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许多国家的防疫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蔓延其实正在加速，至暗时刻还远未到来。”疫病逼近，人类与微生物千百年来的纠葛有哪些？历史上的先例有哪些？美国女记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早在1994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逼近的瘟疫》（The Coming Plague）中就指出：“微生物是人类的宿敌，他们并没有因为科学发明了医药、抗生素和疫苗而销声匿迹。” 此后，2006年加勒特在为此书中文版所作序言中再次强调全球化背景下国界越来越难隔断人们之间的交往，一旦发生传染病几乎没有一国可以置身事外，各国必须协同合作，警惕病毒再次卷土重来。事实证明，加勒特的担忧不无道理，2020年我们重读这部具有前瞻性的作品，仍然胆战心惊，深受启发。

《逼近的瘟疫》一书打破学科边界，用12个章节详细记述了百年来人类与鼠疫、麻风病、天花、玻利维亚出血热、肺结核、拉沙热、埃博拉、猪流感、艾滋病、军团症等疾病多维度的博弈过程。书中前六章围绕不同疾病单独展开，后六章则以当代学界的几大热议话题为核心。加勒特通过描写历次疫情发展中的代表人物、重要事件、环境背景，结合大量数据分析，将往往繁琐枯燥、举步维艰的科研过程以故事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探讨了疫情之下各因素间复杂的因果关系。从中不难发现诸多传染病暴发具有一定共同点，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是人类与三种最凶险的病菌感染做斗争的经历：细菌感染、艾滋病和SARS，它们可以说是微生物为人类敲响的三次警钟。加勒特在梳理疾病演化脉络之余，对历次应对措施也作了总结与反思，并据此阐述了对未来公共卫生发展的建议与人类命运的担忧。

从历时性来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猩红热、脑膜炎、淋病、霍乱、白喉等细菌感染性传染病对人们来说仍是致命的。虽然已知悉是某些微生物作祟，但由于认知的局限性，当时学者们所掌握的理论依据、技术手段仅能得出消灭病菌这一条出路。20世纪40年代抗生素的医用价值被证明之后，诸多从前致死率较高的顽疾得以轻松治愈，加上随后的50年代，脊髓灰质疫苗大规模接种的成功和有机氯一类化学药品（常用于合成农药及杀虫剂）的发现，人类逐渐陷入盲目的极度乐观，进而踏上征服微观世界、全面消灭疾病的歧途。当时只有极少数科学家对此有所顾虑。随后的几十年中，过分乐观的恶果逐渐显现：过度喷洒杀虫剂导致生物富集、水土污染，滥用抗生素以至于2006年在南非发现耐药性超强的新型结核病菌，继而牵连出癌症、基因病变等其他至今依旧棘手的问题，至此，战胜细菌的幻想破灭，一场讨伐最终以人类的惨败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加勒特记录下人类在战胜疾病过程中凸显的盲目自信和过度乐观。譬如，书中提到20世纪上半叶，苏联、东欧等政府部门都一度坚信通过接种疫苗、毒杀害虫、消灭病菌、化学制药等手段，人类终将迎来一个无病无灾、美好灿烂的21世纪。美国卫生部、教育与福利部为此还曾专门开过研讨会，商议人类对自然控制力进一步加强背景下未来公共卫生的发展计划。回顾历史，此类略显滑稽的论调与众所周知的后续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增加读者阅读趣味的同时又达到了警示后人的目的。

殊不知，人类虽在与微生物的博弈中占了绝对上风，微生物致病的威胁暂时不复存在，却忽略了技术和认知进步，同时微生物也在逐步进化以适应新环境，而人类科研的速度远不及微生物变化的速度，这也是历史悲剧一再重演的原因之一。

人类传染病斗争史上的另一场噩梦便是艾滋病，直至今日人类依旧未能攻克这一死亡魔咒。加勒特在多个章节都曾提及艾滋病的发现历程与应对反思，未来的防控形势也是加勒特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可见其在传染病史上的独特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初，首例艾滋病患者在美国被发现以来，防控推进极其艰难，治疗手段与药物研究的进展也很缓慢。而病毒的传播速度却相当可观，当人们还陷于口水战时，病毒早已不动声色地踏上环球之旅。

在加勒特笔下，艾滋病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戏剧化的病毒，病毒中的“荒诞派”。加勒特用相当多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不同学者对艾滋病临床症状与病理机制的探索过程，通过引用柯伦等学者的研究报告，深入挖掘个别病例的成长经历，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研究人员的举步维艰。加勒特对病患各阶段体貌变化的描写极具视觉冲击力，叙述正值青春的小伙儿如何在发病后短短数月沦为羸弱不堪的垂死之人，最终因“卡氏肺囊虫肺炎”丧命。这种怪诞的反差颇具戏剧冲突感，并将艾滋病带来的恐慌溢于字里行间，为这份报道增添了几分小说的质感。加勒特指出艾滋病未能及时防控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技术层面，当时生物化学已有一定基础，识别疾病类型、致病途径等流行病学基本要素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即使并不清楚其病理机制具体如何运作，凭借这些基本认知也足以切断部分传染途径。症结在于这种新型疫病牵扯到诸多敏感因素：性取向、伦理、道德、政治、人权、平等、种族、自由、宗教等。人们常被舆论氛围裹挟，难以客观看待这种疾病，患者常常遭受歧视与排挤，得不到相应治疗。加之当时全球化趋势初步显现，频繁的人口流动犹如火上浇油，使得传染病的扩散一发不可收拾。

经过几代科学家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弄清艾滋病毒何以置人于死地，但相应的治疗手段至今仍在摸索，不过这场浩劫倒是反向突出了免疫力的重要性。结合同期其他研究，专家们普遍认同在找到应对免疫系统不可逆损伤的办法前，面对未知的疫病人类自身的免疫系统是最坚实的护甲。这一观念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亚健康”的关注，同时为后来的“健身热”做了一定铺垫。防患于未然，治病于未病，是传染病防治最理想的状态。

SARS是继西班牙大流感后影响最为深远的传染病之一，它的暴发将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再次推向了新的高度。2003年，SARS来袭，致死率高、传播途径多、无特效药、人群普遍易感、城市人口密集加上临近春运人口流动激增，一场大流行就这样慢慢逼近。

在分歧与冲突面前，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却似乎有着某种微妙的默契。加勒特在书中写道：“在微生物的世界，战争是时刻不断的，大多数生物生存的必要条件就是其他生物的死亡。”不过她也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微生物的世界，也有难得一见的联合行动，这时他们会暂停内讧，以应对共同的敌人。他们交换基因、扬长避短对抗抗生素的威胁，从而更舒适的寄生下去。”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诸多争端最终因战而平，过尽千帆、沉浮俯仰，仍是战火不断。1971年至1980年，乌干达先后经历了军事政变、乌坦战争、财政亏空等多种危机。随之而来的严重饥荒使乌干达人一度以河马、大象、猴子、大角斑羚之类的野生动物为食。根据加勒特的记述，恰恰是这一时期，疟疾、麻风、结核、霍乱、麻疹、黑热病、埃博拉、马尔堡、刚果出血热等宿主存于非洲的疫病在乌干达大规模暴发。病饿交加、物资紧缺、政局混乱、难民偷渡，乌干达不得不寄希望于国际社会。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在世卫组织召开的130国卫生部长会议上应运而生，宣言重新定义了“卫生”，并将其纳入基本人权之中。从前扼制烈性传染病是件相当血腥的事，基本上只能靠等，等所有患者、带病牲畜一一死去，除非他们能奇迹般的自愈。每次惨烈的疫病大流行都是在用鲜血强调“合作共赢、联防联控”的重要性。

SARS席卷全球，不仅给了21世纪一记重击，迫使人们回望那些快被遗忘的抗疫血泪史，而且SARS也是首个在全球流行的冠状病毒，是有能力影响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等重要领域的传染病。根据以往经验，面对未知疾病，没有特效药，通过地缘隔离切断传播链仍是最有效的防控手段。不过这对跨领域、跨文化合作而言无疑是一重大考验。

据《黄帝内经》记载：“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东西方先贤已达成共识，“防”比“治”更有效。黑格尔曾预言：“人类唯一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回到当下，再看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病毒，不禁悲上心来：疫情不分国界，生命不论贵贱，病毒不知人情，科学不谙世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面临挑战，我们或在“共同体”中寻求自我定位，或被迫与它保持距离，但迫在眉睫的是我们需要重新建构对疫病的理解，只因在微观世界无声的战场上没有谁会成为赢家，逼近的疫病已经敲响全球的警钟，且钟声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