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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80后女作家对拉美传统的“发现” 迷宫中的幽灵
来源:北京晚报 | 董晨  2021年03月29日08:05

作为一位年轻、敏锐且对写作有着清醒自觉的墨西哥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在她的首部长篇小说《没有重量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已经展现出了老到的创作技巧,特别是在繁密结构、直率书写与神秘光晕之间周游往复的迷人能力。

在这部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作品中,路易塞利讲述了三段故事:一位女性小说家在温和琐屑的家庭生活中创作一部追忆青年时代的作品;多年前,旅居纽约的她执着于出版墨西哥诗人希尔韦托·欧文的诗集,并为此不惜使用欺骗的手段;又是多年前,婚姻失败的诗人欧文客居费城,他在白内障的折磨中逐渐失明。

路易塞利在这部富于实验性的作品中,自然而决绝地将故事发展的连续时空彻底切碎,反复迁跃的叙事视角营造出了天然的迷梦感。关于家庭生活的段落是这场迷梦中最接近浅醒的部分,中中(“不大不小的中等男孩”)与他意外到来的妹妹占据了母亲的白昼与工作台。“我”写道:“长篇小说需要长久的呼吸。小说家希望这样。”“我有个还是婴儿的女儿和一个中中。他们不让我呼吸。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也必须是——呼吸很短促的。只有很少的空气。”事实上,《没有重量的人》就是一部呼吸短促的作品,对细密短句的青睐塑造了整部小说的独特风味,快速变化的视角令人目不暇接,绵延连贯的小说内容总会被中中千奇百怪的问题反复打断。

然而,与许多更为“写实”的作者不同,路易塞利并没有过多抱怨与渲染家庭生活对创作的挤压——虽然一些轻盈的剪影已能将这一庞然大物揭示清明,相反,她克制精准的书写向读者暗示了日常与写作之间的微妙互动。例如,“我”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一部安静的小说,以免吵醒孩子们”,这般陈说一方面将写作的时刻与劳碌、细碎而天真的生活分割开来,形成了苦涩的距离感,另一方面也不失为一种对笔下青年岁月的自觉认识,在更多故事展开之前埋下了情绪的基调。

中中曾问“我”,“你的书是讲什么的”?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是一本关于鬼魂的书。”但这些鬼魂却未必死去了,他们只会隐没下来,并不时在人群中浮现。出版希尔韦托·欧文诗集的故事是《没有重量的人》的文本质心,这是一段巧妙、动荡而充满诡计的回忆。作为一名独居纽约的青年译者,“我”的身边环布着兜售盗版旧书的书贩、居无定所的酒吧歌手、沉默寡言的哲学系学生以及保守的文学编辑,他们面孔清晰而又时隐时现,“我”与他们的结识与分离往往有着不同版本的回忆。

在整部小说篇幅最长的段落中,“我”偶然发现了一封墨西哥诗人欧文的书信,在它的指引下,“我”来到了欧文昔日居住的公寓,“当我看到欧文天台上的那棵死去的小树时,我感到自己必须得把它带回家,照顾它。”“我”与欧文建立起了宿命般的联系。然而,缺乏名气的欧文并不能引起编辑的兴趣,为了出版他的诗集,我与书贩一道伪造了祖科夫斯基翻译欧文的手稿,前者的声名带来了后者被发掘的机会——当然,与现实中类似的故事相同,“我们”作伪的手段十分粗糙,却在细枝末节处过分精致。在路易塞利的叙述下,几乎从发现书信的那天起,欧文的鬼魂就徘徊在“我”的身旁,“我”照顾着他死去的植物,阅读着他的作品,收藏着他的肖像,甚至使用他的名字作为假名。这些繁密而精致的叙事捆扎着跨越时空的纽带,对“欧文”的执着与追逐仿佛一台窥镜手术,深入到“我”的灵魂内部,并偶然可以看到一些更为深远的东西。

欧文本人的视角讲出了《没有重量的人》中最为神秘的一段故事。一名叫霍默的盲人将欧文视为鬼魂(如同纽约的“我”一样),同时,这位被病痛折磨的诗人也在逐渐失去视力。与病痛和失败婚姻同时到来的还有公寓中的三只猫——当然,在路易塞利的狡黠叙述下,我们不能确定它们是活生生的动物,还是鬼魂一般的象征体——欧文用酒来款待它们,仿佛在款待自己剩余的死亡次数,他与霍默一同提出了关于死亡的有趣的观点:“生命里当然有很多次死亡。大多数人都没感觉到。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死去。”或许在这一理论下,路易塞利笔下的幽灵,有着更活泼的生命。

这部小说三段故事的交替跳跃构造了足够复杂的文学空间,不同人的声音交替响起,并一次又一次地制造着回声。细碎的段落如同一面被切割开来的镜子,映照出了难以计数的繁复幻象。在同一段故事中,《没有重量的人》也时常展现出时间轴上的循环。当然,在阅读时,比起复原故事的来龙去脉,随着作者的意识自在飘荡或许反能得到更为完整的景象。同时,路易塞利还在有意地将一些相似的段落比邻放置,比如,“我”的丈夫前往费城工作与欧文移居费城的情节形成了诡计般的互文。我们几乎可以相信,她在刻意降低文本的速度,让读者在真实、欺骗、幻觉与申辩的摩擦之间,感到更多的难以明言的光与电。

作为一名背靠着拉丁美洲文学传统,又有着更为广阔文学资源的青年作者,路易塞利在《没有重量的人》中,有意无意地展现着她对前代作家奇妙的使命感。正如“我”对欧文的发现与痴迷一般,众多拉美作家的名字点缀在这部小说的不同角落,但与欧文诗集最初的境遇相似,小说中的文学编辑缺乏对这些待发现的拉美作家的信任与耐心。路易塞利还特别设计了一个有趣的情境:欧文被自己的前妻邀请去参加诗歌工作坊,说着“国际化波哥大口音”的她在演讲“诗歌、身份的溶解、侨民特性,忘了还有什么克里奥尔玩意”之后,饶有兴味地介绍了自己的前夫——在对身份认识的戏谑表达中,也隐含着不可忽视的文化讽刺。

《没有重量的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部作品本身的一则精妙比喻。路易塞利写道,“一部紧实的、多孔的小说。像婴儿的心脏。”这是一部关于文学、身份和幽灵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多次读到对庞德著名诗作《在地铁车站》的引述与回应。对路易塞利而言,游走于真实与虚构间的人物,正是人群中涌现的面孔,他们是现实、回忆,也是幽灵,在文本的迷宫中,他们制造了足够迷人的风景。