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宋明炜（左），译者金雪妮

中国科幻界的共识是，生于1963年的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中国科幻小说于20世纪初被当时的改良派大力提倡，先在晚清最后十年（1902-1911）空前繁荣，又在改革初期（1978-1983）达到了第二次繁荣期。早期科幻作者大多着眼描绘带有强烈“情迷家国”（obsession with China）的政治乌托邦。刘慈欣则是截然不同的一类科幻作家，他的出现标示着中国科幻第三次浪潮已经到来。这一次新浪潮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出现，它再现了先前两次科幻热潮中出现的某些主题，将这些主题放在全球化与科技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重新叙述。

《三体》于2015年获得雨果奖，这或许足以证明刘慈欣已经达到“世界级的水平”。这不仅是中国科幻史上的里程碑，更是在世界科幻史上有着前所未有的意义。作为首部赢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的非英语原创作品，《三体》在亚马逊网站成为最畅销的中国文学作品。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同为雨果奖得主的刘宇昆，在翻译中重新雕琢了刘慈欣的小说，将中文原著的活力和美国科幻的精准简练的语言风格完美结合在了一起。2014年11月，《三体》由托尔出版社在美国推出，普遍获得赞誉；2015年8月，第二部《黑暗森林》（周华即Joel Martinsen译）出版；2016年8月，第三部《死神永生》（刘宇昆译）出版。《三体》在美国“空降”（借用自《华尔街日报》一篇报导的题目）之前，它早已在中国颇负盛名。实际上，《三体》三部曲是2006至2010年间陆续在中国出版的，然而在《三体》出版之前的20世纪与21世纪交接之时，中国科幻的新浪潮便已经崭露头角。《三体》三部曲在美国图书市场的成功，仅仅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反映了它在中国读者中的空前成功。此外，我们也应该将目光转向更大的背景，把刘慈欣的成功看作是过去十五年间科幻小说在中国重新兴起的无数案例之一。中国科幻再次兴起与当代文化、社会的改变密切相关：互联网为新作者提供了免费的发表渠道，而新的时代不仅心怀对变化的迫切渴望，也深深焦虑于社会发展的问题。或许，中国科幻以某种奇特的方式，迎来了崭新的黄金时代，同时又衍生出具有颠覆性的新浪潮。这两者是齐头并进、双生共存的。新浪潮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了中国未来复杂性的一面，描绘了暧昧不清的道德困境，并以繁复技术化的方式展示了技术的权力以及权力的技术。新浪潮旨在将隐形的、未知的、奇幻的一切展现与剖析，它为科幻这一题材注入了新的活力，让科幻成为通往无限可能的幻想之域。而那些生于1940-1980年代之间的作者们，也藉由创作科幻小说得到认可。2012年，香港的《译丛》特刊（77/78）将八位中国科幻新浪潮作者的作品介绍给英文读者，包括刘慈欣、韩松、王晋康、赵海虹、拉拉、迟卉、飞氘和夏笳。

刘慈欣是同辈科幻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位。尽管他曾公开表示，如艾萨克·阿西莫夫与阿瑟·C·克拉克这样的英美太空歌剧作家对他的作品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书迷依旧认为，《三体》赢得雨果奖这件事彻底颠覆了世界科幻的传统，将中国科幻一举推到聚光灯下，转而吸引英美读者的注意。被书迷亲切称作“大刘”的刘慈欣，如今在网络空间被视为中国的骄傲。此外，《三体》在国内外取得成功的时期，同步于中国政府宣传“中国梦”的阶段，但是《三体》系列实际上还要复杂得多，不能一言以蔽之。在刘慈欣的笔下，崇高和神秘、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人性与情感的变数更是对照着科学主义的严肃感与确定性。《三体》的复杂性既反映了中国科幻出现的变化，更由此映射了中国在加入世界秩序之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多种开放的可能。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通过赏析刘慈欣的小说《中国2185》介绍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起源，探讨刘慈欣主要作品中展现的美学与观念，分析《三体》三部曲这一代表作，最后通过解读中篇小说《微纪元》对刘慈欣笔下的后人类未来提出一些问题。

一 刘慈欣与新浪潮

中国科幻的新浪潮既迎合大众又有其反叛的一面。它将乌托邦理想与恶托邦的诡异相结合，用后人类想象去挑战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既定概念，并有力地质疑了一些现代中国极为关键的思想概念：进步、发展、国家主义、科学主义。与奇幻小说相比，新浪潮科幻小说显然对与社会、政治和哲学相关的主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刘慈欣所创造出的世界观既宏大又有刺激的颠覆性，不仅展现超越日常生活的疯狂奇想，也将熟悉的事物变得奇诡。

笔者曾提出1980年代末期孕育着科幻小说想象新模式的出现，此一时期，对于曾经主导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乌托邦梦想，变得复杂化了。中国科幻小说（乃至所有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末发生深刻变化的文化背景是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彻底崩溃。在198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一部前所未有的科幻小说孕育出世，它预示着中国科幻新浪潮的到来，一种更复杂、更有反思性和颠覆性的文学，其中兼容着希望与绝望，乌托邦及其恶托邦倒影，以及网络文化的混合杂糅。

彼时刘慈欣仍是一个年轻的电脑工程师，于1989年2月开始写的处女作《中国2185》，仅在网上流传，一直没有出版成书。《中国2185》是政治幻想与科幻小说的结合，借力于网络技术与虚拟现实，创造出有新生命力的乌托邦/恶托邦变奏，以此反思进入数码时代之后的民主、政府和革命的新型模式。刘慈欣的小说没有描绘一个理想的社会，未来社会实际上分割成了两个互相冲突的部分：“真实”世界和“虚拟”国家。《中国2185》回避直接的社会批判，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政治意识、（数码意识）主体性、社会改革的技术性构建之上，小说最后质疑的是，当作为互联网主体意识建立的虚拟共同体在辉煌崛起和衰落时，“人”是否也是由技术构建？那时控制人的思维的是什么样的技术？《中国2185》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部政治赛博朋克（political cyberpunk）小说。尽管这部小说在刘慈欣走红之前籍籍无名，其中却已然为中国科幻的未来空间开拓出一条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未来之路。新浪潮，一种更有批判力度的科幻小说写法，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渐渐崭露头角。笔者把《中国2185》看作中国科幻新浪潮的隐秘起源。韩松写于1990年代初的短篇小说《宇宙墓碑》将历史呈现为被禁锢的黑暗之域，更清晰地确定了新浪潮的风格：克服看的恐惧，对或过于光明或过于黑暗的再现，投亮于现实中不可见的国度。

二 崇高宇宙的隐形维度

刘慈欣推崇“硬科幻”，擅于将科学推想与文学幻想结合在一起，他最具野心的几部作品也尽数在构想物理世界基本规律的变化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在他看来，科学的变化才是令小说产生惊奇感的关键。刘慈欣于1999年初次发表小说，在那之后，他迅速声名鹊起，被誉为中国最专注于“硬科幻”的作家之一，很快成为公认的最受欢迎的中国科幻作家。在《三体》开始连载之前，他已经发表了数十篇短篇小说以及两部长篇小说。

刘慈欣从科学角度所构想的崇高宇宙与“科学技术乌托邦”这一长存于中国科幻中的关键主题非常相符。从根本上来看，“科学技术乌托邦”反映了中国政府一直大力倡导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深深影响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政策，也奠定了刘慈欣对“硬科幻”的追求，正如他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所说，“硬科幻”源自对科技力量的信念，而非道德意识。刘慈欣的小说世界往往以宏大浩瀚的宇宙为背景、以光年为计量单位，而人类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的生存全部仰仗更发达的外星种族施以慈悲，人类即便灭绝，也不会对宇宙产生什么影响。刘慈欣在小说中多次尝试改变物理意义上的现实，有时创造全新的宇宙，有时“像神一样”去描绘宇宙。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人类与宇宙未知维度的接触。迄今为止，在人类看来，宇宙依然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刘慈欣的小说世界充满着超人、变种人与后人类形象，宏大、崇高而使人心生敬畏。

《乡村教师》（1999）是刘慈欣的早期作品之一，一直深受好评。它将对中国农村荒凉景象的现实主义描写和银河系里的星际战争结合起来。前一个故事纯粹是后一个故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恰好证明了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当战争的一方开始在银河系的第一悬臂中建立五百光年宽的缓冲区时，它将毁灭这个广阔的苍穹中所有的恒星，同时对星际进行生命扫描，以确保这一军事行动不会消灭任何先进的高等生物。因为很多生物没能够回答出关于宇宙基本规律的问题，他们所居住的星球便都被消灭了。十八个中国孩子被挑选出作为太阳系第三星球的生命形式代表，他们在老师生前的最后一堂课上刚刚学会牛顿的物理三定律。他们一致正确的回答使地球免于被毁灭的命运。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一个证明人类自主意识的故事来解读，但它也清楚地指出了人类的弱点：人类的存灭系于他们能否掌握科学知识。客观世界的定律维持不变，而人类生命却是宇宙中的无常存在。这篇小说虽然主要以伤感的笔触描述了一位教师无私奉献的一生，实际却讲述了宇宙宿命论压过人类自主意识的故事。

另一篇小说《诗云》（2003）描绘的外星人，并没有《乡村教师》中的外星文明那样善良。这篇极受欢迎的小说描述了外星智慧毁坏太阳系时引发的人类末日。外星智慧在人类面前作为完美的球形出现，表现出对所谓“人类文明”的冷酷蔑视。然而这种神祇般的生物偶然迷恋上了中国古诗。它不可思议的先进技术使其能够探索十一维的量子宇宙，却仍然教不会其写诗。它让一个中国诗人存活下来，并且用尽太阳系的能量去创造一个可以生产并储存能够被创作出来的所有诗的“诗云”。在故事的结尾，外星生物扮演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诗云》展现了诗歌与科技之间的矛盾，从宏观层面看是人类与宇宙的矛盾。但是刘慈欣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仍是取决于对诗歌的技术化处理：诗云将产生并包含所有可能的诗作。虽然创造诗云的外星人仍然无法确认何为真正的诗歌，但是所有的诗歌已经写出并且储存在巨大的“电脑”中了。这团诗云是技术战胜文化的最终可能性结果的有力象征。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描述了两位中国诗人（其中之一是外星人）于太阳系全部灭亡后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假象，一种虚拟现实，其中呈现出诗人已经灭绝之后对于诗化幻境的技术化模拟所制造的虚拟现实。这样，刘慈欣坚持了科学的确定性，并由此对照出人类想像力的不确定与无常，也由此将科技乌托邦变成了人的恶托邦。

对刘慈欣而言，写科幻小说首先要像进行科学实验一样。在他的笔下，对科学规律的认知、揣测和更改本身，往往才是情节的基本推动力，而他的“写实”方式，即依循这些科学规律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细节处理，这有如在更改实验条件之下所作出的推理和观察。他的“写实”面向未知，但以严格的逻辑推演来塑造细节，由此创造出迥异于我们日常世界的“世界”。《山》设想在某个遥远行星的内部有着一个封闭的“泡世界”，那里的智慧生物生存在半径三千公里的球形空间，他们仰望“天空”看到的只有固体岩石，“泡世界”的物理学家信奉密实宇宙论。如果他们之间出了一位哥白尼般的科学家、大胆指出“泡世界”其实并不是宇宙中心，那会怎么办？如果他们的哥伦布试图航向封闭天幕的另一侧呢？刘慈欣为这个外星文明创造了一部史诗，记录了他们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来到星球表面仰望无限星空的全过程。在《山》中，刘慈欣将一个封闭在行星核心中的看不见的世界变得可见。他的创作旨在挖掘隐藏的事物，将其曝露出来，浮上表面。这个艰苦的创作过程得以将幻想出来的多种可能性化作科学上可行的现实。《山》这样的故事看起来很像某种民族经历的寓言，但刘慈欣与此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对于政治寓言的优选择的漠然。他在宇宙图景的想象上试图有所超越，将目光投向尚不可见的远方未来的地平线。刘慈欣世界观的创造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乡村教师》将中国贫困乡下几个学生的命运与持续两千年、跨银河系的大战联系在一起。在中篇小说《微纪元》中，人类面临灭绝性灾难，为了生存而修改基因，将自身缩小到几微米，当太阳氦闪时在地层下面幸存下来。二者所塑造的世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可见性：主导跨银河系战争的高级生物在文中从未被正面描写过；同样，微人类的未来世界也仅能通过特殊电脑软件构建的虚拟现实稍稍被窥知。这种不可见性同样存在于《三体》三部曲之中。“三体”中的“体”是看不见的。云天明，第三卷的关键人物之一，最终变成了类似弥赛亚一样帮助人类存活下来的救世主角色。他被描写成一个没有躯体的存在，只有大脑被送入深空，与外星文明取得联系。在绝大部分的篇幅中，捕获他的大脑的外星文明究竟能否在此基础上重建他的身体，始终是悬而未解的谜题。最终，当云天明获得躯体重现的时候，他又和另一位主要人物——他的恋人，由于一场事故而不得不永远分离，再也没有见过面。

人类与第一批已知的外星族群“三体人”之间的交锋是《三体》三部曲的主线。然而“三体人”的外貌也从未被直接描写过，他们仅仅是在名为“三体”的虚拟现实游戏中依托拟人的角色出现。人类玩家在游戏中扮演着周文王、墨子、秦始皇、哥白尼、牛顿、冯·诺依曼这样的历史人物，随着游戏的进程而渐渐了解到“三体人”的真相以及无形无质、毫无规律的三体世界。在第一部的末尾，“三体人”将名为“智子”的小型智能粒子遣往地球，用来监视人类文明。智子在人类眼中是看不见的，然而当创造者操控它的维度，它就会变成有形有质的巨大三维几何体、在空间内外任意伸展的六维，甚至化作彻底无法被观测的十一维。

通过接触外星种族和分散在星系间的人类文明，书中部分人物逐渐接近了宇宙的真相：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多个隐藏维度。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人类的第一艘飞船离开太阳系时遇见了一个“四维碎块”，其中的空间已然超脱出时间的束缚，变得不可测量：“人们在三维世界中看到的广阔浩渺，其实只是真正的广阔浩渺的一个横断面。描述高维空间感的难处在于，置身于四维空间中的人们看到的空间也是均匀和空无一物的，但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纵深感，这种纵深不能用距离来描述，它包含在空间的每一个点中。关一帆后来的一句话成为经典：‘方寸之间，深不见底啊。’感受高维空间感是一场灵魂的洗礼，在那一刻，像自由、开放、深远、无限这类概念突然都有了全新的含义。”这段话令人想起刘慈欣描述自己在读完心仪的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作品《2001：太空漫游》之后的感受：“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在壮丽的星空下，就站着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从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感觉像离开了池溏看到了大海。这使我深深领略了科幻小说的力量。”

刘慈欣描述的正是经典意义上的康德式的“崇高”（sublime）：无限、无形、无边、压倒一切，其宏大程度已然超出了人类的测量水平与感知能力。在《三体》三部曲的尾声，人类存活者开始渐渐拼凑出宇宙的故事。据说宇宙曾有十一个维度，一个永恒的、无止境的世界，仿若天堂。然而，它很快被降至十维，然后是九维、八维，一直到如今的三维。如果想要消灭整个世界，降维或者改变宇宙的物理规则是最有力的方式。《三体》第三部恰恰揭示了我们如今的三维宇宙正是战争余下的废墟，甚至可以追溯到时间开始的一刻。

在更宏观的尺度上，宇宙无比巨大的规模已经超越了善与恶的分别。《三体》三部曲提出了一个问题：具有道德自觉的人类，能否在严苛而无道德的世界中生存？在《三体》中，未知、看不见的宇宙维度，就是一道通向超越的大门。在小说末尾，这一问题也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宇宙维度彻底被降至零的一刻，就连宇宙也不复存在。

小说的高潮在于太阳系的崩溃。神秘的高等智能生物“歌者”——它的躯体同样也是不可见的，从未被正面描述过，在巡视宇宙的时候路过了太阳系与相邻的三体星系，偶然发现银河系这一偏僻的角落也发展出了文明。这个外星生物将名为“二向箔”的薄膜投入太阳系，改变时空构造，将三维的太阳系化作二维。整个太阳系逐渐坍塌为无限大的二维平面：每一个星球、每一样物体、每一颗分子，太阳、木星、土星、金星、火星、地球乃至全人类，都变成了二维的存在。全部幸存的人类都从这一刻起成了宇宙之中的流浪者，他们也因此得以观察到宇宙智慧生物之间的敌对关系与各种竞争。对于活下来的小说人物而言，这标志着人类已然需要开始学习如何在智慧上变得成熟，来匹配宇宙本身的复杂程度。宇宙是崇高、可怖而充满敌意的，人类必须要在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战争中尽最大限度生存下来，保全自己。

从叙事诗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刻也标志着刘慈欣正在努力将崇高化作可见之物。他以详实的细节描绘了太阳系的二维化过程，将每一滴水都描述得像二维海洋般巨大、复杂。刘慈欣以直白、精确的笔触描写了这场奇想中的大浩劫，将其展现得就像真实发生过的一样。冥王星上的三位幸存者观测到了这一幕，并惊叹于如月亮一般大小的雪花正是化为二维的水分子。太阳系变成二维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即标志着原本看不见的崇高正式拥有了实体。这是刘慈欣笔下极为生动的一幕，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用“二向箔”来比喻它。书中出现的二维画面恰恰体现了刘慈欣在科幻上的艺术追求：他以精确的细节创造出崇高的世界形象。他的作品直接反映了宇宙的无限；与此同时，他也在试图将不可见的无限之物化作有形有质的物理现实。在三部曲的结尾，他将科幻小说从宿命论或民族寓言这样植根于确定性中的事物一举升华至超越想象的领域，开启了普通现实之外的多种可能性与感知角度，为作品注入了奇妙的活力。同时，他也使这种崇高变得可见、赋予其实体，这也正是科幻小说的魅力所在。

三 《三体》三部曲中的零道德宇宙

刘慈欣迄今为止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三体》三部曲，将宇宙描绘为黑暗森林：道德不存在，所有的智慧生物都处在恒久的竞争中，试图毁灭对方。宇宙中最高等的智能生物甚至可以通过改变物理规则来消灭敌人。刘慈欣由此提出了疑问：具有道德自觉的人类，能否在无道德的宇宙中生存下来？换言之，在一个全无人性、仅仅遵循“硬科学”铁律的世界中，人性能否继续留存？

刘慈欣这一构想无疑与中国近代史有着极深的渊源。超越人性“道德”的挣扎始终在刺激着宇宙变化。《三体》中的叶文洁在目睹父亲之死之后，彻底丧失了对人性的信心。之后，她加入了一项秘密科研项目，旨在和美苏竞争，寻找外星智慧生物，然而中国的寻找地外文明小组却因为缺少技术与装备而相形见绌。叶文洁找到了规避禁令而直接向太阳发射信号的方法，太阳正如一个扩音器。八年后，叶文洁终于收到了回复：“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叶文洁收到的消息来自距地球最近的星球之一，位于四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恒星系。这条消息来自一位自诩和平主义者的“三体人”，他自称他们的文明正在逐渐消亡，生存的条件也愈发苛刻。他们的星球围绕着三个太阳转动，恰恰形成了数学上的三体问题：三个天体在相互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运行规律是无法确定的。在小说中，三体世界的命运也是如此难测。行星围绕一个太阳转动的时候即为恒纪元，而行星脱轨、作无规律运动时即进入乱纪元。三体文明曾被三日同升的酷热或是阳光尽失的黑暗冰冷无数次地摧毁。因此，“三体人”急于离开家园，寻找新的星球居住，也做好了星际入侵的准备。那位和平主义者正是一位监听员，帮助“三体人”寻找可移居的星球。出于道德与同情，他在碰巧收到叶文洁消息之后立即警告地球人，只要地球回复的信号被传回太空，“三体人”就能得知地球的位置，从而立刻发起入侵。叶文洁忽略了和平主义者的警告，直接回复了消息，邀请“三体人”到地球来，因为“人类文明已经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了”。

史诗般的太空战争由此展开。“三体人”将地球作为他们的入侵目标。《三体》三部曲第一部描述了人类揭开三体世界秘密的过程：混乱、无法预测、残酷。与“三体人”之间取得的联系是致命的，因为三体文明与地球文明之间的生存竞争到了最后只能有一方活下来。一个贯穿了三部曲的问题就此诞生了：道德和具有道德自觉的人类，能否在宇宙中生存下来？第二部《黑暗森林》展示了宇宙最为黑暗的规则。叶文洁离世前将自己对于地球和三体文明之间遭遇的思考传给了学习社会学的罗辑，罗辑受到启发，进而创造出宇宙社会学理论。宇宙社会学的两条公理是：“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两条公理为上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并不乐观的答案：宇宙是无道德的所在，它正如一片黑暗森林，严格遵循着丛林法则。

罗辑终于明白为何宇宙中一片死寂，也明白了为何虽然宇宙中充斥着不同的文明，人类却从未找到过任何其他智慧生物。在黑暗森林中暴露自己的行踪是至为凶险的。猜疑链的存在决定，任何文明在面对另一文明的时候，都无法判断对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神，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一个在二战后与后斯大林时期的西方科幻小说中风靡的主题，就是乌托邦社会最终变成了不可逆转的奥威尔式的“恶托邦”：一方面，制度对个人的压迫代表了20世纪的万恶之源；另一方面，个人英雄与集权主义的斗争又展示了人们对于独立人格在制度面前坚守正直的信念。这样一种情节发展的套路旨在强调人性在制度面前的力量。然而，在《三体》三部曲中，就连奥威尔式的制度都没有立锥之地，因为在黑暗森林这样的战场中，是没有最终赢家的。

实际上，《三体》三部曲并未把奥威尔式的社会视作绝对邪恶，书中的英雄也恰恰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一个个独立的“小岛”漂浮在星辰的大海之中，亦是一个个组织极为严密的社会，可以在无需任何个体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运转。从表面上看，这仿佛是真正的乌托邦。然而，书中接下来对“星舰地球”的描写，又对乌托邦/恶托邦的辩证完成了进一步探讨——这些“星舰地球”并不是人类所谓的天堂。条件极端严酷的宇宙令“星舰地球”不得不把生存放在一切的首位，甚至合法化吃人是维持“文明”的必要手段——即便这所谓的“文明”早已变得全无人性。

在三部曲第二部《黑暗森林》中，刘慈欣塑造了一个人物章北海，他是第一个“星舰文明”的创立者。当“三体人”发送到太阳系的一个简单武器“水滴”摧毁了人类几乎所有的舰队，当人们面对无比先进的外星入侵者已经丧失最后一丝生存希望时，章北海的星舰临阵脱逃，逃离了木星附近的战场，永远离开了太阳系。他是新文明的第一个建造者，在生存资源极端有限的严酷太空中，他必须面对后人类世界（假如人类灭亡）不确定的可能性。起初，星舰军官们就如何建立新文明进行争论，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保持军队的专制制度，章北海决然地摇头。当其他人建议建立民主社会时，章北海说：“人类社会在三体危机的历史中已经证明，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尤其是当我们的世界需要牺牲部分来保存整体的时候，你们所设想的那种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章北海在内心深深隐藏了他的失败主义思想。他不相信人类将会从这场凶险的太空战争中幸存下来。他宁可相信只有部分人、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人的牺牲才是人类幸存的前提，即使当幸存下来的不再是文明。当另一个星舰为了获得生存的物资——包括从人体中汲取养分，而攻击章北海的星舰时，章北海没有痛惜他自己的死以及他所带领的星舰的毁灭。

刘慈欣和韩松都写过吃人的行为。韩松像鲁迅那样把吃人作为社会邪恶的一个文化隐喻，尽管他对露骨的细节描写更为痴迷。但刘慈欣也公开说过，虽然完全是一种假设，为了物种延续，吃人是一种选择。对于“星舰文明”的发展来说，吃人则是必需的。在三部曲最后一卷《死神永生》中，被地球人俘虏的“星舰文明”成员被指控嗜食同类，但是星舰公民解释当处在所有生存资源都已告罄的困境时，道德底线是什么。食人者被处决了，但是在刘慈欣的叙述中，这个惩罚没有道德意义。当面对道德指责时，刘慈欣笔下人物的立场是认为人道主义根本无效，生存系于自我牺牲，亦即已经预备面向后人类未来的自我牺牲。在刘慈欣的另外一部小说《人与吞噬者》中，当外来物种剥夺了地球上所有的资源时，人类灭绝了。最后的战士躺在地上，他们平和地死去，怀着一个微弱的希望——他们身体里含有的养分至少能够让小昆虫存活下来，那样地球可能不会完全成为一个死寂的世界。刘慈欣显然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陷入发展与道德之间的死结，或者是宇宙（智能生命无限发展的道德真空）与人性之间的死结。

在《三体》英译本发表之前，刘慈欣与英语读者分享了自己对小说的看法。他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展示不同的可能性的文学，宇宙也有多种可能性，对人类来说，有最好的宇宙，有中性的宇宙，而《三体》所展示的，是最糟的宇宙，在这样一种可能的宇宙中，生存的严酷和黑暗达到极限。”在最糟糕的宇宙里，每种文明都是猎手，要去歼灭对方。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暴露自己。这就毫无疑问地把《三体》呈现为最黑暗的恶托邦小说。

叶文洁的学生罗辑，小说第二部的主人公，创造了“宇宙社会学”的基本公理，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我防卫与先发制人结合在一起。由此，罗辑才找到了让人类在道德真空的宇宙中生存下去的方法。人类建立了协调有序的防御系统，可以在同时暴露地球与三体星球的位置，假手更高级的智慧生物来毁灭两方。罗辑以同归于尽作为威胁，阻止了“三体人”的军事入侵。此后，地球上的文明蓬勃发展，世界在一线希望的边缘摇摇欲坠，末日之后的颓废时代逐渐到来。然而，小说提供了最后一场不可测的惊奇，人类世界竟然在太阳系的降维中毁灭。在降维打击之下，所有生活在三维宇宙中的生物都像被抛上旱地的鱼一样死去。这一幕恰恰证明了宇宙的本质是无道德的：改变物理规律不仅能消灭敌人，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同归于尽的结果。因此，即使宇宙中那些强盛到像神一样的生物，亦是宇宙降维的受害者。它们也需要将自己身处的物理世界降维以适应新的变化。

刘慈欣的叙事凸显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伦理上的黑暗，在描写道德与生存、人性与科技、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冲突时，更是时时采用悲观主义的态度。纵览全篇的情节发展，刘慈欣显然明确地将宇宙描绘成一个冷酷的、无道德的地方。然而，《三体》三部曲最终仍然显示了刘慈欣的浪漫主义，是在最冷酷的时刻与最严苛的环境下，那一丝尚存的人性。只有两个角色活到了宇宙结束的时候，其中一位是程心，一个个性善良的女角色，刘慈欣的书迷讽刺地称呼她“圣母”来表示对这个角色的不满，因为她虽然继承罗辑之位成为执剑人，却在外星文明入侵时过于感情用事，没有勇气按下能够同时毁灭入侵的“三体人”与全部地球生物的按钮。她的失败正代表了她是一个拥有道德自觉的人物。在生死相搏的大背景下，程心这一角色的存在，始终提醒着读者道德感与互助精神依然是存在的。可以说，她在无道德的宇宙里，做出了道德的选择。

在刘慈欣的史诗中，程心还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在三部曲结尾，数十亿年后，宇宙里最后幸存下来的族群开始面对全宇宙进行广播，要求所有智慧生物离开它们自己所创造的小宇宙，像程心的小宇宙一样，让那些物质重归时空的洪流。这样，整个宇宙便会坍缩至彻底消失，完成所谓的“归零”，而下一个全新的宇宙又会在零点诞生。程心与她的同伴（另一个人类，和“三体人”留下的智子机器人）决意加入“归零”运动，因此他们便毁灭了自己一直藏身于其中的小宇宙。然而，叙事进行到结尾时，却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程心记录了有关人类文明的信息，放入漂流瓶内，希望将这些信息传递到下一个诞生的新宇宙。至此，刘慈欣从程心的视角结束了三部曲，并将其命名为“地球往事”。小说的结尾段仅有两百余字，描绘了一个小型“生态球”。程心将生态球留在即将毁灭的“旧宇宙”中，在球体内部，小鱼在游弋，草叶上的露珠折射出阳光。这个生态球，或许就是刘慈欣笔下道德真空宇宙中仅剩的最后一个乌托邦世界。然而，程心留下生态球与关于人类文明全部记忆的一幕，成了全文最后留下的最大悬念。新宇宙还会诞生吗？如果旧宇宙里还有残余的物质，即便是五公斤的玻璃球，旧宇宙也无法彻底完成“归零”的过程。或者，如果忽略此处的逻辑冲突，最后一段或许也仅仅是在表达某种乐观的期盼：人类记忆能够在宇宙毁灭中幸存下来。倘若《三体》结局的意义是后者，那么结尾所展现的一幕便代表了“诗学的正义”——人类的情感与书写将平衡整个宇宙的力量，留下一段能让人类文明永存的历史记忆。

而倘若跳脱出“地球往事”的叙事框架，三本书中所有的词句、文学描写与情节线索，都可以被视作是无法在无道德宇宙中生存的人类道德的见证。《诗云》中神祇般的外星生物尽管能够无情地摧毁整个太阳系，却偏偏沉迷中国古诗词，也由此容许一位中国诗人存活下来。《三体》三部曲的结尾同样表示，文学幻想是人性最有力的见证。尽管刘慈欣是科技与“硬科幻”的拥护者，他却在自己的文学幻想中保留了一片净土，让希望得以留存。

与其他中国科幻作家相比，刘慈欣对于人性的局限性始终抱持着冷漠的态度，批判人文主义，怀疑乐观主义。然而，他创造的世界同时也最为瑰丽宏大，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读者前来探索未知、提出疑问，叙事中也始终展现着对于我们已知事物之外的无限领域的强烈好奇心。在无道德宇宙的巨大黑暗之上，依然留存着一丝乌托邦理想的光芒，能够超越国家与人类的利益纷争，以光年为单位无限扩张。刘慈欣所塑造的是后人类的宇宙，它在无法预测的无限可能性中蓬勃发展，而不被囿于满足人类某些特定理想的乐观期许。尽管刘慈欣表示他所描写的是最糟的宇宙，他却在这样的宇宙中，给予幻想以最好未来的空间。

四 后人类未来

在刘慈欣的短篇小说《微纪元》中，后人类的“微纪元”在25000年后。那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世界，只有年轻人的世界，他们不会长大成人。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些微小、可爱、漂亮的人，他们是“微人类”，由基因工程改造再生，他们的尺寸大约是正常人类的万亿分之一。这些“微人类”是地球被太阳核闪烤灼地表后唯一幸存的智慧物种。微小的尺寸让他们幸免于末日灾变，后来他们成为地球上新的统治者，他们建造小如水滴的城市，并给灭绝的人类建立轻如发丝的纪念碑。他们的纪元是“轻松”和“失重”的，他们的忧患意识随其微小体型而成比例地缩小，以至于他们的生活完全无忧无虑，充满快乐。相应地，他们没有责任和负担，没有过去的记忆，没有历史感，也没有自我发展的需求。“微人类”像是生活在无休止的节日里，沉溺于梦幻般的狂欢，享受着孩子一般天真和永远年轻的生活。

这篇小说从最后一个人类，被称为“宏人”的视角叙述，他在长达17000年的太空旅行、未能找到另一个宜居星球之后，返回地球。在小说中，他被称为“先行者”，他为整个人类的灭绝而悲伤，但他也为他所看到的地球上的新世界感到惊讶：一个微世界，只有年轻人的乌托邦，他们自由地漂浮在地球表面。“先行者”受到“微人类”热情的接待，被当做家长、导师和领袖。一个美丽快乐的年轻女孩，由于这些品质当选为未来乌托邦世界的“最高执政官”。她和先行者进行谈话。她告诉先行者，在她的世界中，只有在博物馆中才有忧郁和悲伤。但是当看到先行者眼中的悲伤时，她感动得哭了，她陶醉于对充满悲伤、宏大、崇高的历史事件的旧世界的想象中，她认为旧日是如此美丽，如田园般浪漫。然而她和她的人民从没有真实地体会过那种悲伤，因为他们的悲伤情绪转瞬即逝，不留痕迹，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只会“越长越幼稚，越长越快乐”。

这个故事让人想起鲁迅关于古代英雄的寓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是在刘慈欣的小说中，先行者做的工作比古代英雄更简单。他面临两个选择：他是否应该复活贮藏在星际方舟中的胚胎细胞，从而重新复活旧世界“人类”文明？或是他平静地接受他这一代（物种）的灭绝，让儿童般的“微人类”继续繁衍，永远不让他们知道“宏人”的悲惨历史？他没有多少迟疑，就选择汽化从旧世界带来的所有人类的胚胎细胞，以免“微纪元”受到威胁。先行者终结了人类的历史，他庆祝后人类乌托邦的到来。

在中国1980年代以来文化变革的语境中，写于1999年的《微纪元》预示了郭敬明最近制作的毫无科学性的系列电影《小时代》，后者充分证明中国流行文化中表现的“新世代”没有悲伤和记忆。《微纪元》对刘慈欣来说，是技术先进的后人类未来图景，《小时代》对于郭敬明及其粉丝来说，是这个时代的及时行乐，两者都可能终结有关发展、进步、自我修养和精神成长的启蒙理念。后人类的青年乌托邦，就如刘慈欣所想象的，是同时通过无限自我膨胀和丧失自我价值而解构了对于青春倾注过度象征意义的现代知识话语。

在刘慈欣小说中遗忘“宏人类”的时代，或者在郭敬明的《小时代》中沉溺于自我中心的享乐主义，这些或都指向1980年代末以来的文化症候——历史的遗忘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冷漠双管齐下的情景中成为记忆的真空。刘慈欣的《微纪元》写于1999年，他对后人类乌托邦的想象在郭敬明《小时代》中变成了“现实”。刘慈欣的小说精彩地描述出新世代对享乐主义狂欢的完全投入。在科幻想象中，刘慈欣写出了1999年的“未来”，也是小时代的现在。在《微纪元》中，人类未来的子孙后代是一代“新人类”，他们享受着充满快乐和幸福的生活，但是完全失去了历史意识。这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故事，却看起来充满了轻松与愉快的时刻。当先行者看到“微人类”儿童般欢乐的面孔时，他也流下了眼泪——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代从此以后过着幸福的生活吗？鲁迅在《狂人日记》的结尾呼喊“救救孩子”，他对一个世纪以后这样的结局会感到满意吗？这些“微人类”会比我们这些背负道德与历史意识的所谓“宏人”更符合“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则吗?

刘慈欣的小说没有回避人类灭绝的恐怖景象。乐园建立在对过去如深渊一般的精神创伤和悲剧的彻底遗忘之上，他们是人类历史终结后出生的新一代。对于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历史变迁的特定环境保持清醒意识的人来说，后人类未来是一种祝福还是背叛？或者说，总体来看，《微纪元》是否代表了刘慈欣本质上的后人类立场？无论答案是什么，我们都可以确定，刘慈欣不仅精确地抓住了近些年的变化，也超越了那些变化。他描绘了无限，也描绘了迫在眉睫的现实状况。他的目标是通过科幻想象完成超越，挑战有关自我和社会的传统道德与认识论观念。在崇高宇宙和微纪元之间，刘慈欣创造了多元、辉煌而层次丰富的宇宙观与人性观，亦描绘了后人类的潜力。

（致谢：本文包含曾在我其余一些有关刘慈欣的论文中出现的选段，尤其是宋明炜《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乌托邦变奏》，载《科幻研究》2013年第1期；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的起源》，载《中国观点》2015年第1期；宋明炜《三体三部曲：三体问题、黑暗森林、死神永生》，2015年12月由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资源中心在网上发表的书评，http://u.osu.edu/mclc/book-reviews/mingweisong/。我希望在此感谢《科幻研究》《中国观点》的诸位责编，也感谢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资源中心批准我将过去发表过的论文与书评加以改写或是重印）    

（ 作者单位：［美］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金雪妮，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