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野葫芦引》系列小说的创作前后长达33年，是缠绵病榻的作家宗璞真正意义上的呕心沥血之作。系列小说记录了中华民族现代以来最为惨痛的十几年战争岁月，创作历程本身的艰难困苦与之形成跨越时空的历史共振。从“南渡”到“东藏”，从“西征”到“北归”，悠长的叙事弧中是作家书写时代历史、为父辈代言的野心，也是共振带来的其对少年时代刻骨铭心记忆的复刻。记忆是对过去的经验之印象，却总难免带有当下的情感考量，于人生迟暮之年进行的复刻便也有了别样的文学旨趣。

相比于《南渡记》的辗转、《西征记》的惨烈和《北归记》的动荡，《东藏记》书写的是主人公寓居昆明的一段难得的平静时光。虽然依然深受“跑警报”和生活拮据之扰，但至少全家团圆、生活安定。作为一家之主的孟樾是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妻子吕碧初出身名门，温柔贤惠，三个孩子也都听话懂事，乖巧善良。这个五口之家完美如硝烟战火中盛放的腊梅，沁人心脾。于是，即使是在跑警报的时候，弗之也能够“进了腊梅林，缓步而行，欣赏着阵阵幽香”。虽然小说明确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腊梅林可不是诗和梦想的世界了”，但这“现实生活”虽然艰苦，也只是无数普通人的人间烟火：做惯了太太的人需要亲自生火做饭，享受惯了大书房的教授要在煤油箱上读书，有保姆安排照顾的孩子需要帮忙做家务……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是富足的。不仅夫妻恩爱，父慈子孝，还以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教育众人，“我们真正的秘密武器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于是即使身处战乱，狭窄的住宅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个小家庭仍然是战乱之中的“梅花源”，正如碧初所说，“想不到逃难逃进了花园里”，“东藏”的日子也由此成为一种“诗意的逃亡”。

二

家学渊源如宗璞，以父亲冯友兰为原型塑造孟樾的形象并非难事。宗璞出生未及满月便因父亲工作变动搬进清华园，自此一直生活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的校园之中。对父辈叔伯形象的塑造和对父亲的塑造一样可信手拈来。宗璞曾表示，“我写这部长篇小说，很希望通过对几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记载，起到一点历史的借鉴作用”，“我很想真实地写出当时的精神是什么精神”，于是，我们看到了活泼生动的西南联大教授群像，仔细考察想必都有实际生活中的原型。这自然是宗璞写作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要同时注意这对宗璞写作的损伤。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型和自己的家庭与生活的密切关联，宗璞无法完全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她笔下的正面人物全都高大伟岸、无私奉献，几个反面人物则都是不学无术、机关算尽。这当然不是要讨论“文学真实”与“现实真实”的辩证，而是想要指出，宗璞的写作方式是以二元的善恶对错将抗日战争这样的历史大事件简单图解，以此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念与书写姿态：我们必将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有这样一群教授学者在为国家保存人才，有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精神在为国家坚守气节，有这样一群少年在为国家留存希望，有这样一群女性在为国家兢兢业业，而那些试图投机取巧的心术不正者终将自食其果，不得善终。这是最朴素的人间伦理，也是彼时最重要的家国大爱。因此，即便单一的人物塑造方式有艺术上的欠缺，宗璞毕竟是历史的亲历者，是这一“群像”日常生活的在场者，加之她本人深厚的古典和外国文学修养，《东藏记》的艺术水准仍然让人惊喜。宗璞显然极为擅长书写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尤其是小儿女间的互动交往，他们的活泼童真之中亦有深沉的家国忧思，正和他们父辈的正直善良与慷慨热忱交相呼应。塑造一幅全民抗战却也苦中作乐的西南联大校园生活图景是知识分子宗璞的道德需求，也是作家宗璞的天然抉择。

然而，这幅图景也充满许多不可忽视的内在裂隙。宗璞在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中背负了沉重的责任枷锁。作为哲学大师冯友兰的女儿，宗璞陪父亲历经的不只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烽火战乱，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起起伏伏。这就使其对政治立场与观念倾向的表达多少有着为父“正名”的“企图”。可贵的是，宗璞的创作在大方向的确定之中捕捉到了个体与群体的龃龉，捕捉到了不同道路之间的矛盾。

宗璞看到了主题单一的宏大社会中被忽视的芸芸众生的多元思想。她以上世纪80年代的“包容”重返三四十年代的精神现场，赋予这段历史现代文明的光辉，不管这是彼时的社会现实还是被滤镜美化过的记忆，都代表了宗璞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姿态，宗璞认为那个时代应该是这样的，或者说，宗璞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去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去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们。

三

宗璞是爱国的。在对战争现状的描述中，小说中多次出现“我们的飞机？我们积贫积弱的祖国，哪里有飞机？”“我们若不把先进技术学到手，永远得挨打”这样的表达，这当然是对祖国因落后而被欺侮的不甘，有发愤图强互相鼓舞之意，这是非正义战争中受害者一方的天然反应，也是千千万万普通民众能想到的最朴实的解决方案。然而，在这样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表达之外，更多的是宗璞宽广高远的视野。《东藏记》的丰富正在于此，在艺术性的笔调和鲜明的历史价值观念之外的对普适价值的发掘与认可。

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犹太人夫妇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中最动人的是夫妇情感的温存，但他们也代表着“彼岸的他者”，是和我们截然不同却又休戚与共的群体。他们经历的甚至比我们更为惨烈，被歧视、被迫害，无家可归，到处流亡，终于在昆明找到了一份宁静，也印证了小说中所说的，“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这种全球性的视角最终指向的并非正义一方历经磨难之后迎接胜利，而是更为深沉的关于“人”的思考。

“最好有那么一天，世界上完全消灭了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犹太人，所有热爱和平期望平静生活的“人”的梦想。“将‘人’还原为人”，在一方校园中生活多年、历经可以想象的所有历史风波的宗璞终于回到了“现代”的起点，回到了五四先贤抗争的终极目标，也给出了所有荒诞岁月、疑难杂症的终极解答。不管是中国人、犹太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是历史的人质，都是不得不面对自己命运的普通个体，知识分子苦苦追寻的科学、民主、富强终究也是为了“人”的福祉。如果说战火中的西南联大为国育才，保存了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本，那么这种毁家纾难的精神可以获得的最大回报便应当是平静生活的获得，是所有“人”的本能欲望与自由意志的回归。这是最可宝贵的人道主义精神，是超越民族国家最值得珍视的人文关怀。

东藏昆明，这群人依然有“清气”，这座城市也有了氛围，“人”是一切的起点与终点，对环境的克服，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忧虑，终究服务于其中“人”的多元与自由，服务于超越个体处境的人道精神。对“人”的发现，对“人”的关切，是逃亡岁月中可以“诗意”的根本缘由，也是终结逃亡的唯一缘由。《东藏记》在这样的意义上得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