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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联] 布尔加科夫 译者：白桦熊 定价：49元 ISBN: 978-7-5352-8395-3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关于作者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于1891年5月15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毕业于以传授基辅俄罗斯文化为主的亚历山大第一中学，并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1909年，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考入了基辅大学医学系。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布尔加科夫大学毕业后就投入了野战医院的工作。1916年的5—6月期间，布鲁希洛夫将军的军队大举突破奥地利战线，俄罗斯军队伤亡惨重，时年25岁的布尔加科夫亲眼目睹了数以千计的生命被残酷的战争摧残以致凋零。

1916年的9月，布尔加科夫被从前线征调至位于斯摩棱斯克省瑟乔夫斯克县的尼科尔斯克乡村地方医院主持工作，并于1917年秋天就任维亚济马市立地方医院传染病与性病科主任。这段时期的经历后来成了《年轻医生的笔记》的蓝本，也为《不祥的蛋》（又名《生命之光》）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二月革命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秩序，并且就此改变了年轻医生的人生轨迹。十月革命爆发后没几个月，布尔加科夫正式退役（此前他以二级后备军志愿兵的身份服役于地方医院）并回到了基辅，但不久后基辅便被德军占领。就这样，这位未来的作家一直生活在国内战火的漩涡中。

1921年，剧本《毛拉的儿子们》的大获成功，为作家挣得了第一桶金。布尔加科夫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历和遭遇后来也都反映在他的长篇小说《白卫军》、短篇小说《医生不同寻常的遭遇》以及《3日前夜》中。

创作于1924年的中篇小说《不祥的蛋》中，布尔加科夫描写了对1928年未来生活的想象，表现出对新经济政策充满了信心，憧憬人民的生活将会得到显著的改善。20年代，布尔加科夫主要中篇小说中的天才主人公无一例外以悲剧收场，这也并非偶然。《不祥的蛋》中，就描述了普罗大众还无法接受以尊重辛勤劳动、尊重文化和知识为原则的新型人道主义的人际关系。而在《狗心》里，同样也通过个人行为的描写，反映了劳动者的人文道德意识还远远达不到新政权的要求的问题。

其实从创作生涯伊始，布尔加科夫便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狂热激进分子”的排挤和迫害，也正是他们醉心于捍卫文学与艺术“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在作家更为知名的剧作《图尔宾一家的日子》与《逃亡》（1925—1928）中，布尔加科夫刻画了部分知识分子决意革命的思想转变。这部分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对革命颇为反感，甚至直截了当地反对革命。作者在作品中不但描述了这个转变的早期过程，而且还预言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旋即就要诞生。

1929年，对布尔加科夫的批判达到了顶点。他所有的剧作都被从舞台上撤下——包括《图尔宾一家的日子》、讽刺类剧本《红岛》和家庭轻喜剧《卓雅的公寓》。此后，中央剧目审查委员会又禁演了布尔加科夫的另一部新剧作《莫里哀先生传》。于是，陷入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便于1930年3月28日提笔给政府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指出，由于苏联境内全方位地封杀他的作品，已经导致他无法生存，所以请求允许他移民海外。这封信产生了效果：斯大林亲自给他打了电话。经过一番谈话，作家的要求最终得以满足，他被任命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导演助理（此后于1936年，由于剧作《莫里哀》被又一次封杀，他因此和剧院领导发生了冲突，布尔加科夫一怒之下离开了艺术剧院，转而至大剧院从事歌剧剧本写作）。1932年，《图尔宾一家的日子》得以在艺术剧院重见天日，同时还上演了由他改编的果戈理名著《死灵魂》。这样一来，布尔加科夫至死都不用为面包发愁了。是年，作家年过不惑。但是，从1927年起，作家本人便再也没有在自己的祖国见到他的任何文字变成铅字发表。

与斯大林的对话使作家获得了赖以生存的资助和创作条件——遗憾的是，他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作品成为民族共有的财富。1933年，在长篇小说《莫里哀先生传》遭到期刊《伟人的生活》杂志拒稿后，布尔加科夫一直到1940年3月10日去世，也没有再尝试过发表自己的任何作品。这段时期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创作中，他在这部小说中前前后后投入了近十二年的时间。而且，最后的一年半中，罹患肾硬化已经病入膏肓的作家自己也意识到，他是不可能看到这部作品的付梓了。但是布尔加科夫深信，他的创作总有一天会对国人有益……正是通过这部作品，布尔加科夫为俄罗斯文学追求道德的真理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布尔加科夫去世前夕，时任作家协会主席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的作者。受斯大林的委托去看望他。法捷耶夫心中自然清楚，这是斯大林希望他能完成对这位颇有争议的作家盖棺定论的任务。两位作家见面后谈了些什么，在此不作赘述。但是，这次被载入史册的会面给作家协会主席带来的震撼却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事后法捷耶夫给斯大林的汇报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其实那些政治人物和文人心里都很清楚——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创作中，此人从未允许政治的虚伪使自己的内心沾染尘埃。他选择的路真诚而又率性。如果说在走这条路之初（也或许踏上这条路之后），他眼中所见的一切并非完全符合事实，这也没什么可以奇怪的。但如果他违心地钓名欺世，那才是更糟糕的。”

从1940年2月起，亲朋好友便轮流在布尔加科夫病床边值守。1940年3月10日，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与世长辞。3月11日，在苏维埃作家联盟大楼里举行了公祭仪式。

在公祭仪式开始前，莫斯科著名雕塑家S.D.梅尔库罗夫S.D.梅尔库罗夫（1881—1952），以擅长亚述巴比伦式墓碑雕塑出名，如列宁抬棺像和许多斯大林的雕像都是他的作品。但他的作品留存下来的不多，现存最出名的是位于巴库的《26名巴库政委遭枪杀》。从M.布尔加科夫的脸上取下了石膏面膜。M.布尔加科夫被安葬于新圣女公墓。根据他的遗孀E.S.布尔加科娃的请求，在他的墓地上安放了一块名为“各各他”各各他，也作殉难地、蒙难处，源自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附近一座小山的名称。的石头，而这块石头以前曾被安放在果戈理的墓前。

关于《不祥的蛋》

1924年对于苏联来说，是多事之秋。执政党接二连三重拳出击，不间断地颁布了多条法令，政府高层人事的不断变动，在全国范围内搅起了影响深远的漩涡。

苏联领导人突袭式地发表了一系列激烈的言论。有一些言论甚至很快就广为流传，成了民众调侃政府的谈资。比如，时刻斗志昂扬的尼古拉·布哈林尼古拉·布哈林（1888—1938），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有一次在公众场合面带微笑地说：

“要把对方的天灵盖凿穿，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不久，布尔加科夫任职的《汽笛报》编辑部便要求属下必须坚定不移地“凿穿苏维埃政权阶级敌人的天灵盖”，要毫不留情地用犀利的小品文把他们打击得浑身战栗。可是布尔加科夫却越来越厌倦撰写这样的小品文。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他发出了无奈而又沉痛的叹息：

“在《汽笛报》，我依旧度日如年。”

1924年12月26日，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日记中写道：

“……原来在巴黎有很多看了《不祥的蛋》清样的人都异乎寻常地喜欢这部作品。据说，柏林有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人也很喜欢，打算把它翻译成德文。”

可就在第二天，布尔加科夫的情绪就受到了打击。和往常一样，他带着稿子赶赴“周六义务劳动”的文学作品审议会，回家后他在日记里描述了自己的沮丧：

“今晚在‘周六义务劳动’审议会上，我朗读了《不祥的蛋》。在去的路上，我还像小孩子一样兴奋，满心期待自己会像优等生那样接受大家嘉许的目光。可回来时，却心情复杂。这算什么？讽刺小品文吗？还是厚颜无耻的造反？也许你的态度是认真的？那么这部作品还太不成熟了。不管怎么说，那里坐着30个人，他们当中不仅没有一个人是作家，而且更荒唐的是，他们对什么是俄罗斯文学根本一无所知。

我担心，由于我的大胆言论，这些人会毫不犹豫把我送去‘吃牢饭’。”

通读整部小说，看起来作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绝对端正。另外，小说于1924年完稿，而作者在《不祥的蛋》中设定的故事情节发生在1928年，所以这部作品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一部很普通的科幻小说。

可是，这部作品的第一批读者和听众中，就有不少人立刻发现了布尔加科夫戏谑文字背后的潜台词。曾有人直言不讳地问布尔加科夫，小说中天灵盖爆裂的情节描写，灵感是否来自于布哈林的言论。

更多读者从“红光”中读出了深意。小说中的一个片段似乎指向了国内战争：“就这样，先是红光照射的部分，接着是整个载玻片上，很快就变得拥挤不堪，阿米巴虫之间的斗争也就难以避免了。刚一诞生的活体彼此恶狠狠地扑向对方，把对方活生生撕成碎片，相互吞噬。”肖洛霍夫曾表示同胞相残的国内战争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或许有比内战更和平也更理性的方式结束争执。

那么，作者认为谁是使整个俄罗斯沦为屠宰场的罪魁呢？残暴的怪物是在洛克的农场里孵化出来的，而洛克（РОКК）这个名字有劫难、麻烦的意思（РОК）。洛克这一类人没有文化，看到的只有眼前的利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根本不在乎急功近利所带来的严重恶果。如果洛克没有被任命为农场经理，恐怕这场灾难就完全可以避免。无疑在革命初期，对所有革命者进行甄别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也清晰地记录了苏联建立初期一些与洛克相似的人掌握权力后所带来的恶果。因而作者在小说中对此类人的行径和下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弄。

小说主人公的现实映象则更加出彩。主人公佩尔西科夫教授仅从外貌形象描写来看，很像当时供职于动物学博物馆的著名俄罗斯动物学家A.N.谢维尔佐夫，因为谢维尔佐夫教授也是58岁，也有些驼背，高个子，性格暴躁……而且，谢维尔佐夫教授的女儿和作家私交甚笃，作家把熟识的谢维尔佐夫教授写进小说，应该是信手拈来的。凑巧的是，动物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菲力克斯正是小说中潘克拉特的原型。

对于十月革命期间民众的狂热表现，布尔加科夫也做了不无担忧的描写。比如，为了抢头条而不惜尽显丑态的新闻记者，因愤怒而打死教授并烧毁研究所的无知群众等等。不过，布尔加科夫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希望。小说开头和结尾遥相呼应地提到基督大教堂，说明作者的信仰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小说最后不无深意地提到，灾难后的“清理工作一直到1929年的春天才宣告结束”，春天正是耶稣复活节，按照东正教的习俗，家家户户会在这个节日里制作复活节彩蛋以示庆祝。而此时“森林里，原野上，一望无际的沼泽地里，还四处堆积着色彩斑驳的蛋。蛋壳上的图案看上去稀奇古怪，人间罕有……”似乎也昭示着俄罗斯大地终于将要迎来和平，人民的信仰也最终得以重建。

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布尔加科夫可谓煞费心思。他本以为大多数影射都被讽刺性的情节描述和巧妙的文字游戏掩盖得滴水不漏，所以在小说的最后不无自信地写道：“……还必须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才能窥见其奥秘。”但是作为小说的作者，相信他的内心深处是极为愿意让读者顺利破解小说中所有密码的。

这部风格怪诞、争议不断的中篇小说于1925年被《地下资源》杂志正式出版。当时住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M.高尔基读了以后，对小说赞不绝口，称之为“机智而又巧妙”的作品。在那个年代，这部作品的面世不可不谓一个奇迹——苏维埃国家自行出版了一部“批判”苏联政权色彩厚重的经典作品。而当时阅读过这部作品的人们，大都对其中的影射细节装作视而不见。

关于《狗心》

1925年，《不祥的蛋》出版后，《地下资源》杂志再次向布尔加科夫约稿。仅仅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布尔加科夫便写成了《狗心》。作家按惯例在“周六义务劳动”审议会上宣读了这部作品，并不出所料地再次收获了一边倒的指责和批评。只不过，这一次的批评更加汹涌，《狗心》被称为“对工人阶级恶毒的诽谤”。虽然《地下资源》杂志一再力争出版这部注定会成为时代坐标的作品，但编辑部和布尔加科夫还是在同年9月收到了国家宣传部门领导冷酷的回复：在当今时代，这部讽刺性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予以出版发行。

不久以后的一个夜里，有便衣警察上门把《狗心》的手稿收走了。三年后，要不是当时苏联文坛领袖马克西姆·高尔基坚持把手稿还给作家，这部作品恐怕难以避免失传的命运。然而，“周六义务劳动”审议会上的风波却早已悄然传开，莫斯科民众很快就知道布尔加科夫有了不凡的新作。在翘首期盼新作出版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狗心》只能通过“地下渠道”传播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987年，《狗心》才被《旗帜》杂志公开发表，并于次年被拍成电影。

1988年一个普通的傍晚，42岁的导演弗拉基米尔·博尔特柯愁眉不展地读着一份报纸。有一段评论让他心惊肉跳：“……还从来没有人拍过像《狗心》这样的电影，简直就是一坨狗屎。应该把这个导演大卸八块，再从桥上扔进河里。”不过，这位导演最终还是保住了小命，而且还带着电影拷贝去国外逛了一圈，顺便把意大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电影节的奖项带了回来。两年后，他又获得了俄罗斯本土的国家奖。至此，悬在博尔特柯头上的达摩克利特剑消失了——没人再会把他扔到河里去了。

不仅导演本人从此荣誉加身，这部电影也在俄苏电影文化史上占据了显要的地位，而且其影响之深之远，是拍摄之初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仅仅三年后，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宣布解体，取而代之的俄罗斯紧接着又经历了几次迄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动荡。多年以后，65岁的博尔特柯早就过了耳顺之年，目睹年轻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普遍失去信心的现状，虽然颇感无奈和力不从心，但也尽自己的努力每每在公众场合鼓励青年人入党。有一次，他就偏偏遇到一个好事的年轻记者，于是有了下面这段有趣的对话：

“您拍摄了《狗心》，就没有后悔过吗？我觉得，这部电影激烈抨击了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理念，而且它对劳动人民的思想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最终使人民抛弃了这个政党。”

“这部电影影响了群众对当时苏维埃国家现实状况的态度，这一点我认同。但是，苏维埃现状和社会主义理念是有巨大差别的，这一点我以前如是说，现在仍坚持己见。您还记得《狗心》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教授的台词吧——‘难道卡尔·马克思禁止楼梯上铺地毯？难道卡尔·马克思哪本书里写着，普列奇斯坚卡大街卡拉布赫公寓2单元大门必须用木板钉死，要绕着大楼从后门走？’……马克思从没这么说过！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而且这也不妨碍我成为共产党员。”

……

“也许，布尔加科夫的思想会在今后很长时间都对我们有现实指导意义。您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很多施翁德尔和沙利克夫吗？”

“说实话，我没有仔细观察过。不过，您说得没错，施翁德尔和沙利克夫现在依然很多，只不过他们为人处世的方式变了。”

……

20世纪初问世的《狗心》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可身处强权的泥淖中，布尔加科夫善意的呼号没能被所有人听到。但在半个多世纪后，警钟的余音却响彻了整个俄罗斯大地，今后也必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俄罗斯人的精神文化坐标。回眸三十年前不可一世的苏联，一切恍若隔世；而如今的俄罗斯正在艰难地崛起，令人五味杂陈。80年前的布尔加科夫似乎正以一个文化先知的身份，嘲弄着这个遍地狗心的世界。如果人的文化意识不改变，如果定式思维不改变，如果沙利克夫仍一代代兴旺……那么无论再过多少代人，无论再过十年还是二十年，布尔加科夫本人经历过的所有苦难，依然不会减少，依然会被每一个人细细品尝。

关于《魔鬼颂》

《魔鬼颂》撰写于1923年，是作家布尔加科夫的早期作品。当时泯灭人性的官僚主义作风显然是作者极力批判的目标。有趣的是，虽然布尔加科夫本人清醒地意识到，这篇充满尖锐讽刺和辛辣隐喻的小说不太可能被允许出版，但《地下资源》杂志的主编还是欣然接收，并在1924年出版了这篇关注“小人物”问题的作品。

某种程度上来说，作者笔下的瓦尔佛洛梅·科洛特克夫和果戈理《外套》主人公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争取公正而疲于奔命，最后搭上了性命。但是在布尔加科夫的小说中，科洛特克夫的行为近乎荒诞而又疯狂，具有明显“吸毒”后的临床症状（布尔加科夫更早的时候写过小说《吗啡》）。随着情节的发展，主人公产生的幻觉也越来越夸张。

幻觉与现实的交错，可能与不可能的彼此碾压，希望与绝望同时并存，很容易让读者产生平行世界的错觉。而这一切似乎都在引导读者聚焦一个事实——官僚主义导致的人格分裂。

布尔加科夫有意在小说的标题下加了一个副标题，让读者先入为主地有了“双胞胎”的印象。可实际上，小说通篇都没再提及“双胞胎”三个字，在主人公眼里频频改头换面的火总基主任内库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面”恶魔。科洛特克夫顽固不化地坚持追求公正，但他却处处碰壁。他不断追逐内库主任，换来的是深陷麻烦的泥淖不可自拔。虽然内库被调离，但科洛特克夫也丢失了证件。寻找意见投诉处的过程中，他看到一幕幕荒诞的情景：德尔京叫嚣着让人打他，围着写字台跳舞的美女，打字机里爬出的一条条裤子……最后，科洛特克夫不得不拿起桌球武装自己……荒诞的剧情达到了高潮。

小说中，作家对人格分裂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双面”内库显然是暗讽官僚们的两面派作风，而科洛特克夫在电梯间看到镜像时，也已经开始“分裂”了。其实，作者在小说中似乎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读者关注“分裂”的话题。比如，关于出场的人物就有双胞胎内库，科洛特克夫和科洛布克夫，电梯间走出的美人和诱惑科洛特克夫的女秘书，楼道里瘦高个的老太婆和挑着空水桶的老太婆……

此外，故事中事件细节也有对称的重复性。比如，第二章中科洛特克夫做梦看到长了腿的桌球，而在最后一章里，桌球成了他的防身武器；第四章里不经意提到的管风琴，在第七章中又作为重要道具出现了；第七章中，内库像踩着滑轮一样冲下楼梯，而在最后一章中，内库同样踩着滑轮破窗而出，想要抓住屋顶上的科洛特克夫；在第七章中变成了猫的内库，在第十章中变成了公鸡；科洛特克夫在第二章和第八章中各做了一次梦；第五章和第十章中各提到一次逮捕的话题；作为重要隐喻道具的镜子更是多次出现在第二、四、五、十和十一章里；第六章和第八章分别名为“第一夜”和“第二夜”，主人公的心态在这两个夜晚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也都喝得酩酊大醉……

虽然小说篇幅不长，但布尔加科夫对这些“对称”人物和“对称”细节的精心设计却随处可见，看上去似乎荒诞不经，实则是对官僚体制最为辛辣的嘲弄。正所谓：奴役人者需要“人格分裂”，受奴役者被迫“人格分裂”。

科洛特克夫没能拿到工资，只能把一包包火柴带回家，邻居派克娃也没能拿到工资，单位里发了红酒作为代偿。对于当时经济状况窘迫的苏联而言，这些事实其实并不少见。但布尔加科夫想让读者相信，正是政府的行为才让普通人变得残忍、自私、个个精通官样文章。小说中，国家机器无休止的重压体现在各个方面：单位可以不发工资；领导可以随意给员工扣一顶冠冕堂皇的帽子，然后毫无依据地开除员工；对待同行或下属可以肆意出言不逊。

布尔加科夫对官僚们的素质也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内库主任签字居然用小写字体，脾气暴躁地随意开除员工，这都是身居高位却素质低下的写照。新来的内库主任高高在上一脸凶相，布尔加科夫故意赋予他破铜烂铁般的嗓子，意喻他也只不过是吞噬一切的国家机器中一枚“金属零件”而已。但是，在普通办事员的眼里，这枚“金属零件”却手握生杀重权，是可以一手遮天的绝对权威。所以，当可怜的办事员科洛特克夫看见这位蛮横的主任一会儿变成秃子，一会儿又长出络腮胡子时，他受到的惊吓是可想而知的，人格自然也就开始“分裂”了。

也许，1923年8月发生的一个事件激发了布尔加科夫创作这部中篇的灵感。一个名叫P.科洛托夫的小型贸易企业的领导人死了。布尔加科夫在题为《金山》的小品文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这个被控犯有诈骗罪的科洛托夫在摆脱民警的追捕时，先是开枪负隅顽抗，然后被迫从三楼跳窗，结果摔到地上受了重伤。科洛托夫并没有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而是被赶来的警员当场打死了。据说，这个科洛托夫此前曾受到“心理疾病”的长期折磨，最终被迫从企业领导岗位辞职。

有趣的是，虽然科洛托夫和小说主人公的姓氏科洛特克夫很相像。但是与科洛托夫不同的是，科洛特克夫没有犯过任何罪，他的疯狂行为只是为了拼命摆脱官僚的蛛网。

1927年4月10日，著名电影剧作家扎尔希在《共青团真理报》就《魔鬼颂》发表评论说：“对布尔加科夫而言，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篇不可思议的魔鬼颂，他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而布尔加科夫本人则在1930年3月28日给政府的信中写道：“黑暗离奇的色调……描摹出我们生活中无数变态的现象……”

白桦熊

2019年11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