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那时候，鲁迅文学院是叫“文学讲习所”，没有自己的校舍，临时设在朝阳区党校里面。党校周围空落得很，出了院门，走一段，才可抵到一个勉强可称为“街”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烟杂食品店，小是不小，可里面也是空落落的。因是早春乍暖还寒的天气，商店门口挂着一幅厚重的棉帘子，粗蓝布，行着线，就像一床农家用的被子。路对面，还有一个小小的邮局。边上呢，是18路公共汽车终点站。就这些，也够了。生活起居就是这样简单，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党校周围的草木绿了起来。不是像江南地方的葱笼的绿，因为地方大，气候又干燥。但树身是高大的，枝叶错乱着伸展得很开；草呢，七高八低地冒了出来，就有了一种庞大和杂芜的春意。吃过晚饭，我们成群结伙，在党校后边散步。记忆中，那里有一二幢住宅楼，兀立于空地上的大树，一道丘陵般起伏的土岗子，岗上有杂树林。但要我进一步地描述出位置、方向和具体的环境特征，就做不到了。它的面积似乎相当大，漫无秩序，并且，终究有些单调，没有特别的景物作参照。我们散步过了，回到党校，各自用功去了。

宿舍是四个人一间，我们仅有的五个女生，住走廊尽头的一大间。原先班上只有三个女生，这样不是要浪费一个名额了？校方又从地域出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只有竹林一个学员似乎委屈了，便委托少年儿童出版社再推荐一名女生，恰巧，我正开始写作儿童文学，又不像其他几名候选人(比如王小鹰那样)在大学本科就读，于是，就这样，我乘虚而入，进了讲习所。在我来了之后，北京却又将一名男学员换成了女学员刘淑华。所以，老师们有时会和我开玩笑：要是刘淑华先来，你就来不了了。这真是万分幸运的事，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我将进讲习所看得很重大，我也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的，不是有人不来吗？可这也影响不了我。讲习所是生活的转折点。

我们才来不久，就搬了一次家，从走廊那端的四人间搬到这端五人间。后窗正对着后院，院里有一浴室，每周六烧锅炉供热水。先是女生洗，再是男生洗。浴室很小，不晓得出于什么样的原理，它就像一个共鸣箱，将声音放得很大，然后从顶上的小汽窗送了出来。所以，坐在我们的房间里，哪怕关着窗，浴室里的声音也清晰入耳。并且，很奇怪地，他们男生进了浴室，都喜欢唱歌。像贾大山这样平时缄默的人，也放开嗓子唱起来，唱的是他们那地方的戏曲吧？很高亢的声腔。等洗澡的喧哗过去，后院便静了下来。

课堂是兼作饭厅的。前面是讲台和黑板，后边的角落里有一扇玻璃窗，到开饭时便拉开来，卖饭卖菜。里面就是厨房。所以上课时，饭和馒头的蒸汽，炒菜的油烟，还有鱼香肉香，便飘忽出来，弥漫在课堂上，刺激着我们的食欲。1980年的北京，吃，还是一个问题。饭票是分作面票和米票的，十斤全国粮票只能换四斤米票，其余六斤是面票。到现在还记得米票的样子，是一分钱纸币的大小，牛皮纸的颜色，用黑色的墨印着“米票”的字样，四两为一张。这样的比例的米票，对于吃惯面食的北方人来说，正够调剂口味，而南方人可就苦了。那时候，油粮都是定量供给，一个人一个月的地方粮票，要搭上一人一月的油票，才可换上三十斤全国粮票。我要是多向家中要全国粮票，就等于克扣家中的吃油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花费超出定量的饭票。越是这样米票紧张，越是能吃米。四两一满碗的米饭，一眨眼就吃下去了。与此同时，是对面食不恰当的厌恶，以至到了后期，闻到蒸馒头的酵粉微酸的蒸汽，就要作呕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吃。别人似乎多少有些办法，在北京有一些关系，可多得几张米票。他们也会匀给我几张，虽然有限，但聊胜于无。有一回，我在卖饭的窗口，与里面商量，能不能用面票当米票用，只此一次。那食堂工作人员很和气，却很坚决地不肯通融。排在我后面的吉林作家王世美目睹了这一情景，二话不说，从兜里拔出一捆米票，刷，刷，刷，抽出一堆米票放在我面前。

不开课也不开饭的时候，我们会到这里来写东西。东一个，西一个，散得很开，各自埋头苦作。遇到不会写的字了，就转过身去问：“陈世旭，‘兔崽子’的‘崽’怎么写？”越过几排桌椅，远处的莫伸则插嘴道：“安忆也要用这样粗鲁的字吗？”有一些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环境是杂一些，可心都是静的。

当时进讲习所，我可实在是没本钱，倘若不是前面说的那个偶然因素，我是进不来讲习所的。周围的同学们，我只在杂志上读到他们的名字，都是我羡慕和崇拜的人，然而，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得到了许多真诚的关爱。我觉得他们都很像我的兄长，一点不嫌弃我，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提携了我。

（作者为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五期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