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三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相遇

1983年，当75岁高龄的赵家璧回顾其出版生涯时，自己27岁时集结诸名家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仍是其一生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于是因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重见天日”，赵家璧写作长文《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回顾五十年前的编纂经过。对于他来说，人生的晚年恰逢“新时期”，自我的生命经验借助时代展开而产生更多活力，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幸运。

《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最终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然而“史料”的“破土而出”，往往有赖于现实的召唤和内在的热情。换言之，有两种力量驱动着赵家璧写作此文：一方面，作为《大系》的直接当事人，自己有责任将往昔历程重新讲述，这是其当仁不让的义务；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学”在“新时期”的回归，本身就是“拨乱反正”的应有之义，是1980年代摆脱“封建”、“走向现代”的文化缩影。“今之视昔”的书写行为带有自我生命的追寻意味，这是谁也无法代替的；但1980年代的中国，也同样需要《大系》为这个国度的新生重塑“现代”品格。

赵家璧曾于1957年发表短文《编辑忆旧——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中提到：“解放后，很多人建议把‘中国新文学大系’重印。我认为原版重印，似无必要。”原因在于“今天的读者可能还不满足于读像‘中国新文学大系’那样的选集，而要求看看‘五四’时代出版的完整的原本”。另一方面，《大系》产生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国民党的重重阻挠，私营出版社间你死我活的竞争，以及私营出版社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的“旧社会里”，已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逻辑运行。时间来到1983年，赵家璧却改口说：“我不必作什么违心之论，再说重印‘似无必要’等话了”，因为当今“严冬过尽，阳光普照，文艺原地，春意盎然”，无须担心惹是生非。《编辑忆旧——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寥寥千余字，而《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长达三十页，从篇幅也可看出，赵家璧此时明显放任了回忆的权利，因没有外在阻力来压制抵达过去的笔头。当所“忆”之“旧”重新获得历史意义，并借由“今天”这一时间装置焕发生机，“旧”亦向未来投射出值得借鉴的参照。正因如此，《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成为研究者探寻《大系》乃至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

直至今日，研究者仍更关注“史料”对应的时代，而非“史料”产生的那一瞬间。具体到赵家璧此文，现代文学研究者从中孜孜以求的乃是《大系》的具体编纂过程，当代文学研究者则更漠然视之，并不认为其在1980年代的文化、思想脉络中发挥有分量的作用。不过，赵家璧没有忘记自己写作的初衷，除回顾“三十年代”，还有为《大系》的续编事业作宣传之用：

现在这套《中国新文学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十卷本，不但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精装重版发行，而且最近该社正在总编辑丁景唐领导下，积极进行续编二十卷1927—1937的工作。全书分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八个部门，已邀请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师陀）、艾青、于伶、夏衍撰写各卷导言，也附《史料·索引》。这部续篇包括的时期，正是当时我们称之谓“第二个十年”的。

在文章结尾处，赵家璧对即将到来的续编不无期待：

这些续编，都是我们当年所殷切盼望着有人来做下去的。时隔五十年，这些新文学运动的宝贵遗产，在党的领导下，正在有组织地分期分批地做好整理、编选和写序工作，这将在国内外发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肯定会远远超出三十年代《大系》的质量。这是最足以告慰于九泉之下的蔡元培、茅盾等前辈作家的。我在这里，真诚祝愿上海文艺出版社早日胜利完成此项光荣任务！

只是，期待与祝愿时常落空，赵家璧也不例外。直到今天，人们记住的仍是1935年良友版《大系》初集。自1984年起陆续出版的第二编“1927—1937”、第三编“1937—1949”，乃至溢出“新文学”范畴的第四编“1949—1976”、第五编“1976—2000”，并未被赋予更多的文学史意义。例如，陈平原认为《大系》在1980年代的“续命”，只能算“画上了并不十分完美的句号”。之所以不完美，“就因为第二至第五辑《大系》的编者，虽也殚精竭虑，但其水平及影响力根本无法与第一辑比肩。……赵家璧之后的《新文学大系》，基本上是萧规曹随，谈不上有多大的创造性。但这是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思潮、出版体制、编者眼光、读者需求等决定的，没有人能‘力挽狂澜’”。刘勇亦认定“这些后来的文学大系的建构都是不成功的，未能较好勾勒出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和框架，反而显出凌乱、冗杂的缺点，或是材料齐备但是缺乏特点和清晰的脉络梳理，无论在成就还是在影响上都无法与第一个十年的大系相提并论”。黄子平则用“虚构的连续性”定义《大系》的一系列续编，但也承认，续编“距良友版有半个世纪的时间空隔，其中引发的文学史难题非常丰富”。此后虽未见黄子平再去处理该“文学史难题”，不过这一提示仍然对今天理解《大系》续编开启了新的契机。

当“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重新建立起以“三十年”为历史尺度的衡量标准时，在1980年代“浮出水面”的“第二个十年”，即第二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以下简称“沪版续编”），便拥有了别样阐释价值。珠玉在前，初集太过耀眼，1980年代兴盛的现代文学研究，未把注意力投在与学科同时并进的这套有关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大型丛书，似也可以理解。换言之，这是一个有关“重返八十年代”的问题，是当代历史演进的浪花与回响。“现代文学”需要在更切近的视野中得到审视，并由切近逼迫出纵深，这是两个历史时刻的巧遇提供给我们的奥秘。现代文学的历史图景由1980年代的知识结构中产生，用杨庆祥的话说，即“今日之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可以说奠定于1980年代的一系列话语模型”，在此形构中，“现代”被高强度地“赋魅”和“放大”。但在历史化的探求与挖掘里，此前未予与闻的文本材料，将会提供新的理解方式。

二、香港如何续编

根据赵家璧的回忆，在初集编纂时续编即提上日程，但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流产。夭折的续编没能应时产生，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蔡元培在初集总序中，曾对1930年代之后的中国许下期待：“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斐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啊！”赵家璧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里引用该句，进而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历史信息：

翻印《大系》的那家香港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又搞了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1928—1938》，也是十卷本。在他们的《总序》的最后一段话里，居然把上述蔡元培为一九三五年良友版《大系·总序》里所表示的重要期望，接了过去，自称为是蔡序《大系》的继承者，在海外汉学界中造成了混乱。法国汉学家保尔·巴迪，对这部所谓“续编”，还有微辞；国内学者更不会轻易承认这种自命的继承。我作为《大系》的主编者，有责任作此申明。

赵家璧语气严厉，对这套1968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以下简称“港版续编”）的不满跃然纸上。他表面上不满于莫名出世的港版续编试图僭越“正统”、混淆视听，实际更为焦虑的是被他人“捷足先登”，完成了自己早已设想，但因时代之故延宕至今的出版规划。不过也从侧面提示，这套不知名的港版续编，有必要成为我们观察沪版续编的重要参照。事实上，内地文学界及研究界对港版续编着墨不多，只存有零星记录。从记录的反应来看，不明就里占绝大多数。1975年5月7日，在初集编纂时助力赵家璧甚多的茅盾，在致葛一虹的信中疑惑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不知何人编辑”。即使博学、敏锐如陈平原，亦不知“以‘香港文学研究社’的名义影印重刊这套《大系》，且依其体例编选了1928—1938年间的新文学作品，题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的“香港的有心人”是谁，只留下一句“那些化名的编者至今无考”。而赵家璧冷淡、强硬的叙述，也未给予读者更多关于港版续编的信息。因此，在对沪版续编探讨之前，须对港版续编进行一番整理。

1968年5月，香港世界出版社发行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汇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编选的1928—1938年的新文学作品。港版续编共十集，分别为《文学论争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散文三集》《诗集》《戏剧集》《电影集》，各集均有相关导言，导言作者依次是艺莎、常君实、黄河、尚今、君实、嵩山、豫夫、南海、石桥、艺莎，总序作者为谭诗园。导言作者大多以化名示人，出版前言解释其原因为“本来每册编者姓名，应该分别刊出，以示郑重，但今时今地，似乎还是不刊为宜”。“今地”喻指香港，“今时”则为火红色的1968年。之所以导致无法将编者名目公之于众，原因是“文革”在中国内地的发生，不仅已使续编中收录的作家蒙受悲惨命运，更因革命烽火已在香港蔓延，而有可能牵连编者、出版者的安危。前言如此描述编纂过程：“最后决定，分在三地——东京、星加坡、香港进行，于是开始汇集资料，选定每册的编者，资料集中寄港，加以整理后，再分寄三地编者编辑，编好后，陆续寄港排版，这工作我们前后做了四年之久。”在港版续编付梓之际，编者内心“充满了兴奋和不安：兴奋的是，这件困难的工作，终算完全给克服了；不安的是很多选文的作者，都有着不同的际遇，和不同的环境，和四年前大不相同了，这是非我们所能预料的”。

如果轻信这真诚的表述及其背后艰难的历程，并以此为线索，在三地之间逡巡徘徊，最终将会失望而返。港版续编的出版之难实实在在，然而若要理解其难，则更需要下一番功夫，因为当事人有关“这件困难的工作”的叙述，已经遮蔽了真实发生的历史状况。此番“难上加难”，使得我们不仅无法从赵家璧那里直击要害，甚至也不能从港版续编的出版前言中获得些许真知。目前学界仅见陈国球《〈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总序》一文，曾揭明该丛书出版情况。陈国球提示：“编辑的主要工作由在大陆的常君实和香港文学研究社的谭秀牧担当；然而两人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无法互相照应。另一方面，二人各因所处环境和视野的局限，所能采集的资料难以全面。在大陆政治运动频仍，顾忌甚多；在香港则材料散落，张罗不易；再加上出版过程并不顺利，即使在香港的谭秀牧亦不能亲睹全书出版。”因同情体察整个出版过程的艰辛，陈国球认为港版续编虽难说完美，但仍能说明“香港的文化空间的意义”以及“承载中华文化的方式与成效”。

陈国球的研究把握到历史的真实面向，即港版续编由分居北京、香港的两位编辑合力完成，新加坡、东京仅为出版社的“虚晃一枪”。身在北京的编辑是《小说一集》和《散文一集》的导言署名作者常君实，在香港从事整理、编选、出版工作的则是“艺莎”，真实姓名为谭秀牧，其时在香港文学研究社隶属的出版机构担任编辑。1982年，谭秀牧曾于香港《星岛日报》连载随笔《我与〈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从个人角度回顾了港版续编的出版来由；2012年，谭秀牧在其网络博客披露包括常君实书信在内的更多细节，其中提到“1960年代，在国内的常君实先生，编辑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期（1928—1938），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似是作为第一个十年期的延续篇”。但由于种种晦暗不明的原因，“常君实先生编的‘续编’，送到香港文学研究社来的，只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共八册”，缺失史料与理论两卷。于是谭秀牧“自作主张”，舍弃史料卷，增加电影集，用笔名“艺莎”承担起剩余两卷的编辑和导言撰写任务。

据谭秀牧公开的2010年常君实致罗琅的书信，常君实自述在1960年代，香港世界出版社经理陈卫中“很想出版1928年后这套书的续编作品，陈先生给中国新闻社领导王纪元（中新社第一副社长）和副社长吴江，请在国内请人来做这项续编的工作，吴江就请我来做这项工作，我立即做起这件事”。常君实颇有宏大的计划，意欲续编三十卷，包括“续编一：1928—1938”“续编二：1939—1949”以及“补编1917—1949年”。他从1964年开始发稿，到1965年6月编完“续编一”十卷并撰写各集导言，最后“由中国新闻社盖上公章包好寄往香港”。至于“续编二：1939—1949”，在他编完四卷后，“文革”的爆发致使工作被迫中止。早在1987年，《人民日报》刊登对常君实的采访。在访谈中，他向记者吐露心迹：“我是1952年调到出版社后开始编书的。先编了十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当年鲁迅先生等编了1917年至1927年那一段，我接下去编了1928年至1938年那一段。原先想继续编下去，后来因“文革”就停了……”可以说，当年赵家璧未完成的夙愿，几乎由常君实一己之力实现；也和遭遇战争的赵家璧类似，突如其来的社会变动令常君实措手不及，并使手头的工作戛然而止。

如果说港版续编由常君实一手操办，那么其人其事的隐而不彰，反倒显露出学界视野上的盲区。据资料显示，常君实有可能是“中国编书最多的人之一”，“留下的文字数以亿计”。他于1920年出生，河南原阳人，曾用笔名石桥、黄河、南海。抗战时期在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新民报》编辑，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编辑，《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编委，《杂文报》顾问。在作家文集出版领域，曾负责编辑《张恨水全集》《唐弢文集》《郁达夫自选文集》《邓拓全集》《吴晗全集》《廖沫沙全集》，此外还有《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台湾现代文学丛书》等二十五套丛书，也曾为香港特区和东南亚各国华侨编撰大、中、小学语文及历史、地理课本十余套。常君实庞大的工作量既为诸多作者编织出由作品构筑的人生，也给从事文学研究的后来者打下最初的基石。

除却编辑工作，常君实亦有少量文学创作问世且被注意到，例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散文卷二收录其《玄武湖的春画》，《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收录其《卫辉河畔的晚照》与《改良大鼓书——谈高原钧的快板〈水浒〉》。在《人民日报》另外一篇对其编辑生涯的整体速写里，点出常君实“本来可以成为诗人、评论家、学者，但他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了编书而放弃了自己的爱好”。

此外，查阅常君实书信中提及的中国新闻社相关材料，又毫不意外发现他的身影：

中新社创建初期，台湾国民党政权出版的各类书籍基本占据了香港和海外华侨的文化、艺术、教育读物市场。1954年，中新社由王纪元负责，以香港中国通讯社名义，在香港陆续办起由中新社供稿的《乡土》《教育月刊》《良友》《幸福》等刊物。到1960年，中新社在香港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已有4家书店、3家画报社和7种期刊。……1958年1月至1966年6月间，中新社还委托国内资深编辑常君实先生为海外华侨子弟编写读物，近10年间，先后编写了文学、历史、大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共计5000多万字，打破了台湾教材及读物一统天下的局面。

综合上述材料，应能确定常君实虽身在北京，却一直在为香港文化事业从事编辑工作。他于1965年基本完成续编，此时距离“第二个十年”被定性为“文艺黑线”组成部分的“三十年代文艺”还有一两年时间。等到港版续编正式出版的1968年，“三十年代文艺”早已成为需要被“破除”的“迷信”。大批当年从事革命文艺的作家、知识分子遭受“革命”的反噬；被常君实勉力留存的他们的作品，只能在香江沉默而顽强地流传。在“严冬过尽”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意图“再续前缘”之时，不唯有“新时期”的涌动气氛鼓舞着沪版续编破土而出，不只是显在的传统即1930年代良友版《大系》初集对其“鞭策敲打”，作为1960年代“北京—香港”艰难互动的产物，港版续编也是其潜在展开对话的历史存在。“三十年代”“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交融碰撞，正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阐释的“文学史难题”。

三、“工程”背后的源与流

“混乱”“微辞”“不会轻易承认”，赵家璧对港版续编的评价绝不算高，同时也给人一种因不了解而加剧的冷漠语气。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常君实对于公众再默默无闻，身为编辑家的赵家璧也不会失去专业的敏感，从而真的忽略同行的付出。1981年11月23日，赵家璧在致冯亦代的信中讲述了认识常君实的经过:

从北京回来已近二月，不知你近来忙得如何？这次在京，由范用同志的介绍，认识了常君实同志，原来港版《新文学大系续编》是他一手编写的，而且现在还在搞三篇、四篇。据他说一直是在党（通过侨委和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吴江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至今还在干。最近，他又把编写经过，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这是我在京时要求的），才使我恍然大悟。我记得曾为文在《读书》上批评过这种“不正之风”，原来不是香港的出版商主动搞的。我对此实在不能理解。据常告我，他未得分文港币稿费，现在“三联”也是临时工。我这个乡下人实在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位吴江同志你一定熟悉的吧。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些实际情况。因为我准备写一篇较全面、系统的回忆《大系》的出版史话，势必涉及港版的续集，不免会发些牢骚，你看应如何正确看待？

如果没有此封书信的公开，那么仅凭赵家璧的回忆文章，我们断然不知背后还有如此复杂的纠葛。从最终发表的“出版史话”来看，赵家璧仍然保留了“牢骚”的部分，想来在正式下笔前，冯亦代已解决了他的内心困惑。因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可以顺利地摆脱现实顾虑和历史包袱，在“新时期”为此前被贬为“三十年代文艺”的“第二个十年”正名。

沪版续编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丁景唐负责，赵家璧担任顾问。在其陈述的出版缘起里，因“文革”时期对“第二个十年文学遗产”的销毁，以及文坛前辈的前后谢世，丁景唐首先强调了“抢救史料、收集整理史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幸的是，“新时期”初期对现代作家文集和文学运动、论争、社团相关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出版，都为沪版续编提供了赖以支撑的文献基础。同时，在指导思想和编选原则上，既要“排除‘左’的思想干扰”，又要“在确立反帝反封建的作品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兼收各种流派、风格的代表作品”。丁景唐说：“只有当瞿秋白、潘汉年以及冯雪峰、丁玲、艾青、胡风等政治上作了彻底平反，才能公正地编选他们的作品。”而在另一方面，还颇为审慎地“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编选了周作人、林语堂、杜衡（苏汶）、穆时英等人的代表作品，我们并不因这些后来的变化而忽略了他们在当时的影响”。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1980年代“文化统一战线”的恢复和“历史问题”的解绑，那么沪版续编想要达到平衡而有分寸感的处理，将是异常困难的。

1935年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学科史上不可绕过的存在，与各集主编的加入、参与息息相关。换言之，并不是《大系》所收录的作品有多重要，而更在于“留下了作为‘过来人’的先驱者所带有的自我审视特点的评论”，即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等“新文学”的“权威人士”为各集写下的导言。沪版续编为凸显正统“血脉”，于是在1982年12月，丁景唐趁赴京出席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之际，专程拜访夏衍、聂绀弩，请其为电影集、杂文集作序；接着又看望叶圣陶，叶推荐吴组缃为散文集作序；之后，丁景唐专访周扬、陈翰伯、边春光、许觉民、袁鹰等全国文联、国家出版局、社科院文学所、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并听取意见。不仅如此，丁景唐设想除各卷有序之外，还要有一篇“高屋建瓴、统贯全书”的总序，他认为“胡乔木是写总序的理想人选”。1983年6月1日，胡乔木在京接见丁景唐与另外一位编辑郝铭鉴，就沪版续编的编纂问题和1930年代中期上海党史问题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谈话。胡乔木觉得“总序不容易写”，认为“不写是息事宁人的办法”，并以蔡元培的政治考虑为由婉拒了丁景唐的请求：“你们要我做蔡元培，我是不高兴的。现在又没有人压迫你们，何必一定要个总序？”

若胡乔木答应为续编作总序，那么可与周扬序言共同构成理解人道主义讨论的另一组对照文本，不过可惜的是，如今我们只能看到周扬在1984年3月写成的文字。这位在1930年代走入文坛，四五十年代执掌文坛，六七十年代身受凌辱，1980年代回归复出的革命文人，将自己曾热情投入的“三十年代”定义为“战斗的年代！光荣的年代！”周扬不忘强调鲁迅的先驱作用，无法忘怀李伟森、柔石、胡也频等“年轻的文艺战士”，在此所表达的，是对自我历史实践与文学事业的忠诚，毕竟左翼文艺运动为其奠定了贯穿始终的生命底色。然而“文革”对“三十年代文艺”大加贬损，周扬亦被牵连其中，等到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后，他当然不认可自己受到的戕害。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的激进化过程与他本人息息相关，因而过去的历史包袱仍然身背在肩。正是这份复杂的心情，致使周扬一方面赞扬当年“高度的革命热情和无私无畏的胆量”，同时又对自己其时曾犯下的“左”倾情绪、“左”的思想、“左”的倾向、左派幼稚病，一一加以反思。周扬在结尾处语调低沉：“回首往事，我既为自己能够投身于那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欣慰，又为自己的幼稚，为自己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而感到心情沉重。”这是内在于“三十年代文艺”主潮的文学者才会发出的声音，包含了记忆所唤醒的身心创痛，以及创痛结痂之后对历史遗迹的回望。

相比周扬，不那么内在于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作家们，对五十年前往事的情感投注，远不如对“文革”以及“新时期”初期寒暖交织的政治文化状况。沪版续编小说卷共有七集，占比超过丛书的十分之三，然而仅有巴金两千余字的敷衍文章作为前缀，实在不符《大系》要旨。亦如胡乔木的推辞，巴金并不认为自己是“适当的作序人”。他自陈没有精力、时间重读作品，无法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也不能写出精彩的导言。巴金强调“何况我又是个病人”，但“一再推辞都得不到谅解”，最后还是依照编者退一步的建议，只好“写点感想”。巴金起笔先是“‘文革’期间我给戴上了精神的枷锁，什么也不敢想”，然后直言“新文学是讲真话的文学”，进而回忆“文革”时曾骂自己“白吃干饭”“放毒害人”，此时反省却又觉得并未“虚度一生”。序言其后收录在影响深远的《随想录》中，想必此篇的阅读量远比其他序言更多。又如吴组缃在散文集序言中直接批评“独尊”革命现实主义的“鄙陋和偏狭”，认为把文坛之争“扯到什么思想政治路线上去，那也是指鹿为马”。吴组缃既反感“过去是只讲思想性，讲点艺术就有宣扬资产阶级趣味之嫌”，又不认同1980年代中期仅仅“作兴讲艺术”，而是提倡持重的“合二为一”的理解方式。显然，巴金与吴组缃更关心当下的自我状态与现实变化，未把作序本身视为一件“大事”，而这与沪版续编所期待的理想模样相距甚远。

虽然如艾青、于伶等认真梳理十年文学脉络者，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向《大系》初集的致敬，但从整体观之，这些在“第二个十年”投身文学的序言作者，因为不可逆的年龄与身心状况，从而缺乏充沛的动力和热情以应他人之请。由于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已经通过初步的学科建设而蹒跚起步，吸引了相当一批敏感、富有创造性、为理解时代命题之深而投身学术的青年学者，事实上也不再需要“新时期”的“老年人”们承担解释历史的全部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平原认为《大系》续编仅为“出版工程”而非“文学史著”自然毫无问题。不过，如若没有枯燥的史料打捞、拯救工作即“出版工程”悄然进行，我们能否期待启发心灵的“文学史著”接二连三地凭空产生？只有将沪版续编和同时代展开的现代文学研究放置在一起，也许才能理解这份“笨拙”的工作的意义。

二十巨册、一千二百余万字的沪版续编，原计划从1984年起三年内完成，但最终出齐已是1989年10月。由于续编根据不同进度而分卷陆续出版，导致较早出版的小说、杂文、诗等卷印数达二万册，最迟的史料索引两卷分别只有七千、六千六百册。史料卷不仅印数最少，负责核实校对工作的编辑武杰华，甚至未及出版之日便因病逝世。既为“工程”，总要有庞大的“施工”团队，他们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辛勤耕耘者：郝铭鉴、陈福康、邹嘉骊、孙颙、魏心宏、丘峰、赵南荣、林爱莲、宫玺、李国强、孟涛、武杰华、陈朝华……连同前述构成本文线索的赵家璧、谭秀牧、常君实、丁景唐，丝毫不用怀疑的是，“外部研究”亦有值得认真对待的心灵、精神创造。正是这些默默的编辑，在学界惯常理解的“外部”支撑着文学的生成和延续。如程光炜所言，“‘编辑史’与‘创作史’的历史互动，恐怕远比‘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更具有研究的难度”。

余言

在出版之初，沪版续编曾被赋予“发扬五四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反映新文学运动的历史面貌的特殊使命，定为促进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旺盛”四大任务之一，但从其产生的反响看，期望最终落空。在“拨乱反正”氛围下，将“三十年代文艺”扭转为延续启蒙价值的“第二个十年”，并小心翼翼地缓解左翼文艺内在的激进性，是沪版续编的关键所在；但等到面世的1984—1989年，“拨乱反正”全面让位于“走向世界”，与“革命”相关联的思想与历史，不再如灯塔般指引进路，还被新一代知识人审视和疑虑。即使重新“归队”，回到“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序列，但和绑定启蒙神话的“第一个十年”、挂钩主潮的“第三个十年”相比，“第二个十年”在当代历史和文学中的位置，仍然歧见丛生。从“三十年代文艺”到“第二个十年”的变化过程，表面上是文学挣脱时代枷锁而获得解放，实际也暗含着新的审美机制对过去文学图景和当下精神现实的形塑。《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在1980年代的起与落，也许能帮助我们意识到“新时期”的“现代文学传统”，绝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