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尽管刘慈欣认为，他的创作只是要讲好一个“故事”，但实际上，在他的故事之外，人们还是感受到了很多。他为我们提供了当今时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诸多思考——当然是以艺术的方式——关于宇宙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现实与未来等等。我们很难确定，刘慈欣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是不是特别研究了中外相关的典籍，从中捕捉可供启示的思想资源，以面对这个时代人类的挑战。我更愿意相信，是刘慈欣在自己充满才华的想象中自然而然地契合了时代。也许，当他营造精骛八极、神思飞扬的科幻世界时，那些关于宇宙存在与人类未来的思考已经从他的笔中蜂拥而至。一旦他的作品成为一种研究对象，我们就只能把这些生动的思绪梳理清楚。

科技与现代，以及人类的未来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停止思考。区别只是思考的方式不同，面对的具体问题各异。尽管如此，有些根本性问题仍将贯穿人类成长进步的始终。诸如宇宙是怎样的存在？大自然的意义是什么？人的价值应该如何体现？等等。在原始初民时代，由于自身体力、智力与能力的局限，人们更主要的是依靠自己的直接行为来感知和判断。当这种感知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也就是人类的实践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就有了更多的可能从理性的高度分析概括，得出结论。这既是人类认知水平的进步，也是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在轴心时代，不仅出现了极为重要的人文学者，以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之后人类几乎所有的基本认知范畴；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几乎同样的情形——关于人的劳动的可能性，科学的基本领域与基本技术等等。与此同时，在社会形态方面，也形成了影响之后人类生活的构成样式——阶层与阶级的出现、社会分工的细化、基本的社会细胞即家庭的模式，以及家庭与家族、民族、国家等诸多方面的关系等等。之后的一切社会形态都是在那一时期的基础之上演化的。欧洲是中世纪之后，中国是唐宋时期，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再一次出现了巨大的进步。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伴随着文艺复兴的脚步，欧洲迎来了启蒙运动。这是彻底把欧洲从宗教的、封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运动和科学革命。正因为启蒙运动的出现，人类前行的方向逐渐发生了改变，欧洲开始了引领世界潮流的节奏。人类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大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与标准化，以及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全球化——简单说，就是出现了以资本为纽带的生产方式。而科学在这样的历史性变革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在孤悬海外的英国出现，之后遍及相邻的欧洲大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跨越大西洋，在美洲显示出强劲的活力。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创造了更多的便利。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利用科学技术成果改善人类处境的可能性也变得丰富起来。与此相伴随的是人的主体意识日渐增强。在莎士比亚说出“人是万物的灵长”之后，人似乎具有了主宰万物的“权力”。似乎只要拥有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人就拥有了改变一切的力量。的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变了传统的时空形态，改变了自然物的存在形态，改变了现实世界的运动形态。甚至在现实世界之外又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但与现实世界紧密相关的世界——互联网世界。人们自豪地宣称，人类创造了一个与传统世界不同的“现代”或“后现代”世界。

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已然成为不同地区人们的努力方向。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不得不”如此的发展轨道。谁能实现现代化，谁就占有了发展的主动权。谁被现代化所抛弃，也就等于被时代所抛弃。但是，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演进，人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得到了操控周围世界、重塑整个地球的力量，但由于人类并不了解全球生态的复杂性，过去做的种种改变已经在无意中干扰了整个生态系统，让现在的我们面临生态崩溃。”尤瓦尔·赫拉利在其《今日简史》中敏锐地看到了发展与生存之间的矛盾。他不无忧虑地指出：“人类发明工具的时候很聪明，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聪明了。”正因为此，大自然，首先是人类的地球母亲无法承受这种现代化的改造。地球面临的危机，正是人类面临的危机。尽管人类已经拥有前人无法企及的科技，也难以逃脱这一严峻的、生死攸关的挑战。仅仅依靠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寻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这是今天的人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中以极富创造力的想象为我们描绘了人类的种种努力。在他的作品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了目前人类可想象的高度。人类的基因发生了重要变化，演变出与其他动物结合而形成“人”的“组合体”（《魔鬼积木》）；人也可以通过基因变化演变为“微人”（《微纪元》）；人们对宇宙的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可以在不同天体之间随意地往来行走，就如同今天的人们乘坐汽车、高铁、飞机一样方便（《三体》）；人类可以推动地球滑出原有的运行轨道，去寻找新的留驻地（《流浪地球》）；人类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极为重要的改变，形成了新的组织方式，出现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三体》《流浪地球》《微纪元》）；等等。所有这一切的想象，当然是基于人类科技的发展。如果没有这样的发展，人类的想象力也将受到相应的限制。当人类还没有电话的时候，人们只能想象出“顺风耳”，但是还无法想象出即时视频通讯。当航天技术没有出现时，人们也难以想象出在外太空不同宇宙区域中的生活。尽管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已经出现“南柯一梦”之类的对时间变异的描写，但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时间关系的改变乃是由于星球运行的速度不同所致。正如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评价文艺复兴及其之后所发生的自然科学的革命一样，“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实际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变革远比那一时期的变革更深刻、更广泛、更具颠覆性。基因技术、航天技术、数字技术、材料技术，以及由此催生的新经济、新服务、新农业、新能源与新商业形态已经与此前的存在形态有着极为重要的不同。可以说，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包括刘慈欣在内的科幻作家，提供了想象与虚构的现实基础与思想资源。

刘慈欣对现代科技的了解与研究自然十分深入。举例而言，他在小说中多次描写了宇宙的多重形态。这当然是人类现代宇宙认知的体现。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人们在一定时期内还难以接受这种把人从宇宙中心驱逐出去的观念。尽管历经曲折，人类最终还是承认了“地心说”的错误。而现在，“多重宇宙”已经成为现代宇宙学的争论热点。随着量子理论、弦理论的出现，人们更热衷于承认在现有的宇宙之外仍然存在更多的宇宙。如天体物理学家亚历山大·维兰金认为宇宙就像肥皂泡泡一样，不断地生成。而另一位天体物理学家雷欧纳德·苏斯金德曾参与创立了弦理论，认为存在着不同的宇宙。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多重宇宙”的存在形态。如《三体》中的地球人类与游戏世界中的“三体”等。在《命运》中，他想象了现实中的人进入“时空蛀洞”后到达了另一个宇宙。这是一个恐龙并没有被灭绝的宇宙。这种描写与多重世界理论中亚历山大·维兰金所说的“貌合神似”理论非常一致。就是说，在不同的宇宙中存在着与我们貌合神似的现象。现实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在另外的宇宙中会以不同的发展趋向存在。

刘慈欣对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如史蒂芬·霍金非常认同，或者也可以说，霍金的一些观点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三体》的主要思路就与霍金“不要与外星文明联系”的思想相同。有人考证认为，是刘慈欣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霍金在之后才谈到相关的话题。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这种观点源于霍金。但刘慈欣确实说过，对外星人保持警惕，这个想法从十九世纪就有了。“即使外星文明是好意的，和他们接触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地球文明也可能会因此产生不可预知的蜕变……所以不要抱一种很天真的态度。”在他的《中国太阳》中，虚构了“活过一百岁”的霍金在“中国太阳”中与水娃的交流。霍金给水娃介绍宇宙大爆炸、黑洞、量子引力等，并向水娃倾诉，自己之所以喜欢在“中国太阳”中生活，是因为可以忘记尘世的存在，全身心地面对宇宙。在《朝闻道》中，刘慈欣虚构了为了获得宇宙终极奥秘而献身的科学家们。他们将向宇宙提出一个问题，但在得知答案后被宇宙毁灭。最后一位走上“真理祭坛”的就是霍金。他向宇宙提出的问题是：“宇宙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连宇宙都不知道的“终极”之问。由于宇宙无法回答，霍金也没有被宇宙毁灭。刘慈欣通过虚构的“霍金”为人类保留了一点信心，也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宇宙可能是没有目的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人们似乎越来越认为自己“真的”具有主宰世界的能力与权力。那些具有先发优势的人们同样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认为自己不仅是自己的主宰，也是世界的主宰，甚或是宇宙的主宰。整个宇宙存在、世界秩序均需要“人”——以自己为代表的人——来制定维护。这种思想虽然能够激发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探求欲望，却也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宇宙的尖锐对立。在《三体》中，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科学技术的超现实发展：数字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智能技术为人类探索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航天技术使人的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天体、星系中自由往来，但仍然难以改变一个必然的事实——当人类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发展之后，宇宙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运行。当宇宙发现了宇宙中存在着危及宇宙正常运行的现象时，将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排除”。这就如《朝闻道》中所描写的一样，尽管人类能够制造出“爱因斯坦赤道”——人类最大的能够环绕地球的粒子加速器，但在宇宙排险者面前，这一人类奇迹却可以在瞬间被“排除”。人的力量仍然难以改变或逆转自然的力量。

刘慈欣说过一句充满忧虑的话，他认为当人类面对巨大的宇宙危机时，必须依靠高度发达的科技来取胜。尽管在小说中，刘慈欣毫不隐讳地为我们描写了人的理性精神这些并不属于“科技”的人文力量，但我们仍然认为这句话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从宇宙来看，并不具有规律性。真正的规律性意义，体现在当人的创造性行为在没有为宇宙运行带来伤害的前提下，所谓发达的科技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或者说是反意义的。一旦这样的情况出现，宇宙将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包括人类。尽管刘慈欣说过“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相信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然而一旦进入创作领域，即使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科学与技术的非凡进步，却仍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甚至人类的一切问题也很可能是因为盲目滥用技术引起的。这其实就是人类自身的遭遇。刘青峰在《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中说：“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像科学那样带来那么大的进步，那么令人神往和充满希望，但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像科学那样给人类造成空前的不安和迷惑。……科学技术掀起的巨浪，已把人类冲击得头晕目眩。”人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科学技术真的能够使人类得到解放吗？地球乃至于银河系，甚或更为广漠的太阳系或宇宙世界真的能够为人类发明的科技提供足够的能量与资源吗？即使科学技术得到了难以想象的发展，是不是就代表着人类自身彻底的解放与自由呢？

对此，刘慈欣保持了充分的清醒与理性。这也使我们有信心相信，人类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就”而疯狂。人类仍然保有自省、修正、反思的能力。这当然是源于现实生活为作家提供了思考的土壤。他没有盲目地为人类的“伟力”大唱赞歌，而是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故事”来警醒人类，让人们从这些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冷静下来。在其宏大的《三体》中，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人类科技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在太空中建立了用科技支撑的太空城，可以在不同的宇宙时空中作自己想做的事情，似乎实现了宇宙之中的“自由”往来。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脱离不了一个与人类科技进步相伴随的事实——人类必须面对宇宙中存在的另一种力量——并不由人主宰的“非人”的自然之力。在强大的三体星体面前，人类几乎不堪一击；在歌者的“二向箔”面前，整个太阳系，包括三体都被二维化，变成一种“二维”存在。宇宙以自己的方式运行，并毫无顾忌地排除一切有碍宇宙运行的存在。人类所存留的只有“精神”与“品格”——可能的文化，而不是肉体。《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在惨烈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并不是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者，而是能够与太阳——宇宙存在的一种——的力量融合统一的一方。恐龙虽然能够无视蚂蚁的存在，但并不能改变宇宙自然赋予自己的能量。当它们企图违背这种宇宙法则时，结果只能是灭亡。在《白垩纪往事》中，刘慈欣借用蚂蚁联邦执政官之口说道：“我们已经犯了文明史上最大的错误，没有资格再活下去了。”也就是说，当蚂蚁与恐龙破坏了宇宙自然律之后，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可能。尽管这只是刘慈欣虚构的一种“文明世界”，却也同样是对人类的警示——当人们忙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理想”世界的时候，必须保持清醒——为自己的未来存留起码的理性。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是不言而喻的……理性不可能是违反自然的。”这就是说，宇宙自然的存在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理性”。理性与自然的规律是一致的。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强调存在的“和谐”状态，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协调匹配的。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整个宇宙就是数与和谐。尽管他们把宇宙和谐解释为对“数”的规律的遵循仍然可以讨论，但其强调宇宙的“和谐”秩序却是深刻的。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这种相互的协调适应是当然的，不证自明的，不能破坏改变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中世纪神权绝对地位的确立，神被强调到了最高的位置。在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与技术又受到了人们的追捧，曾经的那种协调、相适被人为地扭曲。这是两种极端——一种是因为神权的强化而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遏制；一种是因为技术的兴盛使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地放大。人类从自身的角度来看，一直处于与宇宙自然矛盾的状态。不过，这种“矛盾”的状态有一个适应度。一旦突破了这个度，将带来灾难——来自宇宙自然的惩罚。所以，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也是有理性的。而这种理性应该就是自然对人类活动的承受度。

从东方的观点来看，这种理性一直被强调，并逐渐成为一种潜意识存在。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易经》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统一的理性精神。其首先以整体联系、变易统一的方法来讨论宇宙自然的存在，包括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易经》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不同存在之间的整体和谐。不仅其单个的卦象是一个整体，是一种宇宙模式，而且每一个卦象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此基础之上，《易经》强调天、地、人的整体性和同一性。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独立的，而是具有表象之后的统一性的。人的存在之道在于体悟、遵循自然之道，“把人看成是一种随天地而产生的原始自然力，所以他的途径（道）就必须和天地之道相符合”。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易经》提出了“太和”的价值理想。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就是说，宇宙自然万物都在不停的变化运动之中。但它们的这种运动变化都是遵循其本性的，是按照宇宙自然赋予其具有的能量与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形成一种相合、相应、相生的正确的、正常的运行状态，并使宇宙自然能够存在下去。这样的运行秩序就是超越了具体存在的最高存在状态——太和——不是具体事物之间的“和”，而是不同存在之间统一的、整体的“和”。由于它们超越了具体存在而成为整体统一的存在之“和”，就形成了“太和”。相应地，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种存在，也当然在这样的运动之中处于属于自身的地位、轨道之中。人的活动不能脱离这种轨道，不能偏失宇宙理性。一旦破坏了这种总体的“太和”，宇宙“排险者”就会出现，来排除这种存在。如同刘慈欣在《朝闻道》中为我们描绘的，宇宙排险者会毫不费力地把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被称为“爱因斯坦赤道”的粒子加速器消除，代之以充满生机的草坪。

在恢宏的《三体》三部曲中，刘慈欣为我们展示了人类可能取得的最为先进的科技成果，虚构了另一些比人类伟力更加先进的文明形态，包括其科技形态。在我们人类有限的想象之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类不仅改变了自己，也在改变着地球和星空。但是，相对于浩瀚的宇宙而言，这种改变并不能超越宇宙之力。在宇宙面前，人类并不具备主宰意义，只具备被宇宙主宰的意义。一旦出现了可能威胁宇宙正常运行状态的现象，将被宇宙之力清理。虽然相对于地球文明而言，三体文明更先进，更有力，但在宇宙面前它仍然是一粒尘埃。当三体可能破坏宇宙的和谐时，只能既偶然又必然地被宇宙摧毁。在《乡村教师》中，刘慈欣似乎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宇宙自然反向和谐的状态。拯救地球文明的并不是科技这种外在的力量，而是人的道义精神。当人在自己的行为中体现了自然道义的时候，就会获得一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可能性。乡村教师与他的学生们在懵懵懂懂之中拯救了地球与人类，并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多么高超的技术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具有与宇宙必然相适应的品格。这种品格是建立在适应宇宙自然之道的本质要求之中的，也存在于人类应该具备也能够具备的崇高追求之中。

在这种整体统一的“太和”境界中，事物的发展变化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人应该能够看到这种联系之中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及其逐渐出现的变化。不同的事物既有其相异的一面，又有其相同的一面；既存在一定条件下的差异，又存在其运动过程中使这种差异发生转化的必然。所谓“易”，就是说事物的存在是变化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不变的，具有某种稳定性。失去了这种稳定性，事物就失去了基本属性，难以存在；而只有稳定性，事物就不会发展变化，就成为一种失去了生命力的存在，也就是一种僵死的“存在”。因此，事物又是逐渐变化的。在某种条件下，这种变化会达到本质性的改变，蜕变出具有延续性的新事物。所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说事物存在之“道”就是不断地变化。人们不能执滞于一般的典常纲要。只有把握了“变”的规律才能适应“变”的要求。这种强调宇宙存在相互联系变化的思想揭示了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刘慈欣在其作品中深刻而普遍地描写了这种“变化”，揭示了不同存在之间相互联系中的转化。这种转化可能是即时性的，也可能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实现的，或者是在虚构的不同时空中存在的。

在《魔鬼积木》中，作家虚构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某种博弈——代表发达世界的大国与代表落后世界小国。它们为了生存发生了道德与技术层面的博弈。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与军事，以及建立在道德标签上的话语优势；一方面是仍然处于生活贫困、经济落后、技术水平底下，没有基本话语权的落后国家。一般而言，前者的胜利是一定的、合乎常理的；后者的失败也是当然的、正常的。但是，从小说的叙述效果来看，这样的描写将落入窠臼，没有新意；从作品的思想表达来看，也缺乏深刻性。刘慈欣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描写了二者相互作用之中的转变——不是一般的转变，而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逆转”。落后的、贫穷的小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貌似强大的发达国家却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失败。这就是“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文学体现。当然，刘慈欣不是简单地把这种“逆转”的结果告诉了读者，而是详细生动地描写出了这种“逆转”曲折而合理的过程。在《地火》中，刘慈欣为我们描写了一次因实验而引发的超级矿难。工程师刘欣为改变煤矿工人矿井中艰苦的工作环境，执意要进行把地底的煤在矿井中通过燃烧转变成可燃气体的实验。这样人们就可以把煤气直接开采出来，而不用人工下井采掘煤炭。但是，这个实验是极度冒险的，实际上也引发了空前的矿难，导致矿井废弃，城市瘫痪，附近的田园荒芜。大火燃烧了十八年之久才熄灭。从当下而言，这是一次极度失败的实验。但从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又正是因为这次实验使人类发明了煤炭开采的新方法——直接开采被燃烧过的煤炭生成的可燃气体。这一发明不仅使开采技术实现了飞跃，亦使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当时光过去了一百多年后，人们已不能理解今天现实中的煤矿——尽管今天的煤炭开采技术已经非常“现代化”了——人们集体无意识地忘记了煤炭竟然是固体的。在小说的最后，事情发生了逆转。曾经的悲剧成为人类进步史上最悲壮的一页。而这一历史性代价也成就了人类技术，乃至生活生产方式的进步。在《命运》中，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平行时空中人类的不同处境。在一个人类利用时空跃迁的方式进行恒星际旅行已经成为常态的时代，一对新人乘坐宇宙飞船完成自己的蜜月旅行。他们在天空中发现了曾经撞击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毁灭的小星星。为了拯救地球，他们用飞船的发动机撞击了那颗星球，改变了它的运行轨道，使地球避免了一次灾难。但是，这对新人也因此进入了时空蛀洞，回到了六千五百万年前。地球正按照另一种模式运行。曾经的恐龙并没有消失，而是继续主宰着地球的文明。而人类却成了恐龙的“宠物”——被豢养，被当作美味的食物与观赏动物。在这种虚构的平行世界中，人与宇宙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人类并不是万物的灵长，而是被豢养的“宠物”；人类也不可能创造伟大的文明，而是被文明所创造。

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人类从出现到不断地进化，终于演变为宇宙中人类所知的唯一的智慧生物。这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曲折。所幸在人类仍然不够强大的时期，已经争取到了自己成长发展的各种机遇。但是，在人的主体性被不断确立、重塑的进程中，人类的主体意识不仅被理解为属于自己的，也被放大为针对自然宇宙的。这使人类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人类正遭遇着莎士比亚所说的“生存还是毁灭”的严峻考验。事实上，就人类而言，这样的考验并不是只有今天才出现，而是在不断地重复遭遇着。那么，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考验？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具有规律性意义的镜鉴。除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理性精神外，人类也应该具备积极健康向上的品格。这实际上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一种体现。

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精神，是《易经》中最为强调的价值操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宇宙自然的运行如果刚健强劲，那些具有高尚品格的君子就会因此而积极地自我强健，奋发图强。即使遇到困难与挫折，也能够“独立不惧，遁世无困”，“以致命遂志”。这是因为人具备了这样的品格，才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体现，对后之儒家精神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孔子“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强调“君子自任以天下为重”；后来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均要求“个人”要承担积极的社会责任，要有积极刚健的精神品格，要把“个人”的存在建立在自身的强健与作为之上。这种作为不是为了满足一己之需，而是要为天下——社会、自然承担责任。个人的义务要先于个人的权利，要在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奉献自己的才华、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讨论个人应该拥有什么。个人的利益需要服从群体的利益。而群体——作为社会整体的人的利益要服从于道的规定，遵循自然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尽管道家强调守弱，反对强梁，但老子仍然在其《道德经》中提出了“自胜者强”的观点，认为只有战胜自己弱点而达到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强不是蛮横豪强，而是顺应自然规则。如果违背自然，不论表面或暂时有多么“强”，也是一时的，难以为继的，终于要归结于“弱”。个人要使自己适应自然的要求，不断地刚健起来，为社会自然承担责任。正如《易经》所言，圣人所以崇德广业，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因此要刻苦修身，躬身自省，增进德性，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不断学习，要日日有新，持之以恒。这样才能明道守道尊道，使人道与天道统一起来，达成天人之一统，万世之太平，生生而不息。

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中极为充分地描写了这种积极向上、刚健有为的精神品格，使他的作品拥有了强烈的激励人心、奋发图新的艺术感染力。其《朝闻道》似乎是一篇“人”“道”关系的激情寓言。那些为获得宇宙终极真理而义无反顾走上真理祭坛的科学家们代表了人类这种至高的纯粹品格与修身精神，表现出人类所应拥有的代代相承的高贵品性。所以刘慈欣在《时间移民》中认为：“用生命来换取崇高的东西对人类来说并不陌生。”这也就是说，人类本身具有为崇高的追求献身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之所以能够续而不绝，是人本身具有相应的人格养成。这种养成具有先天的必然，也有后天的修炼。在《山》中，刘慈欣为我们撼动人心地描绘了“人”在与宇宙自然的交汇中经受锤炼战胜自我实现自我的情景。热爱登山运动的冯华北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失去了战友，心理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发誓不再踏上陆地，改名为冯帆，成为一名海洋考察船上的地质工程师。但是，在海上考察时，他遇到了宇宙奇观——被外星飞船引力造成的海上高峰——比珠穆朗玛峰还高二百米的“山”。冯帆在这海的“山峰”中再一次经历了登山的考验，并对人生有了新的觉悟。正如外星人所言，登山是智慧生物的本性。他们都想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但这并不是生存的需要，登山并不是为了求生。人类之所以要登山，那是因为有与生俱来的了解更为广阔的宇宙并实现自己价值的强烈愿望。所以，当发誓不再登山的冯帆终于登上了“海山”之后，对人生产生了顿悟，希望自己能够攀登更多的真正的山。与冯帆这种搏风击浪式的人格蜕变不同，在《思想者》中，刘慈欣用委婉低沉而又充满浪漫情调的笔触为我们描写了两位执着于探寻宇宙奥秘的科学家——一位脑科学家“他”，一位天文学家“她”。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不知道。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愿望——对宇宙恒星秘密的热爱。从青年到老年，他们之间秘密的联系持续了数十年。在那些并不多的约定的日子里，他们来到了那个曾经的观测站，为了能够看到恒星闪烁的传递现象。这个在普通人看来难以理解的行为却是他们终其一生也难以完成的。因为这样的闪烁每十七年才发生一次。但是，他们的纯粹就表现在个人生命的短暂与恒星运行的漫长之中。尽管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掺杂任何性别之间的暧昧，也没有任何功利性意义。但是，在对宇宙自然奥秘的执着探究中，他们有了共同的秘密——为了感受了解宇宙神秘的美。这使他们的人格表现出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纯粹性、高尚感，以及浓郁而浪漫的自然人文之美。

在刘慈欣的作品中，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积极刚健的人格精神的是《三体》中的章北海。他一家三代都在一个伟大的军队中服役，具有精神与信念上的坚定性，能够为自己认定的未来而努力，直至献出生命。虽然出于叙述的需要，刘慈欣一直到最后才告诉读者章北海的真实思想——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人类与“三体”的博弈终将失败。但在小说中，刘慈欣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明知其不可为仍勉力为之的中国军人形象。他“信念坚定，眼光远大又冷酷无情，行事冷静决断，平时严谨认真，但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越出常轨，采取异乎寻常的行动”。章北海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在这一必然失败的博弈中能够让人类文明还有存留的机会。为此，他首先提出增援未来计划，把一批意志坚定的战士冷冻到数百年后，自己也成为其中之一，以为那时的人类保存一支具有“过去精神”的坚强战士。这些战士“责任与荣誉高于一切，在需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三体的水滴探测器将要与地球人类遭遇，当人类被其完美的外表迷惑，认为三体将要与人类和谈时，章北海却命令自己负责的“自然选择号”战舰飞离即将发生的末日之战战场。他在承担着“逃跑”罪名的同时，为人类保留了最后的希望。在《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天体物理学家米沙一个人留在“万年风雪号”天空组合体中执行任务。当战争进入白热化状态时，需要阻断敌方的电子信号来获取胜利。这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在近日航行中的“万年风雪号”去撞击太阳，产生电磁爆，以阻断地面电子信号。而米沙，一个从小就对政治、战争、军人缺乏兴趣而迷恋星空的科学家，终于成为一名最出色的战士。他驾驶“万年风雪号”毫不犹豫地撞向太阳，用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战争的胜利。米沙终于完成了从科学家向战士的转换或科学家与战士两种身份的统一。他虽然并不关心政治，但在内心仍然执着地保有着责任。他对父亲说过：“到了需要的时候，我也会尽自己的责任的。”实际上，刘慈欣并不是仅仅描写了这些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体现出来的崇高人格，他同样赋予那些“小人物”以令人钦佩的精神世界。在《中国太阳》中，他塑造了水娃的形象。水娃从一个偏远贫困山区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终于成为“中国太阳”上的一名清洁工，并与在中国太阳上休养度假的“霍金”相识，对宇宙、自然、人类有了非同一般的认知。当中国太阳完成使命后，水娃选择了终身不能返回地面，向宇宙更深远处探索的使命，终于成长为一名宇宙探索者。在《乡村教师》中，正是那位身患重病仍坚持为偏远乡村的孩子们教书的乡村教师在不经意间拯救了地球人类。他的坚守，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教书育人的意义，成为人类理性力量的生动体现。

《易经》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宇宙自然最重要的品格是万物的“生”——生成、生长、生存，以及由“此生”形成的“彼生”——从一定的事物中生发出来的有相关性与延续性的事物。这种观点在中国其他思想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宋代的二程就认为“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宇宙自然的变化使存在万物处于生生而不停止、不中断的状态中。“生”是一种恒久的存在状态。但宇宙万物是如何“生”的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出现了新的因素而使存在万物拥有了新的生存可能。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为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元素生长出来，使旧的东西被取代。在达到一定的度后，新的事物就生成了。而这种变化乃是因为宇宙存在不同力量作用所致。《易经》中把这种运动想象归结为“阴阳”之互动。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之后的道家等流派。如道家就认为“抱阴负阳，冲气以为和”。阴阳相互作用，才能形成“和”，使万物达成一种适宜于生长与存在的状态。在宇宙中，不同的存在按照宇宙的法则运行，是为“生”。但是，这并不是存在的自运行，而是要与构成宇宙的其他存在共同协调运行。就是说，在运行本体之外还存在非本体的存在。这些非本体的存在同样会对本体产生作用。所以，阴阳的协调互动、和合共行影响甚至决定了存在万物的存在。在刘慈欣描写的宇宙世界中，不同存在之间的相互影响、博弈成构成了“生”的壮阔景观。

在《吞食者》中，地球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则存在。但这并不是一种纯粹自主的存在，而是在宇宙整体运行规则中不同存在相互作用下的存在。当地球遭遇到另一种天体——吞食者时，其运行将发生变化。吞食者同样是宇宙中的天体，按照宇宙法则运行——必须吞食相应的天体才能保持自己的正常能量。而地球正是这样的将要被吞食的天体。也就是说，作为运行主体的地球并不仅仅是自运行的，它要受到相关存在的作用。而就吞食者言，同样也要受到包括地球在内的其他存在的影响。如果吞食者能够战胜地球，它就会完成自己的运行。而地球能够战胜吞食者对自己的“吞食”，也才能完成自己的运行。在宇宙之中，它们发生了相互影响的“夺命之战”。其最后的结果是，吞食者取得了胜利，将地球吞食。但地球并不是彻底的失败，它还存有吞食者不能吞食的成分，并将在其中养育新的生命——具有延续意义的新的生的开始。在恢宏的《三体》中，三体文明为了摆脱“乱纪元”状态，将向地球发起攻击，以占领地球。但是由于地球人类为了对抗三体的入侵，暴露了三体在宇宙中的位置，当然也同样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三体首先被宇宙中更先进的文明“清理”了。而地球，也随着太阳系的二维化而成为“二维”状态。但是，三体并不是被彻底地清除，它仍然保留有逃离母星的飞船，存留有自己的文明。地球也同样保留有自己的飞船——“蓝色空间号”与“万有引力号”，以及被发射至宇宙中的由云天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更重要的是，在《三体》的最后，代表人类文明的程心、关一帆与代表人类之外的文明的三体智子，共同完成了保护宇宙的“回归运动”。他们离开了云天明赠送的小宇宙，飞向了浩渺无垠的宇宙太空。人类，以及三体的种子仍然在宇宙中生存，将为宇宙带来新的文明。

在刘慈欣一系列奇幻精妙的想象之中，往往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处于“弱势”的存在将取得最后的成功。在《魔鬼积木》中，落后贫穷的非洲国家桑比亚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击败了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军事、科技的大国的航母集群。那些看起来很落后的贫穷之地，却生活着“美妙”的人们——“能轻而易举地飞越高山和大海，蓝天和白云是我们散步的花园，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甚至国境都挡不住我们”。在《三体》中，为了对抗三体的入侵，人类选择了四位面壁者。其中的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有宏伟的、看似十分可能成功的反击计划。而第四位面壁者却是名不见经传的，看起来胸无大志且不愿意承担面壁者使命的罗辑。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学业上没有突出的建树，人生没有明确的目标，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但正是这位并不起眼的罗辑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之后，成为能够威慑三体的执剑人，拯救了人类。

在《三体》最后的回归运动中，由三体文明创造的智子与地球人类的代表程心、关一帆成为朋友。他们不再是三体占领地球时相互敌对的关系，而是命运与共的宇宙文明代表。当他们把小宇宙归还大宇宙时，有了共同的信念、机遇与命运。“放心，我在，你们就在！”这是宏大的《三体》三部曲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全书中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它似乎表达了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人类的一种认知——由共同的命运而结成的责任与使命的相关性。这使由人类面对共同境遇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转变为宇宙的命运共同体。程心为代表的人类相互之间的爱心升华为对宇宙存在的爱。正如程心所言：“现在，我将登上责任的顶峰，要为宇宙的命运负责了。……每个文明的历程都是这样：从一个狭小的摇篮世界中觉醒，蹒跚地走出去，飞起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远，最后与宇宙的命运融为一体。”这也就是说，人类的命运与宇宙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尽管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人类、地球乃至于太阳系都是很小的，甚至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即使如此，其命运也是统一的、相关的、不可分的。人类对自身的爱，不仅推及于对自己群体的爱，还将延展至对自然存在的爱，以及宇宙存在的爱。

人类在讨论爱的时候，有很多经典之论。如儒家就认为“仁者爱人”。这种爱是基于人个体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爱，并由此及彼，由近及远，扩大延展至所有生命万物之中。孟子就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清代戴震提出“仁者，生生之德”的观点，认为生生不息的运行是人与自然存在的共同本质，把“爱人”的思想扩展到对天地万物的仁爱。墨家倡导“兼爱”。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要求要平等地关爱天下的所有人。而道家则从“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倡导人与物之间的平等无私之爱。庄子认为，“爱人利物之谓仁”。在这些论述中，把“爱”从个人延展至亲人，又从亲人延展至众人，即所有的人，进一步再延展至万物，表现出“爱”的丰富性。同时，把对人的“爱”与对物、对存在的“爱”统一起来，表现出“爱”的深刻性。这些论述尽管强调了“爱”对人与物的统一，但还没有把它们作为一种宇宙同一性的存在。在《三体》中，刘慈欣把这种古典思想中的“仁爱”观拓展为对宇宙的爱，就使人与物统一为宇宙存在。人类不仅要对自身承担责任，也要为自己存在的外在条件承担责任。这种“外在条件”就是宇宙——由近及远，由具体而抽象的宇宙。

在人类为宇宙承担责任的时候，人类具有了摒弃种族、性别、地域、宗教、国家等区分人类的品格，人成为一种存在的统一体。刘慈欣认为在宇宙中存在着“黑暗森林”法则，那是因为宇宙中不同的文明——假如存在的话，它们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建立其上的认同是很困难的。它们相互之间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传达对对方的善意。因此，为保护自己的存在往往首先采取攻击性行为。但是刘慈欣认为，在人类社会，“黑暗森林”法则却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尽管有很多的不同，但其共同性仍然大于差异性，相互之间的沟通、理解是非常容易的。也许刘慈欣的这种观点是比较乐观的。但实际上即使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区别，也并不能否认人类仍然存在着更多的共同性——物种的基本特性、生存的条件、自然社会资源、价值观，以及面对宇宙存在而生成的共同的挑战与考验——环境恶化、资源匮乏、气候变暖、市场分割、由资本与技术而导致的人的异化等等，以及可能的太空灾变。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某一国家或某几个国家是难以解决的。2020年开始肆虐的新冠病毒实际上也是一次对人类全球化能力的考验。即使中国首先控制了新冠病毒的大面积传播，也难以独善其身。人类必须团结成统一的共同体，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行为准则，才有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流浪地球》中，不同地区、国家的人们团结成了统一体，为地球寻找新的家园。在《三体》中，地球人类的组织方式、宗教信仰、技术发明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毁灭性的灾难面前，人类终于团结起来，成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

人类的未来如何？人类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这应该也是人类从具有意识以来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还难以说清在那些没有文字的时代，人类对自己的未来有何设想。但我们知道，在那些流传下来的典籍中，人类对理想社会有很多的想象。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等。尽管这只是“空想的国家”，但也是人类的一种思考、设想和理想。而在东方，人们则提出了“大同思想”，希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中《礼运》的这些论述也是人类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期望与想象。刘慈欣并没有为我们描绘这种理想状态的社会，但在他的作品中却表现出在人类结成命运共同体之后，迫于延续文明的需要而体现出来的“天下大同”。首先，这种社会结构是消除了种族、血统、地域、国家、文化、宗教等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形态。在他的描写中，虽然有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澳大利亚人等带有国别意义的“人”的活动，但这只是一种具体的人的具体属性，而不是为了强调其国家属性。不论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是地球人——与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相对的“人”。在这里，没有东方与西方的区别，也没有发达与发展中的不同，更没有宗教的征战、党派的纷争。在共同的命运面前，所有这些都是次要的，存在才是最重要的。人类具有共同的命运——不仅是本质性的，而且也是显现的、现实性的。如果人类不能团结起来，共同承担拯救自己的使命，毁灭就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

在这样的共同命运际遇中，并不是人类自身的理性觉醒而团结成了共同体，而是人类在巨大的毁灭性灾难面前“不得不”如此的被动选择。与《白垩纪往事》中憨蛮自大、目空一切的恐龙不同，刘慈欣寄予人类理性的品格。尽管在人类之间仍然存在由于理念不同出现的争执甚至战争，存在出于私利而导致的悲剧，但总体来看，刘慈欣对人类充满了希望。人类仍然能够形成统一的联合体、命运的共同体，具有远大的理想与高尚的情怀，非凡的智慧与坚韧的信念。所以，罗辑才能够从一个非常“佛系”的人转变为一个对三体具有巨大威慑力的执剑人，成为地球上最后的文明守护者。

传统中的现代性

科幻文学的出现是现代文明的结果。是工业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拓展了人类的想象力。尽管从“幻”的角度来看，这种非现实的想象并非在现代社会才出现。但“科幻”的出现却毫无疑问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才形成的。这使“科幻”具有了传统与现代的二重性。这就是传统“神怪”想象与现代“科技”背景的融合而形成的全新的人类精神形态。当人类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仍然是站在传统基石之上的现实努力。

当我们讨论现代性的时候，却不能忽略或回避传统。欧洲现代社会的开启乃兆始于对失落了的传统的承续——对古希腊文化的重新发现与继承。现在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它与世界的相互联系——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动密不可分。如果没有东方世界的发展进步，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就没有欧洲科学技术的飞跃，也不会出现大航海时代。世界就仍然会处于一种“弱联系”状态。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化也就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所谓“现代”，从社会发展的沿革来看，应该是指那些最能够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形态。但是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一是这种形态可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即使我们认为的先发国家，也多有不同。如英、日等国仍然保留了君主，这与所谓的“现代”应该是格格不入的。但其社会管理结构却并非如此简单，而是体现出比较突出的“现代”特色。美国的总统制与法国的总统负责制、德国的总理负责制等也多有不同。不过总体来看他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文化渊源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致性。这就是说，当我们说“现代”的时候，“现代”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形态，而是表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

实际上什么是“现代”也存在不同的认知。如周有光就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动的概念，不是一个静的概念，是一个相对概念，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历史在延长，现代在推移。今天的现代就是明天的古代”。这样来看，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一时期的“现代”，而这种“现代”也将成为“传统”。今天来看属于传统的，在某一时期就是“现代”。如果这种认知具有合理性，那就说明所谓的“现代”并不是恒定的，而是一种话语的即时性表现。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传统中仍然包含着某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存在。其主要表现是某种文化形态、文化要素仍然具有能够解决今天“现代”面临问题的思想与方法。

不过，当我们今天讨论“现代”时，仍然指的是“今天”的现代，是现实的“现代”。我们并不能认为之前的某个历史阶段如欧洲中世纪是“现代”。如果说是“现代”的话，那也只能是那一时期的现代。我们需要从“传统”中寻找发现那些对今天仍然具有意义的东西来完成今天的“现代”进程。很难说刘慈欣的小说对传统与现代的表现有什么刻意的追求。事实上，我更希望是他在创作中暗合了这样的话题。刘慈欣似乎对传统具有突出的认知，并在其小说中自然而然地表现了出来。他所描绘的世界是现代的，或者说是“超现代”的。所谓“现代”，是指其中涉及的问题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这就使其作品具有了“现代性”。所谓“超现代”是指，他描写的具体生活场景超出了今天社会生活的现实可能，具有超前性。今天的人类仍然生活在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区域之中。即使是最先进的航天器也没有飞出太阳系。但是，刘慈欣在他的小说中赋予了时间与空间更大的可能性。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在他的小说中，人类能够返回文明初始生成时代，也可以生活在数百万年之后。如《时间移民》，人类经过了“大厅时代”“无形时代”约一万一千年的时间长度终于“回家”，返回了“大地”。但是，同样是“大地”，其形态却与移民之前大不相同。这里“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在《三体》中，刘慈欣为我们描写了“危机纪元”，即公元201×年至2208年，一直经过威慑纪元、广播纪元、掩体纪元、银河纪元、DX3906星系黑域纪元至647号宇宙时间线的公元18906416年启动的一千九百万年左右的时间。这种设计当然是超现实的。从空间的层面来看，刘慈欣小说中的生活场景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地球、太阳系，而更多的是太阳系之外的宇宙空间。如宇宙中遥远的外太空三体世界、歌者文明所存在的宇宙时间等。其中的生活也完全与现实的“现代”不同。即使是地球也不同于今天的地球。在《流浪地球》《三体》中，地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的城市已经荒芜，人们转移到地底生存，人类甚至在宇宙中建造了太空城。伦理关系、社会结构、管理方式、情感形态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三维世界之外的多维并行世界。这已经是超越了现实时空的“另外”的时空宇宙。如《纤维》中就描写了不同“纤维”系统中不同智慧生物——假如说仍然是“人”的话，由于其所处宇宙存在的位置不同，对同一存在的认知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如人类认为从太空来看，地球是蓝色的。但另一“纤维”系统中的人却看到地球是“深灰色”的、“粉红色”的。“一个量子系统每做出一个选择，宇宙就分裂为两个或几个，包含了这个选择的所有可能，因此产生了众多的平行宇宙。”他为我们描绘了平行宇宙存在的不同可能。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现代性应该是“现代”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属性。即使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超越现实时空的存在，仍然不能否认其根深蒂固的对现实社会现代性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现代性构成了他小说思想与结构的主体。尽管他力图要写出好看的科幻故事，但这种好看的故事却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关注之上才能够成立的。也就是说，刘慈欣的小说难以疏离现实存在——人的行为、思想与价值观。

也许人类对自己的认知是随着社会及其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深化的。当人类仍然处于懵懂的时代时，能够满足自己基本的生理需求以维持生命应该是最重要的。但是，人类真的是具有非凡能力的生物。他与其他生物不同的一点就是不论经历了多么严酷的考验，仍然能够取得进步——生理的、情感的、精神世界的，以及对存在世界的认知能力的等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特点。当人的自觉意识出现之后，人不仅思考如何才能满足生理需求，还思考人与存在的关系——与他人、自然以及宇宙。当科技进一步得到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的生存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拥有的主动性逐渐弱化。资本、利润、技术、权力、市场、话语等规定、制约了人的行为。人不仅要思考诸如我是谁、从那里来等根本性问题，还需要更多地思考往哪里去、如何去，以及这个“哪里”在哪里的问题。简单说就是当人被存在异化的程度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人是否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独立价值？人类能否拥有未来？如何才能通达未来？在刘慈欣的作品中，非常突出地为我们表达了这样的思考，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行为。

现实的世界是，发达国家占有了强势的话语权，并依据自身的利益制定了社会规则。这种规则往往具有道德与伦理的意义。但这种规则不仅对欠发达国家存在漠视，对发达国家而言也存在极为明显的短期效应。在《魔鬼积木》中，非洲裔的生物学家奥拉为祖国的贫穷、落后、困苦而痛心。“经济起飞是以破坏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那里成为西方高污染工业的垃圾场”，“少数富人在狂奢极侈，而占大多数的穷人则面临着饿死的危险”。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发展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以及以发达国家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对落后国家的漠视与抛弃。因为这样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面对这样的问题，发达国家的代表菲利克斯将军却认为只是“现代化的代价，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在这里，现代化是一个“不得不”的“目标”，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必然性。先发国家对此并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因为这是“必须经历”的。也就是说，这种贫困、饥饿、污染是合理的、正常的。这种描写其实也表现出人类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如果环境被污染——尽管可能并不是某些具有话语权的人生存的区域——但这种污染对人类的未来预示着什么？发展的不平衡将对人类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挑战。

在另一些作品中，刘慈欣为我们描绘了人类非凡的创造能力——人类的科技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以至于人类能够在宇宙中建造一系列类地球的生存“场”。人类在地球与太阳系不同星球之间的行走已经十分普遍。但是人类仍然难以逃脱毁灭的可能。人类不再追求如何发展，而是极力为保存自认为伟大的文明而努力。但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是不是真的很伟大呢？当然，从人类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伟大的、璀璨的。这是人类智慧与情思的结晶，是数千年创造奋斗的体现。但是，在宇宙中，从其他的存在形态来看，他是不是仍然“伟大”，就是另一个问题了。正如《吞食者》中的大牙所言，“那东西没意义”。也就是说，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存在在另一种智慧生物看来是无价值的。那么，从宇宙的尺度来看，人类这种“没意义的”存在是不是还有价值就值得考虑了。这其实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面临的一个非常“现代”的终极问题。

刘慈欣固然没有为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他用自己的笔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问题，并在设计那些好看的故事时透露出他的忧虑与思考，试图从这种描写中得出答案。虽然他希望人类能够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生死抉择，但实际上他仍然从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通道——人与天的关系，及其相处的方法。这就使“传统”具有了“现代”的意义。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否认天与人之间的分别，认为这二者之间是具有某种各不相同的独立性的。但是，总体来看，天、人是具有同一性的。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一体性，遵循共同的规律。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在《三体》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即使在科技发达到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高度，仍然不可能成为宇宙的主宰。但是，人类如果具有理性精神的话，就会选择维护宇宙的终极之法，使宇宙能够保持正常的存在状态，从而为人类提供生存与发展的可能。

当人类面对现实，应对挑战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根据现实来向前拓展，包括思想观念的创新解放，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以及社会管理的现代化等等。这种努力证明人类具有不间断的创造力。而另一方面则是回望历史，从中寻找可供前行的精神力量。最典型的就是欧洲之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从欧洲来看是对古希腊文化的重新认知，但其中也包含着对人类全部文化的认知，特别是对东方文化的认知。也就是说，要解决属于“现代”的问题，仍然需要把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物质遗产作为资源、武器。至启蒙运动，欧洲出现了极为重要的“东方”热潮，“中国风”席卷欧洲大陆。几乎所有欧洲重要的思想家、艺术家以及政治家都不能回避东方，特别是中国。他们甚至以拥有中国风物器具为时代之风尚。思想界如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谢林，文艺界如歌德、席勒、赫尔德尔等等，均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学和艺术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属于自己的研究。中国文化在政治、经济、审美与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对欧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这种本来属于“传统”的资源转变为解决欧洲现实问题的工具，具有了某种“现代”意义。当新兴的资本主义得到快速发展，其局限性与缺陷日渐显现时，那些具有理性自觉的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意义与价值，以及人类的未来走向，对中国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在文学与艺术领域，一方面自身的发展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需要寻找突破开辟新的路径。另一方面，社会现实中现代化所带来的人被资本、技术、利润挤压异化的现象也空前突出，需要用新的表现手法来反映。从东方寻找资源，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亦成为一时之风尚。毕加索、塞尚等对中国传统绘画手法进行了积极的借鉴，形成了现代派艺术；心理学派如弗洛伊德、荣格等从中国书法、道家典籍中寻找到了证明自己理论的依据；现代文学派的开山鼻祖卡夫卡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意象派则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到了诗歌变革的方向；等等。这些在一般情况下被视为“传统”的东西在特定的现实要求中纷纷转变为“现代”的要素。歌德在其法兰克福住所的二楼主厅称为“北京厅”。“厅中陈设着中国式的描金红漆家具，蓄着八字长须的彩色小瓷人，墙上挂着也是印有中国图案的蜡染壁帔。在同一层楼的音乐室里，摆着一架仿照中国家具风格的古老风琴，琴盖上绘有一幅典型的中国风景画：山水、杨柳、宝塔、垂钓，一派中国乡村的静谧气氛。”在被认为富有中国情调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中，歌德写道：“此时在那东方，/该有朗朗明月。”而在其《二裂银杏叶》中，歌德说：“生着这种叶子的树木/从东方移进我的园厅/它给你一个秘密启示/耐人寻味，令识者振奋。”在这样的诗句中，透露出诗人对东方智慧的向往。这并非仅仅是对某种文化形态的认可，也体现出诗人对人类现实与未来的思考感悟。而刘慈欣，也从这样的现实中表现出了基于“传统”价值生发出来的“现代”思考。

作者简介：

杜学文，作家，现居太原。主要著作有《寂寞的爱心》《艺术的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