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与重生》译后记｜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复活、永生
世贸中心一号，这枚尖针刺向天空的地方曾经矗立着两座塔。世贸中心一号、二号——南塔、北塔。
十八年前，我匆匆把大毛送到幼儿园，到了办公室后，还没有开始干活，就有同事在广播里听到有飞机撞中世贸大厦的消息，于是大家都围向一台老黑白电视。刚刚打开，就依稀看见了熊熊燃烧的北塔。同事们唏嘘不已，觉得这次飞机失事非常奇怪。正看着，第二架飞机撞中了。于是大家知道，这绝非意外。
当时还不知道，从那一刻起，世界将不再是从前的世界，美国也将不再是从前的美国。
大毛当时刚会说话，平时乖巧安静，说话不多。就在那段时间，我突然发现他已经识字，我们的车走到哪里，他都能读出路标。然后，他突然告诉我：“红房子要倒了。我要保护红房子。”我们当时刚搬家半年，新家的颜色是谷仓红。大毛从电视里看到世贸大厦的南塔、北塔相继坍塌，他知道，他住的红房子也会坍塌。
二毛出生在9·11以后的世界。他自出生起，就不曾享受过9·11之前那种大大咧咧、轻松愉快的氛围。
米切尔·祖科夫在《坠落与重生》的扉页上写着：
献给我的孩子——
以及所有人的孩子
一直发誓再也不做翻译了，但这样的书走到面前，仿佛量身定做，无法放手。米切尔·祖科夫原来是《波士顿环球报》“聚焦”报道小组的成员，“聚焦”是《波士顿环球报》最强干的记者团队，他们的“调查新闻”曾挖出波士顿天主教会常年包庇大量教士猥亵儿童的实例，震撼的不仅仅是波士顿的天主教会，还有整个天主教教会。
9·11发生那一天，祖科夫因为实时报道而出名，现在他在波士顿大学教新闻。他为本书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将它们集结成书，试图还原每一普通个人在那一天的生活。以及死亡。
9·11的题材我已经翻译过一本。2015年翻译的《特别响，非常近》是小说，讲的是灾难发生以后，幸存的人如何努力继续生活下去，作品的焦点是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坠落与重生》则是纪实，并且是从离去的人开始写起，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而是很多人、很多家庭。飞行员、空乘员、乘客、高管、小职员、消防队员；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孙子孙女；有钱人、普通人。大家都有着大大小小的目的地和各式各样的梦想。然后有人周密策划，打破了他们的梦想。
美国并没有完全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就像一名常胜将军，从此不再认为自己必然常胜。
说到这里，还是要再次钦佩一下《特别响，非常近》的作者乔纳森·萨福兰·弗尔。一本写纽约9·11受害者的小说，他却花了很大篇幅写二战战败国日本的广岛和德国的德累斯顿，这样一下子就提高了作者站立的高度：弗尔记录了小男孩奥斯卡失去父亲以后，通过寻找父亲留下的踪迹找到了亲人和非亲非故的人的爱，同时也将9·11事件本身放到历史的长河中，用广岛和德累斯顿平民遭受的苦难和伤害，向我们展示，9·11不仅仅是受害人的悲剧，不仅仅是受害人家属和亲人的悲剧，不仅仅是纽约人的悲剧，不仅仅是美国人的悲剧，而是全人类的悲剧。
世贸中心遗址纪念碑，杜先菊摄于2016年10月。
忠实记录历史的叙事是有必要的。米切尔·祖科夫说，他写这部书，就是因为经历过9·11的人在渐渐遗忘，而新生一代生活在一个被改变的世界，却没有关于这个转折性事件的第一手记忆。
于是，祖科夫尽量给这些人物留下一份记忆。很多段落，熟悉美国报纸上的讣告的人马上就能够辨认出那种风格：试图在几句话里总结一个人的一生。他或她在哪里出生，做过什么事情，拥有过什么东西，爱过哪些人，爱过哪些东西。书里来不及讲每一个人，他就在书末列上所有人的名字，就像纽约世贸大厦遗址的纪念碑那样，列上了所有受害人的名字。
米切尔·祖科夫是一名新闻记者，他以记者的冷静，记录着一个一个乘客，一个一个机组人员和一个一个消防急救人员的故事。他对每一个个体的描写，读起来都有些笨拙：长长的一句，列上这个人的年龄、身高、体重、声音、爱好、职业、成就、妻子或丈夫的名字、有几个孩子、孩子的年龄等等。非常琐碎，而且千篇一律。
然而，在生死关头，似乎也只有这些琐碎的东西，才显得至关重要。这些看似重复、千篇一律的细节描写，是祖科夫为他们找回的生命，这些重要指标（vital signs），令我想起医院新生儿病房的重要记录：出生时刻、父母、身高、体重。
生命赤条条来到人间，也不过就是这几样关键指标。而生命逝去时，也不过是年龄、身高、体重、声音、癖好、妻子或丈夫的名字、父母、兄弟姐妹、孩子……祖科夫用区区几十个字，赋予了他们人性，为他们立下了生命的丰碑。
因为他们以最惨烈的方式失去了生命。
然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哀悼死者的纪念著作。它还是一部调查新闻的杰作。身为前《波士顿环球报》新闻调查团队“聚焦”小组成员，在这本书中，祖科夫一边对受害人及其家人朋友充满同情和怜悯，浓墨重彩地描述很多消防人员和个人的英勇行为，一边又十分冷静地记录美国政府、军方和各界的混乱，相当详细地描绘了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以及航空公司和纽约市的警察、交通和消防部门等在大难临头时因为惊慌失措而失去一些救人机会的经过。
不过，即使是这样带有批评和检讨性的叙述，祖科夫也是尽量陈述事实。读起来，更多的不是谴责，而是在生死关头，无力扭转局面、挽救生命的遗憾。这样有组织地劫持多架飞机并将它们用作弹道导弹的恐怖活动，在历史上毕竟是第一次。真正的凶犯，是恐怖分子。
翻译这样的书，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心理和情绪上的。我对画面非常敏感，平时根本就不敢看恐怖电影，偶尔碰到电影里稍微血腥恐怖一点的画面都吓得心惊肉跳。那还是虚构，像9·11这样的真实事件，尽管网上的音像资料很多，我却根本不敢贸然打开，顶多只敢查查文字。
死亡和毁灭，太过残酷，谁能够坦然面对。然而，我们又不能忘记。
纽约离波士顿咫尺之遥，我也去过多次。每一次来纽约都是匆匆忙忙，看不完的景致，吃不完的美食，然后总觉得会有下次，下次再说吧。然后就永远错过。我从来没有上过世贸大厦。
9·11之后，又等了十二年，我才走近这个地方。2013年10月12日，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废墟，拜谒了世贸大厦的纪念碑。
秋日宁静，树木葱茏，温柔地覆盖着已经愈合的伤口。两只巨大的黑色水池，替代了这里原来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
纪念碑上，最触目惊心的，是一个又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曾经都是一个正活着、爱着、忙着、梦着的人，每一个人后面，又有他或她周围的人，与他们一起活着、爱着、忙着、梦着。
然而这一切骤然停止。或者是在希望和绝望交织的一段痛苦之后，从迅速降落的飞机上，从熊熊燃烧的高楼上，在恐惧中，在对生命的留恋中，匆匆地、茫然不知所措地、心有不甘地告别亲人，告别生命。
活着的人，细心地、一个一个地记下他们的名字。
缓缓流淌的水，是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纪念喷泉池那庄重的黑色大理石和深入地下的池底，是凝重的祭奠，让那天逝去的人们在死亡中得享尊严。
从高楼上飞落而下的生命和灵魂，大约要在地平线，或者是地平线以下的地方，才能得到大地母亲温存的拥抱。清澈的流水，不知道从哪里流出，也不知道往哪里流去，但是，流水淙淙，清凉甘冽，是这些在烈火和浓烟中度过生命最后一刻的人最渴望的。如果他们真有灵魂，或许他们会忘记在坠落之前、在坠落途中那种难以言说的恐惧和张皇，从此得到终极的安宁。
为了帮助人们记住他们，我最终决定翻译这本书。
这些年孜孜矻矻，集腋成裘，前前后后也翻译了几本书，但我却一直不想让翻译占去所有业余读书写字的时间，屡次号称曾经《瓦尔登湖》之后难为翻译，然而还是陆陆续续翻译着，因为，每一本书似乎都有不可抗拒的理由。
这本书也一样。最根本的，自然是因为作者传播的信息和传递的信念，符合我的价值观念。我鸵鸟加犬儒，一直不敢正视这段历史，然而历史无论如何血腥残酷，我们必须正视，才能真正把它记录下来。这样一场改变世界的大事件，就发生在波士顿的门户，我们每一次寻常的送往迎来，对那天的乘客来讲，却是生离死别，只不过他们当时并不知道。
我还知道，朋友的朋友，邻居的邻居，同事的同事，在这次事件中失去了生命。我们中的所有人，都有可能是那位朋友，那位邻居，那位同事。所以，我们在纪念他们，也是在警醒我们，这样的袭击，针对的是我们所有人。
犹豫不决中，有一件偶然的事，让我最后下定决心。我对爱默生家人一直心存好奇，几年前第一次参加梭罗年会，看见一位身高至少一米七八、气质高贵的女士，当时不知怎地，莫名其妙地猜测起来：不知她是不是爱默生的后代。但认识先哲后代，毕竟与读先哲之书无关，因而也只是暗中好奇而已。2019年夏天却是碰巧，我参加了梭罗年会组织的康科德河上漂流活动，漂到北桥底下，爱默生的重孙丹·爱默生朗诵了两首诗，一首是爱默生本人的《北桥》，另一首是丹的弟弟亚历山大·爱默生的诗《在康科德》，由此结识了亚历山大（亚历克）·爱默生。
亚历克在2001年9月15日，也就是9·11后那个星期六写了一首诗《世贸大厦》。这首诗的起点并不是世贸大厦，而是1890年美国军队屠杀印第安人的伤膝河大屠杀，然后又历数了世界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屠杀平民的事件。无独有偶，亚历克·爱默生的思路和乔纳森·萨福兰·弗尔的思路完全吻合。有了这个巧合，我便觉得，翻译此书，已经是在所不辞了。
8月11日，9·11之前一个月，我打开电脑，正式开始翻译。关上门，进入这本庄严肃穆的书，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关上了俗世的市井之声，也关上了自己的千种杂念。夜阑人静之时，似乎能听见秋叶飘零、年华逝去。这时候，拿一本长长的书埋头翻译，不知不觉，不到三个月，一本书竟然也就敲完了。钻出树洞，茫然四顾，只觉山高月小，恍若隔世。
2019年的夏天很美丽。八月底我们去了一趟纽约，乘上游轮，从哈德逊河中回望曼哈顿岛。阳光下的曼哈顿下城平和安详，十八年的创伤，起码表面上是慢慢愈合了。新的世贸大厦和周围的建筑融为一片，不再是一根愤怒地指向天空的中指。
纽约总是这么伟大……无论你从哪里来，它总是能让你感到宾至如归。靠近时报广场的百老汇大街北端，晚上还是纸醉金迷、笙歌婉转，到清晨两面一拦，就成了闲散自如的农贸市场，街道两旁各式摊贩，让我瞬息间回到了故乡的街头。吃了一只烤鸭包，小巧精致，百老汇大街的小吃里，是纽约，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坚强的韧性。
9月19日，又是完美的一天。秋天刚刚转凉，天空洁净得透明，连白色的云彩都没有。公司夏日团建，请我们乘游轮游览波士顿海湾。我们出发的地方，也叫“世贸中心”。
从港湾里的游轮上，我们回望波士顿洛根机场。蓝天下，波士顿的地平线平缓简练，洛根机场朴实从容，不紧不慢、有条不紊地吞吐着来来往往的飞机。十八年零八天之前，也是这样一个万里无云、让飞行员神清气爽的、绝好的飞行天气。就在那个天气晴好的早晨，就在我们匆匆赶到办公室、准备开始一天的例行事务时，两架飞机分别从洛根出发，没有飞到西海岸，而是飞向了纽约，飞向曼哈顿下城，分别撞中了世贸大厦的双子塔。南塔，北塔。美国航空公司第11号航班，联合航空公司第175号航班。
祖科夫是多产的记者及作家，他的几本非虚构作品都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单，题材有二战背景的《冰封之时》，描述二战中，美国军用飞机在格陵兰冰川中坠毁，以及几十年后寻找这架飞机的过程；《迷失在香格里拉》记录的是1945年5月13日美国军用飞机在新几内亚坠落以及随后的搜救活动。他还写过电影导演《罗伯特·阿尔特曼》，也写过金融故事《庞氏骗局》。
除了历史，祖科夫也写当代题材，譬如《危机13小时》，这本书还被改编成了电影。就在我决定翻译《坠落与重生》以后，他还高兴地宣布，NBC也准备将它拍成电视剧。
11月1日，我完成第一稿，和祖科夫第一次交谈。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很高兴中国读者有机会读到他的实录。我在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他也一一细心解答。我发现他在原文中有两个地方把人名弄错，他十分感激，马上通知他的出版人，下次再版时一定改掉。
从结构和分量上看，这本书很不平衡。书名叫《坠落与重生》，全书正文总共四百六十一页（英文版），大部分篇幅——四百二十三页，讲的都是“坠落”，恐怖、死亡、混乱和失误。而讲“重生”的，只有区区三十多页，只有少数勇敢救人或者与死神擦肩而过后幸运生还的故事，以及幸存者鼓起勇气继续生活下去的故事。我希望更多地读到这些人的故事，希望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能像普普通通的人那样生活下去。
读到结尾，才更加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书名是9·11，但其实祖科夫是从9月10日开始写的，而且记录了很多日常生活的琐碎。在他们突然告别人世之后，这些琐碎，才显得如此珍贵，因为那是他们在人世间生活的最后一天。那些普通而又琐碎的东西被骤然夺走，就更显得这些恐怖分子有多么残酷，多么反人道。
亚历克·爱默生也跟我分享了一个9·11故事。2004年5月，他去纽约哈莱姆区的“哈莱姆茶室”参加一个当时很流行的“开放麦克风”诗朗诵活动。亚历克朗诵了自己的诗《世贸大厦》以后，一位女士说：“那天我也在世贸大厦。我看见两位女士，手拉着手一起跳下来。”然后她也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这首诗不写惨烈，不写悲壮，而是写日常生活中的琐碎：诗的结尾，其中一位女士对另一位女士说：“其实我从来就不喜欢你。”
她们不必喜欢对方，然而，她们遭受的是同样的命运，那最后一刻，她们互相拉着手，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了对方所需要的勇气、安慰和陪伴。
翻译完毕，整理译稿时，正是年底节日期间，于是重看假日电影《真爱至上》。电影一开头，休·格兰特就认认真真、絮絮叨叨地说：“当飞机撞中双子塔的时候，我听说，从飞机上打来的电话，没有一个是仇恨和报复的讯息。全都是爱的讯息。”
尽管如此，翻译这样一本严峻的书，仍然主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从文字上再次经历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大灾难，对自己的感情、情绪，乃至自己对人类的信心，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幸而我在翻译之前已经有足够的心理和情绪准备，翻译过程中，也有作者祖科夫和朋友的帮助、家人的安抚和陪伴，这才得以顺利完成。技术方面有两大难处，一是美国海陆空军阶、航空系统、消防队员、警察等官方组织机构和成员的名称十分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二是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建筑结构，以及它们在飞机撞中之后的种种反应。为此，我请教了军事和建筑方面的内行朋友。技术上的精益求精，一方面是对历史、对逝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能暂时令人分心，让我专注于文字本身，而不去过多执着于想象每一个人在最后一刻的无助和恐惧。
每次伏案翻译时，我就自动打开法国钢琴家弗朗索瓦·沙普兰弹奏的肖邦夜曲。有这样轻柔的音乐抚慰，我就能够承受书中描绘的种种残酷，并把它用中文一一转述出来，让那些消逝的人们，重新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后一天的种种琐碎，让他们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复活、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