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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罗伟章的新乡土三书，引琐碎日常细节来构筑新的乡土史，将生活的经验容量、人物的情感容量、叙述的情绪容量，以及智慧容量融为一炉。神俗一体的题材，雅俗共赏的故事，妖神人复合叙事的难度，历史与现实的容量与张力，这些使得《寂静史》不光具有罗伟章个人创作的成熟意义，也显示出当代中国小说艺术升级的成熟意义。

关键词：罗伟章 新乡土三书 《寂静史》

在城市化浪潮中，乡村从生活经验到价值意义都日益被淡忘，执着于探究和书写乡土的罗伟章，在当前文坛也就更为打眼。相对于以前的《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和《大河之舞》，《声音史》《世事如常》和《寂静史》，是罗伟章对于乡土世界的“新三书”，这三部作品，具有直抵新世纪现场及新乡土经验的鲜活与沉厚，从微观个体世界新经验的俯察到“史”的意义的深挖，蕴藏的不只是罗伟章的个人蜕变，也隐含着对于当下文坛精品开掘与艺术升级的可能性探索。

一、 一步一景与移步换景——日常的诗意

新乡土三书，是对新世纪乡村现实的咏叹调，而首先打动我们的，是琐碎日常中的诗意。个体日常经验自然琐碎，却又蕴含着穿透和超越日常的力量。《声音史》①以杨浪的天赋异禀聆听一个村庄，他能从声音里听出寂静，也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每捕捉到一种声音，他都在脑子里存放着，怕声音发霉，每过些日子，他都翻出来晒一下。风热雨冷，花开叶落，那是四季的声音；锅碗瓢盆，鸡鸣牛哞，那是生活的声音……在一个古老的村庄里，这些声音柔软绵长，将今朝和往昔，天衣无缝地接续起来。声音书写着村庄的历史。声音消失，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消失。杨浪用他的耳朵和嘴唇，把村庄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那些远离村庄渐次老去的人们，能循着他的声音，找到回家的路。在这部小说里，声音抽象而具体，是一种气味，一种叙述语调，同时也是展开小说的关节和枢纽。借由杨浪的视角，罗伟章表达的不仅仅是对某一“村落/聚落”的简单叹惋，更指向其背后所代表维系的独有文化。这两者对于后现代框架下情感日渐疏离的人们，显得是如此的珍贵。在这样一种基调下，小说呈现出“古今”隔空对望相谈的可能，“时间”一词在此有了厚重丰盈的质感。由此，作品完成了对土地―这一人类内心深处的力量之源―的饱含深情的吟咏和“祭奠式”书写，呈现出对乡土在现代化语境中的困惑与复杂性思考②。正因此，雷达在评论这部小说时给予了深情赞美，认为其是“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并因其“深刻和广涵”，“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隐喻的、象征的世界”③。

《世事如常》④干脆就是满篇日常细节，无核心情节贯穿全篇，亦无开端高潮结局之类的“小说范式”，只是小镇上的群像和杂事，无惊天动地声，无惊世骇俗情，整个就是日常而已，鸡零狗碎而已，如此自不免絮叨。絮叨的叙事却让人忘记了絮叨，乃因为作者对于每个小人物、小事件的精彩掌控与领悟，构成了清明上河图式的民俗风情图。作品中有五行八作、襟襟绊绊，堪称城乡结合部小镇生活全书。人性浏览图，合起来的烦恼群像也如浮士德式的精神求索图。“我”的人生浮沉微不足道，但旺盛的生命力总领全篇，它有时表现为旺盛的情欲，有时表现为灰色颓废的感叹，而这感叹来自于对世事人情潜思默察的执着与感悟，其生机蓬勃盎有兴味带来了叙述的波折动人，带来了语言的机锋和意趣。小说一步一景的功力，已不需情节带动（固然它还是有情节的），细节的饱满让人忘了路之远近。

要完成这样的表达，除语言功力，还需要容量，或者说更需要容量：生活的经验容量、人物的情感容量、叙述的情绪容量——这些表皮之下，是智慧容量。比如介绍李兴的胖儿餐厅：“李兴不胖，是个瘦子。他把餐厅取成这个名字，是跟自己幽默一下。他是那种喜欢说反话的人，他把说反话当成了幽默，不知道这是最低级的幽默。不过他在我面前不那样幽默。他对我总是很尊敬的样子。被尊敬是相当无趣的事，我的观点是，你要是不想跟谁交往，但出于某种原因，又不得不交往的话，就下死劲儿去尊敬他，直到把他憋死为止。”短短一小段，精练地介绍人（李兴）、物（胖儿餐厅）、事（低级幽默），人物身份、性格特征，又语含机趣，富有韵味，耐得咀嚼。前面的介绍已经暗含相关交往细节的故事性想象，后面果然交往富有戏剧性，爱读书的李兴把我“天然地当成了导师”，“有好几次，我去他那里吃饭，他都想坐下来跟我讨论，可是我没有兴趣；我越没兴趣他越尊敬我，举手投足极其谦卑。老实说，他的谦卑让我感动，同时也让我空”⑤。

又比如说到男女关系：“一旦成为女人，男人就成了她们篮子里的一棵莴笋，掰掉哪些，留下哪些，都由她们说了算……我现在就是她手里的那块面，她嫌这块面太细瘦，要把我弄成球的形状。”⑥语言自然轻巧，形象生动又奇正相合，读来有麻酥酥的痛感与喜感。

作者对于日常细节的表达力的提升，既是悲悯察世，又是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这种升级延续到中篇《寂静史》⑦，开篇就到处是细节的精彩。

她边舀昨夜煮好的猪食，边骂那只养了半年却不到五十斤重的家伙：还好意思叫，还好意思发气，屙泡尿各人照照，还不晓得羞死！

乌鸫善学同类的叫声，还会学人说话，这时候它说的是：“还不起床！还不起床！”谢翠芬笑了一下，回身走进里屋，将苞谷壳一阵扒拉，唤醒了女儿。

谢翠芬对“不争气的猪”的责备羞臊，面对鸟叫起床的羞涩，处处都情趣盎然。对物作者信奉万物有灵；对人，则是表现出劳作与生存的情趣。

能当背二哥的人，都是命好的人，他们有体力，累得吐血，吐出的血把路边一丛野草淹死，也只是抓把干净草，将嘴巴揩了，又接着上路。

在对原始生存哲学的展示中，对最受苦最卖大力的人，作者逻辑一倒转，就将其变成了“能当背二哥的人，都是命好的人”，就成了生命力的苦涩赞颂。这里有原始的幽默，有含笑的泪，有带着诅咒的赞赏与温馨，这就是“劳动人民”的情感和认知，“劳动人民”的哲学。

多数人身上没那么多血，更没胆量吐那么多血，便只能守在老地方，脚下无路，就四肢并用。因这缘故，峡谷地区的男女，胳膊都较常人长一大截，包括林安平，也包括她母亲谢翠芬。

从这里就由虚转实，由玄转实证。

语言本身的张力、细节本身的张力支撑着文章有条不紊的气度，既有静气又有大气，俨然见“古今多少事，都付向笑谈中”的沧桑与宁静。

二、汇神俗、雅俗于一炉的复合叙事

细节带来绚丽，但毕竟是碎银，它们需要积攒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构成立体空间，才能形成攻坚利器，才为大器，才是大票。细节为花，思想为根，那故事与结构就是枝干。罗伟章所写的还是小说，因此，讲故事才是正经本行。本文就《寂静史》谈谈作家怎样融合了多种故事原型，使小说好读，吸引人。

小说是夺宝探险、寻幽访古的故事模式。这是好莱坞经典模式，典型如《木乃伊》《古墓丽影》《夺宝奇兵》，都是一拍再拍的经典系列，可见其好看、吸引人的程度已经让人不厌其烦。故事的首要出发点是欲望驱动，这就是对凡人俗世最为亲和的元素，“跟林安平接触，我是带着功利的，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是受命去为县里旅游资源开发而效力的，“我接到的任务很明确，既要搜集原生文化，更要学会制造文化”。故事开篇就肩负着荒诞的解构和颠覆矛盾的责任，将神秘神圣的文化与功利低俗的经济政绩结合。头儿神谕一般的指示“世上最富想象力的职业，不是艺术，是政治”，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新的启蒙，由此理念出发，故事的叙事空间就拉得很宽阔。接着故事很快改变走向，变成了精神的游历，俗人忍不住被激发了被压抑的圣洁。带着功利目的的寻宝探险，小说由此进入历史与神话的幽深之处，感慨于人神的伟大崇高与欲望纠缠，中间不乏肉体凡胎们经历小混乱而带来的插科打诨。这和传统的由神圣到堕落的叙事轨迹反其道而行之，既新鲜别致又意味深长。“我”的初访引出故事缘起——“寻文化与造文化”，而重心落在林安平自述话语中的“妖”成长史，这是第一篇章，“埋线”。继而第二篇章“上坟”，从传说中的神回归到眼前真实的神人混合体，现实中的矛盾体林安平，经两代女祭司（牟斋姑与林安平）相互印证，终于“成神”，蜕变为祭司，这算是上升和矛盾激化。继而第三篇章，再次变形，回到现实，被打回原形，“不准成神！”希望破灭。林安平女儿身份的暧昧引出对“神”的质疑，回到原来（单位、家庭）生活圈的“我”被拉回原有的落魄放诞的文人轨迹。借女祭司故事而暂时得到精神拯救的“我”重回现实的祛魅轨道，而“我”与女祭司的神交也被世俗污蔑为身交。终章，经过“认祖”的拯救挣扎，到最终“我”被官方放弃，归于幻灭沉寂。当然，这里林安平的认祖仍算是升华，彻底下降的是“我”，这就是小说真正的主题，双方缘尽，归于共同的幻灭沉寂。这与“夺宝奇遇记”中的好人最终全身而退并顺便发了点小财甚至抱得美人归截然不同，小说最终回到了现实的严肃质问和反讽。

林安平作为祭司的特殊人物属性，带来通神的技能与经历，也带动打破现实逻辑的故事，展开《浮士德》式的神游古今，也近乎《聊斋志异》式的人神穿插，自由自然，跨界融合，外延丰富，内涵深邃，尤其是“女”祭司的身份，更平添离奇怪诞的元素。不同于《浮士德》最终回归灵魂的安宁，本篇不是灵魂满足和价值充沛的安宁，而是颓废的破落与颠覆，这赋予当下中国滥俗叙事以严肃意义—“精神在物质世界面前的失措和挣扎，挣扎和受难”⑧。

林安平、我，都经历了从人到神的建构，经历了从俗世之人到精神超拔的升华，然后又被打回原型。最后似乎什么也没发生，无论对谁，都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流萤往事而已，对乡村，对县里，更是被遗忘的人事，大河依旧奔流，太阳照样升起，对于故事来说，一切回归于寂灭，生活则继续。

女祭司与林安平的故事、寻访文人“我”的故事，双线并行，构成复合叙事，极大提升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和内涵空间。复合叙事的难度在于融合，既相互独立，又融合交织，两大叙事间的自然跳转要自然，正是这种难度引发对必然性的怀疑。而小说正是在这方面处理得自然，通神与俗人的矛盾、精神的超拔性与肉身生存的现实性的矛盾，推动情节转换具有生活逻辑的必需与必然性，情感真实，毫不牵强。

神俗一体的题材，雅俗共赏的故事，妖神人复合叙事的难度，历史与现实的容量与张力，好看又深邃，这种充盈的现代性品质，使得《寂静史》不光具有罗伟章个人写作趋于成熟的意义，也具有了当代中国小说在艺术升级上趋于成熟的某种代表意义。

三、历史积淀

《寂静史》具有深厚的生活积淀，扎实的历史文化挖掘，由此生成深邃的主题意蕴。这是小说往下深扎的根。对小说而言，主题挖掘既是支撑故事的“根”，也是结果性的和升华性的果实。《寂静史》的叶茂离不开文化的根深。

小说许多细节已见文化底蕴。“这里的男人，累起来像牲口，一闲，就扭住女人不放，不是想女人，就是睡女人，不是睡女人，就是打女人。”这既是民俗的描述，又是民风的穿透性归纳，更是写出时间、空间的沧桑感。

寂静，有色即是空式的东方幻灭，祭司家族（林安平、牟斋姑、肖道长）的沦落，“我”（现世文人、落拓失意）忧愤混世，最终归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式的幻灭。

从《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来看，罗伟章要构筑乡土之史的野心是一直存在的，但《声音史》《寂静史》明目张胆地打出“史”的招牌来。《声音史》尚可说，万千声音从嘹亮到喑哑，一个村庄从生成到寂灭，本身就具有“史”的品性，而《寂静史》，一个祭司的风流野史，半个落魄小文人的糊涂片段，竟可为“史”？何况是高度抽象的、玄学的，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之史，这是何等的野心展露，这么个生活片段，真能四两拨千斤，支撑起“寂静”之“史”？

单就林安平的生活来说是只记录了半生，显得单薄了，真要能撑住“寂静”之“史”，那需要更为丰富和复杂的内涵。

因此，从意蕴的丰富性要求来说，小说的另一半，“我”，就至关重要了，他绝不单只是一个叙述人，他本身就是一个主人公，这里的关键就在“我”的荒诞意味。“我”的故事才是寻常巷陌事，才具普遍性。但“我”这样的故事单讲，毕竟太俗滥。林安平的故事单讲，也就是猎奇而已。所以，林安平——我，这个二人模型，是相得益彰。

当祭司的故事转向现实之后，肩负“上命”的“我”浮沉之后，此前作为判官者和见证人的“何先文”就被转正为主角了，小说的视点悄然发生转移。

一神一俗，一出世一入世，一变一常，在叙事效应上，产生距离感、时间空间的延宕感滋长“史”的张力；在叙事结构上，小说又是相互提点，牵引粘连自然，具有戏剧效应；而在精神文化上，其更是画龙点睛。

回头看来，小说叙述节奏上，前面低缓厚重，后面浮躁快进，正是情节与情绪的需要，前面是神奇和灵性的世界，故而是以一当十，灵悟幽深，后面是庸俗低俗，故而是“且去填词”的庸脂俗粉。如此布局，是有匠心的。

注释：

①罗伟章：《声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

②参见Dubesor《杂感——评〈声音史〉》，《豆瓣读书》2019年2月21日。

③雷达：《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④罗伟章：《世事如常》，《红岩》2015年第2期。

⑤⑥罗伟章：《世事如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9、47页。

⑦罗伟章：《寂静史》，《钟山》2018年第6期。

⑧罗伟章：《是什么让好作品如此难得——一个编辑眼里的当下小说》，《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3期。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