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这样的机器面前，人将何为
1982年，32岁的伦敦“宅男”查理爱上了楼上邻居米兰达。由于不知如何表达感情，科技发烧友查理用继承的遗产买了一款最先进的仿生机器人“亚当”，希望这个机器人能成为他与米兰达之间的联结象征。把“亚当”领回家后，查理和米兰达共同对它进行各种个性化设置。但随着时间流逝，“亚当”逐渐拥有自我意识，一组奇怪的三角关系渐渐形成，事情开始失控。
这个有些荒诞的故事，来自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我这样的机器》。《我这样的机器》出版于2019年，是麦克尤恩进入七十岁之后创作的一部最新长篇小说。三角恋或许算不上新颖的科幻题材，但麦克尤恩想讲的可不仅是人与机器人的感情纠纷。
麦克尤恩在小说中探讨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我们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生命？机器人能够明白人类的心吗？对于那些人类无法掌控的技术，这部小说将带给读者深入的思考。
用版本更新思维看待人类
小说诱引出一个怀疑：“后人类时代”是否必然是“超人类主义”？我们是否陷入“超越限制”的圈套，迷恋而不自知？
麦克尤恩用一种版本更新思维看待人类，升级和替换成了其新作《我这样的机器》的开篇预设。
整部作品脑洞清奇，谓之“人类plus制造计划”尤为贴切。“我们要给自己设计一个更完善、更现代的版本，享受发明的喜悦感和掌控的激动感。”它有一个潜在语境，即西方上帝造人、选人的思维传统。自我创造，自我设计，意味科学僭越取代，成为新的造物力量。新的“创世神话”将是人类之爱，不再是神之眷顾。这无疑与“上帝已死”有内在相通。小说诱引出一个怀疑：“后人类时代”是否必然是“超人类主义”？我们是否陷入“超越限制”的圈套，迷恋而不自知？“我们的目标就是摆脱凡人属性，挑战造物之神，甚至用一个完美无瑕的自我取而代之。”这是浓烈的焦虑，既然科学能取代上帝，那么机器取代作家，也就稀松平常了。
机器人超越了“人种学”这一观念。所谓民族，在机器的框架里，是无区别的虚无。但作家竟在机器人身上，“戏仿”照搬了种族和等级，其反讽显而易见。“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观念，在科学上受人诟病，所以有二十五个机器人被设计成了多个种族的样子。先有传闻，后来变成了正式投诉，说那个阿拉伯人模型和犹太人没什么区别。”20世纪关于种族优劣论的“后遗症”延续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此外，性别意识在机器人身上的功能配置，也导致消费需求的极大差异。在当下，女性总比男性更为稀缺抢手。因为，女性功能远远涵有、超越了男性功能。工作赚钱，家务生育，男性能干的，女性可以胜任；男性干不了的，女性照样能行。小说的超现实也建立在现实的“夯土”上。
“第一个星期内，所有的夏娃都卖完了”“随机编程以及实际经验，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不同喜好”……亚当机器人为何会没有夏娃畅销？这里反射的正是人类危机与未来愿景。那就是人工智能在高级阶段，要实现解决爱欲情感的拟真体验。机器人如果可以取代异性，将人从婚配的不自由中解放出来，那么人类的生存意义，都将彻底翻牌重洗。人的痛苦，大多在于并没什么替代项或优选项，只能深陷生存和欲望的两端，左右不是。
麦克尤恩让我想起福柯所言的“生命权力”，它不决定人如何死，而控制人如何活。“遮住B347k护罩上部，可使主板输出获取快乐情绪图标，减弱情绪波动半暗带。”“他具备性的能力，拥有能发挥作用的黏膜，每天消耗半升水就能维护黏膜功能……这款非常高端的人造人类，可能会体现出它那些编写代码的年轻创造者们的口味。”作家探讨的是介质转化，能量的异型输出。如电能如何转化成激情、情绪和生理反应；编程和代码如何复制情感、意志与精神系统的高级反射弧。它到底是外部能量对人的植入侵略，还是人类面临空心化、躯壳化的“切香肠式”替换？
人类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作家借机器嘲弄了人性弱点：即使赋予自由，也无法行使自由。因为人终究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小说关切主体意识、客体化等哲学问题，“使用者”和用户指南确立了主客二分的结构。更有趣的是，作家用一套人文科学的概念范畴“类比”了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可以在机器人亚当身上，找到所有的比拟物。这种相似性同构思维，造成了一种精巧，亦是怪诞讽刺。如五大性格特质变成了机器人的设置参数，默认出厂设置，就类似于悲剧中的“命运观”。如此，使用者彻底颠覆了决定论，随意更改性格参数，象征逆天改命的力量。这类似于基因编辑的技术，总会引发技术伦理的空前危机。
然而，即使我们拥有这种自由，也会手足无措。因为，大多数人的显著特征就是平庸，假装中立。极端总是偶尔、暂时的状态，“除了一些冲动疯狂的决定之外，我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是情绪中立的，独处时尤其如此”，“我该复制另一个我吗？如果每一项都选择中间的，那我设计出来的，可能就是平庸的原型”。作家借机器嘲弄了人性弱点：即使赋予自由，也无法行使自由。因为人终究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小说中时间漂移浮动，时空是可任意回望与展望的，作家就像拖动播放器进度条一样，挪来挪去。那些以未来审视过去的轻巧态度，让人类科技成了明日黄花。我们发现了作品的“倍速”——那种日常感受的“常速”被悬置了。“新的东西令人应接不暇。我们鲜亮的新玩具还没拿回家，就已经开始生锈，而生活仍和以前一样继续。”原来数字通信、语音识别、人机交互等新鲜玩意儿，全成了日常琐事，兴味索然。麦克尤恩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只有取代超越人类，造成威胁与不安，技术才会永远保鲜。那种可控、可理解的技术会一直被淘汰。
“用户手册只能给人一种虚幻的权力感和掌控感，就像父母自以为能够掌控孩子性格一样。”但超出理解和控制又一定潜藏危险和悲剧，这是代价。“人造的人，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然后和我们一样”，这正是拟真、带来的断裂、视差与幻觉。作家敏锐地看到这种视知觉与理性、知识与感受间的分裂。它或许是未来世代（人工智能）对传统认识论的最大挑战。机器亚当“这些生命搏动的信号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皮肤的温度，皮肤下面肌肉的硬度和弹性——理性告诉我，这是塑料或类似的材料，但我的触觉感受到的却是肌肉”。
人机交互的一场实验
当我们提到“上帝视角”时，其实只划分了限知和全知两种叙事。机器则陡然打乱了原有的两分世界
提到麦克尤恩，不可忽略他在英国的“国宝级地位”：上世纪70年代凭借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在英国文坛一鸣惊人，小说《阿姆斯特丹》获得英国布克奖，《赎罪》则被翻拍成电影，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
在麦克尤恩笔下，暴力、死亡、爱欲和善恶是惯常探讨的主题。麦克尤恩早期作品多涉及人性的灰暗与残暴地域，这令他获得了“恐怖伊恩”的绰号。“恐怖”在何处？有读者形容：“不是妖夜幽魂的心理恐怖，不是尖声惊叫的感官恐怖，是揭开石头发现下面有虫子，并发现虫子活泼泼地蠕动着，那种形而下无法转换为形而上的、生命本身的恐怖。”
他的这一特点在《我这样的机器》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查理是电子产品发烧友、“骨灰粉”，痴迷于机器人、仿生人、复制人，对求知意志极度迷恋，对科学工具疯狂追逐，就像着了魔一样。虽然他各种瞎折腾，投资开发，在赚钱赔钱里轮回，但他却有魔法师和炼金术士的宏大创造欲。“我花出去一大笔钱，是因为好奇，这可是台坚实可靠的引擎，驱动着科学，驱动着智力生活，驱动着生命本身。这可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潮流……电子学和人类学——这一对远房的兄妹，被晚期现代主义拉到一起，缔结婚约，这婚配生出的孩子，便是亚当。”
婚配是一个隐喻，机器人亚当是介入性力量，“他”如同结构主义里调和联结两个对立项的“第三项”。进一步看，作家试图模拟“无性”组建家庭的可能：亚当象征性融合了两个自然人，“偷渡”了生育的功能，直接扮演了查理和米兰达的孩子。“我们两个独立的存在，将在他身上融合。米兰达会卷入这场冒险之中。我们将成为合作伙伴，亚当是我们共同的关切、共同的创造。我们会成为一家人。”如果列维-施特劳斯看到这种人造亚当，或许也会被“电子学人类主义”所吸引，不再去搞结构主义人类学了。巧合的是，查理的自述，说明他的确被人类学的相对主义深深洗脑了。“重要的是思想、传统、宗教——不过都是软件而已，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最好用价值中立的视角去对待。”
麦克尤恩的冒险，是虚拟了人机交互的对话。亚当和查理交流，意味一种“人机相互评价机制”。它甚至象征算法对人脑的替代，对作家功能的超越。人机合作书写，或许只是过渡，总有一天，机器叙事将完全独立，撇掉作家们的自命不凡。当我们提到“上帝视角”时，其实只划分了限知和全知两种叙事。机器则陡然打乱了原有的两分世界。因为，它将实现“超人”“非人”“类人”和“跨物种”四大功能属性。这是原有任何人称叙述都不可抵达之境。想想看，机器既超越人的能力又与人类认知思维保持互异；它有类似的人类情感，又能实现一种交往联结，到那时，人在哪里？人何以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