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诗选》：“诗路”到“天方”
本文是《黎巴嫩诗选》的序文，由著名阿拉伯语专家仲跻昆编选，作家出版社出版。仲跻昆于去年四月病逝，特发本文，以示纪念。
黎巴嫩属于阿拉伯世界，位于地中海东岸，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者约各占二分之一。
黎巴嫩有悠久的历史与古老的文明。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末，腓尼基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许多奴隶制城邦，他们创造的拼音字母传到希腊后，成为现代西方各国字母文字的起源。公元7世纪中叶，黎巴嫩成为阿拉伯帝国的组成部分。11世纪末，曾一度被十字军所侵占。1516年后，被纳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版图，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人民深受苏丹、总督和本地封建主的三重剥削和压迫。土耳其统治者还实行恶毒的愚民政策，把土耳其语作为正规语言，强制推行，企图人为地消灭阿拉伯语。阿拉伯文化长期停滞，阿拉伯文学日趋衰落。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力日渐深入这一地区，并极力扩大其影响。他们利用当地很多居民是基督教徒这一特点，积极进行文化渗透。西方随着传教活动，不仅在黎巴嫩创办大量的教会学校，而且引进了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印刷的引进为报刊的创建创造了条件。人们通过报刊发表各种政论、杂文、诗歌、小说，翻译、引进西方的文学作品。在客观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西方近现代的文明、文化和价值观念带了进来，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本地区长期落后、停滞的现象进行反思、表示不满，从而决心进行社会改良，争取民族独立、平等、自由、民主；促使民族意识的觉醒。自19世纪，特别是自19世纪下半叶，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们登上了文坛，并日益发挥他们启蒙者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不堪忍受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专制统治和残酷迫害，许多诗人、作家离开黎巴嫩出走，其中一部分去美洲，形成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旅美派”，另一部分定居于埃及，在埃及近现代文坛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1920年的圣雷莫会议上，刚摆脱土耳其统治的黎巴嫩又被划归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阿拉伯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法国被迫于1941年11月正式宣布黎巴嫩独立，但直至1946年，英、法占领军才最后撤出，黎巴嫩才获得完全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这一国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宗教派别的纷争以及阿拉伯、以色列长期的争端，更由于超级大国的插手及各种政治、宗教势力的反复较量，黎巴嫩局势长期动荡不稳，内战不休。
总体上来看，黎巴嫩由于历史、地理、宗教等多方面的原因，在阿拉伯近现代的文化复兴和启蒙运动中走在了前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这一国家人民的文化素质较高，更容易接受世界各国的新思想、新派别，而较少保守性。特别是从黎巴嫩派生出的旅美派文学，更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黎巴嫩诗选》选译了20余位诗人近100首诗。其中纳绥夫·雅齐吉、易卜拉欣·雅齐吉父子与纳吉布·哈达德可谓阿拉伯复兴运动的先驱，是黎巴嫩诗坛“复兴派”的代表。这些先驱者的特点是：他们大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西方引进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同时，他们又努力发扬光大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让诗歌从僵滞、因袭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现实斗争的武器。他们努力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土耳其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对人民的奴役，号召人民起来战斗。因此，他们往往以传统诗歌的形式，表现新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精神。
穆特朗在黎巴嫩现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一位诗人。他在时间上跨两个世纪——19世纪与20世纪，两个时代——近代与现代；在空间上他是“两国诗人”——黎巴嫩诗人与埃及诗人；从艺术形式方面讲，他既是新古典复兴派诗人的一员，又是创新的浪漫主义派的先驱。其诗富于想象，感情强烈、深沉。他在艺术上反对单纯拟古，敢于冲破旧体诗的束缚，认为诗歌应该体现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埃及学者塔哈·侯赛因在评论他时曾说：“穆特朗同创新派站在一起，要对旧诗革新。他走过古人的路，但并不欣赏，于是他撇开了诗，随后，又不得不重回诗坛，但他重回诗坛却是设法创新而不是仿古。”
穆特朗的大半生都是在埃及度过的，而在黎巴嫩本土，与穆特朗相似，跨近、现代两个时代，在19、20两个世纪，在守旧的古典派与创新的浪漫主义派之间铺路搭桥的却是诗人小艾赫泰勒。他原名白沙赖·胡里，以古代伍麦叶朝名诗人艾赫泰勒自况，且以“小艾赫泰勒”为笔名蜚声诗坛，有“爱情与青春诗人”之称。他于1961年在贝鲁特继埃及的邵基之后，被推举为阿拉伯的“诗王”。 有人指责他不关心政治，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其实，这一指责并不完全公正。在很多诗篇中，他还是明确地表现出自己的爱国热忱与民族感情。其诗既继承了古诗的传统，又勇于创新，想象神奇，充满激情，追求意境美、意韵美，富有音乐感，多为歌唱家争相传唱。
浪漫派的代表诗人是艾布·舍伯凯。人生道路的艰难坎坷使他深知世态炎凉、人世的酸甜苦辣，加之他深受法国缪塞、拉马丁、维尼等浪漫派、象征派诗人的影响，很自然地成为黎巴嫩浪漫派诗歌核心骨干。他强烈反对因循守旧，认为诗歌贵在创新。他反对雕词琢句，认为诗歌是自然感情的流露，说：“真正的诗人无法推敲词句，因为他那汹涌如潮的感情使他不会去做这种游戏。我觉得诗歌降临时就是穿着完美的衣服的，这种诗是感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诗中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表现主观自我意识；他抒写真挚、强烈的爱，也刻意表达内心的痛苦。
在20世纪20年代，黎巴嫩诗歌普遍受法国诗歌的影响。除形成以艾布·舍伯凯为代表的浪漫派以外，还有象征派，其代表诗人是赛义德·阿格勒。他被认为是黎巴嫩象征派诗歌泰斗。他认为诗歌不应喋喋不休地重复陈词滥调，亦不必华词雕琢，而应重视思想内涵，超凡脱俗。其诗追求交感效果，在意义上多用隐喻和联想，暗示多于解释，意境新奇；又强调诗句的音乐性，诗句间具有内在的节奏与旋律。
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自由体诗派，是在浪漫派和古典“彩锦体”的基础上嬗变出的更新的流派。他们主张写形式、内容都不受限制的自由体诗。这种诗歌诗行长短不一，韵律宽松，节奏富于变化，内容也往往自由、奔放，内涵丰富而深邃，具有强烈的个性，但有的诗显得朦胧、晦涩、费解。这一流派虽发轫于伊拉克，但在黎巴嫩却不乏属于该派的诗人。阿多尼斯与尤素福·哈勒更是这一流派杰出的创新先锋诗人。他们都生于叙利亚，却成名于黎巴嫩，因而亦有人将他们列为叙利亚诗人。两位诗人于1957年共同创办的《诗歌》杂志曾在阿拉伯诗歌现代化新潮中起过很大作用，是阿拉伯先锋诗人的讲坛。他们对祖国、对民族、对人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勇于为理想的新时代而斗争。他们的诗常具有象征、朦胧、神秘的色彩，富有深邃的哲理内涵。尤素福·哈勒于1987年逝世，阿多尼斯则至今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曾多次访华。
梅·齐娅黛与胡妲·米尕特是相隔两代驰誉于阿拉伯诗坛的女将。梅·齐娅黛曾以创办“周二文学沙龙”而名噪阿拉伯文坛，她与阿拉伯海内外文坛名士都有广泛交往，特别是与纪伯伦之间有不同寻常的友谊，被认为是阿拉伯的女才子。胡妲·米尕特是诗坛新秀，以擅长写情诗著称。
不难看出，《黎巴嫩诗选》将多半的篇幅给了旅美派诗人。
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黎巴嫩、叙利亚人因不堪忍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压迫与宗教迫害，抱着寻求自由、发财致富的梦想，纷纷拥向美洲大陆侨居，并很快在那里创办报刊，出版诗集、文集，成立文学社团，形成一个在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流派——旅美派。由于黎巴嫩、叙利亚在历史上同属叙利亚地区，故而旅美派文学又称叙美派文学。1920年，北美的阿拉伯旅美文人在纽约成立了“笔会”，公推纪伯伦为会长，努埃曼任秘书长（亦称顾问）。主要成员还有艾布·马迪、纳西布·阿里达、迈斯欧德·赛马哈、尼阿迈拉·哈志等。据最新资料显示，艾敏·雷哈尼亦是“笔会”最早的成员。1933年，在巴西的圣保罗城又成立了“安达卢西亚社”，这是旅美派在南美的文学团体。著名诗人赖希德·赛里姆·胡利（又称“乡村诗人”）和舍费格·马鲁夫相继任过该社社长。这一团体其他重要成员还有诗人法齐·马鲁夫、伊勒亚斯·法尔哈特等。旅美派文学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并加以创新，是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他们在诗歌中歌唱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并抒发了爱国、思乡之情；在艺术形式上不愿蹈常袭故，而勇于创新。
应当提及的是，纪伯伦是我国广大读者最喜爱的阿拉伯作家、诗人，我当然也是他的“粉丝”，故而翻译了他的许多作品。读者也许不难发现，《黎巴嫩诗选》中除选译了他的一些属于传统公认体裁的诗歌之外，还选译了不少所谓散文诗。我觉得这些散文诗太像诗了，只是不分行罢了。其实，中外不少诗选都把他的散文诗作为诗选入，我也随之仿效，因为我实在舍不得弃而不选。
在古代，海、陆的“丝绸之路”（海上的“丝绸之路”又称“香料之路”）将中国与“天方”（古代的阿拉伯世界）连接起来。当今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现代版的“丝绸之路”，它在世界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意义与影响，已为举世有识之士所公认。黎巴嫩自古至今都是这条丝路的必经之地。其实，除了丝路，我们还应创建一条“诗路”，把我们同各国、各民族的诗坛连接起来。这项光荣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们这些从事外国语言、文学事业者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