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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新女性写作正在逐渐消弭对抗性，她们更关注的是女性自身，尤其是她们的个体成长、社会现实处境以及精神世界的富足。本文以《十月》杂志2019年3月的“新女性写作专辑”为观察对象，发现并探讨当下女性写作的诸多新变。

关键词：女性主义 新女性写作 《十月》

文学写作中新的性别焦虑，正在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悄然浮现。在张莉主持的《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中，许多女作家似乎并不愿意强调自己的性别，她们更希望自己以“作家”的身份出现，而不是“女作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作家这样的天然身份，已经是让人羞于启齿的话题，甚至连作家本人都避之不及。反观男作家，在《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中，他们面对性别问题时则相当坦然，甚至是一种“浑然不觉”的态度，反映出大多数男作家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几乎是不曾有过挣扎的。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恰恰凸显出我们习焉不察却深入骨髓的性别等级观。

与之类似，批评界对于女作家及其作品的评价，有时几乎是先天性地滑向“女性主义”的诸多话题，但正如我们所知，文学的意义、艺术的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性别的特殊性，而应该是超越特殊性之外的某种共性与共情。对于这样狭隘的“女性主义”，批评界已多有反思。然而，正是在此基础上，另一种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逐渐滋生出来：当我们谈论女作家作品的时候，一些批评家出于对性别问题的高度甚至过分警惕，刻意回避、忽视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而只选择其中的所谓“共性”“人性”进行分析。在我看来，女性主义与性别意识非但不是狭隘落后的理论话题，而且对于一些具体文本而言，更是至关重要的解码与钥匙。当我们面对丁玲、萧红，或者面对张洁、铁凝，以至于林白、翟永明等女作家的作品时，刻意回避其中的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思想，不仅无法揭示其作品的独特性，更有可能失之偏颇。只有像剖析“共性”“人性”一样地剖析其中的性别问题，才能真正做到对文本与作家的最大尊重。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尤其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如何认识自己的性别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更是我们探索自我与他人、与世界之关系，进而理解当代女性如何自处等的重要前提。

于是，当我看到张莉与《十月》杂志组织策划的“新女性写作专辑”时，内心着实充满期待。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中，中国女性文学大多与政治活动、思想解放、商业化浪潮等外部因素相纠缠，似乎总是难逃异军突起又迅速消亡的命运。新世纪以来，虽然偶有佳作出现，但带有明确意识的、可以称之为现象的女性写作凤毛麟角。“新女性写作专辑”所涉及的13位作家基本涵盖了活跃在当下文学现场的各个年龄段：从“50后”翟永明、林白，到“60后”叶弥、周瓒，再到“70后”金仁顺、乔叶，“80后”孙频、文珍、蔡东、张天翼、戴潍娜、淡豹，及至“90后”玉珍。一方面，不同年龄女作家的文本在此并置，形成互文；另一方面，她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亦显示出女性个体在不同人生阶段所侧重与抵达的思考面向。

“万物终将开花，时间迎风招展”

正如张莉在该栏目主持人语中所指出的，“女性写作”近年来似乎变成了“麻烦”，“当代女性写作出现了某种停滞的状态”。女性主义在当下创作中所遭遇的尴尬处境，某种程度上是作家对于上世纪末“身体写作”“私人化写作”热潮及其所包含的种种问题的退避与拒斥。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女性主义的思考和立场，对于女作家来说不仅殊为不易，甚而是稀缺与珍贵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林白与翟永明两位作家的写作，几乎可以成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本及其意识变迁的一面镜子。

很多年前，当我们读到翟永明的《女人》组诗（1984），一种惊艳感几乎席卷了当时的诗坛。如其所说，“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或者说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以及我置身其中的涵义。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的意识”①，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女诗人之一，从《女人》到《静安庄》（1985），翟永明的早期作品受到西尔维娅•普拉斯、罗伯特•洛威尔等自白派诗人的影响，其中的“黑夜意识”以及“自白”特征成为其诗歌重要的美学标志。1990年代以降，从《十四首素歌——致母亲》到《落水山庄》，再到2015年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翟永明的写作逐渐由个人化的自白走向对整个女性族群的书写，沉浸的感受被疏离的沉思所代替，她开始追求更平白凝练的诗歌语言，在冷静、克制的寓言化表达中，将更广阔的现实、历史、文化等要素纳入其中。

这种变化本身，或许正是源于生命的教诲与个体的成熟。“新女性写作专辑”中的组诗《灰阑记》依然显示着翟永明一以贯之的女性主义立场，同时也延续了诗人近年来对戏剧、古典文学、当代艺术等的关心，在一种更为饱满的写作中，呈现出当代女性的多元思考。元杂剧《灰阑记》是一部讴歌母爱的经典之作，翟永明在同题诗中选择被争夺的儿子为视角，“我呢？我是什么？/我是争夺物/一堆形质/灵魂不被认可/但时刻准备着/被谁占有？归属于谁？”表达了对母爱的反思，“公案上：醒木跳动着/向谁吩咐？/无论向谁吩咐 母爱都像/滚烫的烙铁 死死将我焊住/一生都在灰阑之中/一生”。在这首诗中，性别视角的转化，对于善用女性角度观察世界的翟永明来说，不仅标志着一种更为开阔的写作视野，更显示了女性本身对于自我（尤其是对于母爱）的深刻反思。在《去莱斯波斯岛》中，诗人致敬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分身为二 麻痹的性别/留在原地 活跃的欲望/分裂出去 黯淡的思维/留在原地 自由的呼吸/分裂出去 我去/为了让心代表我的身体/躺在莱斯波斯岛/从脚趾到发尖 享受最纯净的阳光/在萨福的诗行中撒欢穿行/每个字 每个词/都拍散我的全身”，作为著名的女同性恋者，萨福的人生与她的诗歌一样具有某种分裂性，而正是这样的分裂，赋予其诗歌以去性别化的、或者说是雌雄同体的独特魅力。探访萨福的故乡，正意味着女诗人超越自身性别的努力，以及对于这种雌雄同体的艺术感受力的崇敬与向往。《狂喜》中的诗句“请允许我狂喜 也请允许我自恋/让我掌控四面八方投来的惊异目光/或者 目光中的不屑与敌意/也让我将它们聚于眼底 盈手成握/如呼吸般吞吐出去”，依旧可以作为翟永明式的女性主义的宣言，然而对比早期在黑暗中呐喊以“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如今的宣言更具有“呼吸”般的自然状态，以及“吞吐”般的包容与勇气。

比翟永明稍晚的林白，曾是1990年代女性文学热潮的代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个人的战争》（1994）被贴上了女性“私人化写作”的标签，也因此受到质疑。此后林白不断在写作中变法，《妇女闲聊录》（2004）以非虚构的形式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生存困境。《北去来辞》（2012）更是林白写作的重要节点，她在小说后记中写道：“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真希望一直走在一条辽远的漫漫长途上，做一个与天地万物风雨同行的人。”②通过这部小说，林白对自己的写作甚至个体生命进行了一次回望，小说主人公海红既是《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致一九七五》中的李飘扬，更是现实中的林白自己。从此，林白文字的力量不再仅仅来自于她此前作品中常见的狂想与激情，而更来源于眼前那些平凡乃至平庸的现实，来自更为切实沉重的自我剖析与反思。

在组诗《花寒》中，我们以另一种方式与林白相遇，正如她在20年后与自己曾经相依为命的复方甘草片相遇一样，“一粒近于老鼠屎的药片，/是的，老鼠屎，/我有二十年没看见它了……今天我去医院开药，/惊喜与之相逢。/虽然涨价十倍，/但仍然是/我相依为命的甘草片。//为了接上之前的二十年，/我特意咳嗽了四天。/甘草片不知发生了什么，/黏糊糊的，/被握在我的手心”。（《复方甘草片》）在这组新诗中，林白抛去了早期以女性身体与欲望为旗帜的叙事策略，其女性立场无须刻意彰显，却能渗透在文本深处。如“梅花开在最僻静的地方/不是山上，而是天上，/在乌云的深处，/除了星星，无人能见”，（《花寒》）最僻静地方的、云层深处的梅花，何尝不是一种独特的女性立场，又何尝不是女性独异的审美观照方式？

“阳光普照，伸手却不见五指”

伍尔夫在谈到小说写作与生活的关系时曾说，“小说就像一张蛛网，即便只是轻轻相连，那网的四角也连接着生活。通常这期间的相连是极不易察觉的，就拿莎士比亚的剧作来说，似乎是单凭一己之力，悬而不落。但一俟把蛛网拉弯，钩住边角，扯破了中间，才让人想起来，这也并非是什么看不见的精灵在半空中的杰作，依然是受苦难的人类之作，总是和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譬如健康、财富，还有我们栖身的房屋”。③如她所言，无论身处任何时代、选择书写何种题材，现实世界都必然作为一个庞大的幕布出现或隐藏在文本之中。女性写作虽以彰显女性独特的感受与思考为立场，但并不能因此忘怀鲜活的现实，否则又将落入“私人化”写作的窠臼。在这个意义上，理想的“新女性写作”，其中必然包含着女性生存与当下现实的紧密联系。

文珍的《寄居蟹》和淡豹的《山河》都涉及单亲家庭与非婚生子的问题。《寄居蟹》中的林雅如果没有死，大抵会成为《山河》中的母亲，她的女儿饼干将面临的人生，或许就像《山河》中的“我”一样。一对对的母女、一代代的女性，她们的命运就这样在小说中、在现实中延续着。《寄居蟹》将目光放置在年轻的打工族身上。小说中，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女孩林雅在火车上遇到了来自S城的军军。那个时候，林雅眼中的军军“洋气”、绅士、见多识广，便跟着他来到S城郊区的五隅，想要一起打工、生活。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林雅渐渐发现，军军懒惰、挑剔、不务正业却喜欢逞强斗狠，不仅没办法养活自己，甚至是个完全没有生活能力的、需要“寄居”方可存活的人。于是，林雅设法逃离了五隅，摆脱了军军，独自生下并抚养着当时尚在腹中的女儿饼干。小说最后，林雅在回家的路上被打工者阿水劫持，意识混乱的阿水在围观者的喧闹中失手杀了林雅。在这部作品中，文珍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如她们在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中所遭遇的轻视、她们在工作中受到的或隐或显的性骚扰与不平等待遇、她们作为单亲母亲时所面临的生育难题等等，与底层打工者普遍面临的诸多问题杂糅在一起，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感与现实感。小说最后，阿水在警察局坦承：“我不想杀人的。就是上班太烦，下班打通宵游戏脑子有点木，又喝多了点啤酒，一下子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小说中处处呈现的打工族的生活，他们杂乱肮脏的居住环境、颓靡空虚的精神状态，都彰显着作家的现实关怀，这种关怀不仅局限于女性本身，更着眼于愈加普遍的年轻一代打工者们。

金仁顺的《宥真》与张天翼的《我只想坐下》两部作品，从不同角度书写了当代女性所遭遇的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前者的主人公宥真是一位韩国女诗人，生性敏感的她数次感受到来自男性同行的言语或身体骚扰，宥真性格耿直，不堪忍受，却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她的丈夫因为宥真不能像传统妻子那样生儿育女、柴米油盐而不满，两人的婚姻渐渐走向尽头。与英国小伙子尼克以及历史老师的两段相遇，让宥真多少重燃了对爱情和未来的幻想，却又最终被淹没在现实的无奈中。小说最后，离婚后的宥真靠着四处打工维持生计，但她丝毫不因此而失落颓废，因为“我有诗，我是个诗人”。后者写的是女大学生詹立立所经历的一次惊心动魄的春运，在拥挤的火车上，年轻英俊的列车员对立立颇多关怀，当没有座位而不得不蹲坐在车厢连接处的她被列车员邀请到乘务室休息时，立立差点以为这是一场浪漫的邂逅。然而，沉睡中的她忽然感到一只燥热的大手正在自己腿上抚摸、揉动。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座位”，立立只好视而不见，“就当免费按摩”。宥真与詹立立，这两位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女性的困境，其实也是当代女性时常面临的普遍困境。

近年来，从美国好莱坞开始，女性职场骚扰的话题似乎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点，越来越多女性成为“打破沉默者”，勇敢地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小说《宥真》《我只想坐下》既是对这一社会话题的回应，更用文学的方式将这一话题推向深处。

“到底什么是独立、自由”

在小说的世界中，女作家借以传递自己关于性别问题的思考，通常是通过其笔下的人物来实现的。在中国文学的书写中，我们见到过莎菲女士（丁玲《莎菲女士日记》）、见到过翠姨（萧红《小城三月》）、见到过司猗纹和苏眉（铁凝《玫瑰门》）、见到过多米（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也见到过吴为（张洁《无字》）……在今天新的时代语境之下，如何发现并呈现“新女性写作”之“新”，对于女作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欣喜的是，孙频在小说《白貘夜行》中塑造的康西琳这一人物形象，让我看到了某种“新”的可能。小说中的姚丽丽在见到自己失散多年的老友康西琳之后，对自己看似安稳幸福的生活产生了怀疑与倦怠。在黑暗中，姚丽丽告诉自己那尚在青春期的女儿，“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对你说起独立、自由，你一定要先好好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独立、自由”。

到底什么是独立、自由？

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女性来说，这个简单而本质的问题时刻与个体生命紧密相随。在百年的女性主义思潮中，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都多少因为现实环境的影响而产生新的答案、生发新的意义。小说中，北方小煤城的四个年轻女教师，“在一起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能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跑得无影无踪，永不再回来”。许多年后，从未收到男友回信的梁爱华成了单身老姑娘；曲小红嫁给了煤老板的儿子，生了两个孩子又离了婚，在省城打工几年后回到小煤城；姚丽丽选择了最稳妥的生活，为人师表、相夫教子，看似是四姐妹中最幸福的那个。没有人知道当初徒然消失的康西琳去了哪里，直到20年后的某一天，梁爱华在百货大楼门口与她偶遇。

如今的康西琳，既没有衣锦还乡，也没有穷途末路。她不过是一个年过40的卖烙饼的中年女人。婚姻、子女、金钱、权利，这些人到中年所倚赖的人生财富，20年后重回故乡的康西琳一无所有。她理应是羞于见人的，理应在那些幸福的老友面前羞愧得抬不起头来。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作为一个卖烙饼的中年女人，康西琳的手掌因为繁重的劳作而红肿皲裂，但她却不合时宜地为那双日渐衰老的手反复涂抹着护手霜。要知道，对于康西琳这样的劳动妇女来说，护手霜代表的应该是一种精致却遥远的生活。但是，康西琳不管这些，她不仅用得如此自然，甚至还要“把手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很满意很欢快地把两只手捧在胸前，好像在做祈祷一样”。还有，这个卖烙饼的中年女人，居然还能在自己的小摊位上堂而皇之地读书，而且读的竟然是《尤利西斯》和《劝导》。甚至，中年妇女康西琳还拥有着爱情，当其他同龄女性已经遭遇婚变或正在日复一日地承受着日常的琐碎时，康西琳还可以像青春期的少女那样肆无忌惮地向那个小她十岁的男友撒娇。

你相信这样的女性会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中吗？

如同小说中的其他三位女主人公一样，我们大抵也是不信的。这种“不信”的背后，是姚丽丽、是三姐妹，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中年妇女的固有想象，她们应该平庸而世俗，应该围绕着家庭、子女而碌碌无为，如果她还只是个卖烙饼的，那就更应该显得凄惨悲凉。而眼前的康西琳不仅完全不符合这样的想象，甚至几乎摧毁了我们渐趋稳定乃至固化的社会评价体系。康西琳体尝了人生百味，也遭逢了几乎所有磨难，人生的大起大落本应让她更深刻地感受到如今处境的艰难与落差。然而恰恰相反，此时的康西琳看起来比任何人都快乐，她“失败”得如此坦荡——不，康西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失败”，她完全漠视那套大家心知肚明的评价体系，只过自己的日子、专注眼前的快乐，更不揣测别人的生活，她的坦荡、轻松、自得，反而让他人感到羞愧。

早在1942年，女作家丁玲就已经告诉我们，“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我们，更多地将“强己”的重点放在了取得女性的经济独立上。似乎只有那些经济上实现了独立的女性，才有可能不必成为男性的附庸，也才有权利谈论平等、独立、自由、尊严。但是康西琳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一个卖烙饼为生的中年妇女，显然经济能力相当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她有可能获得独立、自由吗？在小说中，作家将一个女性的尊严最大程度地赋予了康西琳。康西琳既没有稳定的生活、幸福的家庭或者富裕的经济条件，但即便是过时的妆容、粗糙的饭菜，依然能够让她获得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快乐和豁达。当几乎所有人都沉沦在现实的泥淖中时，唯有康西琳，在经历了世俗的起落磨砺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也正是在这种热爱中，康西琳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一个女性的尊严，这种尊严来源于她的内心，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依附于外在于生命的各种现实条件。

如同张莉在该专辑的主持人语中所说，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在不同的时代，女性的独立、自由既共享着类似的特征，又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变化。在中国文学的整体脉络中，不同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反抗与反叛而达成的：首先是反传统、反封建，接着是与阶级斗争纠缠在一起的“妇女解放运动”，及至1990年代末试图冲破禁忌的“身体写作”。贯穿始终的，是女性对于男权意识和男性霸权的反抗。然而无论是哪种形式，女性的成长或多或少都是以外界力量为参照的。因而在此基础上的任何反抗，都先天地具有某种依赖性。

但是，在今天，在小说《白貘夜行》中，康西琳不需要反抗任何人，这种不反抗本身成了这个人物最重要也是最可贵的特征。通过这个人物，年轻的女作家孙频传递出这代人对于女性身份的新的思考。康西琳的出现或许正在暗示着，在新的现实语境之下，在女性不必挣扎于饥饿、贫穷的基本前提下，当男性与男权意识不必再成为女性反抗与敌视的对象时，她们将有可能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这个人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却又尊贵无比。

注释：

①翟永明：《黑夜的意识》，《磁场与魔方》，谢冕、唐晓渡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②林白：《北去来辞》，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③[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自由》，吴晓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页。

④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

[作者单位：文艺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