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查多·德·阿西斯《精神病医生》：谁是病人
作家有没有义务去描写社会、关怀人的处境、探求善与恶这样的话题？没有。
马查多·德·阿西斯 本文图片 文汇网
相比要实现什么，内心的渴望和冲动对他更重要。但有的作家，终生都在写这些，人性、社会、道德——因为，这些就是他的渴望，他欲寻求的答案。马查多·德·阿西斯无疑就是一位这样的作家。
1839年生于巴西底层家庭，混血儿，父亲是解放奴隶，母亲是洗衣妇，十岁丧母十二岁又失去父亲，由做厨娘的继母抚养成人。一生没受过正规教育，从法国面包师那学会了法语，17岁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起步。然而他很快显露过人的才华，进入报社，后来又加入政府，担任重要职务，靠着不懈的努力和对文学终身的热爱，成为“巴西最重要的作家”，苏珊·桑塔格称其为拉丁美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
从他的成长历程来看，能从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跳出来，确实难能可贵。他关注普世价值，反对夸张的浪漫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文学言说的是人的本质、人的矛盾，哪怕是巴西的事务，也要与人的普遍意义结合起来，才具有真正的“巴西性”。反映到他成熟期的创作中，就是不落窠臼，拒绝教条式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而是用更复杂的技巧，揭示更深层的真实。他靠着今天看来依然新鲜生动、充满现代感的手法，实现了对迂腐现实主义的超越。洞察世事的犀利和深思熟虑的风格探索，让其作品获得了一种艺术化的深刻。这让他的作品得以比同代作家穿透更久时间、更广阔的地理空间，而在世界经典文学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从他最好的小说中，读到的不仅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启示，一段关于人性的探索过程。他不是告诉我们什么，而是激发我们对事物的崭新理解。
在他一生丰沛的创作中，中篇小说《精神病医生》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传奇色彩的故事，杂糅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和关于历史、社会的隐喻，通过一个小镇精神病院的建立写出了极为丰富的内涵，是探讨善、理性、群体正义的作品中，特别令人惊奇的一部。
小说讲的是很久以前，伊塔瓜伊镇有一位医生，视该镇为他的全部，全力投入科学研究。特别对精神病学领域，有着极大的兴趣。“心灵的健康，才是医生唯一值得的事业。”起初是出于善举，当地一直没有精神病院收治精神病人，为免他们在街上游荡，死于非命，医生推动政府建一座精神病院。计划受到非议，但还是出乎反对者意料搞成了，伊塔瓜伊有了一家精神病院，医生称其为“绿屋”。这时医生透露了他的动机，建这个绿屋，主要是为了深入研究病例，找出药方，以此为人类做出贡献。
救治精神病人这样的弱势群体，是人道主义，而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才华，钻研科学服务人类，则是非常崇高的善的动机。小说写到这，还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开头，我们觉得这就是在世界正常运转中发生的事。接下去应该是绿屋发挥作用了，但作者打算停留在这个层面吗？显然这不是马查多的风格，好戏开始了。
当地的疯子涌入，人们感到震惊，从未想过世上有这么多疯子。医生以超强的耐心和科研精神投入其中：分类，观察，研究药物文献，不惜为此冷落娇妻。他只关注科学，关注如何治愈精神病人。全身心的投入并没有白费，不久他就得出了新的理论：理性是各种功能的完美平衡，除此皆是疯狂。
夸诞的情节一下把人抓住了。医生的结论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忽略了残缺也是正常的一部分，也就打破或者说混淆了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界限。在新理论下，精神病的症状范围被不断扩大。行善的人，因乐善好施却收不回成本，被认为不正常，喜欢在花园躺着欣赏自家豪华住宅的鞍匠被认为得了恋石癖，给女士写献辞的人因自负也被医生认定反常，虽然大家怀疑是他给医生夫人写献辞造成了冒犯。总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式各样原因被关进精神病院。恐惧如星火燎原，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叙述中马查多冷静、幽默、轻松自如的文笔令人印象深刻，讲述最荒诞的事，也用最不动声色的语调，反而让内在冲突得到了凸显。以治疗的名义，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这已经不是科学，而是癫狂了。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最恐怖之处，因为他可以把说情的人直接关进绿屋，而不给出具体解释。一切都是研究的结果，是科学结论。回头来看医生在建精神病院时说的，“若我明白各样的知识，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更多了一层讽刺的意味。抽象的概念往往被野心家和独裁者利用，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将以善的名义追求福祉的口号不断重复，就能赋予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和不容置疑的教主般的威权。这时人们就会相信，为此付出一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牺牲的不是自己，个人的福利就没有被侵犯而是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人很容易忘记，群体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当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恶行的恐怖吓得目瞪口呆。
但在这里，马查多并未把这些隐含之意过度彰显。他明白，真正的关键还是元叙事，是故事本身。他需要的是手术刀般的冷静和精确，把叙事和描写当做道理来写。他懂得克制自己，把意义含于文风，甚至是句子、词的取舍。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意义，就在于把形式和风格的追求，当做道德追求来对待。表述和思想，最终是结合在一起的。
医生的行为，令人们感到错愕，开始出现“私人监狱”的质疑。随着被抓的人越来越多，兴起了反对“暴政”的叛乱。“那么多神志清明的人被当成疯子抓了进去，谁又能保证疯的不是精神病医生呢？”一直心存怀疑的人们推举理发师当上了领袖。叛乱一波三折，十一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理发师当上了“护镇公”，立即将支持医生的议员投入了监狱。年轻时的阿西斯。他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也曾深受混血身份困扰。
年轻时的阿西斯。他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也曾深受混血身份困扰。
这时有意思的事发生了，新的权力并没有立即摧毁它反对的目标，即按人们的期待，彻底摧毁绿屋。理发师考虑要赢得镇上权威人物的信任，提出了折中方案：把那些几近治愈的病人放出去。面对来势汹汹的造反者，医生毫无畏惧，再次强调，他只尊崇科学，而科学是严肃的，拒绝任何折中方案。
这里对现实事件的影射是显而易见的，但正如马查多自己说的，他要写的是人类普遍的命运。权力更迭的政治事件，暗藏的利益争斗和宣称的口号间的差异，在事件的过程中往往被忽略。可回头去看，对权力追逐的反抗力量，往往在获得权力的瞬间，就暴露其缺点，似乎也成为定律。这里最令当今读者关注的，并不是对映射事件本身的臧否，而于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启发。医生在和其他人的社会关系中，扮演了一个比普通人强大的角色，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即便没有这样的现实影响力，他也是自认为比别人更高明的。这里面包含着思想专制。他相信自己掌握真理，所以在面临失败时拒绝妥协，摆出一副要为真理献身的架势。
造反者迟疑间，总督的军队来了。轻松恢复了秩序，把权力完全交给了医生。医生在五天之内把拥护理发师的人投进绿屋。仍旧是以科学的名义：背叛他的人，是因为“害怕”得了疯病，传播反对他的谎言是疯病，最后他把自己的妻子也关了进去，因为她开始热衷新衣服，并在两条项链间犹豫不决，是严重的疯病症状。
不是简单的报复，医生是以科学精神来做这些事的。我们注意到，医生的几次科研成果，都不是医学上的，而是一条条思想准则，这就让我们想到，他以科学的名义做的事，有很强的思想涵义。不是私心，而是真理表明，这些人需要关进精神病院，即监狱之中。以公利为目标的科学研究如果得出偏激的结论，那么它在医生的眼中依然是必须秉持的原则。这已经不仅仅是讽刺唯科学论了。马查多把个人野心、社会运转、权力转换中自古以来就发生的事都给写出来了。特别是，小说家写出了这一切之中看似正常行为的疯癫之处。仔细推敲，很多现实的疯癫说不定比这小说还要夸张。
医生代表了一个社会思想：为了社会的完美，要杜绝那些不好的东西。他的理想，可以说完美象征了绝对权力以群体公利的名义对个体加以治疗和惩戒的宏愿。愿望的出发点很多时候是美好的，问题在于，具有决定力的人和机构不可能永远正确，当它有能力替别人决定、选择时，就是大众需要警惕、反思之时。权力越集中，它永远正确的可能性就越低。告诉群众哪些是对的，并要求全体遵守，显然是古老的宗教般的迷狂。历史的发展早就证明了这种宗教乌托邦何以轻易走向偏执。因为单一决定多数时，抹杀了丰富性和多种多样的声音，以及人类存在最珍贵的一点，每个人意志的自由。小说中很多病人是因自己的独特一面，即个性被抓进去的。也就是说，医生以善的名义反对个性，试图把所有人改造成同一种完美的类型，把社会塑造成绝对的纯粹。如果他的理想实现，小镇会像乌托邦一样美好，但他忽视了这其中的单调和乏味。
医生拥有这样的权力，并且也够任性，紧接着，他把所有的疯子都放了。
确实是在遵守他的原则：科学第一位。他的研究表明，智识功能的不平衡是正常的，而从未中断的完美平衡则是一种病态。
新理论受到了新的反对，之前带头造反的理发师却打了退堂鼓。正如一切社会领域的癫狂，最开始显露苗头时，人们会产生质疑，等这癫狂愈演愈烈，笼罩在所有人之上，它反而成了大家默认的东西。
一部新的律令被颁布，精神病医生有权将智识完全平衡的人关进绿屋。这部律令获得通过，让医生认为议员们心智并不平衡，但反对这部律令的加尔旺议员，能保持冷静，则是典型的症状。根据新理论，光凭一件事、一句话就能将人收入绿屋。乌托邦变成敌托邦。医生走街串户，挨家调查、研究。病人被分类收押：简朴病走廊、明智病走廊、慷慨病走廊……并按病症进行治疗。谦虚病就提高其的名声，明智病就诱导其犯错，每一种美德都被攻破，于是五个月后，人去楼空。所有人都被治愈了。
最精彩的来了，医生在几番折腾之后，发现了终极真理：这些被他收治的人，因为能被治疗，所以并不完美，不是真的病人。而他自己，因为治疗了这么多人，拥有完美的智识和精神的平衡，没有缺点——他才是那个病人。
医生把自己关进了绿屋，投身治愈自己的工作。十七个月后去世时，治疗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荒谬者死于荒谬，是必然的结局。这是一个闭环，因为结尾陷入了一个终极悖论，没有缺陷的美德作为一种疾病，如果能够被治愈，那么又成了不完美的。如果最终被证明不完美，那么本来就不必被确诊为精神病。进入了精神病院，不被治愈才能保持其完美，那也只有死亡才能摆脱这个怪圈了。这也喻示了人类追求至善时最容易陷入的困境：如果所有人都能达到至善，那么世界上就没有缺憾了。但缺少了“缺憾”的完美，还是真正的完美吗，那种崇高的单调难道不会发展出新的压抑吗？何况，善的脆弱性也让其随时面临着偶然性的打击，朝着它的努力似乎永远不会是一劳永逸。
故事处理的很妙，后面不断转折，从行为的荒谬上升到了思想的荒谬，也把整个精神病院和它隐喻的现实的荒谬体现到了极致。那么多每个细节都酷肖生活的小说，都显得毫无新意，平庸乏味，而马查多通过这种夸诞，却让我们感觉他写出了真理。这就是他在这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对文学真实的理解。当然，靠变形另辟蹊径的方式，依赖于隐喻、反讽、夸张，揭示力强大，对情感的表达却有缺陷。这种刻意的冷静，总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意味。比如拉什迪、帕慕克、贡布罗维奇、舒尔茨那类带有传奇色彩的小说，非常美妙，却少了一些诸如乔治·艾略特、福楼拜等写的传统小说能达到的那种现实的精微诗意，它丧失了一个更具有感受力的环境。这是一个风格选择问题了。象征和隐喻也是非常难的，假如你没有写好故事，把虚构安排得丝丝入扣，那么隐喻就无法实现。
故事结束，正好呼应了人们的质疑：也许疯的只有医生自己。但他所在的政府、体制，才是这种疯癫得以实现的环境。他做这一切的时候，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群众也都盲从，即便反对，意见也从未统一。这个疯狂的医生，心中只有科学，以造福人类的名义导致动乱，剥夺人的自由，这情景，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对下一世纪要发生的事，竟然有预言的性质。正如医生自己所言，“绿屋是世界的缩影。”以善的名义作恶，似乎是人类发展中一个亘古常新的命题。
不是科学存在问题，而是不能将科学变成迷信。善和理性的运用，一旦过度便成了恶和非理性。马查多这部小说，说出了理性和癫狂、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距离，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它们间的界限，就像蛋清上的覆膜一样脆弱，或许正是因为它们间的相似之处太多了。所以这个隐喻并不是单纯关于政治的，它在更广的层面喻示着社会伦理。
理性和反智的边界，是不断被政治实践打破，而被社会伦理不断加以维护的。政治在有抱负的时候，必然会强调道德感和正义，但其内在弱点，很容易把对全体福祉的追求，变成在善恶交汇的泥沼中跋涉。动机和结果的差异，是社会运转中最常见的悖论——不管什么理论，都必须考虑现实基础。善本身有其脆弱性，容易被挟持。就像纳斯鲍姆说的，好的人类生活在于追求真正属于人类的善，而这种追求会受到人们无法或难以控制的外在因素或条件的影响。在她看来，要解决这一点，一个公正而得体的社会应该尽可能促进人们在基本能力上的平等，包括创造和维护内在能力行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因为，基本能力本身就包含着不可还原的多样性。“健康、身体完整、教育以及个人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不能被还原到某个单一的尺度而不受歪曲。”捍卫人的精神自由，想法的多样性，是最大的正义。这为思考和追求社会正义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路径，前提是要对应各自的现实。不应该由某个医生来决定，谁精神有病，应该如何治疗——哪怕以善的名义。强行打破社会的丰富性，将全体纳入到某一种科学和思想中，会导致失衡。在那么多因为失衡而造成的灾难面前，尊重多种声音和理性分歧的意义无须过多强调。
也许去题稍远了，但这样的小说不就是激发我们的思考，让我们接近真相吗？
它越是荒诞、滑稽，揭示的蒙昧、反智就越发人深省。他没有给出任何结论，收尾于医生体面的葬礼。但他无疑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在任何社会实践中，永远不能排斥的就是道德伦理。所有的科学、社会、公权，都应该为更好地保障人的基本权利而努力。很多时候，人们都在现实的重重阻碍中寻找着自由和约束的平衡点，但保障人有尊严、自由地生活，维护他的意志，包括犯错和另类的权利，应该是一切实践的出发点，也应当是现代文明体系的出发点。他也让我们进一步领悟，世界并不完美，未来仍存晦暗，只有尊重人性，心怀同情，人类才能在更广阔的前景中分担共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