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社会》：几千年来，人类怎样应对不平等？
几千年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不平等困局有可能被打破吗？那些说起来让人战栗的战争、革命、瘟疫、国家崩溃在颠覆一个政权的同时带来短暂的平等，而除却这些暴力现象，有没有一种制度、一种变革真的创造出平等的经济与社会局面？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迪卡森讲席教授、古典学和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的作品引进中文版本，即《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后简称《不平等社会》）。书中从根源上追溯了不平等的起源，并将其定义为是人类开始耕种、放牧，并把财产代代相传发展至今的一种人类文明的显著特征。
《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书影
在21世纪以后，随着贫富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经济不平等问题影响到社会发展，以及被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关注，阶级差异、不平等社会等问题被频繁讨论。然而，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不平等现象并非是愈演愈烈、在当今世代才抵达的顶峰。根据数据统计，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赶上了1929 年的水平，现在资产集中的严重程度要比那个年代的更为轻微。在“一战”前夕的英国，最富有的1/10家庭令人震惊地拥有所有私人财富的92%，几乎把所有人都排挤出去了，今时今日他们的收入占比仅略微超过全体的一半。
作者也指出，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个非常长的谱系。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也存在许多特例，2000年以前，古罗马最大的私人财富几乎等于帝国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万倍，然而，到大约公元600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时代，大庄园已经消失，给罗马贵族留下的财富少到他们要依赖教皇的施舍来维持生存。
战争、革命、国家衰败与致命传染病矫正了社会不平等
是什么力量造成着社会的不平等，又是什么力量在打破着局面？作者提出，我们一直追求的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和谐的局面恰恰会助长不平等，“文明社会并没有让自己适应和平的平等化进程。对于广泛的社会范围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稳定都会助长经济不平等。对于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又或是罗马帝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如此。”
而恰恰是暴力性冲击才能破坏既定的秩序，作者梳理出四种不同类型的暴力冲击，分别是：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它们也分别构成了书中的二至五章，作者认为，这些力量对破坏既定秩序，压缩收入和财富的分布，缩小贫富差距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沙伊德尔在行文中总是抱有一种沮丧的、悲观的态度——他列举各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发生的事件的案例来说明我们需要为了总是短暂的、不可避免会走向不平等的失序的平等付出怎样的代价，比如战争和瘟疫之后，很容易想象的百废待兴，富人和穷人一样被剥夺，而富人自然要失去更多，如瘟疫和饥荒造成的不平等其实是短时间内令数千万人失去生命，矫正效果是短暂的。随着人口恢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抵消了这些好处。因此，瘟疫是一种既极其残酷又最终不可持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压缩机制。
如上所述，战争和瘟疫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易于理解，其中瘟疫要造成社会的变革的前提条件是瘟疫蔓延相当严重，并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在现代，即便新冠疫情非常严重，也并未撼动一国之根本。由此我们可以重点看“国家衰败与系统崩溃”以及“替代性选择”的部分。
书中，“国家衰败与系统崩溃”部分，沙伊德尔认为，从当代视角来看，国家衰败可以定义为是那些腐败、缺乏安全保障、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崩溃，以及丧失合法性的国家。当然由于前现代国家首先是专注于检查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保护统治者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征收执行这些任务和满足权力精英致富所需的收入，国家衰败最好被理解为丧失实现这些基本目标的能力。对主体和领地的控制遭到侵蚀以及政府官员被类似于军阀这种非政府角色取代是典型的结果，在极端情况下，政治权力甚至可能被下移至社会基层。
沙伊德尔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唐朝精英的毁灭，作者因袭了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中的观点，谈道：一份最为详细的、对这个群体和它留下的大量的墓志铭的研究发现，在公元9世纪，住在长安的皇家知名成员，包括大部分的大臣和负责地方行政管理的最高级别官员，其中至少有3/5存在着紧密相连的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这个“高度封闭的婚姻和亲属关系网”控制了整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为集团内部成员的个人利益服务。“从公元960年开始，一个新王朝宋的出现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家族。”
作者将中国历史中一个屡次被讨论的焦点“唐宋之变”解读为“国家衰败毁灭了位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财富，通过使富人致贫甚至消灭富人的手段来矫正财产的分配。”是直接针对统治国家的精英阶层施加暴力而导致的相当程度的对于社会阶层和财富的矫正。
令人质疑的和平性替代方案
所以暴力是“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吗？有没有和平的替代性方案能产生相似的结果？
沙伊德尔也分析了很多改变阶层关系的“候选方案”：土地改革、经济危机、民主化和经济发展。
其中，土地改革有很长的历史，“在古希腊，土地改革和一些作用类似的措施——尤其是债务免除通常都与暴力政变相联系。从古风时期到希腊化时期，这类记载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公元前7世纪的柯林斯的第一个暴君，在消灭或者驱逐其反对派成员之后夺走他们的土地进行再分配。公元前 280 年，在奴隶和制造业工人的帮助下，阿波罗陀洛斯在卡桑德拉城掌权。据说他没收了富人的财产，并且在穷人当中进行再分割，同时提高了士兵的酬劳。”
因为在过去大部分的时间人和土地有高度的黏性，耕地也就一般代表了私人财富的数量。土地改革并非天生就与暴力相伴，在理论上，没有什么会限制人类社会通过和平地调整土地所有权使穷人受益。“然而在实践当中，情况常常会不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成功的土地革命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依赖于暴力的实施或者威胁。”沙伊德尔说，“表面上雄心勃勃的土地再分配计划不断被证实具有建立政权的特征，如同战国和隋唐时期以及汉朝时的中国，具有统治者竭力压低精英阶层财富的背景。”
沙伊德尔对于我们一直坚信可以改变不平等的民主也持有不同意见：基于对184个不同国家观测样本的描绘，民主对市场乃至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性的影响并不一致。民主在形成资源净分配时的作用是复杂且异质性的，民主与平等化再分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通常并不明显。原因有二：如果民主被有势力的选民‘俘获’，平等化进程将会受到阻碍，同时民主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各种机会，但也可能提高收入不平等水平。”
在历史中，古代雅典民主制的演化似乎与动员群众的战争纠缠在一起，在20世纪上半叶的特定时段，选举权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普及显然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有关。仅仅是这个原因，即使民主化看上去对于这些社会的物质资源分配有一种平等化的效应，这种平等化效应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由战争的压力所驱动的。
目前已经有无数关于减少不平等的建议，如以累进的方式课税、贸易关税和创建全球财富登记制度等措施。“但是对任何一项现实的政策配置来说，其好处相对不大。更普遍的是，人们似乎对如何将这些建议变为现实，甚至对它们是否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出人意料地几乎没有兴趣。然而，关于矫正，历史告诉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个是激进的政策干预通常发生在危机时期。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冲击所产生的平等化措施主要是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换成不同情况它们可能就是不可行的。第二个教训更加直截了当：政策制定只能有一定效果。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社会内部物质不平衡的压迫是由暴力驱动的，这种力量在人类的控制以外，远超现在任何可行的政治议程范围。”作者提出。
“当未来变成历史，人们可能发现，和平政策改革可能根本无法应对今后日益增长的挑战。然而，有其他选择吗？我们所有珍视经济平等的人都应该记住，它在巨大的悲痛中才会出现。”沙伊德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