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破茧欲飞舞 行行重行行 ——怀念老师费孝通先生
费孝通，20世纪中国享有国际声誉的卓越学者。他不仅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一生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的现代化之路。费孝通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费孝通作品精选”即从他众多著述中精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凡12种，300余万字，涉及农村农民问题、边区民族问题、文化文明问题、世界观察等多个层面。其中，《茧》是近期发现的费孝通于1936年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为首次翻译出版，对于理解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维度。
作为学生，讲自己的老师，总是难的。2020年是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社会各界，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术界的学者们，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对先生的纪念。可作为学生，或许是我的智慧不够，却难以表达。难处在于，如果我说先生的各种好，人们会说，“学生能不说老师好吗？”如果我说先生的一些不好，人们则会说，“你看，他自己的学生都说他不好！”我把这称为“学生悖论”。
有“学生悖论”，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公正地谈论费先生。这里，我想感谢三联书店出版了“费孝通作品精选”，周全地呈现着费先生的精神世界，给了我表达的依据。基于“精选”12种，我谈三点，回应已有的观点和看法，也表达我对老师的怀念。
1.对“志在富民”的再理解
熟悉或不熟悉费先生的人大概都知道，费先生把自己的人生志向归纳为四个字：志在富民。在我的头脑中一直保存着一幅清晰画面，即先生手书的“志在富民”。
如果我们以为“志在富民”的“富”只是指经济，或许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面。我以为，“志在富民”可以作两层理解：第一层是改变中国的面貌，另一层则是改变中国人的面貌。前者是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讲经济生活，《行行重行行》讲经济发展。在这些著作里，费先生有一个由下向上的发展思路，主张富藏于民。第二层是改变中国人的落后面貌，是大家不讲的。落后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所指，内涵社会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指思想落后、精神落后。合起来理解，“志在富民”的“富”，一层是经济富裕，一层是精神富有。我理解，在费先生那里，精神和财富的双重富有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本质，社会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面。这个追求，早已呈现在费先生14岁时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中。
在精神富有之中，“志在富民”的又一层含义是希望在“富”的进程中不让中国变成西方那样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人与物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之后，费先生曾反复强调说，中国向现代转型要经历“三级两跳”。第一跳是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中国人口和资源分布得极不均匀，东部资源丰富、人口密集；中西部资源相对贫瘠、人口相对分散稀少。人口与资源分布的非均匀性导致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跳跃中会出现地区之间的非均衡性。为此，他提出过两个方案。第一是在东部发展乡村工业，推动城乡一体化；第二是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发展大工业，推动城市对乡村的带动。大多数人印象深刻的是费先生的第一个方案，却忽视了他的第二个方案。其实，费先生在第二个方案上花费的精力并不少，他带着学生，包括我，去了不少大型企业考察，探索大企业带动地区富民的路径。
第二跳是从工业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在第二跳中，有经济富裕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精神富有。对此，费先生重拾早年对中西社会、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讨论，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中国士绅》《留英记》到《美国与美国人》，把中国和中国人放在更长远的历史和更大的社会格局中，分析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探讨中国“富了以后”怎么办。费先生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生俱来的，在向信息社会的跳跃中，中国与西方相遇、中国人与西方人相遇是世界潮流，不可避免。既然如此，中国和中国人又如何自处及与西方相处呢？费先生问自己，这么多人，怎样能和平相处，各得其所，团结起来，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力？历经十年，在《孔林片思》中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倡导世界各国的文化自觉。
2.对“有用知识”的再理解
1999年之后的费先生作品，有一个大的转向，用《师承·补课·治学》反思自己一辈子的学术思考。不少人认为，费先生是在晚年才逐步明确自己学术立场的。我则以为，从《桂行通讯》到《江村通讯》，费先生便在思考学术立场。1936年7月22日费先生写过一篇小文《学术研究能有用么》，主张了一种理想状态的学术，那就是，“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我们不怕研究的没有用，只怕有用的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用途。”仅仅半年之后，针对林耀华先生在燕园倡导“为研究而研究”，费先生则明确地宣誓了自己的学术立场。1937年2月26日费先生在《再论社会变迁》中直抒胸襟，“‘为研究而研究’是一辈寄生性学者的护身符。‘学术尊严’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学术可以作为装饰品，亦可以作为粮食。若是叫我选择，我选择粮食。”
对“有用知识”的主张，给费先生的学术带来了一个标签。常有人指出，费先生的学术作品是没有理论的。在我看来，则恰恰相反。在费先生一辈子的学术追求中，其理论的演进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大致有三个递进的阶段，也可以被理解为三个前后承接的命题。
第一段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经济发展基于其原本的社会基础。在每一篇涉及经济发展的作品中，费先生都强调了经济得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倒过来读，从《行行重行行》，回到《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便可以发现，他从来没有回避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立足之点。费先生甚至认为，没有社会基础，其他的都是空谈。那么，社会基础到底是什么？我把它归纳为三个维度。第一是生计基础。《江村经济》立论的起点是生计基础，《禄村农田》说明的是中国人生计的多样性，忽视中国人生计的内部差异，便忽略了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第二是制度基础，社会的基本组织框架。比如在传统中国，皇帝是重要的，精英占据社会领导地位是重要的。第三是文化基础，如果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儒教文化为轴心的混合文化，勉强与西方以基督教文化为轴心的文化进行比较来改造中国的文化，便是缘木求鱼。
第二段是社会基础的地域性。费先生认为，社会基础，至少在传统中国，是地域性的，而非族群性的。表面上，《乡土中国》论述在中国广义存在的社会基础，也是人们津津乐道、谈论最多的话题。表面下，我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才是费先生针对社会基础地域性的精辟理论。在人类社会里，的确有种族差异、族群差异。可在中国，更加重要的是地域性资源形塑了地域性传统和文化。在历史的延展中，战争、灾害、疾病、贸易等又会推动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流动，这便有了文化的交流。尽管如此，直到现代之前，在地域性始终大于流动性，社会基础在中国依然是地域性的。
第三段是地域间的社会交融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以为，费先生对社会交融过程性的命题，既是社会变迁的归纳性理论，也是预测性理论，还是“四美句”的理论来源。从早年《新教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关系》《鸡足朝山记》到晚年《推己及人》《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费先生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呈现着社会变迁不同层次的艰难与过程。如果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在社会基础地域性基础上对社会交融历史性的事实呈现，《师承·补课·治学》则串起了费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段对这一命题思考的糖葫芦。
3.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
跳出费先生的人生志向和学术价值观，我对费先生的另一重理解是其人生与学术之间的张力。从1991年开始我跟随费先生到中国各地调研直到先生离世，其中最紧密的时段也有五六年。在调研的闲暇，有时候闲聊，有时候也打打麻将、喝喝小酒、吃吃肥肉，听他讲自己的故事。费先生曾希望对我系统地讲讲他的一生，可惜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在零碎的交流中，我相信我对费先生的理解也是零碎的。除了学识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我跟他隔着代，更隔着境界，隔着对世界的理解。毕竟，他是三朝老人，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而我才疏学浅，见识有限。在先生百年之后，我才有能力重新咀嚼他讲过的一些话，慢慢地回过味来，明白些许真义。
费先生在93岁时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试探扩展社会学的传统边界》。在文章的开篇，费先生便讲了科学与人文的张力。他指出，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便面对着一股张力，一方面社会学家要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展现社会学知识的科学一面；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又不能脱离活生生的人而存在，还要关心人的福祉和人类的美好，展现社会学的人文一面。
我以为，这个张力不仅是社会学的，也是费先生的，更是他一辈子在不断面对的。一方面，费先生的人生志向促使他关注社会，关注大众福祉，赋予学术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保有学术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对人类知识的贡献。我相信，这是他多次面对冲击时的两难、纠结和困惑，也是他一辈子未曾解决的难题。
我还希望表达的是，费先生的两难不是他个人的两难，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遗产。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从来都不是个体化意义上的职业学术人，始终肩负着家国负担，没有一个人没有家，没有一个人没有国，没有一个人肩上没有关联家国命运的负担，不一定是使命，却一定是责任。这样的责任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都肩负着自己作为个体以外的责任，费先生对林耀华先生的回应是这一负担最好的写照。他在自己写博士论文期间还用英文写一部小说《茧》向英语世界的读者刻画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则是另一种责任担当。如果说西方的知识人可以遵从自我（当然他也会顾家），我想西方人在飞机上的一句提示语则明确地隐喻了自我与家国的关系，那就是，在帮助他人之前，你自己得先活着。在中国却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常被教导以家国责任为己任，他们甚至鼓励人们舍身救人，舍生忘死，舍生取义。如果说这是费先生一代知识分子的职业精神，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继承甚至发扬呢？于我，还是要遵循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的，破茧欲飞舞，行行重行行。
（作者：邱泽奇，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