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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的外国文学随笔集《卡尔维诺年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是一本“阐释大师”的书。狄青关注了卡尔维诺、毛姆、格林、米兰·昆德拉、三岛由纪夫、海明威等，撷取其生命片段，加以点染发挥，勾勒出作家们隐藏于作品之后的肖像。一般而言，谈论这些作家时，往往要论及作品人物、思想性、艺术手法及文学史意义等──“外国文学史”教材及研究论文中应有尽有。不过，这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佶屈聱牙，太过艰涩，无法亲近。狄青另辟蹊径，找到了作家的许多“趣生活”“黑材料”。在狄青笔下，这些与“名著”紧密相连的大师们，不再高冷，摘下面具，活蹦乱跳。近年来，国内相关的书籍也有些，但狄青这组评点论析外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作品，写出了鲜明的个人特点，不仅有趣好读，还贯穿着自己的文学史判断，极具特色。

如何定位自己作品，狄青在“后记”中说得清楚，“流行与商业，技术化与模板化，使得我们习惯就文本论文本，作家个人的生活情状与精神世界的积淀养成似乎变得不再那样重要。但我依然喜欢寻根究底，喜欢斟酌或把玩那些经典书籍里文字背后的故事。没错，我想在那些文字的背后与我敬仰的大师们相遇，去和他们打招呼，哪怕只是和他们开个玩笑”。显然，狄青并不打算正面“强攻”作品，而是观察作家“花絮”，写出“故事背后的故事”。狄青的角度非常刁钻：研究西方作品，有《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伟大的传统》（利维斯）这样“影响的焦虑”，不如避开，找到自己置喙之处。不过，狄青说到“打招呼”和“开玩笑”，是客气说法，其中有些篇什，却是直击痛点，毫不留情的。很多时候，论及大师时，为尊者讳，只谈“伟光正”“过关斩将”，忽略“阴暗面”“走麦城”，不断烘托塑造，于是，他们越发高耸入云，难以企及。从这一点看，狄青有点“不信邪”“敢动手”的意思，他三下两下，把大师拉下神坛，显现出他们“常人”之态。

不过，要把狄青的写作认为是专门寻找名人“黑料”，以此招徕看客，逞口舌之快，就是误解了。并非没人这么干过：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就是如此。在“反智主义”旗号下，他刻意搜寻，写了卢梭、托尔斯泰、萨特、罗素等人格不健全、自私利己、爱慕虚荣、言行不一的举止，“重新发现了这些知识分子个性中的弱点和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他们生活中种种可恶、可耻、可笑、可悲的方面，他把这些已经被人们遗忘或淡忘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毫不留情地抖落给读者”（译序）。对“知识分子”要求严苛，固然可以“祛魅”，褪下他们身上的光环，但用放大镜寻找私生活问题，可能也有些“窥视癖”，舍本逐末。相比而言，狄青的姿态是“平等”的，实事求是，以史料为证据，即便发挥，也归于文学理论，而非“道德侦探”式评价。

狄青更关注的，是一批具有“文学史争议”的作家。他们处于“严肃”与“通俗”之间，名满天下，受众很广，但就是不能获得文学史首肯。毛姆、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就是其中代表。《不够“伟大”的毛姆》中，可以看出狄青的思考模式。从世俗层面看，毛姆是“成功”作家，他一生收入不菲、恋情不断，一帆风顺，毫无作家“必备”的穷困潦倒和痛苦、孤独。他具有影响的《刀锋》《月亮和六便士》《人性的枷锁》等，却写艺术家拼命挣扎，湮没于人性黑暗──恰是毛姆命运的“反写”。那么，该怎么评价这类的作家呢？大多数论者将毛姆视为通俗作家，并不给他文学史地位。狄青在这里做了一个质疑：“对于艺术家而言，‘不疯魔，不成活’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而毛姆给人的感觉却是举重若轻，当然亦可认为他是‘不疯魔，亦成活’的典范”，“或许更值得我们探讨的，是对‘疯魔’一词该如何理解”。也许“毛姆算不算文学大师”并非一定要有确定答案，但狄青为毛姆“鸣冤”，确实触动了习以为常的文学史“惯例”。《米兰·昆德拉：庆祝不获奖》同样如此，狄青对昆德拉高调肯定，并不以是否得诺奖为根据。

就此来说，狄青对这批西方作家的考察尺度，倒类似传统评价体系的“文行出处”。“文如其人”，言行举止在更多时候，本身就是作品。吴敬梓《儒林外史》中，反对、讥讽“科举八股”，而以“文行出处”臧否人物，盛赞杜少卿。鲁迅对文学“外史”研究，兴致亦浓。《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嵇康，整日饮酒大醉，狂放不羁，实乃迫不得已，并非本态，故而教子遵从礼教；至于别人学他，只是皮毛，“多了很多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鲁迅的观点，一举扭转“魏晋风度”定论。可见，文人之“文行出处”，在很多时候，是文学研究的必要补充。《卡尔维诺年代》中，梳理了卡尔维诺童年、参战、写作、爱情与去世，而“卡尔维诺的脑溢血没有任何征兆，是突发，当时他正在自己的园子里准备哈佛大学诺顿学院的英文讲座稿”，以及“整个意大利都在关注着卡尔维诺的病情，就连意大利足球俱乐部的队员，在踢完一场意甲联赛后都纷纷向记者询问卡尔维诺的最新病情进展”，则是典型狄青式的表述。“花絮”式典故令人过目不忘，卡尔维诺借此，更为直观。《从张扬到隐匿──从凯鲁亚克到卡佛》对美国文学史中凯鲁亚克、诺曼·梅勒、塞林格、菲茨杰拉德、雷蒙德·卡佛一一点评，臧否不一，虽带有个人色彩，但着实尽兴。此外，《莎士比亚与迪伦，艺术家与作家》《在霍沃思，夏洛蒂、艾米莉，还有安妮》，无不体现狄青对作家“文行出处”的关注。

由此，一批西方文学大师在狄青笔下“溢出”文学史，以更为“亲民”的方式，次第而来。更不消说，狄青的“史笔”和“文笔”，为这部“外史”增添了一种信任，多番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