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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为什么忧伤：法朗士论文学》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法朗士的文学评论精选集，涉及19世纪的浪漫主义、帕尔纳斯派、象征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等重要流派，以及欧里庇德斯、莎士比亚、拉伯雷、巴尔扎克、梅里美、左拉、都德等17位经典作家。本文为该书的《居斯塔夫·福楼拜的观念》一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由澎湃新闻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我们为什么忧伤：法朗士论文学》，[法]阿纳托尔·法朗士著，吴岳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思2020年12月。

关于歌剧《萨朗波》，人们总是谈起福楼拜。有一个足够的理由令福楼拜使好奇的人感兴趣：福楼拜很有趣。他是一个粗暴而又善良的人，既荒诞不经又才华横溢，在他身上包含着一切可能的矛盾。在一种既无灾祸又无波折的生涯里，他善于使自己始终是个剧作家；他把生活的喜剧当成通俗剧来演出，而且在他家里，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他是最悲剧性的人物。如果他看到改编成歌剧的《萨朗波》的话，他今天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是个最悲剧性的人物了。看到这个可怕的戏剧，他的眼睛会放射出怎样的光芒！这对于他将是苦难，芦苇做的权杖和荆冠，将是钉住的双手和破开的腰部……

仅仅说这些还是不够的，他会认为这些话还远不足以表达他的痛苦。但愿他在夜里对雷耶和洛克勒先生没有显得悲惨和可怕，这几乎是反对灵魂不灭的一个证据。

至少，自从有人把与冥间来往的登加尔的洞穴堵死以后，死者几乎不会复生是确实无疑的了。否则的话，我们的福楼拜就会来了，他会来诅咒洛克勒和雷耶先生。

他在生前是一个极好的人，只是对生活有一种奇特的观念。说到这里，我猛然发现在《蓝色评论》里，有一篇关于这个可怜的大作家的性格的论文，署名是亨利·罗若尔，这个名字在文学界并不陌生。他是一个短篇小说家和批评家，写过一些关于当代小说家和诗人的出色评论，也有一些散见于杂志上的、完全应该合并成一卷的短篇小说。有人向我担保亨利·罗若尔是个假名，隐藏在它背后的是共和国的一位非常可亲的职员，他善于利用在一位部长身边担任职务的便利，不止一次地为文学出力。对此我不想肯定任何东西，在这一点上我拜托给乔治·戴利先生，众所周知，他是全力承担揭露当代文学中的假名这个微妙的任务的。不过这会使我相信人家说得对，就是在一切署有亨利·罗若尔名字的篇章里，对艺术的崇尚都混杂着这个经验丰富的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的对现实生活的忧虑。他具有一种纯粹的文人往往最缺乏的、对生活之普通必需品的感觉。我们在一篇文笔优美的故事里，已经看到他迫使唐璜本人承认幸福只存在于婚姻和合法的生活方式之中。唐璜在悲惨的晚年确实是这样承认的，也确实这样说过，因为我们所说的幸福，往往是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

在这篇令人注目的论文里，亨利·罗若尔先生的哲学显得更加出色，他极力打消诗人孤独的高傲，教育君主们不要蔑视任何人。他用家庭的作品来对抗艺术作品，并且热情地做了结论：

使他的命运获得成功，这也是一种杰作。斗争、希望和期待、爱、结婚、生一些孩子，需要时把他们叫作托托尔，所有这些，以“永恒”的目光来看，难道比涂写、弄皱纸张和整夜与一个形容词搏斗更加愚蠢？这还不算要为这种枯燥的游戏忍受巨大的痛苦，提前进入他的地狱。“去吧，和你选择的妻子一起高兴地吃你的面包吧”，说这种话的不是一个有产者，而是传道书，一个文人，几乎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这话说得很对。福楼拜确实没有道理嘲笑那些把儿子称为托托尔的人，他把他笔下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后妃称为……X夫人，这完全是同样可笑的。福楼拜错误地、“非常天真地以为，世上除了艺术之外只有耻辱”。而他花费八天时间来避免一个叠韵，像他经常吹嘘的那样，他是没有权利蔑视普通人默默无闻的工作的。但是把这些工作与他的工作等同起来，认为每个人为自己工作与一个人为大家工作具有同样的价值，把一个孩子的教育与一首诗篇的创作进行比较，罗若尔先生似乎就是这样做的，这就是又在宣称美的、天才的、思想的虚无，一切的虚无，就是向宣讲制鞋胜过写书的俄罗斯传教者伸手乞求了。至于您轻率地引证的传道书，小心这是一位杰出的怀疑论者，他给你的建议不像看起来那样如此有道德。在家庭感情方面应该提防东方人。

但是我不该责备亨利·罗若尔先生，他在写作我引证过的雄辩字行时失去了冷静：福楼拜夸大了这一点，而我不会感到吃惊。福楼拜的观念就是要使所有神志清醒的人变成疯子。它们是荒谬的，是如此矛盾，无论谁想把他的哪怕三个观念调和起来，马上就会被人看到在用双手按住太阳穴以免脑袋炸开。福楼拜的思想仿佛一种喷发式的灾难，这个巨人有一种地震般的逻辑。他清楚这一点，但不那么简单，他更愿意变成火山，尽管他不是真正的火山，而是在用一些花炮来为大自然的抽搐推波助澜。因此他天生的夸张来自艺术的某种东西，就像这些荒凉的遗址，旅馆老板们会在其中添加一些景点。崇高总是惊人的。在福楼拜的信件和谈话中堆砌的胡言乱语，它们的崇高不可思议。龚古尔兄弟收集了他的一些谈话，这将会引起永远的惊讶。首先必须知道福楼拜何许人也。看看他的样子：一个北方的巨人，孩子般的面颊加上一撇巨大的小胡子，海盗般的高大身材和永远天真的蓝眼睛。不过在精神方面，他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组合。据说很久以前人类是各种各样的。福楼拜就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他还被拆开了，组成他的各个部分不断地倾向于自我解体。在我童年的时候，塞拉芬剧院里上演过一个完美的形象，仿佛是福楼拜这个人的象征。那是一个抽着烟斗跳舞的小轻骑兵。他的双臂从身体脱开后跳来跳去，而他自己也在不停地跳着。接着他的双腿也各走各的，他似乎没有发现，现在身体和脑袋也分开了，脑袋自己消失在有几只青蛙逃出来的羔皮便帽里。这个人物形象完美地表现出福楼拜在精神和道德能力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的强烈的不和谐。当他在穆利约街的小客厅里让我观看和倾听他穿着海盗服指手画脚地吼叫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塞拉芬剧院里的轻骑兵。这样不好，我承认，这对一位大师不够尊重。但至少我被他的作品引起的叹为观止的钦佩之情并未因此而减少，反而在我日益着迷于弥漫在《包法利夫人》全部篇章中的永不磨灭的美之后变得更加强烈了。然而那个如此有把握地用可靠的手写出这本书来的人，这个人却是一个由优柔寡断和谬误构成的深渊。

这里有些东西在羞辱我们微不足道的智慧：这个掌握滔滔不绝地说话的秘诀的人并不聪明。听他用一种可怕的声音讲述的、他写的每一行字都会起来揭示的愚蠢的格言和晦涩理论，人们会目瞪口呆地认为：对了，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疯狂行径的替罪羊，是被选定来承担一个天才民族的所有罪行的动物。

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还是有涵养的巨人，伟大的圣徒克利斯朵夫，他艰难地靠着一棵被拔起来的橡树，从浪漫主义文学的彼岸过渡到自然主义这一边，不用怀疑他带着什么东西，来自何方和到哪里去。

他的祖父辈里有一位娶了一个加拿大妻子，而居斯塔夫·福楼拜自以为自己血管里流淌着印第安人的血液。事实上他是纳切兹人的后裔，不过这是由于夏多布里昂的缘故。他在本质上是个浪漫主义者。在中学时，他就在枕头下面放一把匕首。青年时代，他把马车停在卡西米尔·德拉维涅的农村住宅前，爬到土墙上对着栅栏喊“一些流氓腔的骂人话”。在早年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尊尼禄为“古代世界最崇高的人”。作为一个女才子的平静的情人，他相当笨拙地穿着安东尼的长筒靴。二十年以后他说道：“我完全准备杀了她，当我跟着她走的时候有一种幻觉。我听到重罪法庭的椅子在我下面裂开的声音。”

他最了不起的蠢话肯定都来自浪漫主义，不过他又加进了自己积累的部分。

龚古尔兄弟在他们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些含糊不清的高谈阔论，这些与他才华的性质完全对立的、他以雷鸣般的声音传布的论点，“这些炫耀的观念”，这些关于纯美的晦涩难懂的理论。福楼拜钻进关于这种永恒的美的定义里，就像一头水牛钻进一个被蒿草盖满的湖泊。这一切当然都出自一种崇高的纯洁。亨利·罗若尔先生在我刚才提到的论文里极为准确地看到，福楼拜最可怜的错误在于相信艺术和生活是互不相容的，为了写作必须放弃生活里的一切责任和快乐。

他常说：“一位思想家（艺术家不是一个十足的思想家又是什么？）不应该有宗教、祖国，乃至任何社会信念……参加任何一个机构，进入一个无论什么样的团体、无论哪个行会或作坊，甚至得到一个无论什么头衔，就是玷污自己的名誉，就是堕落……你可以描写酒、爱情、女人、荣誉，先生，只要你不是酒鬼、情人、丈夫和士兵。与生活混在一起，就看不清它，过分地为它痛苦或快乐。在我看来，艺术家是某种与天性无关的东西。”

这些话是错误的。他不明白诗歌当然应该来自生活，犹如从天空看来，树木、鲜花和果实是从地上、从富饶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样。我们只为我们的错误而痛苦。他则为他的错误痛苦得难以忍受。我们的批评家正确地指出：“他的不幸来自他坚持不把文学看成人的最美的女仆，而是看成不知什么样的残忍的、贪吃祭品的莫洛克。”

被宠坏的孩子，然后是衰老的孩子（罗若尔先生补充说），永远是孩子！福楼拜大概像保存临终圣体那样，保存着他在中学时代关于文人绝对优秀、作家与其他人对立、世界是个藏污纳垢的场所的理论，天知道还有什么。所有这些堂而皇之的胡言乱语在他看来首先是一些信条，他对它们怀着最高度的虔诚。在一种关于责任的幼稚观念上白费脑筋，其中尽管有耀眼的闪光，却永远是一片黑暗。

他也迷恋没有个性的艺术。他常说：“艺术家应该让自己变得使后人以为他没有生活过。”这种狂热启发了他的一些令人遗憾的理论，不过实际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用不着白费唇舌地进行辩解，人只谈自己的情况，我们的每一部作品都只写我们，因为它只了解我们。福楼拜徒然地喊叫他不在他的作品里。他全副武装地投身其中，犹如德西乌斯投入深渊。

人们如果留意一下，就会发现福楼拜的观念并不属于他本人。他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取得这些观念，自己只是使它们变得晦涩，不可思议地把它们混为一谈。戴奥菲·戈蒂埃、波德莱尔、路易·布耶的想法差不多和他一样。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在这方面富有教益。可以看到在达尔文、斯宾诺莎和泰纳的著作里学会读书的我们，与老一代大师之间隔着什么样的鸿沟。然而现在一条同样宽阔的鸿沟正在我们与新一代之间形成。那些在我们后面来到世上的人嘲笑我们的方法和分析。他们不听我们的话，而如果我们不加注意的话，甚至就不会知道他们想说些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各种观念都转瞬即逝。我们看着诞生的自然主义已经咽气，而象征主义似乎也快要和它在永恒的迈娅里会合了。

各种心态和思想方式令人伤感地不断流逝，而老福楼拜的作品仍然屹立和受到尊重，这就足以使我们谅解这位善良的作家在信件和熟悉的谈话中比比皆是的脱节和矛盾之处了。在这些矛盾当中，有一个是应该赞赏和祝福的。福楼拜不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他常常比传道书更加辛酸地自问：“人从所有的作品里得到了什么结果？”福楼拜是最勤奋的文人，每天写作十四个小时，花费了大量时间去了解情况和收集资料（这一点他做得很不好，因为他缺乏考证和方法），把漫长的下午用来发出亨利·罗若尔先生如此生动地形容过的“忧伤的咆哮”。他浑身是汗、气喘吁吁，永远在自讨苦吃，把他为森林、海洋、山岭的露天风光而生的高大身材整天俯在一张桌子上，直到把它压垮。为了完成他的作品，他除了具有狂热的抄写员的执着和博学的优秀僧侣的无私热忱之外，还具有蜜蜂和艺术家的本能的热情。

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指望，什么都不渴求，他为什么会投身于如此艰巨的劳动？他在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曾这样痛苦地承认：“归根结底，工作，这还是逃避生活的最好的方法。”这样他至少就调和了这种矛盾。

他是不幸的。如果这样是错的，如果他是他的错误观念的受害者，他也会同样受到真正的折磨。我们不要模仿因为爱玛既不挨饿又不受冻而否认她的痛苦的修道院院长布尔尼西安，他今天感觉不到啮噬她的肌肉的铁牙，明天又为一个绒毛枕头而不快。福楼拜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妃那样，“承受着比所有出身高贵的女人所共有的烦闷更多的重负”。

他在吼叫出可怜的格言时感到些许的轻松。不要对他进行过多的抱怨。他确实有一些完全经不起推敲的文学观念。他属于那种不善于进行战争推理但是赢得了战役的英勇的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