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华伦斯坦》等11部德语作品得到了系统性再版。通过这些德语译作的再版，郭沫若强化了新生人民民主国家民族精神建构的方向和路径，并且通过对旧有译文的字、词、句等方面进行的修改及适度强化，表明了他重建新中国文化秩序和进行民族文化复兴的自觉意识。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译文再版时出版机构的变更，不仅充分反映了他浪漫性情中英雄主义时代主题的延续，也完成了他自我新型文化心理的转型。

郭沫若翻译外国作品的活动主要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但部分译作的出版却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他的德语系列译作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新中国出版机构多次再版发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拟在梳理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再版译作篇目及出版机构、版次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的文化心理变迁、文学叙事策略以及文化秩序重构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译作再版情况及问题梳理

郭沫若从事翻译活动的时间大致集中在1915至1949年。《英诗译稿》虽然是郭沫若在1969年完成的，是他最后一部译作，但考虑到该译作仅仅是1969年3至5月间，郭沫若从日本学者山宫允编选的《英诗详释》中选取了50首短诗进行翻译的情况，《英诗译稿》从创作心理机制上来讲还是郭沫若偶然的一次翻译活动，并未形成系统性的译作过程和大量的翻译成果。因此，我们一般都把郭沫若的翻译活动界定于新中国成立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虽未进行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但他的译作出版却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却有诸多民国时期的译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次再版。据目前可查的资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译作再版情况按照原译作初版时间排序如下：

1.《少年维特之烦恼》初版于1922年4月10日上海泰东图书局，1951年10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新1版，1952年2月新2版，1952年7月新3版，1953年5月新4版，1954年4月上海第1次重印，1954年12月上海新1版第8次印刷，1955年5月上海新1版第9次印刷，1955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1957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1959年9月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精装）；

2.《鲁拜集》初版于1924年1月1日上海泰东图书局，1958年12月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次印刷；

3.《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初版于1925年5月商务印书馆，1951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第1版，1951年7月第2版；

4.《浮士德》初版于1928年2月1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52年1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新1版（插图本），1953年8月上海第1次重印（插图本），1954年7月上海第2次重印（插图本），1955年8月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1957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5.《沫若译诗集》初版于1928年5月25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53年6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根据建文版纸型第1次重印，1954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根据建文版纸型第1次重印，1954年7月第2次重印，1954年11月上海新1版第5次印刷，1955年4月上海新1版第6次印刷，1955年8月上海新1版第7次印刷，1956年7月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1957年10月第2次印刷；

6.《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版于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第3版，1950年7月第4版，1950年10月第5版，1951年4月第6版；

7.《华伦斯太》[1]初版于1936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1955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第1次印刷（精装），1955年5月第2次印刷；

8.《德意志意识形态》初版于1938年11月言行出版社，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7月第3版，1950年9月第4版；

9.《赫曼与窦绿苔》初版于1942年4月重庆文林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2月新1版，1954年7月上海第1次重印，1955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1958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1959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

10.《艺术的真实》初版于1947年3月上海群益出版社，1950年2月沪第3版；

11.《美术考古一世纪》初版于1948年8月上海群益出版社，1951年9月新文艺出版社新1版，1952年10月新2版。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共有11部郭沫若的译作再版发行，约占郭沫若29部译作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再版是郭沫若作品出版普遍而重要的现象，如《女神》自1921年泰东图书局初版后至今，泰东图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一直再版发行。学者通过对《女神》各种不同版本之间的互文性阅读，探究出了很多郭沫若研究上的难题，如蔡震就通过对“1921年的初版本《女神》与1928年收入《沫若诗集》中《女神》诗篇的文本”[2]研究，阐释并纠正了文学史中有关《女神》模式化叙述的问题。因此，对郭沫若创作作品再版情况的考察，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那么，郭沫若的译作再版情况是否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呢？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郭沫若译作再版最集中的一个时期。那么，郭沫若集中进行译作再版究竟是随意为之，还是有意而为呢？这些译作能否成为我们窥探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思想转变和文化心态变迁等方面问题的重要视角呢？要解答这些疑问，必须先对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初期再版译作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再版的11部译作虽然翻译时间不同、译作体裁不一、再版情形多样，但是从整体来看，还是有一定的规律。这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

1.译作较多侧重于社会理论类型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再版的11部译作，主要涉及文学作品类、社会政治类、艺术理论类等三大类别。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看，经郭沫若翻译并公开出版的译作共29部，虽然这29部译作涵盖文学作品类、社会政治类、艺术理论类和自然科学类等四大类别，但自然科学类译作仅指郭沫若翻译的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H.G.Wells）的《生命之科学》。因此，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再版译作涉及的范畴，基本涵盖了他在民国时期所译作品的主要类别，也是郭沫若译作中具有典型代表性译作成果的再现。从横向的角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再版的11部译作中，纯粹社会理论类型的有5部，而《浮士德》《华伦斯坦》等文学作品类的译作，也并非以情节叙事为主，而是侧重于作品人物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阐释，具有理论探究的倾向。可见，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在再版译作篇目的选择时较多集中在与社会理论类型有关的作品。

2.译作原作者的国别和语言类别主要集中于德国作者和德语作品

郭沫若翻译并公开出版的29部译作，主要涉及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印度、英国、爱尔兰和波斯等9个国家以及德语、英语、俄语、日语等四种语言98位作者的作品。而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再版的11部译作，主要是德国和德语范畴内作者的作品。在11部再版译作中《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政治经济学批判》《华伦斯坦》《德意志意识形态》《赫曼与窦绿苔》《艺术的真实》《美术考古一世纪》等是纯粹德语语系中的译作，《沫若译诗集》虽为多语种译诗的合集，但其中的《德国诗选》却是该译作最主要的内容，《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虽是日本河上肇所著，但著作内容所涉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内容，从文化语种的本源划分来讲也是属于德语范畴。显而易见，德语文化体系作家的译作成为新中国郭沫若译作再版的主要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选择性。

综上，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再版译作所表现出的集中性、典型性和系统性特征充分说明了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其再版译作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结果，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现实针对性。那么，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续再版译作究竟意欲何为呢？

二、重构新中国文化秩序的探索与尝试

郭沫若进行域外经典著作的译介活动，有着或明或隐的原因和初衷。其中，最直接、最显性的原因就如郭沫若自己经常在自传或其他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因“生活十分窘促，上海的一家书店托人向我交涉，要我翻译这部书，我主要的为要解决生活，也就答应了”[3]。郭沫若利用译介国外著作获得版税，以便养活一家老小，这种经济方面的原因促使他不得不进行翻译的情况本文不再冗叙。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郭沫若希冀借助域外经典作品的译介来完成自我文化心理的转型和知识体系的建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东西方文化就如同两条彩带缠绕在中国民族精神转型和发展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先贤们主动吸纳西方先进的价值理念，构建和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体系。而翻译西方经典名著，宣扬域外先进精神理念，以此教化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转型，则是其中主要的途径之一。深谙其道的郭沫若也同样延续着相同的文化路径，将翻译活动作为自我文化建构的出发点。

如果说上述直接和间接方面原因的论断，适宜于阐释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从事翻译与出版活动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再版11部译文又意欲何为呢？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对自己在民国时期的著述作品进行了全面整理，并于1958年至1963年结集出版了17卷本的《沫若文集》，而相对《沫若文集》的出版而言，郭沫若对自己所翻译的作品并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再版，而是具有明确的选择性，也就形成了再版译作选题的问题。因为“选题的是否严肃认真，取决于目的的是否明确高尚；也只有严肃认真了，选题方能适时得当，从而使自己的译作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4]。他把选题重点放在了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近现代德国文化和文学经典译作的再版上。

早在郭沫若进行译介活动之初，他就特别注重对德国文学和文化的宣传和研究。在与田汉、宗白华讨论歌德作品翻译时，他就提出要“多于纠集些同志来，组织个‘哥德研究会’，先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关于他的名家研究，和盘翻译介绍出来，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5]，直到“过一两年的工夫，会把全部的哥德，移植到我们中国来”。[6]自译介《茵梦湖》后，郭沫若先后翻译了以《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为代表的42首诗歌、3部小说、2部戏剧和8部理论作品等德语著作，涉及12位德国作家和55篇作品。众多德语译作的出版，无论对普通文化爱好者还是对中国社会政治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爱看哀感悲壮的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成了我最爱的读物。[7]

1940年至1942年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讲授“名著选读”时，在讲到歌德的《浮士德》的时候，讲稿中所用的引文便是出自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第一部。[8]

从上述两个材料可以看出，郭沫若所翻译的德文作品对现代中国民众观念的转型和革命理念的强化，的的确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国文学在中国之能传播和产生影响，郭沫若可以讲都功不可没，功莫大焉！”[9]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郭沫若利用对以德国文学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文化理念的译介，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重构。新中国成立初期，当社会面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较为相似的文化语境和时代命题时，郭沫若自然而然地又将启蒙的视野定格在了19世纪世界文学重要代表的德国文学，正是在此意图的驱动下，他便系统性地将自己曾经译介的全部德国文学译作再版发行，这也是为了更好地紧扣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精神走向的历史性命题。

在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良好而合理的秩序之所以能够起到维持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众可供遵循的法则，因此“在重建或恢复秩序时，首先遇到的是，秩序的合理性，也就是秩序再次得到共同遵循的依据是什么”[10]。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在重建文化秩序时首先要考虑的必然是建立在何种依据之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文化秩序恢复和建构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作为指导思想。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艺术的真实》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4部译作，是郭沫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集中翻译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郭沫若分门别类地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社会革命理论、经济理论以及文艺理论等方面的学说和思想介绍到国内，通过翻译上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郭沫若不仅借此构建和完善了自我的唯物史观，成为自己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也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和严峻动荡的国内形势，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借此强化民众的无产阶级斗争意识，构建共同遵循的思想依据。郭沫若翻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政治经济学批判》等4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再版译作的首选，也自然而然地担负起社会文化秩序重构的重大责任。

“社会剧变与思想剧变，必须……为其寻找更深刻的人性依据和历史依据”[11]。既然是作为启蒙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郭沫若对新中国成立后德语经典译文再版明确突出了11部德语译文的教化和启蒙功能，以此作为重新梳理并构建因长期社会变革所造成的中国民族文化秩序混乱局面的依据。

《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和《华伦斯坦》等作品，都是德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们对于德国民族思想的转型与解放，对于德国民众的精神引领和革新都起到了彪炳史册的作用。对于如此经典的世界名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历史节点的再版，郭沫若在译介《华伦斯坦》后明确指出：“席勒是和歌德齐名的伟大作家，他的剧作采取的是莎士比亚路线。这部‘华伦斯坦’，他在写作时更尽力克制了自己的主观感情，想正确地反映出历史发展的真实。歌德对于这部作品曾表示过这样的意见：席勒的‘华伦斯坦’是如此伟大，在自己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可以和它相比。歌德的话或许是出于谦让的心情吧，但这部作品的确是值得我们玩味和学习的。”[12]

在这种心态下，即便是郭沫若翻译如《浮士德》这样具有哲学生命内涵的世界名著，同样也是弱化了它本有的哲学内涵，而强化了它的现实教育功用的作用。郭沫若讲道：“可以这样说：浮士德博士是不知满足的个性发展要求的形象化。等到他感到有自满的情绪便瞎了眼睛，不久就成为了恶魔的俘虏。这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虽然所处理的历史阶段不同。”[13]对于《浮士德》在人类发展史上所起重要作用的事例，郭沫若也是选取了“列宁被流窜到西伯利亚的时候，在他所携带的不会太多的书籍中就有一部‘浮士德’。这可保证了这部作品的生命”[14]，这样一个有关生命信仰方面的例证更加说明了郭沫若再版《浮士德》教化功用的现实目的性。郭沫若也希冀借助于《浮士德》等内涵丰富的世界名著的再版，寻找并明确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文化秩序重建的人性和历史的依托。

良好规范的秩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和特点，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成熟的重要标识。自殷商以来，中国文化便以严整的秩序性维系它的延续和发展。从文化自我更新和永续发展的角度来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其内部。这是我国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进行文化变革的一个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15]。新中国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个意义并不仅仅只是完成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独立与民众解放的梦想与期盼，更重要的是对经过转型期洗礼后中国文化秩序的重构、定型与延展。合理的文化秩序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型和民族精神的重构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郭沫若正是借助于德语系列译作的再版，尝试性地进行新历史时期民族文化秩序的梳理与重构。

三、中国文化传统的强化与延留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新型政治体制国家的建立，但是新中国文化体制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新中国政治体制下的文化秩序重构与塑造，更是迫在眉睫的历史命题。“一个动荡的时代，常常使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时时变动的秩序，则往往使人们对固有的结构产生疑问。”[16]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激烈动荡之中，文化秩序也必然时时处于变动之中。如果说在战时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应服务于民族独立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是理应如此的现实，那么，严峻的战争局势所造成的救亡压制了启蒙思想史的走向便情有可原。新中国成立后，当中国再次面临民族精神重构的启蒙性时代命题时，需要新的文化秩序为之保驾护航，众多知识分子便通过不同途径恢复文化发展本有的面貌、维持文化正常延续的脉络和发展的态势。郭沫若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而其译作的再版是他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

跨越多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郭沫若，他的作品也不断地再版发行。在多次再版中，郭沫若根据现实需要对译作进行相应的修改，不论是字词的更新，还是句式的转变，每次作品修改背后都留下了可供阐释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译作的再版并不是简单地把民国时期的版本翻印一遍，而是同他自己创作的作品一样，不断地进行修改。郭沫若在《浮士德》再版时曾明确表示：“‘浮士德’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版重印，我趁这个机会把译文全部琢磨了一遍。有些地方核对过原文，改正了错误。”[17]与创作修改相比，译作修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地。译作修改不仅仅只是对字句的润色、表达的修订等，其中还考虑到诸如原文的底本、转译的译本以及输入国家语言的特点等诸多方面。哪些需要修改，哪些应该保留，是译文再版时译者应注意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改和保留的标准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从变化的标准中便能清晰地推测出郭沫若藏而不显的心理特征。

仅以《浮士德•献诗》为例，我们可以将1928年创造社出版部的译文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译文进行对照阅读，从中发现后者作了许多修改。两个译文具体对照如下：

献诗

浮沉着的幻影呀，你们又来亲近，

曾经显现在我蒙眬眼中的幻影。

在这回，我敢不是要将你们把定？

我的心情还倾向在那样的梦境？

你们逼迫着我的胸心呀，你们请！

尽可昇出云雾里在我周围飞腾；献诗

浮沉着的幻影哟，你们又来亲近，

你们呀曾现在我蒙眬眼中的幻影。

在这回，我敢不是要将你们把定？

我的心情还倾向在那样的梦境？

你们逼迫着我的胸心，你们请！

尽可云里雾里地在我周围飞腾；

我的心旌感觉着青春般地摇震，

环绕你们的灵风摇震我的心旌。

你们携带着那欢乐时分的写生，

和许多亲爱的形像呵一并来临：

同来的初次的恋爱，初交的友情，

好像半分忘了的古话一般模棱；

苦痛更新，又来反复着诉说衷情，

诉说生涯中走错了的歧路迷津，

善良的人们已从我的眼前消尽，

他们是被幸运欺骗了，令我伤神。

对他们我唱出过第一部的人们，

再也听不到我这后半部的歌咏；

友爱情深的聚会，如今久已离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那当年的共鸣。

我的哀情唱给那未知的人群听，

他们的赞叹之声适足使我心疼，

往日里，曾谛听过我歌词的友人

纵使还在，已离散在世界的中心。

对那寂静森严的灵境，早已忘情，

一种景仰的至诚又来系人紧紧；

我幽渺的歌词一声声摇曳不定，

好像是爱渥鲁司上流出的哀吟，

我战慄难任，眼泪在连连地涌迸，

感觉着柔和了呵，这硬化的寸心；

我眼前所有的，已自遥遥地隐遁，

那久已消逝的，要为我呈现原形。[18]

献诗

浮沉着的幻影呦，你们又来亲近，

你们呀曾现在我蒙眬眼中的幻影。

在这回，我敢不是要将你们把定？

我的心情还倾向在那样的梦境？

你们逼迫着我的胸心，你们请！

尽可云里雾里地在我周围飞腾；

我的心旌感觉着青春般地摇震，

环绕着你们的灵风摇震我的心旌。

你们携带着欢愉时分的写生，

和些亲爱的肖像，一并来临；

同来的初次的恋爱，初交的友情，

好像是半分忘了般的古话模棱；

苦痛更新，又来把人提醒——

又提醒生涯中走错了的邪路迷津，

善良的人们已从我的眼前消尽，

他们是被幸运欺骗，令我伤神。

听过我前部的灵魂，

听不到我后部的歌咏；

往日的欢会，久已离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当年的共鸣。

我的歌词唱给那未知的人群谛听，

他们的赞声适足使我心疼，

爱听过我歌词的友人

纵使还在，已离散在世界的中心。

寂静森严的灵境早已忘情，

一种景仰的至诚系人紧紧，

我幽渺的歌词一声声摇曳不定，

好像是爱渥鲁司琴弦上流出的哀吟，

我战慄难任，眼泪连连涌迸：

我觉着和而嫩了呀，硬化了的寸心；

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遥遥隐遁，

那久已消失的，又来为我现形。[19]

《献诗》共32行，至少有23行作了修改，约占全文的72%左右。修改的内容中既有类似于将“欢愉”改为“欢乐”等个别字词的修改，也有如“你们呀曾现在我蒙眬眼中的幻影”改为“曾经显现在我蒙眬眼中的幻影”的整句式的重译，还有如“呀”“啊”等语气词的增添。不到450字的《献诗》就有如此之多的修改，那么全书修改之多不言而喻。

翻译过程中的修改涉及到诗词的选择和改正，可以说,“诗词的选择不仅体现了作家的知识积累，也体现了作家的审美倾向”。[20]当然，文学创作者翻译域外作品的方法和风格，与专业翻译者有所不同。专业翻译者更看重的是如何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做到语言表达的“信达雅”，而作为文学创作者的翻译家则更注重译文整体意蕴和思想内涵的本土化转换。郭沫若的翻译风格便属后者。其译文中过多中国化的因素曾成为很多批评者的关注点：比如有学者提出：“郭译《浮士德》一个触目显眼的毛病，就是在有的地方破坏了原著的民族色彩，行文中出现了许多中国味儿特浓的词语，诸如‘梨园’、‘嫦娥’、‘周郎’、‘胡琴’、‘做么歌’、‘紫禁城’、‘户部尚书’、‘得陇望蜀’、‘人之初，性本善’、‘不管三七二十一’、‘骂了梅香，丑了姑娘’之类，甚至还夹带了不少他老人家故乡的土特产，诸如‘江干李子’（指四川江安县产的李子）、‘封都天子’（揩阎王，四川丰都县被民间视为鬼域），什么‘燕老鼠’、‘褴龙’、‘阴梭’、‘作鼓振金’等等。”[21]

对于学界的批评，即便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浮士德》再版时作了大的修改，其译文中被专业翻译者所批评的中国化痕迹也没有改正，他甚至还把以前不是中国化表述的词句都统一使用汉语。如在1928年版的《浮士德》中“那真是一个纯洁的女孩”一句在1955年版中就改为“那真是一个纯洁的嫦娥”。按照翻译标准来看，此句中“女孩”更加接近于原文原意，“嫦娥”仅仅只是汉语中特定的名称，把这样一个汉语特定的名称用于《浮士德》这样的作品中显得不伦不类，但这仅仅只是翻译标准的问题。如果从郭沫若从事翻译的肇始来看，他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家，他以文化输入服务为目的的翻译思想强于以语言转译为标准的翻译要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面临文化下移的现实情形和大众文化普及的历史要求时，对以往译文的语言和词句进行民族化的更新和强化是在情理之中了。民族文化的“复兴是要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建立一种联系”[22]。郭沫若正是借助于译作再版的契机，在词语句式的表述上搭建起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对等互译的桥梁，以此来寻找民族文化复兴的正确途径。

郭沫若译作再版时哪些字句和译法有了改变，我们通过校勘可以清晰地知晓，这是显性的修改。其实，郭沫若译作再版时还有隐性的修订，那就是为了借助于译作再版来更新新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加速建构具有现代性民众观念的需求和目的而进行修改。郭沫若甚至不惜一改翻译的初衷和情境，以便凸显借助译作再版进行文化教化的现实目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再版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译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持久的“维特热”，甚至出现了广大青年模仿维特为了爱情而自杀的现象。郭沫若能够将维特形象译介得如此栩栩如生，与他当时的心理情感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著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23]正是与自我心境的融合，才促使郭沫若“废了不少心血”译介完成《少年维特之烦恼》，也恰好与他翻译思想中“共鸣说”和“生活体验论”的相关阐释相互印证。即便是到了1942年重印《少年维特之烦恼》时，郭沫若还在反复强调：“人世间，比青春再可宝贵的东西实在没有，然而青春也最容易消逝。最可宝贵的东西却不甚为人所爱惜，最易消逝的东西却在促进它的消逝。”[24]非常明显，此时郭沫若还是在突出维特无所畏惧的个体抗争精神，以及 为了爱情牺牲自我的唯情主义。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借助再版《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时机，对“维特热”进行了反思，他对青春维特的认识有了疾如旋踵的变化。

受了陶醉的青年男女每因婚姻不自由即以自杀表示抗议。一时形成了所谓“维特热”，学维特以手枪自杀者，甚至于多仿效维特死时的服装。

自杀不用说并不是唯一的对旧道德的抗议方式。采取这一种方式，作为小说或许容易掀动人，但在事实上倒是懦弱者的行径。歌德本人就是没有采取这种行径的。有为的男子为什么一定要成为恋爱的俘虏呢？[25]

很显然，郭沫若此时对维特的个人自杀行为引起社会秩序的无序化和混乱化的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对再版译文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也保持了早期译本的大致风貌。在新中国文化秩序稳定的基础上，郭沫若通过对再版译作字词地域色彩的强化，以译作主题多元化阐释的方式、修改与延留间的选择，凸显了郭沫若进一步强化民族化历史命题的文化自觉意识。

四、新质文化心理的选择与定型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对译作所作的改变，无论是字词的替换还是立意的更迭，其中的原因，除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自身变革要求不得不进行改变外，应该还与他本身的文化心理变化有着密切关联。但如果仅仅只是用文化心理一词来概括，显然还过于宏观和笼统。具体来讲，我们还可以通过新中国初期郭沫若译作出版社变化的情况来寻求其中隐匿不显的文化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译作出版机构由上海转向北京，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将郭沫若在新中国初期译作再版的情况进行系统性考察就会发现，其中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译作由哪家出版机构出版的问题，而是关涉到译作者文化心理的变迁、文化观念的重组以及文化体系的重构等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如果再细致化探索，还会涉及民国出版系统转向新中国出版系统的深层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郭沫若翻译的11部德语系列译作集中再版，如果仅就出版机构来系统全面地考察这些译作，可以发现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民国时期郭沫若译作由多家书局竞相出版不同，新中国初期他的再版译作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上海的出版社。其中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及其前身上海群益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55年郭沫若德语系列译作再版最主要的出版机构，再版11部德语译作中的8部都是首先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约占比例为73%；二是1955年后，郭沫若再版译作的出版社发生了重大变化，11部德语译作的6部又一次再版，而这6部再版译作则全部转为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是即便是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6部郭沫若译作，那么，剩余5部已经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过的译作就没有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出版活动出现了相互不兼容的情况。

解答上述疑问，必须首先要阐释清楚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文化身份的转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郭沫若登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舞台直至登上新中国政治舞台。30多年来，郭沫若既有过以浪漫主义风格抒写出《女神》的时代激情，也有过以政党党员身份奋争于战火之中的斗争实绩，还有过以政治逃亡者身份隐匿于异国他乡的壮美悲情，更有过以进步民主人士身份呼吁和平民主的建设热情，从而更有了以无党派领导者的身份登上天安门、见证共和国开国大典。总之，新中国成立之时郭沫若的身份是复杂的，情感是多样的。

郭沫若虽然经历丰富，身份多重，但他主要是以“革命队伍中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26]身份进入新中国历史舞台中央的史实却毋庸置疑。这种身份既不同于丁玲、赵树理等来自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自己的创作热情歌颂了新兴政权，具有鲜明而坚定的政治立场；也不同于钱钟书等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他们用文学创作还原时代变革的历史趋势；更不同于周作人等沦陷区的作家，他们多以个人情感的描写，抒发“世界末日”到来前的消极情绪。1937年，郭沫若归国后，便投身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之中，长期在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敌宣传工作。后来他又秘密到达香港，领导在港的民主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政治上、思想上和人员上的充分准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上，他又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多重复杂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角色，决定了郭沫若不可能像丁玲或沈从文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以一种较为单一的心理模式投身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革新和心理重构中。郭沫若的选择必然是多元复合的，是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秩序重建的高度来进行的。

译作的再版，无疑是郭沫若自身文化重构以及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复兴等多元立体理念链条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沫若选择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再版译作，主要是出于将译作的再版作为自我文化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的。但随着郭沫若文化领导身份的明确，个人文化行为不自觉地上升到集体理念的高度，作为诞生于民国时期纯粹商业出版机构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自然无法承担这种历史使命的重负。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之初，便由冯雪峰任社长，是隶属于文化部的机构，冯雪峰亦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都说明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出版机构，而是肩负着牢牢把握新中国文化宣传方向的重要历史使命。

特别是在1955年颁布的《中央宣传部改进文学与美术出版工作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为了使优秀作品能向全国推广，并给作者以鼓励，凡在地方出版社出版的特别优秀的文学或美术作品，均可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人民美术出版社选拔，征得原出版社同意后出版。”[27]因此，将自己的作品由商业出版机构转移到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代言的出版机构，是郭沫若根据历史情境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而郭沫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再版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是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10月出版，1955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第11版。这说明至少有近4年的时间，郭沫若再版译作是没有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发生任何关联的。这其中既有客观的必然要求，也有主观的意愿选择。而到了“1955年，按照文化部关于繁荣创作、深入工农的指示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强调以下指导思想：多出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劳动人民的斗争和生活的作品及反映部队战士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多出版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苏联作品；多出有关国际和平运动和配合我国的国际斗争的政治任务的作品；发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批判地吸收各国的优秀的文学遗产，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造条件；尽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扩大文艺的新的战斗队伍。”[28]作为党和国家文化工作的领导者，郭沫若一定义无反顾地支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故此，在上述指导思想发布不久，他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等6部德语译作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客观原因还仅仅只是一个诱因。从更深层次上来讲，1955年再版译作出版社的变更预示着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意识根本性蜕变的最终完成。

浪漫主义一直是流淌于郭沫若血脉中挥之不去的创作思维模式。郭沫若为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用抛头颅洒热血来形容也不为过。在郭沫若内心中，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是对自我血与火的生命洗礼，甚至是“凤凰涅槃”般重生的重要标识，并由此获得自我新的生命之源和动力之基。浪漫主义是个宽泛的概念，自从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被引入新文化运动舞台并被广泛运用后，郭沫若便成为现代中国浪漫主义的代言人。在郭沫若一生之中，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人事行为都充溢着浪漫主义的情愫，但是细究起来，他各个时期浪漫主义的表现方式却不尽相同。仅就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浪漫主义而言，明显表现出英雄主义的叙事风格。英雄主义的精神建构和抒情方略，既符合新中国成立之初主流的文艺思潮，也契合于郭沫若本有的浪漫之根。在文学创作方面，如果说以《新华颂》《百花齐放》为代表的一批新诗，是以颂扬和歌唱的模式，充分抒发出郭沫若对新的国家建制后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表达出他重生后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以及对新中国成立的心理认同的话，那么，以《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为代表的德语译作的再次修订出版，也从另一维度反映出郭沫若对浪漫主义创作方式的全新理解和阐释。这种英雄主义的心理模式，既是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旧有奋争抗敌求索情绪的延续，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倾情高歌新生情愫的生成。正是在此种文化心理交替转换的过程中，郭沫若将8部译作继续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显现出他不自觉间旧有情感的延续性，1951年至1955间译作的不断再版也恰好说明郭沫若特有文化心理居于缓冲期。

随着新中国初期德语系列译作的陆续再版，郭沫若也补全了他全面建构新中国文化秩序和民族文化复兴整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这既是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在文化心理上的被动选择、也是其主动求变的结果。

注释：

[1]《华伦斯太》是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前翻译的名称，《华伦斯坦》是新中国成立后此书再版时的名称。

[2]蔡震：《郭沫若著译作品版本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55页。

[3] 郭沫若：《序〈战争与和平〉》，《郭沫若集外序跋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3页。

[4]杨武能：《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郭沫若与德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郭沫若学刊》2000年第1期。

[5]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68页。

[6]田汉、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7]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

[8]傅勇林等：《郭沫若翻译研究》，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7-138页。

[9]杨武能：《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郭沫若与德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郭沫若学刊》2000年第1期。

[1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12]郭沫若：《〈华伦斯坦〉改版书后》，［德］席勒：《华伦斯坦》，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477页。

[13]郭沫若：《〈浮士德〉重印小引》，［德］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页。

[14]郭沫若：《〈浮士德〉重印小引》，［德］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页。

[15]陈夫龙：《侠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新文学作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93页。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17]郭沫若：《〈浮士德〉重印小引》，［德］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页。

[18]［德］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1页。

[19]［德］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第1页。

[20]颜水生：《史诗时代的抒情话语——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的诗词、歌曲与风景》，《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21]杨武能：《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郭沫若与德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郭沫若学刊》2000年第1期。

[22]蔡震：《郭沫若民族复兴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3]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感想）》，《创造周报》1923年第二十三号。

[24]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重印感言》，［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重庆：群益出版社，1942年，第1页。

[25]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小引》，［德］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3页。

[26]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27]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6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28]胡友峰、郑晓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红色经典的生成》，《兰州学刊》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