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该读培根的是青年人，人生也许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一
1597年，培根在他36岁的时候，出版了他的《随笔集》（Essays）的第一个版本，当时这本书还只有10篇，是一部很短小的书。书名来源于法国散文家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 1533-1592）出版于1580年的《随笔集》（Essais）。
将这部散文集称为Essays是培根的自谦。因为这个词在法语里的原义是“尝试”，也许可以译为“试笔”。他的意思是，我的这些文章里的想法并不成熟，只是些尝试性的探索与思考。但其实培根不断地在对他的《随笔集》进行修改和扩写。1612年，在他51岁的时候，他出版了经改、扩写的《随笔集》的第二个版本，共38篇。
培根画像
1625年，培根64岁时，他又出版《随笔集》经过再次扩写的第三版，共58篇。再过一年他就去世了。如果再活十年的话，他也许还会再出版一个经过增补的版本。1625年最后一版的58篇，加上他没有完成的一个残篇《论谣言》，就是现在一般通行的培根《随笔集》的内容了。
培根写作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作品是在不断地缓慢成长的过程中的。他的其他著作也有不断修改、增补的情况，比如他的《论学术的推进》一书。所以，《随笔集》其实凝聚了他一生的经验和思考，是他的苦心经营、深思熟虑之作。
二
培根的《随笔集》虽然书名来源于蒙田，但他的写作风格，又和蒙田有许多不同。蒙田的文笔比较亲密、散漫，也许可以说啰嗦。蒙田的《随笔集》有3卷，107章，厚厚的一大本，篇幅比培根要大得多。他的笔锋，带有比较多的个人情感。他还喜欢讲一些小故事，然后引出一个哲理，故他的写作方法有时被人称作“轶事主义”。而培根的《随笔集》经过两次扩写最终也只有58篇，加1篇残篇也只有59篇，译成中文约11万字，还是一本较薄的小书。
当然，根据书的长短来判断书的价值，是一种浅薄不过的行为。培根的《随笔集》里的文章都是相对比较短小的，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却感觉文笔很密，有时简直密得叫人透不过气来。这种密的感觉，来源于意义的浓缩，思想的浓缩。因为培根的文字，是高度浓缩的文字，差不多每一句都可以做箴言。
培根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格言有特别的爱好。培根自己在晚年，还写了一本《新旧格言集》（Apophthegms New and Old, 1624年）。《随笔集》一书，也充满了格言。所以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书。
《随笔集》的1597年版，有极频繁的分段。1612年版，也有较频繁的分段。（见Brian Vickers所编的1999年牛津世界名著版《随笔集》的附录1与附录2）所以，我利用译者的权利，也为了适应培根文体的格言性特点，多给他分了一些段。这也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得到更多视觉上的休息，并得到更多思考、咀嚼培根的凝练文字的时间。
我觉得，最喜欢读培根《随笔集》的肯定是中年人。他们对这本书会觉得相见恨晚，因为中年人有人生经验，他们知道培根的话的价值。
但最该读培根的是青年人。早读培根的话，人生也许可以少走一些弯路。但遗憾的是，他们常常不愿读，因为青年人喜欢自己去从生活中获取经验，而不肯从别人那里去取得现成的经验。
三
和蒙田不同的是，培根写作时笔锋不带个人情感。和讴歌爱情的诗人和小说家们不一样，对他来说，爱情是一种麻烦的个人情感，常常会给公务带来损害，给个人的事业带来损失。所以他在《论爱情》一文中写道，“舞台要比人生更受惠于爱情……但在人生中，爱情有时像魔女塞壬，有时像复仇女神，带来不少的祸害。”也就是说，爱情更适合于文学艺术；而在真实的人生中，它使人发狂，失去理性；有时还会由爱生恨，让一方疯狂迫害另一方。当然，培根的这个观点，是可以为生活中的许多事例所证明的。
培根用的是那种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的笔触。用中国的成语来说，他的文笔就像是“老吏断狱”（从他的职业来说，培根正好又是个法律界人士），或者说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而我呢，更习惯的是那种诗人和小说家的感性笔触，所以刚开始翻译的时候觉得这种文字的性情和我有些不合，慢慢地才被培根的文字的那种睿智和逻辑性所打动，进入到他的艺术世界中去。
培根的随笔，是以思想或文中包含的真理取胜，而不是以辞藻的华丽、句子结构的精巧繁复等取胜；作为一名大学问家，他在写作时很控制，这表现在他英文里的大词（也即由很多字母组成，来源于法语或拉丁语、希腊语词根的词）用得少，小词（由较少字母组成，来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语言的词）用得多；句子结构也相对简单。
在怀疑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批人里面，有一派认为莎士比亚的剧本是培根写的。在翻译了《随笔集》之后，我觉得这完全不可能。因为用词、造句的习惯，是一个作家不可能随便改的。
相对于培根的简洁和高度自控，莎士比亚是属于比较啰嗦、下笔不能自休那种。他还喜欢用大词，用双关语，用复杂的句式，这些特点培根都没有。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如本·琼生，就抱怨过他的这一点。
但培根也常常忍不住要卖弄学问的。这表现在他喜欢旁征博引，一会引一句《圣经》，一会来一句拉丁文，还提到许多古希腊、罗马人的事迹。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的一个特点，即关于古代的知识，被认为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知识，需要时时拿出来显摆一下。这在翻译时，真是很让人头大的一件事情，但最后我也只能耐着性子，一条条地给他做注解。
而莎士比亚呢，除了写了几个取材于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剧本（有人抱怨他的罗马人很像他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外，很少引拉丁文、希腊文，以致于本·琼生抱怨他对这两种古代语言懂得太少。莎士比亚也很少引《圣经》。在这两方面他都跟培根很不一样。
四
培根的这本《随笔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本书里的许多篇目，其实是为君主而写的，是向君主提的建议。从这意义上来说，他又继承了马基雅维利（Niccolo di Bernado dei Machiavelli， 1469-1527）的《君主论》（1513）的传统。在《随笔集》里，像第十五篇《论叛乱与骚动》、第十九篇《论治国》、第二十篇《论建言》、第二十九篇《论王国与国家的真正强大》、第三十六篇《论野心》、第四十一篇《论有息贷款》等都是。
培根有为学之才，也有经世之才。这两种才能并而有之的人，是很少的。他本人也一直有经世致用的强烈欲望。所以他会在著名的《论学问》篇中写道，“在学问上费时过多，乃是懒惰。”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在学问上费时过多，则必然在积极的社会活动上费时过少，实际上是逃避了对社会的责任。
培根很重视经世，对他来说纯粹的书斋之学是无用的。学问固然要有，但怎么用学问，是一门更高的学问，而且不能从书上得来，要从观察和实践中得来。
他在《随笔集》里给君王们提的建议在坦率的程度上，有的时候也可以与《君主论》媲美。比如在讨论该怎么对付叛乱的领头人物时，他这样建议道，“这样的人要么把他拉拢过来，使之诚心地归顺国家，要么在他的同党中扶植一人与他争衡，分散他的号召力。”（《论叛乱与骚动》）
培根常常以完全实事求是的态度，讨论一些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提出一些从今天来看拿不上台面，不是很符合道德的解决方法，从来不唱高调，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特点。
在第二十七篇《论友谊》里面，培根写了一种相当现代的现象，那就是在大城市中的孤独。而这种孤独的来源，不是人的缺少，而是爱的缺少：“因为在没有爱的地方，虽有成群结队的人，他们却并非你的伙伴；虽有各色各样的面孔，但看起来就像是一排画像；虽有纷呶的语音，但听起来就像嘈杂的锣钹。”
但即便在谈论友谊这个题目的时候，培根也没有忘记君王。他指出，和常人一样，君王也有对友谊的需要，尽管由于他们身处的位置，这有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危险。这是一个因为君王的基本人性产生的问题。所以，他对朝廷中有“宠臣”这样的人物存在，觉得完全自然，并不从道德的高度加以谴责。
所以，很多时候，这本《随笔集》是为君王写的。培根常常在考虑身为君王的人所会面临的问题和处境。也许他在写此书时，头脑中想象的读者就包括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
除了关心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的问题外，培根还关心生活艺术问题。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的特点：他的兴趣无所不包。因此《随笔集》里就有了第三十七篇《论假面剧和演武会》、第四十五篇《论建筑》、第四十六篇《论花园》这样的篇目。但即便在这种时候，培根也没有忘记君王：假面剧和演武会主要是当时宫廷里的娱乐；他所讨论的建筑，不是普通人的居所，而是帝王的宫室；他设想的花园，也是“真正适合于君王的”花园。
所以，培根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关心抽象问题的哲学家。他对这个世界的知识非常详细而具体。他对植物十分了解，这可以从他在《论花园》一文中的一些关于植物的特别指示里看出来。比如在说到橙树、柠檬树的时候，他特别指出冬季要有温室给它们加温。
在他所设想的这个“拥有永久的春天”的花园中，每个月都要有可欣赏的花或者是果实，为此他特意列出了在“伦敦气候”下每个月可以观赏的植物。他甚至对行走在花园中时脚下所踩踏的植物，也有特别的指示：“那些被人践踏并压碎，而不是在人经过时在空气中放出极为悦人的香气的，有三种植物，即小地榆、野百里香和水生薄荷。因此，你应当在园中小径上种满这些植物，以便在散步或踩踏时享受这种快乐。”由此可见，培根真可谓是一位生活艺术家。可惜关于衣着他没有写一篇，不然肯定也会说出许多道道来的。
五
培根还有一个语言特色，那就是他喜欢用三联句。所谓三联句，就是三个相同句子结构的重复，比如《论学问》篇中有名的格言：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
（中译：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笔记使人精确。《论学问》）
这种三联句的例子有很多，又比如：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中译：学问可资娱乐，可作藻饰，可以用来增长才干。《论学问》）
Men in great places are thrice servants: servants of the sovereign or state, servants of fame, and servants of business.
（身居高位者，是三重的臣仆：君王或国家的臣仆；声名的臣仆；事务的臣仆。《论高位》）
他有的时候也会用对偶句，其实也是两个相同句子结构的重复。例如：
It is a strange desire to seek power and to lose liberty; or to seek power over others and to lose power over a man’s self.
（中译：追求权力却失去自由，或者说追求控制别人的权力却失去控制自己的权力，这真是种奇怪的欲望。《论高位》）
当然，因为英文是拼音文字，这种对偶不可能像在中文里面那样做到那么工整。整齐也不是培根所特别追求的东西。所以，我并不认为把培根翻译得像骈文那样，是一种好的翻译方法；至少这不是对培根风格的真实反映。而且事实上，要把《随笔集》全文翻译成那种风格，也还没人能够做到。
当然，培根在重复的时候，会省略掉一些不需要重复的东西。把刚才所举的三联句的第一个例子中省略掉的东西在括号里补足，应该是这样的：
Reading maketh a full man; conference （maketh）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maketh） an exact man.
再看一下刚才举的其他例子，就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英文常常省略重复的动词（包括系动词be），而中文不能省。如果把这句句子的中译“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笔记使人精确”里后面的两个“使人”去掉，就不成其为句子了。
当然，中文有另外的经常可以省略的成分，那就是主语，在这里跟《随笔集》的翻译关系不大，就不展开谈了。
这种三联句与对偶句里的省略就带来了培根风格的另一个特点：简练。可以省略的多余的词都给他省略了。例如：
If you would work any man, you must either know his nature and fashions, and so lead him; or his ends, and so persuade him; or his weakness and disadvantages, and so awe him; or those that have interest in him, and so govern him.
（中译：如果你想左右一个人，你必须要么了解他的性情和习惯，以便诱导他；要么了解他的目的，以便说服他；要么了解他的弱点和短处，以便吓唬他；要么了解那些和他有关系的人，以便支配他。《论协商》）
这一句其实是四联句了。
培根还常常用名词来表达动词的意思，这样可以做到高度的凝练：
The reparation of a denial is sometimes equal to the first grant, if a man shew himself neither dejected nor discontented.
比如这一句里的reparation,denial,还有grant这三个名词，表达的都是动词的意思，但译成中文的时候无法模仿，只能把意思展开了翻：
如果一个人初次求请时被拒绝，他既不沮丧也不愤懑，那么他再次求请时得到的补偿，有时会超过他第一次求请的东西。（《论请托者》）
我尽量使用现代汉语，而不是用文白夹杂的语言来翻译培根。因为他用的就是现代英语（当然是早期的现代英语，在动词变位上还保留了中古英语的残余）。
我觉得当今在翻译欣赏上有一个不良的趣味：谁翻得像文言文，大家就觉得是好翻译。如果文言真的有那么好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就不会发生也不需要发生了。之所以要有白话文，正是因为文言的不灵活，无法表达许多复杂的意思。所以翻译培根，我尽量使用简洁、清通、凝练的白话文。
培根《随笔集》（有时候也译成《论说文集》）的全译本已有多种，这里我想提一提水天同先生的译本《培根论说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这是已知的最早的培根《随笔集》的全译本，据说水先生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着手翻译了。因为时代的关系，现在看来文字有些古拙。但在现有的几个培根《论说文集》的翻译本子里，水天同先生的翻译是最诚实的。没有任何花哨，也不逃避任何困难，该下一百分力的就下一百分力，做注解下的力气也是最大。在这里我向这位老先生致以由衷的敬意。
王佐良译的培根随笔很有名，但只有5篇，收在他所编的《英国散文名篇新选》（北京：三联书店，1994）里面。
翻译是一项极费时间的工作，因为认真的译者要花大量时间了解他所翻译的对象，不仅是眼前要翻译的文本，还包括译者的生平，以及他的其他著作。所以翻译最好能跟译者自己的学术研究结合起来。
同时，译者要学会利用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对文本所作的注释，这样可以避免许多错误的发生。我的这个译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Brian Vickers（Bacon, Fracis. The Essays or Counsels Civil and Moral. Ed. Brian Vicker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Oxford: Oxford UP, 1999.）和John Pitcher（Bacon, Francis. The Essays. Ed. John Pitcher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London: Penguin, 1985.）所作的培根《随笔集》的注解。尤其Vickers，是一个声誉卓著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学者。我在翻译时所根据的文本，就是Brian Vickers的那个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