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

2020年12月12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2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等近百人参加了论坛。本届论坛以“当代文学总体性下的区域文学发展”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通过搭建文学互动、文化互融的平台，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有意义、有洞见的价值理念，让文学更好地反映时代特点，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一股积极力量。现摘编王彬彬、郜元宝等专家的主题发言，以飨读者。

作家的原初语言与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差异

王彬彬

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差异，其实是一个颇难解说的问题。一个十分辽阔的区域内，有全国影响、有很大成就的作家一直很少，而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却一茬又一茬地群体性涌现优秀作家，这种情形是客观存在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经济、文化的角度阐释其原因。但这种阐释实际上并不能十分令人信服。某些紧邻着的地区，经济、文化条件基本相同，但文学创作的实绩却相差很大，就证明仅从经济、文化方面，难以说清文学创作地域性差异的原因。从作家的原初语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角度，或许能够对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差异做出新的解释。所谓原初语言，就是一个人生下来便开始学习的语言是一个人最初掌握的语言。一般情形下，原初语言就是一个人家乡的方言，每个人都是终生用母语进行思考的。这是常识。而每个人从小习得的家乡方言，才是他最本真最原初的母语。一个以家乡的方言为原初语言的人，哪怕他很早就离开家乡，哪怕他此后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并非家乡方言，但当他思考的时候，当他默读的时候，当他自言自语的时候，仍然使用的是家乡方言这最原初的语言。在当代，每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是用他的原初语言进行思考的，而每个人又都是尽量用普通话进行写作的。除了原初语言就是普通话者，每个人都存在把原初语言转换成普通话的问题。而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初语言，或者说不同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有着不同的关系。这种不同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代文学地域性差异的原因之一。郜元宝教授的《汉语别史》中，收录了多篇从方言角度谈论中国现当代的文章，其中的思考颇为别致。

常识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字几千年前就统一了，这是使得中国几千年下来没有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但文字代表的只是书面语言。至于口头语言却是千差万别的。没有哪个国家在文字的统一上像中国那么悠久、坚固，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在方言的多样、复杂上能与中国相比。其实，口头语言的统一也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中国古代有“官话”，某种意义上，官话就是在一定区域内的“普通话”。民国时期则有国语运动，所谓“国语”，某种意义上便是民国时期的“普通话”。“普通话”的说法其实是在清末出现的， 1949年后的普通话运动，在有效性上远远超过古代的官话运动（如果有这种运动的话）和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推广普通话绝对是必要的。当然，普通话推行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也还有不少人不会说甚至不会听普通话。即便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中，不会说普通话而坚持使用他的原初语言者也仍然有。但是，即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也必须用普通话，或者说基本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人从事文学创作还是可能的，而一个不会写普通话的人则是不可能从事文学创作的。

没有人能够纯粹用方言写作（那种十分短小的诗歌类写作除外），即便在古代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学艺术门类中，戏曲与方言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即便是戏曲，也是不可能完全使用方言的。周振鹤、游汝杰所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中对此问题有精彩的论述。一方面，没有方言，就没有中国的地方戏曲，方言是戏曲的灵魂。但是另一方面，又没有任何一种地方戏曲的语言是当地典型的口语。一种原因是因为许多方言本字不可考，即有音无字，无法把声音转换成文字；另一种原因则是一些典章制度方面的东西，是原来的方言没有命名的新生事物。遇到这两种情形，都只能用官话来表达。尤其是表达典章制度方面的东西时，必须用北方官话，因为典章制度是在北方形成的。所以，恰恰是与方言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戏曲，由于大量使用全国一致的书面语言而在客观上对于推广北方官话起了重要作用。周振鹤、游汝杰指出，旧时代方言区的民众对于官话的认识、掌握，大多得益于地方戏，而又以京剧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既然连地方戏曲都不可能完全使用当地方言，文学作品就更不可能了（第167—168页）。如果有人纯粹用方言写成了一部较长篇幅的作品，那他一定回避了许多无法用方言表达的东西。

方言的多种多样，意味着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往往天差地别。明白这一点，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文学的区域差异性，也可能让我们更好地领悟某个特定作家的创作特色。每个人都必须用普通话写作，而写作者的原初语言并不相同，不同的原初语言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资源，意味着起点的某种“不平等”。原初语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应该影响着创作的难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思想的深广度，影响着作品的文学品格。

我们一直习惯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当代文学的区域性差异，而没有意识到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地域文化的内核。从原初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也迫使我们调整文学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前面说过，在南方地区，相隔很近甚至紧紧相邻而方言并不相同，并不是罕见的现象。相反的情形则是，两个在空间上相隔千山万水的地区，方言却基本相同。例如，西南山区的某个地方，或许说的是中原方言。这当然是历史上的移民活动造成的。而这个西南山区说中原话的人，如果进行文学创作，就是把中原方言转换成普通话，这就与中原地区的作家有了某种深刻的一致性，而与周边并不说中原话的人有了不可忽视的差别。我们知道，即便在当代，还有不少人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一个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当他写作时，也是必须使用普通话的；其创作过程当然有着某种独特性，而这份独特性应该也对作品的语言风格、情感内涵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影响。

当我们进行当代文学评说、研究时，作家的原初语言是一个不应该被完全忽视的问题。

文化产业时代的文学发展与前景

王 侃

今天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在谈论什么？

今年疫情期间，我窝在家里写了一篇短文，里面讲了两个故事，一个中国作家和一个英国作家的故事。中国作家是穆时英。他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文坛偶像了，上海所有的书店在打广告的时候都要叨光他的名字。穆时英的小说和上海之间是一个互相模仿、互为镜像的关系，他甚至得意洋洋地让自己的小说出现在小说主人公的书架上。穆时英所处的那个年代，文本内外、大小通吃，可谓风头一时无两。

比穆时英早100年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当他的小说《老古玩店》在刊物上连载时，引起了英语世界的轰动，包括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当运载刊物的客轮进入到纽约港的时候，就有成群的读者挥着手向客轮高声地呐喊：小奈尔死了没有，小奈尔死了没有。读者都在急切地等待连载的下文。所以，1842年，当不满30岁的狄更斯在波士顿上岸的时候，受到了如今摇滚明星般热烈的欢迎。狄更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受到了这个地球上国王都不曾有过的待遇。

2000年12月，我在从杭州去温州的火车上遇到了李杭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杭育。是年，他42岁，我32岁。他在得知我的年龄后，不无夸张地表示出对年轻的羡慕。然后他话风一转，说：对于文学来说，其实年轻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用了。为什么呢？他说：80年代已经过去了。只有在80年代，年轻才有意思，现在已经是2000年了，年轻已经没有用了。然后他就开始以略带陶醉的神情回忆了一下他在80年代所领受过的鲜花和掌声。

2017年，有一次碰到格非，他说：他最近和余华一块作为嘉宾参加一个网络文学的盛典，当主持人介绍他和余华登台的时候，台下只有很稀落的掌声，而当在介绍那些所谓的网络大神的时候，台下掌声雷动，简直是山呼海啸。他说他顿时觉得他和余华在那个场合完全是多余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发言的一开头要问：今天我们在谈文学的时候，我们谈的是什么？跟穆时英、狄更斯那个时代相比，跟80年代相比，今天的文学是什么？今天的作家是什么？

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当中，浙江籍作家可谓占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我们有周氏兄弟，有郁达夫、茅盾、徐志摩、穆旦、艾青、夏衍，每一个名字都响当当，都彪炳史册。但是，如果在当下的年轻读者群中问起今天的浙江籍作家，他们会想到谁？我猜他们多半会提到流潋紫、南派三叔。如今浙江是网络文学的大省，为此，浙江还建了非常气派的网络文学作家村。浙江正在努力往建设文化大省的路上迈进，而网络文学更是这个文化大省的支柱性指标和构成性要素。在我的认知中，网络文学究其实质只不过是互联网经济的衍生物。众所周知，浙江省是互联网经济的大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浙江省成为网络文学大省，跟浙江省是互联网经济大省是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逻辑的。

当我们谈及互联网经济的时候，有两个词同时降临：一个叫技术，一个叫资本。当我们定义网络文学是互联网经济的衍生物的时候，我们也就明白，网络文学背后的终极支撑就是技术和资本。这两个词不需要在这里展开讲，但不影响我们瞬间明白，网络文学说到底就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终端产品。我们谈的文学归属于文学事业，而网络文学归属于文化产业。这是两个相互对应、但又充满悖论和差异的大概念、大范畴。

德国有个研究媒体的天才学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他提出，现代以来的技术发明已使写作的物质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语言也已经退居到纯粹能指的窘迫地步。技术的确改变了文学的写作方式。今天的人们不需要非得通过吟诵唐诗宋词来抒情咏志，为什么？因为有流行音乐。今天的人们也不需要非得在小说开创的叙事的空间当中遨游，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看电影，看电视剧，甚至可以看短视频。曾经几乎全由文学承担的审美和文化功能，都可以在用新的技术手段产出的文化产品里得到替代性满足。所以，文学在今天的局面，在文化产业的语境下，它是高度局促的。

当然我也本能地认为文学不会消亡。在文化产业时代，公众的阅读和我们今天谈的作为“文学事业”的文学创作之间，将越来越不直接发生关系。公共的阅读，主要与作为“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产生关系的。但是，在文化产业运作之先或之中，仍然需要有高端的文学作品所提供高端的美学形态来为文化产品提供样板，所以作家、文学还会继续存在，还会继续在某个价值链高端存在，为文化产业提供样本，只是这部分的作品将越来越不会和读者直接发生关系。

那么，作家作品在这样的文化产业时代，它会遭遇一个什么样的命运？我把作家们即将面临的命运称之为杜甫式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杜甫生前寂然无名，百年之后在韩愈等人的鼓吹之下，才享有哀荣。所谓“杜甫式的命运”，意思是：今后，作家的写作很可能不会有现世的回报，你在世时积攒的象征资本，未必能及时地转化成经济资本。这就好比杜甫的诗集如今不断地被各种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挣了很多的钱，看上去杜甫很忙，但是那些个钱跟杜甫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我们未来的作家，中国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可能都会面临杜甫式的命运。

文学批评：世界、中国与地方

郜元宝

在中国文学与批评的语境中，世界、中国和地方三个概念总是不断被定义，大家不断追问着怎样的世界？怎样的中国？怎样的地方？

目前全球化遭遇太多政治、经济与文化壁垒，似乎人类走向全球村的同时，又有一股力量要返回小国寡民状态，因此讨论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就变得相当复杂。五四新文学的世界性比较单纯，无非要走出几千年“屹立中央而无校雠”的幽闭状态去拥抱世界。1925年，“创造社”郑伯奇、穆木天、王独清拉着周作人、林语堂等讨论“国民文学”，最后跳出钱玄同，他很愤慨，说你们搞“国民文学”就是复古和闭关锁国。钱玄同曾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五四以后一变而为热切的世界主义者。他绝非特例，说明世界性因素在现代文学中根深蒂固。

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现代作家很多又是翻译家，当代作家一般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通常只能讨论当代作家通过翻译外国文学进行模仿，用汉语写作“某种外国文学”，就像某些先锋派作家。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毁誉参半，但他有个判断不错，他认为中国现代作家有强烈的“感时忧国”精神，心心念念想着国家，把什么都押上去了，讲什么都能讲到国家层面大问题。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也有类似判断。但我们看西方经典，《红与黑》《傲慢与偏见》《包法利夫人》《复活》《卡拉玛佐夫兄弟》都没有鲜明的国族意识。

当代作家必须先找到一个地方。没有地方色彩的作品辨识度不高。我们习惯于使用陕军、湘军、豫军或上海作家、江苏作家等集群概念，就因为作家和地方是分不开的。1923年，闻一多批评《女神》的时代精神饱满，却缺乏地方性。他质问郭沫若，你的典故都是外国的，长江、黄河、昆仑哪里去了？周作人的《地方与文艺》中说，五四新文学讲启蒙很好，但千篇一律，没有血色，因为没有地方性。周作人的地方性不限于今天讲的地域，他是要像尼采那样“忠于地”，而不要追逐若干空洞概念。当然在这基础上，后来乡土文学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建构。

长期依靠一种地方性，也会变得凝固封闭。比如陕西，从柳青到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正好把陕北、关中、陕南都写完了。陕西文学内部已经意识到这问题。《平凡的世界》让孙少安去山西娶媳妇，到河南买制砖机。他姐夫还跑到上海、广州做生意。当然生意不像样，只能铩羽而归，但这至少表达了陕西文学超越地方性的冲动。贾平凹此前一直在“废都”打转，后来《山本》就扩大到整个秦岭，新作《暂坐》更让类似庄之蝶的主人公交了俄罗斯女友。小说开始写俄罗斯女友乘飞机到“西京”，最后又写俄罗斯女友带着另一个女友离开“西京”回俄罗斯。这有点突兀，说明走出地方实在不易。

鲁迅的《故乡》有高度地方性，但《故乡》是回家以后又离乡。“我冒着严寒回到阔别二十年，相隔二千里的故乡”，这“二千里”之外就是北京（你也可以想象另外一个遥远之地）。结尾说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这“路”也不会局限于故乡，而具有更本质的世界性因素。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的根据地是苏州，一部分家庭成员为了追求现代生活跑到南京、上海。小说前半部分写他们在苏州、南京和上海来回奔跑。“八一三”上海战役后，他们沿长江往西逃，经过丹徒、芜湖、安庆、马当要塞、九江、武汉，最后是三峡、宜昌、重庆和重庆郊区，把整个长三角和长江流域走通了。如果路翎整天写苏州老家后花园，充其量只能是巴金《家》的翻版。出了苏州和南京乃至上海，才成就了路翎。

《围城》写几个读书人从上海一路走到“三闾大学”，覆盖中国南方各大方言区。若干人物和作者本人都是留学生，小说背景是抗战，地方、国家和世界三要素在《围城》中自然融合。单看语言，《围城》就用中西合璧、古今杂糅的“现代国语”书面语成功“翻译”了各地方言土语。除了少数作家坚持“方言文学”，绝大多数现代作家都用现代国语翻译方言土语，只是不同地域的作家翻译的前提不同。原初语言跟共通语之间距离越远，就越考验作家。对现代文学书面语贡献最大的不是北方作家。他们吃老本，方言和共通语之间落差不大，挑战也就不大。贡献最大的是江南作家，他们不得不跳出方言，又要保留蕴含在方言土语中的地方色彩，由此就创造了“文学的国语”。

汪曾褀写过很多地方，昆明、张家口、上海，最多是高邮，但在以高邮为背景的故里小说中吸取了大量上海元素。汪曾祺记忆中三四十年代高邮年轻人都渴望走出高邮，不喜欢淮扬文化，也看不起一度时尚的苏州文化。他们的眼睛都转向上海。可惜从上海回高邮的人基本上都是坏蛋，被十里洋场搞坏了。那些善良的年轻人想着上海，又不能去，慢慢就得了忧郁症。苏北人到上海，又从上海回苏北，思绪在苏北与上海两地飘荡，这是汪曾褀故里小说所展开的特殊空间。

文学中的空间、思想、语言的解放互为条件。很难想象一个人始终蹲在一个地方，也很难想象一个人整天走马观花到处跑，整天想着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中的人物总是在地方、国族和世界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淮河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

潘小平

淮河全长1000公里，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5省，430公里流经安徽，号称“千里长淮”。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淮河是一条被忽略的大河，说到淮河文化，人们经常会把它归入江淮或是黄淮，把淮河看作黄河和长江的辐射区，很少有人意识到淮河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华文明作出的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古代疆域上，具有明显而特殊南北界限特征的河流不是长江，不是黄河，而是淮河。淮河不仅是中国大陆东部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线，还是一条自然地理的突变线和临界线：线南为亚热带，线北为暖温带；是高粱种植的南界，竹子生长的北界；是1月的冰界，湿润和半湿润的分界；南方与北方、中纬度与高纬度、二级阶梯与三级阶梯、海相与陆相的四重过渡带，极端的表现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反映到农业形态上，淮河以南是稻作文明，淮河以北是旱作文明。众所周知，农作物类型和由此产生的文明形态，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命方式，进而影响到人的行为和理念，影响到区域人格和区域情感。

淮河在军事上的分界意义更是明显，分裂时期的南北对峙，基本上都是以淮河为界：三国魏与蜀吴，东晋与前秦，北朝魏与南朝宋，北朝魏与南朝齐，北朝东魏、西魏与南朝梁，北朝周齐与南朝陈，五代十国时期的吴与南唐、南宋与金……江淮文化的冲突性和丰富性，很大一部分是由淮河所赋予的。过了淮河，便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所以无论是在战争形态上还是在作战模式上，江淮之间都是一个带有过渡性质的中间地带，能够在江淮之间取胜，往往意味着下一步可以直取整个南方或整个北方，彻底改变战争格局。历史上著名的垓下之战、淝水之战，现代战争中的淮海战役，等等，都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战役。

作为河流，淮河更大的贡献在于，影响中国社会发展、中国政治模式、中国人精神和情感的两大哲学流派，都产生于淮河流域：老庄哲学产生于淮河的支流涡水，孔孟哲学产生于淮河的支流泗水，这绝非偶然。老子哲学是生命哲学、宇宙哲学，它赋予中国人深邃的东方思维；孔子哲学是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它给中国人以行为和道德规范。殷周以来，政治即哲学，孔子的“仁、义、礼、智、信”，韩非的“法、术、势”，墨子的“兼爱、尚同、非攻、非乐”，均为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均不具备形而上的品质，在先秦诸子中，唯有老子哲学属于宇宙本体论哲学。而中国社会所谓的“儒释道”互补，也很值得商榷：“释”从未进入到中国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模式，“释”的影响仅限于社会生活层面。

产生了支撑中国社会发展、主导中国人情感和精神的两大哲学流派，这是淮河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

现在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都认为更加重要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都没有产生老庄和孔孟这样的人物呢？

一个不成熟的猜想是，淮河支流众多，成不对称“羽状”分布，而在上古，它是一条安静的大水，水流迟缓，生活富足，提供了人类与宇宙对话的物质条件和想象空间。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印度为什么会产生神学？因为抬头是芭蕉，低头是稻米，不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生存不艰难。

黄河培育了成熟的农耕文明，长江培育了浪漫主义的诗学，而淮河是一条哲学的河流，这一点十分明显。但因为流域的苦难，多年以来，我们忽略了淮河文化对于这片土地的意义，忽略了它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独特贡献。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其核心是把握“合一”的理念：我们的生命观是“天人合一”，我们的社会观是“知行合一”，我们的审美观是“情景合一”，而这一理念，正是产生于淮河流域的老庄哲学。1194年黄河南犯，夺淮入海，在此后的600多年间，黄河将大约700亿吨泥沙带入淮河流域，使得鲁南的沂、沭、泗水不能入淮，无数支流与湖泊淤积废弃，淮河原有的水系遭到严重破坏。淮河下游的地势逐年抬高，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奇特地形。加上明清之际,政治中心北移，京城仰食于东南漕粮，为维护漕运这一大局，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漕的举措,淮河流域成为“被牺牲的局部”，加重了黄河夺淮给沿淮人民带来的灾难。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最多最频繁且规模最大者，差不多都是在淮河流域，这和淮河的十年九涝，生态恶化，有着很内在的关联。频发的大水和频繁的战争，加剧了区域经济的衰败和区域社会的动荡，使人们忽略了上古时期淮河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忽略了两大哲学流派与淮河的深刻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