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一旦你读了卡瓦菲斯的诗，就会忘记这篇文章
卡瓦菲斯
三十多年前，已故的R.M.道金斯教授把C.P.卡瓦菲斯的诗介绍给我。从那以后，卡瓦菲斯就影响了我的创作。即是说，倘若我不知道卡瓦菲斯，我写的很多诗就会大不相同，也有可能根本就写不出来。然而我不谙现代希腊语，因此我唯有透过英译或法译接触卡瓦菲斯的诗。
这使我感到窘困，同时使我感到有点不安。我想所有写诗的人都会有这种看法，即散文和诗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散文可以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诗则不可以。我也一直持这种看法。
可是一旦某个只能阅读译作的人在诗艺上受该译作的影响成为可能，则上述的看法就得重新界定。
在诗歌的诸要素之中，肯定有一些可以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另一些则由于与原文不可分割而不能翻译。这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任何同音词在意义上所引起的联想只能局限于产生该同音词的语言。只有在德语里Welt才跟Geld押韵。同样地，只有在英语里布雷尔·贝洛克的双关语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就纯粹的抒情诗来说，当一个诗人“歌唱”而不是“说话”，则他的诗是不可译的，即便可译，那也是绝无仅有的。坎皮恩的歌曲的“意义”与他创作的歌词的声音和韵律效果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一个天才的双语诗人认为他可以用两种语言写出同一种抒情诗，那还可以令人信服；但是如果他把用一种语言写的诗逐字翻译成另一种语言，那么读者就很难在两首诗之间找到任何相同之处。
换句话说，诗的技巧和手法可以从诗本身抽出来理解。我无须懂得威尔士语也能够饶有兴味地把威尔士语丰富的内在节奏和头韵法运用到英语诗中。我完全能够指出它们不可能绝对准确地移植到英语诗中，但我却发现可以通过创造新的和有趣的效果来做到这点。
诗中另一种可以保留在译作里的要素是明喻和暗喻。因为这两种比喻并非源于地方性的措辞习惯，而是源于全人类所共同熟悉的感觉经验。
我不必懂得希腊原文也同样能够欣赏品达用以赞颂迪洛斯岛的那种优美和适度的言辞。
……荒蛮的大地的
静止的奇迹，被众生称之为迪洛斯，
但那有福的却住在幽暗的大地的那颗
普照四方的星——奥林匹斯山上。
当翻译意象时遇到困难，往往是因为新的语言需要堆砌很多词汇才能说清原文那个意思，而原文那种力量也就丧失殆尽了。此所以莎士比亚的诗句：
The hearts that spanielled me at heels[1]
译成法文就得把暗喻降为效果较差的明喻，否则就译不成。
然而上述有关诗中的可译要素没有一种适合于卡瓦菲斯。他惯常使用的那种松散的短长格诗行我们都很熟悉。他的风格最独特之处乃是在词汇上和句法上糅合了希腊的俗语和雅语，而这是不可译的。在英语里，最激烈的对抗无过于俗语和雅语了，这种对抗在文学领域和政治领域都非常激烈。一方面我们只有标准英语，另一方面又有地区性的方言，而一个译者不可能重现这种风格上的特色，一个英语诗人也无法从中获益。
我们也无从谈论卡瓦菲斯的比喻。因为他从不使用明喻或暗喻这些手法。无论他谈及一片风景，或一个事件，甚或一种情绪，他的每一行诗都是明白不过地对事实加以描述，从没有任何额外的装饰。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保留在卡瓦菲斯的诗的翻译里？为什么它还能那样激动我们？我只能很不恰当地说，那是一种语调，一种个人的谈话。我读过许多不同译者译的卡瓦菲斯的诗，但每一首译诗都可以立即被辨认出来，那是卡瓦菲斯的诗。没有人可以写他那种诗。随便读他的哪一首诗，我总感到：“看得出这个人用一种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自说自话的诗竟然可以翻译，对我来说似乎难以想象，然而我相信这是可以翻译的。我的看法是，全人类都无一例外地拥有的唯一品质，是独特性；另一方面，一个个人被认出与另一个个人拥有共同的特征（例如红头发和英语），则意味着存在另一些不包括在这个归类之中的个人素质。因此，从一首诗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产物这方面来说，就很难将这首诗以另一种文化措辞译出来；但是从一首诗是人类一个独特的个人的创作这方面来说，则一个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欣赏这首诗就像一个文化背景跟诗人相同的人那么容易，或者说那么困难。
但是，如果卡瓦菲斯的诗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独特语调，那么批评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批评所能做到的只是比较。一种独特的语调是无法描述的，它只能被模仿，即是说要么被抄袭要么被引用。
如此说来，为卡瓦菲斯的诗集写一篇介绍就会陷入一个窘境，因为我很清楚我写的东西只能引起那些没读过卡瓦菲斯的人的兴趣，一旦他们读了他的诗，他们就会忘记这篇文章；这就像一个人在舞会上认识另一个人，很快就会把那个介绍他们认识的人忘掉。
卡瓦菲斯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爱情、艺术，以及从地道的希腊人的感觉出发的政治。
卡瓦菲斯是一个同性恋者，但他的抒情诗并没有企图披露这个事实的倾向。人类写的诗跟人类做的事一样都免不了要受到道德判断的制约，但是两者的道德标准却不一样。一首诗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为真理做见证。一个道德见证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以最大的能力出示真实的证据，迫使法官（或者读者）站到一个更恰当的位置公正地判决该案件。一个不道德的见证者则是这样一种人：他说了一半真话或完全说谎——但是如何裁决却不关一个见证者的事。（当然，在艺术领域里，我们必须在说谎和瞒不过观众的胡说八道之间做出区别。胡说八道者或以眨一次眼，或以一张夸张的正经面孔示人而使自己原形毕露；天生的谎言家看上去则永远是那么自然而然。）
作为一个见证者，卡瓦菲斯出奇地诚实。他既不隐瞒又不美化也不装傻，他展示的情欲世界是平凡的偶然相识和短暂的寻欢作乐，爱情在那里无非是肉体的激情。当温柔的感情真的出现，那也几乎是单方面的。同时，他那些有关感官快乐的回忆是不快乐的，或者被罪孽感抵消了。在这点上他也不做假。一个人会为他与另一些人的关系而产生罪孽感（他待他们不好，或使他们不快），但是没有人，不管他的道德信念是什么，能够对肉体的快乐时刻做出如此诚实的忏悔。唯一可以对卡瓦菲斯加以评论的一点也适合于所有的诗人，即卡瓦菲斯或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那种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能够把对于那些缺乏这种功力的人来说也许是微不足道甚或是有害的经验加以变形并转化为有价值的诗。诗的材料蕴藏“在内心的破烂店里”，一如叶芝所说的。而卡瓦菲斯以一则轶闻印证了这点：
他们见不得人的快乐已经满足了。
他们起身，很快穿好衣服，一言不发。
他们先后离开那座房子，偷偷地；
而当他们有点不安地走在街上，
他们好像感觉到他们的举止暴露了
他们刚刚躺过的是哪种床。
但是这位艺术家的生命受益匪浅：
明天，后天，或数年以后，他将把声音赋予
那些起始于这里的强烈诗行。
——《起始》
但是我们不免要感到好奇：那个艺术家的同伴将来会怎样？卡瓦菲斯对诗歌职业所持的态度是贵族式的。他笔下的诗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万众瞩目的人，受到全世界的尊敬；他们更多的是把自己看作是鲜为人知的市民，在这种圈子里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评头品足，而品评的标准又是很严厉的。那个青年诗人尤梅尼斯之所以感到沮丧就是因为他经过两年的努力才勉强写出一首田园诗。忒奥克里托斯如此劝慰他：
能够来到第一级
你就应该高兴和自豪了。
能够来到这个程度绝不是小成就：
你已经做了一件光荣的事。
即便是这第一级
也已经远远超出这俗世。
能够站在这第一级
你已成为理想城中
当之无愧的一员了。
而成为那个城中的公民
可是一件艰难的、不寻常的事。
它的市政厅里坐满立法者，
他们不是骗子可以愚弄的。
——《第一级》
他笔下的诗人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在写作的过程中找到乐趣以及获得美学的快感，但他们从来不夸大这种美学快感的重要性。
轻浮者可以说我轻浮。
我一贯对重大事情
谨小慎微。而我坚持认为
有关圣父，或《圣经》，或教会会议规章，
没人知道得比我多。
博塔尼亚特斯若是有什么疑问，
若是他有什么关于教会的问题，
他都要先请教我。
但是流亡在此（愿她遭诅咒，那毒蛇
伊琳娜· 杜卡伊娜），沉闷如斯，
我写些六行和八行诗自娱
也就不足为奇，
把有关赫尔墨斯和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
或色萨利和伯罗奔尼撒的英雄们的神话
加以诗化来自娱；
作最严谨的抑扬格，
这些——恕我直言——
是君士坦丁堡的知识分子不懂作的。
也许正是这种严谨招惹他们的非难。
——《一名拜占庭贵族在流亡中作诗》
卡瓦菲斯着迷于诗人处理他与世界的间接关系时所产生的喜剧的可能性。一个活动家需要频频亮相，这是因为没有公众他就无法活动；诗人却在决然的孤寂之中构造他的诗。诚然，他渴望公众读他的诗，但他却不必以个人身份与公众接触，而且事实上他最理想的读者往往是后代，他们要等到他死去之后才出现。因此，一旦他提笔作诗，他必然要把有关自己的或别人的思想全部从他的脑海清除出去，以便集中精神写他的东西。然而，他并不是一部制造诗歌的机器，而是一个人，一个跟其他人一样的人，生活在一个历史社会，并与之同忧喜共兴衰。那个卡帕多西亚诗人斐纳齐斯正在写一部有关大流士一世的史诗，他正在想象大流士一世做事的感情和动机。这时他的仆人突然打断他的思路，告诉他罗马和卡帕多西亚打起仗来了。
斐纳齐斯精心制作了这一切。多么倒霉！
正当他有把握要以《大流士》来
一举成名，有把握永远堵住
那些嫉妒他的批评家之际。
对他的计划来说，这是何等可怕的打击。
而如果这仅仅是打击，那还不太坏。
但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在阿米索斯是安全的吗？
这个城镇防御并不坚固，
而罗马人是最可怕的敌人。
我们，卡帕多西亚人，真的够他们打吗？
这可以设想吗？
我们要跟那些兵团较量吗？
伟大的诸神，亚细亚的保护者，帮助我们吧。
但是在他紧张和骚动的过程中
那个诗歌意念始终萦绕不去：
傲慢和陶醉——这当然是最有可能的；
傲慢和陶醉肯定是大流士所感到的。
——《大流士》
除了涉及个人经验的诗，卡瓦菲斯极少写当代题材。有些诗是关于古希腊史的，一两首是关于罗马衰亡的。但他最熟悉的是这两个历史时期：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由罗马建立起来的希腊诸附属国时代，以及基督教刚刚征服异教成为官方宗教后的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继承者时期。
关于这两个时期，他告诉我们不少奇闻轶事，为我们勾勒不少人物画像。他的泛希腊世界在政治上软弱无能，因此政治在这里成为被嘲弄的对象。从职权上讲，诸附属国是自治的，但每个人都清楚统治者只是罗马的傀儡。于罗马人来说是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例如亚克兴战役，于他们却什么也不是。既然他们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得俯首顺从，他们又何须关心他们的主人是谁？
有关亚克兴海战结果的消息
当然是出人意表的。
但我们不必去草拟一份新的公告。
唯一要改变的是名字。
在结语处，我们不写“把罗马人从
屋大维手中解放出来，他是灾难，
是恺撒的拙劣模仿”，
而代之以“把罗马人从
安东尼手中解放出来，他是灾难……”
整个文本无懈可击。
——《在小亚细亚一个城镇》
有些人，例如叙利亚人德米特里厄斯· 索特尔，梦想有朝一日恢复他们国家从前的伟大，但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梦想是虚幻的。
他曾在罗马受苦，当他在朋友们，
那些大家族的年轻人的言谈中
觉察到这点时，他感到痛苦，
尽管他们对他，
塞琉古· 菲罗帕特国王的儿子，
极有礼貌和体贴入微——
他觉察到尽管如此，暗地里也仍然一直存在着
一种对于那些希腊化的王朝的藐视：
他们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不再胜任严肃的事情，
他们完全不能够统治自己的人民。
他曾经自我隔绝，变得愤慨，曾经发誓
事情绝不会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
可不，难道他自己不是充满决心吗？
他要行动，他要斗争，他要把一切扳直过来。
要是他能够想到去东部的办法，
哪怕仅仅能够逃出意大利，
那么他就会把他身上感到的
所有力量，所有元气
传递给他的人民。
只要让他置身于叙利亚！
他离开他的国家时是多么年轻，
现在甚至一点儿也回忆不起它的样子了。
但是他心中永远在想着它，
把它当作某种怀着敬意接近的神圣事物，
当作一个未曾揭开的美丽地方，一种
关于希腊城市和希腊港口的想象。
而现在？
现在是绝望和忧伤。
他们是对的，罗马那些年轻人。
那些从“马其顿征服”崛起的王朝
再也不能继续强盛了。
这没关系。他已经做过努力，
尽他所能去斗争。
而在他那荒凉的幻灭中
只有一样东西
仍然使他充满骄傲：即使是在失败中
他也始终能够向世界展示他不屈不挠的勇气。
其余：它们都是梦，都是浪费精力。
这个叙利亚——它几乎不像是他的故乡——
这个叙利亚是巴拉斯和赫拉克利德斯的国家。
——《关于德米特里厄斯· 索特尔（ 公元前162-前150）》
从这首诗可以看到，卡瓦菲斯是能够把爱国诗写得不至于使人感到难堪的极少数诗人之一。在大多数爱国主义的诗中，我们很难区分最好的人类德行和最坏的人类德行，即集体自我主义。
一般来说，爱国主义德行叫得最响最引人注目的时候往往也是一个国家对他国进行侵略扩张的时候，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如此，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人如此，19世纪的英国人如此，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人也如此。对于这些人来说，爱自己的国家即意味着剥夺别人（高卢人、意大利人、印度人、波兰人）对他们自己国家的爱。此外，即使一个国家并不蠢蠢欲动、野心勃勃，然而当这个国家变得富裕、强大、有影响力，这个国家的爱国情绪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当那个国家变穷了，失去政治价值并且明显地衰落到无可挽救的境地，再没有希望重返昔日的光荣，这种爱国情绪还会持续下去吗？在这个时代，无论我们属于哪个国家，单从未来的难以预测这点来说，就足以促使我们正视这个实质问题。而卡瓦菲斯的诗在这个问题上要比想象中的突出多了，我们第一次阅读就能感受到这点。
在卡瓦菲斯的泛希腊世界里，有一个包含爱与忠诚的重要对象一直没有因战败而被剥夺，这就是希腊语。即便是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也采纳它，它已经变得更为丰富，原因是它朝着感受力方面发展，而不是朝着雅典城邦时代的希腊语发展。
铭文一如往常要用希腊语：
不过分，不浮华——
我们不想让总督误解：
他总是无事不问，然后给罗马打报告——
但是当然要给我适当的赞颂。
另一边要有点特别的东西：
某个掷铁饼者，年轻、英俊。
此外我要你务必
（西塔斯皮斯，请千万不要忘记）
在“国王”和“救世主”之后
用优雅的字体刻上“爱希腊者”。
现在请不要自作聪明
说什么“希腊人在哪儿？”和“在扎格罗斯背后，
在弗拉塔以外，还有什么希腊精神？”
既然很多比我们更野蛮的人
都选择刻上去，我们也要照做。
另外，不要忘记有时候
辩士会从叙利亚来看我们，
还有诗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虚度光阴者。
这样，我想，我们也就不算是非希腊的。
——《爱希腊者》
在他那些涉及君士坦丁时代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关系的诗中，卡瓦菲斯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罗马异教的宗教活动是以保护国家繁荣和民生安康为目的的，因而是世俗的。基督教未必就鄙视俗世，却一直坚持它的关注范围是无所不及的：它从不向信徒许诺世俗上的繁荣，又总是把过分追求功名当作一种罪过加以谴责。
只要法典还要求国民把国王当作神明来膜拜，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就意味着成为一个罪犯。此所以公元最初四百年间基督徒虽说也像每个人那样受到人性恶的一面以及撒旦的诱惑，他们却免受俗世的诱惑。一个人可以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继续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却不可能在皈依之后继续当一名绅士。
然而君士坦丁之后，基督徒却比异教徒更容易获得进入俗世的机会，而异教徒即便不被处罚，也要成为社会嘲弄的对象。
在卡瓦菲斯的另一首诗里，一个异教祭司的儿子皈依了基督教。
我慈祥衰老的父亲，
他对我的爱永远没变——
我悲悼我慈祥衰老的父亲，
他刚于两天前逝世，就在拂晓前。
基督耶稣，我每天都努力
要在一言一行里遵从
你神圣教堂的
戒律；并且我憎恶那些
拒绝你的人。但现在我悲悼：
啊耶稣，我哀痛我的父亲，
尽管他是——真让人难以启齿——
该死的塞拉皮斯庙的祭司。
——《塞拉皮斯庙的祭司》
在另一首诗里，国王尤里安来到安条克传播他自己创立的新异教，但是对于安条克市民来说，基督教已经成为他们紧抱不放的正统宗教，同时他们又没有让基督教以任何方式干扰他们的玩乐。因此他们把尤里安当作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古董来加以取笑。
这可以想象吗，他们竟然会放弃
他们美好的生活方式，他们
日常快乐的幅度，他们那个
把艺术与肉体的情欲癖好
完满结合起来的辉煌剧院？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超过某种程度——
无疑是不道德的。但他们对他们的生活
是无人不知的安条克的生活感到很满足，
它是快乐的感官享受，有着绝对的好品位。
放弃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有关假诸神的大话，
他沉闷的自我宣传，
他对戏剧的幼稚恐惧，
他那难看的拘谨，他那可笑的胡须。
啊他们当然喜欢C，
他们当然喜欢K——百倍地。
——《尤里安与安条克人》
但愿这些引诗能够为读者理解卡瓦菲斯的语调和他对生命的看法提供些许的帮助。如果哪个读者对这些诗无动于衷，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争辩才好。由于语言是某个社会集团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用来判断语言的标准和尺度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客观。因此，用本土的语言阅读一首本土诗人的诗，读者大可以对这首诗的感受力不以为然，却不能不佩服其文字的驾驭力。可是阅读一首译诗，不管读者喜欢与否，他所能获得的只能是该诗的感受力。我碰巧非常喜欢卡瓦菲斯的诗。
注释
1.这行诗译成中文也要变成明喻：那些像小狗一样紧跟在我背后乞怜的人儿。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卡瓦菲斯诗集》，【[希腊】C.P.卡瓦菲斯/著 黄灿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