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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在埃及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中国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考古学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是为新中国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学术专家。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由叶新教授核校并加注释的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近日出版。本版特刊发叶新教授纪念文章，以表怀念。

夏鼐毕业照

清华的那届毕业生 当以季羡林、吴晗、夏鼐和李嘉言为翘楚

夏鼐1931年夏天从燕京大学社会系转学清华大学，起初在社会学系和生物系、理科和文科之间做选择，最终去了历史学系第六级，1934年夏天毕业。该系本级的特别之处在于：一是仅有6名毕业生，四男二女，是上届和下届人数的一半。在清华大学文学院1934年的37名本科毕业生中，季羡林所在的外国语文学系人数最多，为21人，占了一半还强。李嘉言所在的中国文学系也有9人，哲学系以3人垫底。而从后来的成就来看，当以季羡林、吴晗、夏鼐和李嘉言四位毕业生为翘楚。二是到毕业时，夏鼐所在的班级全然不是当初进校时的原班人马。其中的夏鼐、吴晗、陈箴、许亚芬、颜承周均是1931年从他校转学而来，而郭秀莹本为历史系第五级，大二时因病休学半年。在夏鼐的《燕园清华园日记》中，只见吴晗、许亚芬两人的有关记录，其他三人不见踪影，可见他与本班同学关系的疏离。

许亚芬的有关记录出现在1934年三四月间去往山西的毕业旅行中。3月26日的记载是：

下午秘书处邀我去谈，要我负责组织历史考察团。报名加入本组10余人，但仅有3人为历史系，2人为蜜斯不能办事，只剩下我一个人，不能不负责，殊为心烦意乱也。

“蜜斯”即“Miss”,小姐之意。在历史系的三人中，有两人为女生，当是同班的郭秀莹、许亚芬两位。前者嫁给钱钟书的同班同学、外语系第五级的常风，后改名郭吾真，1950年后双双去山西大学任教。后者嫁给了历史系第五级的师兄杨绍震。在这次毕业之旅中，许亚芬当选为干事，协助夏鼐负责沿途事务。

在夏鼐的大学朋友圈中，以浙江温州同学和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校友为最多，如王栻、王祥第、徐贤修、黄万杰等。同为浙江同乡的吴晗在其日记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在《燕园清华园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是1932年9月26日，也就是两人转学一年之后：“房间中又搬进一人，为闻人乾君，系数学系研究生，金华人（吴晗同乡）。”

而两人的见面要到11月24日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夏鼐写道：

晚间往见吴春晗君接洽现代史学社事。同学同系已一载余，此次尚为第一次见面。顺便谈到明史及清史之事，谈了一点多钟才回来。他说现在从事的便是明史，明史的史料书籍，据其估计在千种以上，颇可供研究。又说《清朝全史》系但焘延留日学生代译，所以译错处很不少；原书颇佳，尤其是满清未入关以前的那段，至于下册则关于外交方面，多采取Morse一书，发明之处较少。又说近人孟心史研究清史，亦颇有心得，《清朝前纪》一书殊可一阅；萧一山之《清代通史》，虽为钜帙，而抄袭成书，无甚发明，而各部分间之联络，亦不能指出，以其缺社会科学之根柢也。

此时才23岁的吴晗已经是明史专家，人称“太史公”，深得胡适先生等学界前辈的赏识，而夏鼐尚属籍籍无名之辈。因此在两人的初次见面中，吴晗大谈明清史研究，最后指出清史权威萧一山之《清代通史》的缺陷，夏鼐只能做他的忠实听众。对于为何两人这么晚见面，夏鼐先生在1980年2月发表的《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说明：

当时清华大学制度，自二年级起所开课程多是选修课程，而我又须补读历史系一年级的一些必修课科。那一年中，我们很少共同上课（也许便没有），所以当初并不相识。

不在一起上课，各有各的圈子，因此缺少认识的机会。夏鼐12月27日的日记则记载：

傍晚吴晗君来谈现代史学社，劝吾加入，并约我做一篇文章。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练习写文章，既已以史学为终身事业，做文章的事安可忽略，但又有些胆虚，深恐把不成熟的作品冒昧发表，贻留笑柄。今年在校中周刊上发表的二篇文章都用“作民”的笔名，无非也是此故。并且入社费须15元，在目前的经济困难中恐难筹划，换句话说有点舍不得，但是又不能显然拒绝。现在只希望《图书评论》社那篇稿子能够获登，至少可得10余元，再凑合周刊社所得的稿费或可应付。至于稿子的材料拟定“叶水心学案”或“《鸦片战争史》书评”等。等大考后再说。

历史系同学去山西参观途中，左一为夏鼐，右四为郭秀莹，右三为许亚芬

批评吴晗稿件“划分方法未见佳” 吴晗复信，“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

吴晗在11月24日已经提到加入现代史学社之事，一个月后又旧事重提。夏鼐因为经济困难，对此颇为犹豫。但对写史学文章之事则颇感兴趣，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在《清华周刊》发表过文章。到了1933年初期，已就任清华周刊社文史栏主任的夏鼐开始行使审稿职责，对早已成名的吴晗的稿子也敢于和善于做出评价。比如1933年2月26日的日记记载：

阅稿：辰伯（吴晗）《汉代之巫风》，华芷荪《评〈武昌革命真史〉》，大致可采用。辰伯对于西王母故事研究有素，此篇虽以《汉代之巫风》为题名，而仍以西王母故事为主。虽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见，可以采用。华君之书评，专就史识论，说尚中肯，但未见深刻。

虽然这两篇文章都可以采用，但是对吴晗文章的评价是“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见”。《汉代之巫风》发表于《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1期（发行日期是3月15日）。然后是3月15日的日记记载：

阅稿：辰伯（吴晗）《读史杂记》……辰伯君专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条，然非多读书而精读者不能下笔。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自家每逢读书生疑，常检他书以图勘正时，或耗费累日而毫无所得，令人气馁，而偶有所获即大喜若狂。其中甘苦惟身经其境者始能知之，不足为外人道也。惟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校记之编次或依原书，或分种类，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误错。将来成为专书则应该用前法，将此意作成一信以给吴晗君。

夏鼐在此指出吴晗的《读史杂记》的优点是“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并联想到自己的读书体会。但是，他也指出该文的缺点是“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并马上写就一信发给吴晗。第二天就收到吴晗的复信“来示指出弟文编次不当，卓识精见，语语自学问中得出，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鲰生何幸，得拜面鍼”，表示惺惺相惜之意，让夏鼐不禁想起“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之典故。虽然吴晗有“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之抬举，但此时尚未发力的夏鼐还是在日记中谦虚地写下“实则我并无此野心”。《读史杂记》发表于《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1期（发行日期是3月29日）。夏鼐特意在文后写了一整页的“编者按”，开头便提到：

辰伯先生治明史有年，此文虽仅涉及校勘学一方面，数量上仅寥寥数条，然颇多创获。用力之勤，令人拜服。惟篇中将明史之误，分为十项，各立名目，并系以例证；分合编次，似尚可斟酌。鄙意以为本篇将明史之误，依其性质而分类，则性质相似者，应并入一类，性质大同小异者，可并入一纲，而分为二子目，然后各系以例证，以示各种“典型的错误”。

夏鼐不仅指出了其不妥之处，而且接着提供了“四纲九类”的具体分类意见，显示其考虑之周全，最后提到“私意以为如此分类，较原来十项并列，不相统属，似为稍胜。不知辰伯先生亦以为然否？”

然后就是《清华周刊》“文史专号”的组稿和审稿，见1933年4月24日的日记记载：

下午马玉铭君来，询“文史专号”稿件甚罕将如之何。乃往见吴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约其自作之稿，至少2万字以上。今日下午西洋近百年史没有去上课，便是因为与吴君在合作社中接洽这事。

因为总编辑马玉铭的催促，夏鼐不仅自己要贡献稿件，还要去找吴晗写稿和代为拉稿，极少缺课的他因此还耽误了“西洋近百年史”的上课。到4月27日晚间，则“与马玉铭、吴春晗商酌‘文史专号’稿件排列方法”。到1933年5月9日，《清华周刊》“文史专号”（1933年第39卷第8期）正式出版发行。因为夏鼐审稿不徇私情，凭稿子质量说话，因此得罪了不少投稿的同学，此后也就步吴晗的后尘，不再干下去了。

在太原晋祠参观北魏造像碑

两门功课得了“超” 却被张宗燧批评“你的处世方法非改换不可”

虽然忙于写作投稿、审稿出刊，偶尔不上课，夏鼐的功课成绩还是很好。见1933年9月11日的日记记载：

教务处将此次考试成绩发表，外交史和史学方法都是E-（外交史得E-者仅我一人，得S-者亦仅吴春晗君一人，其余不外N、I、F），中国上古史是S+，中国社会史是N，法文是S-，党义S+，体育S+。

当时清华大学的成绩评定分为“超（E）”、“上(S)”、“中（N）”、“下（I）”、“劣（F）”五级。夏鼐除了中国社会史得的是“中”之外，其他都是“上”以上，外交史和史学方法两门课还得了“超”，而吴晗（编者注：即吴春晗，为吴晗原名）的外交史才得了“上”。这让夏鼐颇为满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教授曾在他的《晋南北朝隋史》考卷上写下大段评语，最后称赞他：“所论甚是，足征读书用心，敬佩敬佩。”

除了成绩不错之外，夏鼐的写作投稿事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在1932年第37卷第1期（2月27日刊行）发表译文《言语和中国文学二者起源的比较》（原著）开始，到1934年8月1日在《图书评论》第二卷第12期发表关于《中国外交史》的书评为止，夏鼐大学本科期间总计发表了16篇文章，其中《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发表在当时顶级外交界学术刊物《外交月刊》上。另外，他在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指导下写就的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修改后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1935年第2期上，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等并列，与他享有同等待遇的是同级中文系李嘉言的《六祖坛经德异刊本之发现》。

人常道：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只顾埋头学问的夏鼐迎来了一位好友的“当头棒喝”。他在1934年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晚上，小张忽同我谈起说：“鼐！你的处世方法非改换不可！我遇见几个同学都不知道你的姓名，大家谈起历史系的高材生，都仅知吴春晗不差，而不提起你的姓名。我知道你不差，但是你的手段太拙劣，不会到教授处谈谈，与同学多接触，弄成了姓名不闻于清华。这也许与你将来的前途有碍，即欲作埋首研究的学者，也多少应该讲究些交际的手段。名过其实原属非是，但至少要名实相符。然而你的名声却远不及你的真实学问，我劝你要改换生活，不要关起门来读书。”这孩子今天忽板起正经脸孔说老人话，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这类话。我自己岂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岂不感得改正自己弱点的必要！然而十余年来的生活养成了我的惯性，虽欲改变而不可得。违背素性行事，局蹐不安，反觉啼笑皆非。我的前途是黑暗的，我的过去生活是钻牛角尖，非碰钉不可。

“小张”即张宗燧，乃大名鼎鼎的张东荪先生之子，不折不扣的天才少年，15岁就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学清华大学物理系，23岁即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因浙江同乡之故，他在校时与夏鼐往来甚多，所谓“旁观者清”。他十分看重夏鼐的学术实力，把夏鼐与吴晗并称为“历史系的高材生”，但是认为夏鼐的缺点在于苦守书斋，不知“公关”，“弄成了姓名不闻于清华”，名实严重不符，对其前途大大不利。而吴晗与之相比，除了公认的学术能力之外，办事能力强，人脉十分广泛，以一介学生身份充分参与历史学术界的各种活动，获得了绝佳的学术研究机会。比如夏鼐1933年3月31日的日记曾记载：

至吴春晗处，送还前次所借之《尚书研究》一书。他说燕京哈佛委员会今年4月开会，以决定续办燕京国学研究所与否，若能续办，将着手编辑“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吴君拟担承《明史》一部分，欲以2年工夫为之。

与夏鼐写书评之类的小文章相比，才大三的吴晗能参与的都是“编制‘二十四史人名索引’”这样的大项目了。

《燕园清华园日记》

加入现代史学社、历史学会 并参与发起史学研究会的工作

虽然夏鼐不知如何或者说不愿改变现状，但是张宗燧的这番话对他触动很大，实际上“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此之前他也做过一些努力，比如他在1933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

历史学会开会。刘崇鋐报告游英法的经历，拜访名家，参观故迹及图书馆、博物院。蒋廷黻时局报告，以为中央无心反攻，惟日人或将借口天津驻兵违反辛丑条约而积极进扰平津；世界大战之发生与否，须观欧美方面之国际形势，仅有远东现下局面似不能即引起大战。用茶点后选举，许某以8票为总务干事，蒋师以6票为庶务干事，吴晗及我各以4票为候补。9时许散会。

历史学会本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组织的学术团体，创建于1928年，师生均可参加。 “许某”即夏鼐的同班女同学许亚芬。夏鼐此称似乎有轻视之意，因为蒋廷黻教授只以6票当选庶务干事，他和吴晗才有4票，还只是候补庶务干事。

除了与吴晗一起加入现代史学社、历史学会之外，夏鼐还参与发起史学研究会的工作。夏鼐在1934年4月29日的日记中有“晚间至吴春晗君房中，与吴君及梁方仲君商酌组织史学社事”之语。同年5月20日的日记记载：

进城开会。上午至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发起人10人（汤象龙，吴春晗，罗尔纲，朱庆永，谷霁光，孙毓棠，梁方仲，刘隽，罗玉东，夏鼐），除孙毓棠在津未来外，其余皆已到会，商酌会章及进行方针。下午继续讨论，至3时许始毕，定名为史学研究会，推选汤象龙为主席，约定下月17日再行大会，乃散会。

夏鼐位列10位发起人之列，任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汤象龙被推为主席。对应“约定下月17日再行大会”，他6月17日的日记记有“进城参与史学研究会，决定出版刊物”之语。此时的夏鼐已经到达既有学术实力，又有学术圈子的新境界了。

本想治学中国近代史 阴差阳错进了考古学领域

不过，此时的夏鼐已经到了毕业之期，是继续研究还是马上就业，成为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他在1934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与刘古谛、张宗燧、宁有澜、董文立同赴燕京，应陈凤书之邀，聚餐于燕京东门外餐馆，大家都是光华附中同班毕业的，侥幸的能够再叙一处，现在毕业后，更不知后会何时了！宁君已决定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陈君下学期毕业后拟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刘君拟赴日本庆应大学，张君正在预备考留美，反顾自己的前途，顿生渺茫之感。

同是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毕业的校友，其他人都有美好的未来规划，此时的夏鼐则有前途渺茫之感。而此时已留校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的吴晗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见1934年7月29日的日记：

吴晗君来，谓广西桂林专修师范欲聘一文史指导，月薪160元，欲邀余去。余欲继续求学，乃婉却之，然吴君盛意殊可感也。

每月160元大洋的薪资是清华大学助教的两倍，但是夏鼐已经决然选择求学之路，先是报考本系研究生被录取，后又高中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前途顿生一片光明。因此有了1934年10月2日两人的一番谈话：

今天留美考试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果然获取，前几天的传言证实了。不过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下午去找吴晗君谈谈，他说：“昨天你还是预备弄近世史，今日突然要将终身弄考古学，昨夜可以说是你一生事业转变的枢纽，这一个转变实在太大，由近代史一跳而作考古，相差到数千年或数万年了。”我想同他商榷今后的计划，他说最好还是找刘崇先生谈去。晚间在王栻君房间谈话到10时余始回来。又写了几封信。拍了一个电报给家里，虽只“留美获中”4字，但是家人接到后，不知要怎样欢喜呢！

夏鼐本想治学中国近代史，阴差阳错地进了考古学领域，并最终奠定了他的学术道路，被尊为中国“埃及学”之父。也许这是老天最好的安排，成就了他和吴晗在史学领域并峙的格局。

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首批61名学部委员中，清华大学文学院第六级（1934年）占了三位：吴晗、夏鼐、季羡林。其中在历史系6名同学中就占了两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系毕业生的培养质量最佳。走笔至此，笔者耳边仿佛响起了吴晗当年对夏鼐所说的话：

“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