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万章：来燕榭书札谈丛
黄裳
最早关注来燕榭主人黄裳（1919—2012），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时，我痴迷于古籍善本的收藏与鉴定。虽然当时囊中羞涩，无力购藏心仪的古籍，但对于和古籍收藏相关的书刊，却是时刻留意和倾囊的。1998年8月9日，我在羊城书肆购得齐鲁书社梓行的黄裳的《清代版刻一隅》，不仅对其古籍收藏略有了解，更通过其书知道清代版刻的雕版工艺及艺术价值。后来，还买过《古籍稿钞本经眼录：来燕榭书题跋记》，对其藏书的丰赡了然于心。在继续关注黄裳古籍收藏的同时，我还留意其和信札有关的著述，先后购买了他的《来燕榭书札》《故人书简》《黄裳手稿五种》和《榆下夕拾》等。看他通过信札引出的故人故事，就想到如有一天能收藏他的一两通信札，那该是一件何等的美事。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的秋季拍卖会，在广州某拍卖行出现了他的五通信札，是写给原花城出版社副社长苏晨的。因信札来源清晰，且受信人也是较为熟悉的文化名人，遂打算参与竞投。远在北京的我委托了广州的朋友帮忙举牌，未曾想并未形成热烈的竞争，我便以未超出自己的预算顺利收入寒斋。现在看来，余生已晚，虽然无缘亲承教泽，但冥冥中似乎还是与黄裳有缘。
五通信札均为钢笔书写，文字内容著录于2019年齐鲁书社出版的《榆下夕拾》中，但个别字句有释读错误。第一通信札书写在20×25=500的十六开稿笺纸上，横写，稿纸下侧印有“我的稿纸（横直两用），香港上海书局监制”字样。信札书文曰：
苏晨同志：
曾定夷同志来，带来您的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
香港三联书店拟刊行我的一本“游记”，取名《山川·历史·人物》，他们说与花城出版社有协作之约，此书可同时由你社出书，并拟将原稿影印件寄上，要我写信与您联系，我觉得这样做很好，别无意见。稿如寄到，请您抽暇审阅，内容不知有否需要改定之处?此集多数发表于港《大公报》副刊，写得比较自由，希望您不客气地提出意见。
此外，此书本定名《富春集》，港三联认为，此名在港无吸引力，遂改今名，我以为原名亦不坏，然《山川……》系师陀同志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因此我想花城如拟印，不妨仍用《富春集》，亦佳，请酌定。这本书完全是旅游书，当然内容深了些，也许在旅游读物中，可以充数。
最近还是忙，也不知忙些什么，过两天想写一篇《鲁迅与浙江》，给曾定夷同志，上海作协要开会了。月前姜德明兄来沪，曾数次晤谈，也谈及您，对您的眼光、气魄都极赞叹。盼你们的出版社做出好成绩来。匆此即致敬礼！
黄裳5月26日
黄裳致苏晨信札之一（朱万章供图）
《榆下夕拾》有四处释读或误植之误，“抽暇”误为“抽时”，“大公报”误为“大学报”，“副刊”误为“附刊”，“仍用”误为“使用”。信中提及的“曾定夷”为花城出版社《随笔》杂志社编辑，乃苏晨同事；“姜德明”为藏书家，曾任《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著有《姜德明书话》《相思一片》《书边梦忆》《猎书偶记》等。黄裳在1981年11月25日致函姜德明时也谈及港版书的情况：“今天收到港三联寄来一本《山川·历史·人物》样书，印得很漂亮(与《随想录》一类)，竟有十六万字之多，诸文皆发表于大公园之游记，你大概都已见过，但集在一起，也是有趣的，已催更寄若干册来，到后即奉呈一本”，可与此信互为印证。
信中提及的《山川·历史·人物》，由香港三联书店于1981年11月初版。此书刚好与作家师陀（1910—1988）在1979年3月于上海文艺出版社付梓的散文集同名，故在花城出版社付印时拟改名《富春集》。但后来付之剞劂时则并非此名，而是《花步集》，于1982年5月初版，责任编辑为李联海。该书的内容提要注明是作者近年来的纪游文集，包括“苏州的杂感”“湖上小记”“白下书简”“京华十目”四辑三十九篇文章，“作者以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真挚的感情，并运用其丰富的史地知识和优美文笔、把山川、历史、人物三者自然地糅合在一起，成为一部独具一格的散文”。据此可知此书与香港三联版《山川·历史·人物》当为同一本。黄裳于2005年在题跋《花步集》时也说：“此书与港版《山川·历史·人物》内容全同，即前书之国内版也。原请从文先生为题签，却未用，甚憾。花步之名源于花步里，即苏州留园主人刘蓉峰所居处”，不仅指出与港版书为同一种，更指出其书名的来龙去脉。至于《富春集》的书名和沈从文（1902—1988）的题笺因何未用，则不得而知。信中提及的《鲁迅与浙江》一文，经查《随笔》杂志及黄裳文集，均未找到此文，或许此文并未真正成文。
此信的信封以钢笔书：“广州大沙头四马路花城出版社，苏晨同志，上海黄缄”，邮票乃邮资八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1972—1982）”纪念邮票。邮戳时间漫漶不清，作者也并未注明年款，《榆下夕拾》中也未标注时间，但据信中提及两本书的情况，则此信当在花城版《花步集》出版之前，在香港三联版将出版之际。据此，则写信时间当为1981年5月26日。
第二通信札书写在三十二开空白便笺纸，竖写，书文曰：
苏晨同志：
我的一本小书《花步集》校样，早于年初即读好。后得李联海同志信告，此书估计二三季度之间出版，不知近来消息如何?前接叶圣老定本新刊《日记三抄》，又见他处广告，《花步集》仍未刊入书目，甚念。请拨冗一查见复。姜德明同志前些时来沪，曾托他转询，因恐其事忙，不如自写一信。
匆此即致
敬礼！
黄裳七月八日
黄裳致苏晨信札之二（朱万章供图）
此信并无年款，亦未见信封，据信中提及的《花步集》校样，由《花步集》版权页上显示的出版时间，《榆下夕拾》将此信时间定为1982年7月8日，是可信的。信中提及叶圣陶（1894—1988）的《日记三抄》，由花城出版社收入“花城文库”，于1982年1月出版。这与推知的黄裳写信时间是吻合的。很显然，此信是询问《花步集》出版情况，并且很快就得到了苏晨的回复，因而便有了第三通信札。
第三通信札书写在十六开横格信笺上，横写，书文曰：
苏晨同志：
谢谢您及时告诉我印刷厂的情况，不然我还在傻等呢！
当然希望并相信能安排新的印刷厂，什么时候“可望”印出，有便请告知一声。
专此复谢，即致
敬礼！
黄裳 82/7/12
此信有明确的年款，但《花步集》版权页上注明的出版时间是1982年5月。很明显，此书的实际印行时间要远远晚于5月，随后的第四通信也证实了此点。
第四通信札书写在印有“文汇报便笺”的三十二开信笺上，竖写，书文曰：
苏晨同志：
手书奉悉，赠书及毛边本四十册，亦早收到，甚谢。因急于见此书出版，多次催问，务希见谅。此书所记，尚是三四年前事，如再迟出，未免有迟到新闻之感。然此书终非新闻，正无妨也，并承优予计酬，更令不安。
此书排印尚佳，惜用纸少差，封面颜色亦少艳丽，将来如有重印机会，少加改动，必能改观。贵社所印叶老、巴公二书，印制甚精，友人多赞为近来出版品之白眉，巴金亦说印得不差，附闻。
匆复即祝
秋安！
黄裳十月十九日
此信书于1982年10月19日。信中“少差”，《榆下夕拾》误释为“稍差”。提及的巴金（1904—2005）在花城出版社的书，当为此年3月出版、与叶圣陶书同时收入“花城文库”的《序跋集》。在此之前的1981年4月，巴金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利娜》，并在1982年6月重印，故亦有可能指这两本。
第五通信札书写在三十二开空白便笺纸上，横书。书文曰：
苏晨同志：
大约半年多以前，曾向《随笔》投寄过一篇《常熟访古记》，隔了许久，得到一张通知，说准备用。迄今未见发表。一月前因编集子，要收入此文，曾请李联海同志将排出大样赐寄一份，迄今亦无下文。
昨见《随笔》一月份广告，无此文，想未发表，此文写得不好，亦不太合于《随笔》要求，如有困难，敬请即将原稿挂号赐还。因小集已编好，只缺此稿了。
为了琐琐小事，屡次有所请乞，务希见谅，并赐协助为盼。
即致
敬礼！
黄裳上一月十四日
此信并无年款，《榆下夕拾》也未标注。经问询现任《随笔》杂志编辑，得知黄裳所言《常熟访古记》，后更名为《虞山访古记》，刊发在《随笔》第23期，于1982年11月出版，而在该文的末尾，黄裳自注写作时间为“一九八二、六、二十，追记”，则黄裳此信的时间可推知为1983年1月14日，这与信中所言“大约半年多以前”投稿是吻合的。而他在写此信时，其文章实则已经在《随笔》刊出。
黄裳《虞山访古记》刊登于《随笔》总第23期（朱万章供图）
略感遗憾的是，现已无法找到苏晨回复黄裳的信函，不然在解读来燕榭书札时会更为生动和丰满。黄裳比苏晨年长十一岁，两人通信时黄裳为作者，苏晨为出版社主事者，在其信札中，大抵可看出黄裳《花步集》付之梨枣的逸闻，亦可从侧面看到一个年过花甲仍然笔耕不辍的作家的身影。
在结束此文时，我想到一个题外话。我和苏晨虽然同时生活在一个城市达二十余年，也一度关注他主编的学术与散文集刊《学土》，但因工作并无交集，再加上他是前辈，我是后学，故一直无缘识荆。在购得来燕榭信札之后，我就开始关注苏晨的动态和相关著述。在2016年，先后从别的渠道获得其《砺堂自珍集》和《苏晨向学散文集》。翌年的世界读书日，我在北京朝阳公园逛书市时，竟然以五元定价在冷摊购得其《野芳集》。巧合的是，此书的出版时间与黄裳的《花步集》是同一年。更惊奇的是，此书系苏晨的签名本，上书“天来兄教正，苏晨”，钤白文方印“苏晨印信”。由此看来，无论是写信人，还是受信人，我和他们都算是有缘。
2020年4月11日于京城之西坝河左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