世界文学是一种“实践”[111]。在近期广为流传的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定义”中，歌德的思想遗产也显而易见，如文学的“折射”“翻译”“阅读模式”等：“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三，世界文学不是一套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客观对待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112]

德汉晚近的一篇文章，呼吁“世界文学要世界化”[113]。对本文来说，重要的是“世界”的动词化（worlding）或曰过程性，如卡迪尔早就说过：“对于世界文学和全球化的探讨而言，把“世界”看作动词，或许是合适的。……世界化（world）和全球化更多是可知行为，而非匿名现象。……就文学而言，必须要问的是，谁造就世界，还要问为何。”[114]

卡萨诺瓦、达姆罗什、莫雷蒂、汤姆森等[115]理论立场和旨趣各不相同，但说到底都在探寻（民族）文学如何成为、亦即被“做成”世界文学。他们注重文学的翻译、接受、流传和经典化过程中的策略和特征，以及民族文学文本如何能够被人作为世界文学来阅读。尤其是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让人看到，不是特定的内在特征（如作品题材、情节、语言处理等），而是特定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关联，才把文本提升至世界文学。与歌德一样，上述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行为。不同之处在于，现今的理解是行为“使然”，即通过不同行为而使作品成为世界文学；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是交流本身。

注释：

[1] 关于歌德“世界文学”言说的概述，参见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Bern: Francke, (1946) 1957, S. 369-372。

[2] Johann Peter Eckermann, “Kunst und Alterthum von Göthe. Sechsten Bandes Erstes Heft”, in: Journal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geselliges Leben, Nr. 69 (9. Juni 1827), Sp. 545-549 und Nr. 70 (12. Juni 1827), Sp. 553-557.

[3] Johann Peter Eckermann, “Kunst und Alterthum von Göthe. Sechsten Bandes Erstes Heft”, in: Journal für Literatur, Kunst und geselliges Leben, Nr. 70 (12. Juni 1827), Sp. 554.

[4][9][11][42][51][58][74][104][107] Peter Goßens, Weltliteratur. 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Metzler, 2011, S. 15, S. 84, S. 82, S. 95, S. 102-103, S. 107-108, S. 115-116, S. 397, S. 125.

[5] “Denn bereits bei Schlözer, u. zw. 1773, findet sich der begriff ‘die gesammte weltlitteratur’”, ACLU, Jg. III (1880), H. 7 und 8, Sp. 115.

[6] Hans J. Weitz, “‘Weltliteratur’ zuerst bei Wieland”, in: Arcadia 22 (1987): 206-208.

[7] Wolfgang Schamoni, “‘Weltliteratur’ - zuerst 1773 bei August Ludwig Schlözer”, in: Arcadia 43, Nr. 2 (2008): 288-298. 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版权”，参见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8] 关于歌德之前德意志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各种与“世界文学”概念相关的思考，参见Peter Goßens, Weltliteratur. 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 Jahrhundert, S. 82-92。

[10][20][33][34][54][55][56][97] Manfred Koch, Weimaraner Weltbewohner. Zur Genese von Goethes Begriff “Weltliteratur”, Tübingen: Niemeyer, 2002, S. 44-45, S. 252, S. 249, S. 231, S. 233, S. 235, S. 237, S. 250.

[12][103] 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Bern: Francke (1946) 1957, S. 10, S. 49.

[13][77] Hans Joachim Schrimpf, Goethes Begriff der Weltliteratur, Stuttgart: Metzler, 1968, S. 44-45, S. 45-47.

[14][61][80][87][88] 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ëls De l’Allemagne und Goethes Überlegungen zur ‘Weltliteratur’ ”, in: Goethe-Jahrbuch 128 (2011), S. 228-250, S. 245-246, S. 234, S. 241, S. 249.

[15] Anne Bohnenkamp, i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40 Bde., hrsg. von Friedmar Apel, Hendrik Birus et al., Frankfurt: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6-1999, Bd. 22, S. 938.

[16] Hendrik Birus, “Goethes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e historische Vergegenwärtigung”, in: Weltliteratur heute. Konzepte und Perspektiven, hrsg. von Manfred Schmeling,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95, S. 13; Joseph Jurt, “Das Konzept der Weltliteratur - ein erster Entwurf eines internationalen literarischen Feldes?” in: “Die Bienen fremder Literaturen”: der literarische Transfer zwischen Großbritannien, Frankreich und de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1770-1850), hrsg. von Norbert Bachleitne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2, S. 43-44.

[17] Peter Weber, “Anmerkungen zum aktuellen Gebrauch von‘Weltliteratur’”, in: Literatur im Epochenumbruch. Funktionen europäischer Literaturen im 18. und beginnenden 19. Jahrhundert, hrsg. von G. Klotz, W. Schröder und P. Weber, Berlin/Weimar: Aufbau, 1977, S. (533-542) 536-539.

[18] 关于“鞍型期”，参见方维规：《“鞍型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台湾）《东亚观念史集刊》第一期（2011）。歌德文学创作的年代，也在科塞雷克提出的“鞍型期”之内。

[19] Reinhart Koselleck, “Fortschritt”,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hrsg. vo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9, Bd. 2, S. 411.

[21] 参见施特里希的系统梳理：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S. 369-372；另见Xavier Landrin, “La semantique historique de la Weltliteratur: Genèse conceptuelle et usages savants”, L’Espace culturel transnational, ed. Anna Boschetti, Paris: Nouveau Monde Editions, 2010, pp. 96-99。

[22] Norbert Christian Wolf, “De la littérature nationale à la littérature mondiale: la trajectoire de Goethe”, Champ littéraire et nation, hrsg. von Joseph Jurt, Freiburg: Frankreich-Zentrum, 2007, S. 92-93.

[23][25] Birte Carolin Sebastian, Von Weimar nach Paris. Die Goethe-Rezeption in der Zeitschrift “Le Globe”, Köln/Weimar/Wien: Böhlau, 2006, S. 42, S. 32-33.

[24] Christine Tauber, “Über Kunst und Altertum”, in: Goethe Handbuch. Supplemente. Bd. 3: Kunst, hrsg. von Andreas Beyer u. Ernst Osterkamp,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11, S. 428.

[26][35][53][60][95] Joseph Jurt, “Das Konzept der Weltliteratur - ein erster Entwurf eines internationalen literarischen Feldes?” in: “Die Bienen fremder Literaturen”: der literarische Transfer zwischen Großbritannien, Frankreich und de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1770-1850), S. 41, S. 39, S. 32, S. 33, S. 34.

[27][28][29][30][32][36][37][39][40][43][52][59][65][71][72][73][76][78][91]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22, S. 356-357, S. 357, S. 718-72, S. 260, S. 724-725, S. 1132, S. 433, S. 491, S. 868, S. 493-494, S. 951-952, S. 134, S. 427, S. 428, S. 869, S. 870, S. 280, S. 427, S. 259.

[31][83] “Goethe an Cotta” (26. Januar 1827),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143+3 Bände, 1887-1919), München: dtv, 1987, Bd. 42, S. 26, S. 27.

[38] Rolf Hübner, Goethes Zeitschrift “Ueber Kunst und Alterthum”. Untersuchung und Erschließung, Jena [Phil. Diss.], 1968, S. 75, 84-87. Peter Goßens, Weltliteratur. Modelle transnationaler Literaturwahrnehmung im 19. Jahrhundert, S. 94.

[41] “Goethe an Zelter” (4. März 1829), i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11, S. 99.

[44] Franca Belski, “Die Goethe-Rezeption in italienischen Zeitschriften des 19. Jahrhunderts”, in: Goethe und Manzoni. Deutsch-italienische Beziehungen um 1800, hrsg. von Werner Ross,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89, S. 61-69.

[45] “Goethe an Zelter” (21. Mai 1828), in: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10 , S. 611.

[46] Horst Günther, “‘Weltliteratur’, bei der Lektüre des Globe konzipiert”, in: ders., Versuche, europäisch zu denk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Frankfurt: Suhrkamp, 1990, S. 104-125.

[47] Heinz Hamm, Goethe und die französische Zeitschrift “Le Globe”. Eine Lektüre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Weimar: Böhlau, 1998, S. 16.

[48] Wilhelm Graeber, “Liberalismus und Internationalität: der Beitrag des Globe zur ‘Weltliteratur’”, in: Märkte, Medien, Vermittler: Fallstudien zur interkulturellen Vernetzung von Literatur und Film, hrsg. von M. Engelbert et al.,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S. 144.

[49] 相关文章的完整统计，见Heinz Hamm, Goethe und die französische Zeitschrift “Le Globe”. Eine Lektüre im Zeitalter der Weltliteratur, S. 497-498。

[50] Le Globe, Tom V, No. 91, 1. Novembre 1827, p. 481.

[57] Antoine Berman: L’epreuve de l’etranger. Culture et tradi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Paris: Gallimard, 1995, p. 122.

[62] “Goethe an Carlyle” (20. Juli 1827),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2, S. 270.

[63] “Goethe an Carlyle” (15. Juni 1828),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4, S. 140.

[64] “Goethe an Carlyle” (1. Januar 1828),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3, S. 222.

[66] “Goethe an Carlyle” (8. August 1828),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4, S. 257.

[67] Thomas Carlyle, The Life of Friedrich Schiller: Comprehending an Examination of His Works, London: Taylor & Hessey, 1825.

[68] Thomas Carlyle, German Romance: Specimens of Its Chief Authors, with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Notices, Edinburgh: William Tait, 1827.

[69][85]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12, S. 257, S. 952.

[70]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3, S. 106.

[75]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22, S. 870. 霍米·巴巴曾强调指出歌德论断的重要性，即文化间富有孕育力的通连，时常源于可怕的战争和冲突，不同民族不自觉地汲取了外族思想和一些行为方式（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1）。

[79] 这一节的论述，重点参考了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ëls De l’Allemagne und Goethes Überlegungen zur ‘Weltliteratur’”, in: Goethe-Jahrbuch, 128 (2011), S. 228-250。

[81] Dieter Lamping, Die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 Konzept Goethes und seine Karriere,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2010, S. 26-28. 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ël als Botschafterin Weimars nach Europa”, in: Wirkendes Wort, 40 (1999) 2, S. (182-203) 202.

[82] Goethe als Benutzer der Weimarer Bibliothek. Ein Verzeichnis der von ihm entliehenen Werke, bearbeitet von Elise von Keudell, hrsg. mit einem Vorwort von Werner Deetjen, Weimar: Böhlaus, 1931, S. 147: Nr. 924; S. 261: Nr. 1634; S. 285: Nr. 1797. 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ëls De l’Allemagne und Goethes Überlegungen zur ‘Weltliteratur’ ”, in: Goethe-Jahrbuch, 128 (2011), S. 237.

[84] “Goethe an Streckfuß” (27. Januar 1827),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2, S. 28.

[86] Gerhard R. Kaiser, “Mme de Staël als Botschafterin Weimars nach Europa”, in: Wirkendes Wort, 40 (1999), S. 182-203.

[89] “Goethe an Boisserée” (24. April 1831),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8, S. 189-190.

[90] 18世纪上半叶，法国人还极为轻视或忽视德语区的文学生活，认为莱茵河对岸的德意志人缺乏品位、文雅不足，粗野、落后到迟钝的地步；尽管在有些方面逐渐领先，但在文学上低人一等。但到18世纪下半叶，法国趣味发生巨变，感觉比理性更受重视，单纯比精致、老练更获青睐。这种新的观念逐渐又与卢梭的名字连在一起，并改变了人们对于德意志文学的看法：曾被蔑视的纯朴和天然，受到时人赞颂；曾被嘲笑的德意志文学中的朴素和天真，变成一种美德。

[92]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13, S. 177.

[93] “Goethe an Karl von Reinhard” (18. Juni 1829), in: Goethes Werke (Weimarer Ausgabe), Bd. 45, S. 295.

[94] 参见舍宁、泽曼编《斯达尔夫人与欧洲浪漫派的国际关联：文化间网络的个案研究》一书中的相关文章（Madame de Staël und die Internationalität der europäischen Romantik. Fallstudien zur interkulturellen Vernetzung, hrsg. von Udo Schöning u. Frank Seeman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3）。

[96] Xavier Landrin, “La semantique historique de la Weltliteratur: Genèse conceptuelle et usages savants”, L’Espace culturel transnational, pp. 116-123.

[98][106] 参见方维规：《何谓世界文学？》。

[99]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25, S. 79.

[100] Hendrik Birus, “Goethes Idee der Weltliteratur. Eine historische Vergegenwärtigung”, in: Weltliteratur heute. Konzepte und Perspektiven, S. 8.

[101]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38, S. 682.

[102]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Frankfurt), Bd. 18, S. 809.

[105] 参见方维规：《西方“文学”概念考略及订误》，《读书》2014年第5期。

[108] Pascale Casanova, “Literature as a World”, New Left Review, 31 (January-February 2005): 72-73.

[109] 弗莱泽：《世界文学的四个角度——读者，作者，文本，系统》，张帆译，方维规主编：《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110] 提哈诺夫：《世界文学的定位》，席志武译，《思想与方法：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世界文学》，第54、59页。

[111] Haun Saussy, “World Literature as a Comparative Practice”,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ed. César Domínguez, Haun Saussy, and Darío Villanuev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56-67.

[112]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1.

[113] Theo D’Haen, “Worlding World Literature”, in: Recherches littéraires/Literary Research, Vol. 32 (2016): 7-23.

[114] Djelal Kadir, “To World, to Globalize - Comparative Literature’s Crossroa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1/1 (2004): 1-9.

[115] Pascale Casanova,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Le Seuil, 1999. Pascale Casanova,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2000), pp. 54-68; Mads Rosendahl Thomsen, Mapping World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Canon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Literatures, New York: Contiuum,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