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所以能诞生和继续，是因为战争中有一大批文学青年，在铁、血、火中过着艰苦的岁月，没有时间读书，他们渴望学习提高。而党又需要培养一批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创作骨干。在这样的形势和客观需要下，丁玲等才张罗办起了文学讲习所。

十年动乱后，又有一大批有才华的文学青年，上山下乡，或是当工人，或是参了军，他们虽有所得，基层生活给了他们创作灵感，但是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遇。加之“四人帮”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政，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都批为封、资、修，成为禁读的书，就是有时间，一时也难以找到愿意读的书。“四人帮”被打倒后，这些文学青年犹如出笼的鸟儿，在自由飞翔中，渴望读书，学习作家应有的各方面的知识；希冀有经验的老作家和名教授的指点；向往广交文学朋友，互相交流经验和心得体会；也需要文坛认识他们，乃至帮助他们疏通发表作品的渠道，结识报、刊社的编辑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而文学讲习所恰是他们理想的、可以兼得的进修的地方。

1979年，我在和当时中国作协主持工作的党组副书记李季交谈时，他也认为在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中，恢复文学讲习所是必要的。当年12月，全国四次文代会结束后，李季让我负责同王剑青、古鉴兹三人组成恢复文学讲习所的筹备组，开展筹备工作。我们开了一次筹备会，一致认为首先应向中宣部作一关于恢复文讲所的请示报告，由古鉴兹起草。我拿着报告稿找李季，李季说早写了报告，中宣部批了。我向作协办公室要了“报告”看，原来是一纸公文旅行，上面写着原中宣部部长黄镇的意见：“似应和计划委员会、编制委员会协商”，其他人有的签了名，有的同意附和黄镇的意见。李季阅后对我说，你再写一份给中宣部的报告，我把报告稿送到中宣部并去找熟悉的人谈了。1980年1月中旬，李季召开了一次作协党组会，会上李季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语：“同意恢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接着说：“边筹备，边办班，先办个小说创作短训班。”

不管时间长短，边筹备，边办班的决定是正确的。当时，我们的国家经过十年浩劫，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各方面都很困难。文讲所的恢复甚至比创办还难，说是恢复，头上无片瓦，地上无鞋地，白手起家办学校。等到有校舍设备和必要的师资，要到哪年哪月！当时租了朝阳区党校四十余床位，便着手办班。3月8日，眼看新生即将到来，我对古鉴兹说：“我们因陋就简，也不能简到没有电视机和录放机。这是学员的文化生活和速记员整理讲义必需的。你向李季汇报筹备工作情况后，提出要电视机、录放机。”古鉴兹回来说：“李季的情绪很好，立刻对作协办公室的同志说，要把最好的电视机和录放机给文学讲习所。”第二天上午，严辰对我说：“昨天李季同志逝世了。”这么突然的消息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急问：“是谁？”严辰再说：“李季。”原来李季误喝了儿子外用治关节炎的药酒，心脏病突发猝亡，李季任党组副书记时，恢复文学讲习所是他的决策之一，才58岁的他还来不及看看复所后报到的学员，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不久，小说创作班的人都到齐了，共33人。他们都是崭露头角的小说作者，其中的蒋子龙、叶文玲、乔典运已是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举办了开学茶话会，所内干部分别担任服务员、接待员、采购(或借物)员。只花了买写横标用的纸钱，把小桌拼成方桌，用床单蒙上，在朝阳区党校教室布置了朴素大方的会场。另外花了十几元钱，买了些大花生、豆大的普通粉饼干和茶叶。没有茶壶，我便把茶叶放入保温瓶，茶叶本是低档的，把开水沏到保温瓶中，那茶的味道更不好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陈荒煤、沙汀、冯牧等都来祝贺。李季逝世后，陈荒煤负责主持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他笑着看这简朴的会场，伸手抓了几块小饼干，边吃边听我简短的汇报。

学员学习了两个月后，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延长学习时间，由3个月延至半年；二是续所谱，将小说创作短训班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讨论，陈荒煤、冯牧等都发表意见，同意学员的建议。我顺便提出了继续办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再办个编辑评论班。党组同志讨论时认为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适应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的需要。编辑、评论是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拨乱反正的重要环节，办个编辑、理论班是必要的。陈荒煤同志拍板作了决定，于是便有了讲习所第六期、第七期……这次作协的党组会对文学讲习所继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为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第一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