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津剑合”的《我的前半生》
1958年油印本第一册封面
“延津剑合”的故事说的是，晋时有个大臣叫张华，字茂先，善识天文，能辨古物。一天，看见天上斗牛分野之间，宝气烛天，他明白豫章丰城县中当有奇物出现。张华有个朋友雷焕，也是博物之人，于是张华选他做了丰城县令，托他到那个地方寻访发光动天的宝物，并吩咐他说：“光中带有杀气，此必宝剑无疑。”雷焕到了县间，看那宝气是在县狱中，寻到尽头，果然掘出一对宝剑来，雄曰“纯钩”，雌曰“湛卢”。雷焕自佩其一，其一献与张华，各自保藏。后来，张华带了此剑行到延平津口，那剑忽从剑鞘中跃出，到了水边，化成一龙。水中也钻出一条龙来，凑成一对，飞舞升天而去。张华一时惊异，明晓宝剑通神，只是水中出来与自己的宝剑凑成一对的不知何物，于是遣人到雷焕处问。雷焕回说：“先曾渡延平津口，失手落于水中。”方知两剑分而复合，以此变化而去。由此可见因缘是天定。
这个故事，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亦有演义，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是章开篇词云：“世间奇物缘多巧，不怕风波颠倒。遮没一时开了，到底还完好。丰城剑气冲天表，雷焕张华分宝。他日偶然得到，津底双龙袅。”至今人们说因缘凑巧、因缘会合，多用“延津剑合”。
家藏的爱新觉罗·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多个版本，就有“延津剑合”的经历。
敝斋现存《我的前半生》各版本，按照年份分别是：《我的前半生》油印本，上中下三册（1958年）；《我的前半生》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上中下三册（1959年）；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一版）“灰皮本”（被作者修改、剪贴了的）；1962年3月，溥仪亲笔修改的“溥仪修正本”《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卷，十六开大字本；李文达与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中被溥仪保存下来的1963年9月2日的修改本。
以上各个时期的《我的前半生》版本，是我历经十多年收集到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首次得到《我的前半生》溥仪亲笔修正本的上卷和下卷，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亲笔手迹。遗憾的是缺少了中编。此次还得到溥仪亲笔修改并保存下来的1963年9月2日的修订本。
第二次发现的是溥仪亲笔修正本的中卷和1958年春《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凑齐了《我的前半生》溥仪亲笔修正本。这和我第一次的发现相差了8年。遗憾的是，最珍贵的《我的前半生》母本——1958年春《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缺少了第三册。
一年以后，我又有了第三次发现。发现了1958年春《我的前半生》油印本第三册和一册被作者修改、剪贴了的1960年《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以及溥仪为《我的前半生》亲笔书写的一册素材资料。
第四次，是我在前两年买回的一批吕振羽先生的旧书籍中发现了1959年秋，根据1958年《我的前半生》油印本印制的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的《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册。
前前后后，经历了差不多十三四年，终于凑齐了流散的《我的前半生》的几种珍贵版本（确切说是稿本）。尤其是1958年的油印本，据有关资料说，一共才印了60册；1959年的十六开大字本总共印了400册。已经过去了50个年头，现在存世多少？恐怕不多。而溥仪亲自修正的自存本无疑是世间仅有的“孤本”了。由此来说，“延津剑合”的这一组《我的前半生》稿本，显得弥足珍贵了。
为了弄明白《我的前半生》出炉的前前后后所经历的故事，我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现在我就以我家所存的几种稿本，进行一下梳理。
据《我的前半生》一书的简介，这本书是爱新觉罗·溥仪的自传。作者从自己的家庭背景写起，回顾了他在入宫做了皇帝、历经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混战、出宫、客寓天津、做伪满洲国皇帝、逃亡，直至解放后接受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全部历史。他的写作既是个人的历史书写，也由于他的特殊历史地位，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变迁。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册页上，他是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唯一例子。他有着跌宕起伏的传奇经历和脱胎换骨的新生。因此，其作品世所瞩目，畅销不衰。
2007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全本”《我的前半生》的再版说明说：“爱新觉罗·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起始时间，据他自己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准备，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初稿，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即原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
按照有关资料包括溥仪和他的弟弟溥杰的说法，实际上，《我的前半生》是由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整理的认罪书而来。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战犯大坦白、大检举运动，要求战犯们拿起笔，通过梳理历史、总结过去，来反省自己的罪责。特级战犯杜聿明最先给自己的反省材料起了个题目《我的罪恶的前半生》，大家一看这个题目很贴切很实用，便纷纷效仿。从1954年到1957年，在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的帮助下，溥仪45万字的自传体认罪书《我的前半生》初稿写成。
据溥杰的回忆：“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三岁登基，一直写到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经历，总共写了四十五万字。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1958年春，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共60册，报送到公安部并分送到全国政协、统战部等机关。次年秋，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呈报到公安部并分送中央各有关部门后，迅速引起公安部、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统战部部长徐冰当即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于是，《我的前半生》用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迅速印出400册，分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
之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高层对《我的前半生》的阅读意见，很快传下来：毛泽东通读了此书，他对溥仪能够彻底认罪、愿意重新做人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同时提出，“不能把溥仪改造过程中的表现提得太高”。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宾时，毛泽东还把这部“未定稿”《我的前半生》送给了他们，并说这本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因为溥仪“把自己说得太坏了”。
1960年1月26日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3时，周恩来专门接见了溥仪及其家人，他对溥仪说：“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
毛泽东、周恩来及各位中央领导的意见，迅速传达到公安部。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拍板决定：《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是由公安部上报中央、全国政协并分送统战部等各部委办的，该书的正式出版也交由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办理。这样，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第一版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灰色封面，三十二开本，分上下册，共印5000套，规定“内部发行”，限当时的17级以上干部阅读。这就是俗称的“灰皮本”。
经过公安部和群众出版社再三考量，帮助溥仪整理修改书稿的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的肩上。公安部认为，国家把一个皇帝、战犯改造成新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溥仪特赦之后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就是证明。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把史实搞准，把我们的战犯改造工作介绍得翔实和准确一些，是很有出版价值也很有政治意义的。但把溥仪的“认罪书”改写成一本书，靠溥仪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必须另想办法。于是，指定李文达以“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为蓝本进行修改，或者增写删除。1960年4月初，李文达住进香山饭店104号房间。上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参加劳动，下午，他就赶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逐章逐节地商量该书的修改问题。其工作方式是，由李文达根据修改需要提出问题，溥仪作答，李做记录。
1962年6月，凝聚了李文达、溥仪和群众出版社多位助手整整3年心血的修改本《我的前半生》，共计50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印成十六开大字本，分送各方面征求意见。在送审名单中有这样一些名字：康生、陈毅、陆定一、罗瑞卿、周扬、郭沫若、老舍、刘大年、申伯纯……还有文化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1962年11月27日下午3时至6时，在全国政协礼堂，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面，邀请各方名流专家对修改本《我的前半生》提修改意见，到会的大都是著名历史学家和一流的专家学者，其中有翦伯赞、杨东莼、黎澍、刘大年、翁独健、侯外庐、何干之、李侃、申伯纯，以及李文达、溥仪等。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李文达与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历经整整4年寒暑，终于在1964年3月，先后在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我的前半生》。不久，该书的英、德、日译本也由外文出版社对外发行。
以上述所引资料为线索进行梳理，《我的前半生》有如下几个稿本：
1.1958年春，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共60册，报送到公安部并分送到全国政协、统战部等领导机构。
2.1959年秋，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呈报到公安部并分送中央各有关部门后，迅速引起公安部、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统战部部长徐冰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于是，《我的前半生》用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迅速印出400册，分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
3.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第一版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灰色封面，三十二开本，分上下册，共印5000套，规定“内部发行”，限当时的17级以上干部阅读。这就是俗称的“灰皮本”。
4.1962年6月，凝聚了李文达、溥仪和群众出版社多位助手整整3年心血的修改本《我的前半生》，共计50万字，分成上中下三卷，印成十六开大字本，分送各方面征求意见。
5.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李文达与溥仪历经4年寒暑、三易其稿、九改九校的《我的前半生》在1964年3月于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
写此文时，我把家藏的《我的前半生》所有版本（稿本）摆在案头，一一对照。1958年油印本《我的前半生》（三册）和1959年的大字号、十六开本《我的前半生》（未定稿，上中下三册）都在；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的“灰皮本”的作者剪贴修改本也在。
除了以上三种版本，家中尚有溥仪亲笔修正的、1962年3月群众出版社印制的《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卷，十六开大字本，和1963年9月2日，溥仪保存和修改过的《我的前半生》上下册（清样）。
按照2007“全本”《我的前半生》再版说明的说法，他们还有1962年6月“另起炉灶”的“一稿本”和1962年10月印出的“二稿本”。那么1962年3月的大字本应前于“一稿本”；1963年9月2日的修改本应是李文达与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中的一种。
“全本”《我的前半生》再版说明说：“2004年，群众出版社在整理《我的前半生》档案材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稿本和二稿本。为了将《我的前半生》完整地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们对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决定编辑出版《我的前半生》（全本）。”
按照此说法，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稿本和二稿本”正是我缺少的。那么，“全本”《我的前半生》再版说明所云“我们对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论证”，是否含有敝斋所藏这几个版本呢？假若不包括，仅凭1964年3月先后在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之前，《我的前半生》的一稿本和二稿本，就说“将《我的前半生》完整地奉献给广大读者”显然有些武断了。如果我有的，他们那里也都有，那么也就解开了窝在我心中十几年的一个猜想：我的这些个“稿本”，没准儿真的是溥仪先生的旧藏呢！
（本文摘自《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方继孝著，文津出版社2020年1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