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阿瑟 归来的牛虻
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最初是作为革命者的自我修养教科书而进入中国翻译家视野的。
革命文学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在祖国各处转战，戎马倥偬，不废阅读。营地的篝火旁，他“看书入了迷，火舌窜过来也不知道”。这本书，就是从营政委那里借来的《牛虻》，让他“拿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好奇的战友们分享了这本书。听保尔念完，包括团长亚历山大·普济列夫斯基在内，“有几分钟谁也不做声”，因为“大家都沉浸在对牛虻牺牲的悲哀中”。牛虻为追求理想而迸发出的英雄气概，深深地打动了这群战士。不妨说，阅读这本书成了队伍的一处流动课堂。后来，保尔身受重伤却连呻吟一声都不愿意，“他为什么如此刚毅呢？”见习医生妮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得到的回答是：“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带着对这些情节的向往，李俍民先生四处搜寻并最终翻译了伏尼契的这部作品，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这是《牛虻》的第一个中译本，一纸风行，到1979年为止，销量已达100多万册。有中学生“用青春的热情轮流读过它”，而且亦是“围坐在篝火旁”；它的万千读者也曾经“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向上的力量”。外国小说《牛虻》把课堂也开到了中国，还成为刘心武名作《班主任》中最重要的符码，进入了中国的当代文学现场。
《牛虻》讲述了一个“归来者”的故事，而“归来”的前提，则是“出走”。
阿瑟·伯顿是“伦敦—来亨伯顿父子轮船公司”老当家膝下最小的儿子，上面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感情上并不亲近，两位哥哥倒也没有亏待弟弟，不短缺他的花销，不干预他的个人事务。在大学求学期间，阿瑟视蒙塔奈里神父为精神导师，几至无话不谈，包括自己参加意大利青年党的革命行动也未加隐瞒。青年人的这份事业让蒙塔奈里忧心不已。不久他升任主教，怀着百般不舍离开了阿瑟。继任者卡尔迪神父十分和善，很快赢得了阿瑟的信任。阿瑟在一次忏悔仪式上，也向卡尔迪倾诉了自己参与革命行动的事实。心上人琴玛与革命同志博拉来往，让阿瑟暗生妒忌，带着一种羞愧，阿瑟把这件心灵隐秘一起告解给了卡尔迪。
大错就此酿成。卡尔迪是密探，阿瑟锒铛入狱。他在监狱里坚不吐实，后来被释放。但他却没能消除误会：同志们都认为是他的叛卖使得革命者们纷纷被捕，琴玛的一记耳光让他万念俱灰。然而，打击还没有结束。愤怒的兄嫂认为他令伯顿家的高贵门第蒙羞，把一桩陈年往事又摆在他的面前：原来，他是母亲和蒙塔奈里神父的私生子。这爆炸性的真相彻底动摇了他的信仰：“自己，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这帮奴性十足的虚伪的人们，为了这些没有灵魂的泥塑木雕的偶像——才受了这许多煎熬：羞辱、磨难、绝望，把他折腾够了。”阿瑟选择了“出走”，登上一艘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远洋轮船，偷渡出境，一去13年。
在伏尼契写作的年代，像美洲新大陆、澳大利亚这些遥远、神秘、普通人难以抵达的海外之地，似乎经常能够给主人公带来命运的转机。比如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里匹普的人生起伏：他一度受益于在国外发财的逃犯兼恩主，被浮华世界迷住了双眼；黄粱一梦之后，他自己也去了海外，11年后衣锦还乡，找回了失落的良知。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背景下，这种空间想象的原因一目了然。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诗和远方”。
但《牛虻》跟《远大前程》有所区别。等主人公从新大陆“归来”，阿瑟·伯顿已经变成了费利切·里瓦雷斯，瘸了一条腿，满身伤疤，没人能认得出。在这层外表之下的牛虻，也不再是笃信宗教、忧郁敏感的大学生，而是坚定的革命者。此后，在一次武装斗争中遭叛徒出卖而牺牲。
阿瑟的“出走”，是彻底的“出走”；那个“归来者”，则是牛虻而不是阿瑟。
只有这样考虑问题，才能解释这部小说中一处意味深长的“漏洞”，那便是卡尔迪这一人物设置。如果没有卡尔迪的告密，阿瑟就不可能与他的同志们一起被捕，就不可能挨到琴玛的一记耳光，也不可能得知自己的身世，并因此浪迹天涯。显然，正是卡尔迪这个人粉碎了阿瑟置身其中的、温情脉脉的生活世界。奇怪的是，他从此在小说中消失了。他去了哪里？小说没有任何交代。牛虻“归来”，把主要的怒火对准了蒙塔奈里，甚至有时候弄得琴玛都很难堪，却唯独不曾提起卡尔迪。深仇大恨，不共戴天，牛虻何以对卡尔迪这般宽大为怀呢？
如果把牛虻的一生切分为两个段落，卡尔迪即是那把剪刀，他的功能恰在于把青年阿瑟的亲情、爱情、友情之线，一齐斩断。一个“新人”，一个孤零零的个体由此诞生了。虽非有意，但正是卡尔迪让青年阿瑟转变为革命者牛虻。小说告诉读者，经过这一层“脱嵌”的手续，方才造就一个坚毅果决的革命者。
此刻，蒙塔奈里的存在就太不合时宜了。因为在“归来”的牛虻这里，他一端连着扭曲的亲情，一端连着自己业已告别的旧世界，而那个世界对“新人”牛虻构成了某种惘惘的威胁。试想一下，如果蒙塔奈里只是阿瑟的朋友或乡亲，《牛虻》的故事性还会这么充沛吗？没错，他是父亲，也是旧秩序的象征，二者同样重要，他的父亲形象里缠绕着过往的一切。
于是，纠结的父子关系，成为小说最有张力的地方。真正在牛虻心中挥之不去的，不是琴玛，而是“那位红衣主教”。牛虻急于“出走”的旧世界，是由他的律法所规定的。“出走”的意义，就在这里。不用多说，无数革命者也都曾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出家庭——那个家庭是属于“父亲”的，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他们奔赴的方向，是自由的、向上的、崭新的世界，在那里，青涩的年轻人终将百炼成钢，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看一看藏身船底，航向未知远方的阿瑟吧：“尽管耗子闹个不停，尽管船在摇晃，尽管油脂的哈喇味叫人恶心，尽管心里在发愁明天恐怕要晕船，他的眼皮却已经撑不开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就好比那些神明，昨天还是他膜拜的对象，如今早成了威风扫地的打碎的偶像，根本已经都不在他的心上了。”这种难以言喻的解脱感，为告别旧我的高觉慧共享。巴金笔下的《家》里，这个热血青年也是乘船“出走”的——“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
2006年，话剧版《牛虻》在上海演出。这是一部历经7年打磨的戏剧作品，创作过程中，编剧刘永来反复叩问自己“《牛虻》的精神内核是什么，现实意义何在，如何与当今观众进行沟通”，最后确定了“人的选择”这一主题。牛虻在生命和信仰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他在枪声中倒下、留下最后的小诗“不管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观众潸然泪下，掌声雷动。脱离旧家庭、斩断旧世界，主人公对于信仰、爱情、亲情的抉择贯穿小说，不仅启发、激励了革命年代的青年人，也因其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