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迅文学院八里庄校区旧校门

去鲁院高研班做学生之前，我已经在鲁院做了几次“老师”。那时在八里庄的老鲁院，每次跟一位作家或者编辑搭档，跟学员交流。在鲁院课程设置中，这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环节，作家同行和编辑都来自一线，共同的困惑和话题很多，能谈到一块儿去。虽然只是个“聊天的”，学员们还是要客气地尊一声“老师”，让我汗颜，觉得还是坐在下面更踏实。机会来了，2011年3月，我成了第十五届高研班的学员，这回到了芍药居的新鲁院。

我们算是从头到底都在新鲁院念书的第一届，上一届，鲁十四，前半截在八里庄，后半段时间搬到了芍药居，所以他们毕业后结集出了一本书，名字好像就叫《从八里庄到芍药居》。我更喜欢新鲁院，主要是教学楼里鲁迅的元素更多。尤其喜欢进了门，天井中从三楼迎面垂下的鲁迅的肖像，走在鲁迅先生的目光下，那感觉很有几分庄严。现在作为影壁的屏风后面又放置了一尊鲁迅的坐像，“鲁”院的氛围更浓了。我有个小爱好，收藏作家们的雕像。这些年跑了不少国家和地区，请回了各种风格的作家雕像，托尔斯泰的就有三尊。鲁迅先生的自然不会少，头像、半身像、全身像，写实雕塑、抽象雕塑，可以摆出一长溜。慢慢也养出一个偏好，凡有“鲁”之处，皆生亲近。当然，鲁院之“鲁”，我以为还不够，可以更多且更多元。

对当下中国的年轻作家，鲁院的意义无须赘言。从1950年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到1984年的鲁迅文学院，仅看这两个年份，即可见出鲁院在文学层面上所能承载的历史分量。再看从文研所到鲁院历届学员的名单，更是蔚为大观，差不多就是大半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种“历史感”和“文学史感”已经内化为鲁院的传统，走进鲁院，在一定意义上，你就是在沐浴某种文学精神，对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脉。可能有人会说，就四个月，头悬梁锥刺股，焚膏继晷地学，又能有多少长进？这个看法我不赞成。四个月当然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每一个年轻作家都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一种文学的精神和传统。我们不能靠着有限的知识和技巧一直写下去，终成为一个好作家，但如果能将一种纯粹的文学精神和传统深植于内心，在一条源远流长的文脉里与先贤和前辈对话，那它将成为我们写作永久的内驱力。而这种精神与传统也在时刻提醒我们。这才是鲁院给予每一位青年作家真正的价值所在。

鲁院期间，我写作的量并不大，我不想把书房直接搬到鲁院去。现在我甚至也记不起来四个月间都听了哪些课，哪位老师具体讲了什么，但那段时间的学习和师生间的交流给我的启发，受益至今。当时我正在写作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中偶数章的十个专栏，跟小说正文的故事比，这十个专栏的写作难度非同寻常。既要有足够的、有价值的问题意识，又要在写作方式、体裁、思考的领域等诸方面相互区别开来。该部分的写作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灵感，需要新鲜东西的刺激和启发。模式化的生活对此无可奈何，但鲁院的生活可以。

授课的老师行业众多，皆为业界的专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音乐的、天文的、地理的、文化人类学的。所有陌生的领域和观点都可能引爆你的想象，还有同学之间的交流。我一向看重同时代人之间的交流。这个同时代人，既指同龄人，也指生活在同一时空的人，还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人。惟其通约，才可以发现共同关注的问题；而相互间的差异性，则让我见识到了一个更广大的世界，激发出我对一个个独特生命与领域的好奇与探究。尽管《耶路撒冷》前后耗时六年，但我认为于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时间之一，就是鲁院那四个月。那四个月里，我经常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感。也只有在这样的感觉里，才可能把我想要的专栏部分写出来。

鲁院的生活没那么紧张，可以看闲书，系统地思考平常难得梳理的问题。也是在那四个月里，我对科幻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有了新的理解。我向来认为文学不是拧螺丝，可以越拧越紧，要给每一个好想法、每一部好作品足够宽松的空间，它才能自然地茁壮成长。增广见闻，交流碰撞，济之以纯粹、精进的文学精神，另有可供思想与想象天马行空的环境，这就是我对鲁院的感受。

一个地方之“重大”，抽象的价值固然是大指标，具体的地理位置也不容忽视。鲁院生活以后，直到现在，我对朝阳区的那一大片地方的认知与想象，都必须围绕鲁院才能展开的。芍药居、育慧南路、育慧南里、中国现代文学馆、惠新东街、惠新西街、对外经贸大学、地铁站，甚至那一段三环路和四环路，想到这些地方时，我必须先在头脑里定位出鲁院这个点，然后那一片地域才可能逐渐展开，每一条路、每一座建筑、每一个机构才可以分别获得自己的名称和方位。如同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那只著名的坛子：“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坛子的轶事》）

纲举然后目张，那只圆形坛子是田纳西的中心，只有它才能为整个田纳西命名。于我，鲁院就是那只田纳西的圆形坛子，它是我想象和描述那一片朝阳区的起点与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