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一个译者看来，没有比翻译更好的深度阅读之旅了。这一次，作为译者的我很幸运，因为遇到了保罗·索鲁鼎鼎大名的中国游记。这本书记录了作者1986年在中国的火车旅行见闻，于1989年获得旅行文学界权威的“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2016年此书繁体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书名译作《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如今简体中文版问世，它也有了新的名字——《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

为什么弃用“铁公鸡”？

新书名是大家共同商定的结果，此前也曾考虑沿用台版译名，但翻译并非语言间的简单转换，一个译名的确定，总要受到复杂的现实因素影响。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此时方解个中滋味。“铁公鸡”的缺失一度成为我的心结，但转念想想，新名字也有其道理：近年来保罗·索鲁的作品不断被引进，他也收获了一批忠实读者，但仍有许多人对他不熟悉。作为独具一格的旅行文学大家，保罗·索鲁当然值得更多读者认识，而他这部书写中国的作品，也理应在它所记录的地方发挥更大影响。将“中国”放入正题，不但可以更加突出书的主体内容，还多出几分年代感，这或许有利于作品抵达更多读者。于是就此心宽，翻译本来就是一门遗憾艺术，也请索鲁的粉丝们不要怪罪。

保罗·索鲁钟爱坐火车旅行，喜欢他的人对此一定不陌生。此次为期一年的中国行，他搭乘了近40趟列车，书中记录的是其中22条线路。他跟随旅行团从伦敦出发，先后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蒙古纵贯铁路，自蒙古入境华北，而后便开始沿着纵横交错的铁路网漫游中国大地。“铁公鸡”的脚步始于大同，终于拉萨，北至边陲小镇朗乡，南至繁华都市广州。说到结构编排和叙述方式，《在中国大地上》与作者的其它游记并无二致，都是每条线路自成一个章节，每章又自写景起笔，兼及人物，继而搭讪对话。刻薄的索鲁当然少不了各种吐槽抱怨，而敏锐如他，又极擅长从琐碎交谈中体察社会日常。不过，由于写作对象是我们自己，又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出版，这本书于中国读者而言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毒舌”的独特视角

老外如何看待中国？作者在书中至少提供了两个视角。

首先当然是他那些奇葩旅行团友的无端猜想。因为没到过中国，他们中很多人都对这个陌生国度心怀偏见，比如操伦敦腔的小伙子道听途说，迫不及待要去香港给自己身体某个部位做仿真模型；住爱丁堡富人区的年轻女士认为中国卫生状况堪忧；再比如，即将失明的老先生已经备好带去中国的厕纸，而关于中国人到底用不用厕纸，大家谁都没有把握。索鲁瞧不上他们，他搬出李约瑟和颜之推为中国造纸术正名，将这群不学无术之徒狠狠鄙视了一通。当然，这一切都在悄然中进行，因为他早已习惯隐匿在人群中默默观察和记录，不放过任何讽刺揶揄的机会。故事就在这样你来我往的“傲慢与偏见”中拉开序幕。

保罗·索鲁显然比他的团友们更了解中国，因为他不仅来过，而且读过许多关于它的书，这些经历构成了他本人的特殊视角。1980年，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那时他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从重庆到上海，目睹了这个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故地重游不算什么新鲜事，但中国发展实在太快，他近乎被他的兄弟基恩所说服：“中国已经完全变了样，并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不过，倘若要指望他来讴歌改革事业的伟大成就，那么你恐怕要失望至极，因为这位以毒舌闻名的作家，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好受”。他解释来中国的理由，说有的中国人觉得“老外好骗”，但他“偏要来挑战一下”，这为他的旅程添上了些许挑衅色彩。

作为尊贵外宾，索鲁一到北京就参加名流聚会。他天生质疑一切，席间与知识分子们的交谈更是激发了他的探索欲：董乐山告诉他《一九八四》仅供内部阅读，可他竟然在厦门的图书馆找到这本书；桑晔跟他讲上海闵行的许多农民已经成为工人，他们虽住进了楼房，却还保持着粗鄙的生活习惯，于是他去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当地整洁有序，人们过得相当体面。政府派方先生陪同，他讽刺人家有一张“海狮般的脸”，三番五次想摆脱，但每次不是行动失败，就是溜开不久即被找到。二人终于在广州分道扬镳，你以为他要就此解脱，他却送给对方临别礼物，还描述起人家忧伤的神情，说“他不停地朝前走着，连回头看一眼都没有”，这分明是在抱怨人家的决绝，诉说自己的不舍。大概没有了与方先生的斗智斗勇，旅途也要减少很多乐趣吧。

其实，索鲁也不是谁都讨厌，他对年轻女孩子就挺好。此前在柏林，一位名叫蕾切尔的女孩儿认出了他，他终于不用隐姓埋名，大胆跟人家倾吐心事，形容那是“一次柔情蜜意的相遇”；后来在大连，他又遇到活泼的小谭，这姑娘给自己取了个奇怪的英文名叫做“Cherry Blossom”，他觉得叫不出口，又只好依她那么叫，他屡次被这姑娘捉弄，却也“逆来顺受”，一句难听的话也舍不得讲。

索鲁与何伟谁更“厉害”？

在旅途中，索鲁有的是办法找乐子。他给自己准备了充足的旅行读物；面对难吃的火车餐食，他每天也可以选出一道“当日最佳”；还有，别忘了，他有着无与伦比的搭讪本领！比起名人高官，索鲁更喜欢和普通人交谈。他明显是有备而来，逮住机会就问个不停。都问些什么呢？工作，学习，生活，文学，音乐，历史，政治……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内容，他都打探了个遍。只是不知道，大家的回答与他心中所想是否一致。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你至少了解到，索鲁第二次所见的中国已经开始褪去朴素外衣，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他依旧不说什么好话，然而毒舌其实暗藏玄机：城市噪音的背后是现代化建设马不停蹄；年轻夫妇嬉笑打闹的背后是社会风气日渐开放；商贩漫天要价的背后是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即便他没好气地抱怨中国人总是步履不停、修修补补，你是否也能由此想起家中某位勤劳简朴的长辈？至于他为何不遗余力地写“痰”，我想如果有人见识过与他恩怨纠葛三十年的奈保尔如何惟妙惟肖地描写印度人吐痰，或许就会明白索鲁的兴趣从而何来。索鲁的确吝啬赞美，但他的批评并非全无意义。

保罗·索鲁当然不是“好骗”的老外。他一路搜集这个古老国度的“奇珍异宝”，还不忘跟各式小贩讨价还价。在哈尔滨的古玩店，他被一只象牙小球吸引，店员诓他说那是古人雕刻的地球，但他一眼识破，认出那不过是来自苏联的台球。理由呢？他说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还认为地球是平的。这大概就是他对“天圆地方”的理解，在严谨的学者看来未必准确，但起码说明他为此行做了许多功课。他读过柯勒律治笔下的忽必烈汗，看过盖群英写的戈壁沙漠，了解诺拉·沃恩和包柏漪的中国生活；不仅如此，他还阅读《中国日报》和《中国文学》等报刊，为了深入了解这个国家，他几乎搜集了一切可能的资料……

遗憾的是，他中文不好。借镜观看，难免扭曲变形，也很难面面俱到。比如，正文前面那句关于农夫和烤鸭的“中国谚语”，译者遍寻资料不得出处，想来应是我们平日耳熟能详的某句话旅行到外国以后完全变了样貌；再比如，他说海瑞“名不见经传”，又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角色搞混。但这就是真实的老外，亲历中国以前，他们见不到真实的中国，也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和奇怪想象。博学如索鲁也不例外。你说他态度傲慢，可他认为中国人才视老外为“蛮夷”，他说自己是中国人眼中的“大鼻子怪物”，是来自蹩脚小国的乡巴佬。说到这个，他倒是和他的那些团友们有些相似了。可是，我们也不必气恼，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家完全客观呢？老外视角下的中国，熟悉却掺杂着陌生感，这就对了呀！

书写中国这件事，何伟以保罗·索鲁为师；论及作品，何伟却又比保罗·索鲁先到中国。但无论如何，读者免不了要将二人做一番比较。对中国读者来说，何伟堪称完美作者，他娓娓道来，温和而克制，宛如涓涓细流淌过心间；索鲁却口无遮拦，情绪激昂，一如他笔下的隆隆铁轨。所以，在温润谦逊的中国人面前，索鲁注定不会比何伟更受欢迎，甚至有时还要惹人嫌恶。可是请别忘记，这两人笔下的中国相差了整整十年，单就时代记忆而言，索鲁也为我们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碎片——他没有像何伟一样融入我们的生活，但恰恰因为他的冷眼旁观，这些记录才显得弥足珍贵。

如今，他终于将它们，交还到我们手中。

（注：本文作者为《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